时与势：重新理解杜威与中国的“相遇”.pdf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2023年第2期/总第18期Vol.5，No.2，2023时与势：重新理解杜威与中国的“相遇”刘 幸摘要：杜威对中国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19年杜威到访中国时，中国社会内部一些特殊的历史状况。首先，因中日间航线的缘由，杜威从上海进入中国。胡适在上海势力有限，这使江苏省教育会从一开始就深度介入杜威访华行程。其次，江苏省教育会自身的理论诉求、改革主张与杜威高度呼应，并且为杜威一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中国，杜威的教育理论也主要是通过江苏省教育会传播开去的。最后，同一时期，中国报刊业发展迅速，同人期刊的勃发，更是为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这些历史条件共同促成了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关键词：杜威访华；胡适；江苏省教育会；同人期刊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3）02-0175-061919年，杜威及其教育理念与中国“相遇”，从此开始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览世界教育史，教育学学者往往和其本国、本民族的教育发展关系最深，而能够对遥远的另一国的教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者，大概除了曾影响过日本明治以降教育的裴斯泰洛齐外，就鲜有匹敌者了。a近些年，对于杜威来华的研究持续推进，或者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或者更加充分地论证了杜威对中国教育各方面的具体影响。但这些研究多停留在事实层面的举证，而无法更好地解释杜威的影响何以如此之大。本文立足杜威抵华后所身处的具体时代环境，并试图考察这些时代环境的因素如何与杜威中国之行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杜威与中国教育的特殊渊源，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杜威何以在中国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一、上海：杜威进入中国的窗口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乘船抵达上海。关于这个日期，还有一段逸事，由于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里将杜威夫妇的抵沪时间误记为5月1日，所以，引发了日后学界一系列的考订工作，最终才将准确日期确定下来。但是，很少有学者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杜威来华的第一站是上海？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杜威来华新见史料的整理与研究”（EOA220549）。作者简介：刘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a 日浜田栄夫編著：日本近代教育，玉川大学出版部2009年版，第142160頁。175杜威在神户搭乘的邮轮“熊本丸”于1901年下水。这艘邮轮曾长年被日本海军征召，服役于日本横须贺与佐世保镇守府a，后被改造为民用。1918年10月26日，排水量2873吨的“熊本丸”正式开启了它往返于神户与上海（经日本门司港）之间的客轮航线。换言之，当杜威夫妇搭乘“熊本丸”时，它是一艘服役仅仅半年的崭新邮轮。当时，往返中日两国的航线主要就是上海或山东路线。b而时值“一战”结束不久，日本和德国刚刚才在山东打了一场仗，而且从日本海事史的资料来看，到1919年为止，仍发生了多次日本轮船被德国鱼雷炸毁的事件。c从上述前提来看，当时唯一适合杜威的航线只能是这条上海航线了。有趣的是，两年之后，当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从门司登船，与杜威的行程几乎完全一致。d众所周知，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弟子胡适很早就为杜威的中国之行进行筹备。实际上，胡适自1917年回国后，基本都活跃在北京，在上海并没有太大势力。因此，当杜威真正来华之时，胡适需要提前动身从北京南下，到上海筹备迎接活动，并且他很需要借重于上海当地人士，这就使江苏省教育会成为接待杜威来华的第一站，而时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的蒋梦麟，恰好是胡适在哥大的同学。1919年5月3日胡适致蔡元培信中记载：“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陶e与我三人，在码头迎接他们，送入沧州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演讲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演讲的导言。今天（三日）、明天（四日）他有两次演讲。五日他去杭州游玩，蒋梦麟陪去。浙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先生，昨日来迎。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演讲。回上海后，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在彼约有两星期的勾留。大约三星期后，即来北京。”f胡适的这一设想基本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从一开始就以一个现代大城市的面貌映入杜威眼帘。杜威在中国期间写的第一封家书，开篇就写道：“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将上海和底特律、密歇根比较了一番，除了这儿没有那么多的烟囱之外，就描述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了。这意味着，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g相较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当时工商繁盛、东西文化高度交融，无疑最能体现中国开放和包容的风气了。h而且，上海这个地方既拥有江苏省教育会这样强有力的教育社团，也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报刊媒体。随后，这些因素都对杜威在华的影响产生了直接作用。二、学术社团：杜威在华的另一重制度保障杜威在中国的第一场演讲是5月3日面向上海听众所讲的平民主义的教育，而负责操a 镇守府（），是日本海军于1876年创设的军事机关之一，主要发挥军事基地的功能，负责辖区内的防备、所属舰艇的指挥、补给、征兵、训练等。日本境内曾有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四所镇守府。b 日松浦章：長崎丸上海丸時代日中汽船航路新時代，或問 2020年第38号。c 日脇村義太郎、山縣昌夫監修：近代日本海事年表，成山堂書店2003年版，第128頁。d 日芥川龍之介著：支那游記，改造社1925年版，第1頁。e 此处的“陶”系陶行知。f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第358頁。g 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著，刘幸译：杜威家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3頁。h 劉建輝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近代体験，講談社2000年版，第151頁。教育史研究 2023 2 176办这次演讲的就是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1905年，是在晚清风起云涌的结社浪潮中涌现的一家著名的地方性教育社团，其主事者张謇、唐文治等，或财力雄厚、富甲一方，或持重望于学界，而具体经办人，如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余日章等，正值壮年，操持、管理社团的能力很强。尤其进入民国以来，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江苏省教育会在江苏省内的影响日益凸显，甚至遍及全国。尤为重要的是，江苏省教育会地处中国东南，这一区域不仅风气最为开放，而且较早注重国际往来。1914年10月9日，江苏省教育会设立“交际部”，负责联系各方人士，其中就包括省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新教教会系统以及一些世俗系统的外籍人士。自1912年以来，江苏省教育会介入或组织了多次海外教育考察，例如，19131914年，俞子夷赴美，与陈容、郭秉文汇合考察欧美教育；1915年，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炎培随团考察实业及教育；等等。清末民初的中国教育基本模仿日本体系，但又借日本学者的著述，引入了赫尔巴特等欧美教育家的思想学说。江苏省教育会很早便意识到日本思想多是浅陋的二手货，因此急于想要跨过日本这一媒介，直接引入欧美教育思想。早在1913年，黄炎培就撰写了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书，呼吁以新的教育理念改善教育、加强实验、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等。a当然，黄炎培的这个所谓“实用主义”距离杜威的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中掺杂了很多黄炎培本人发挥的成分。b不过，当时，他可谓是走在时代之前列。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苏省教育会不只是为杜威提供了在上海的一个落脚之地，这个社团本身的理论追求和现实诉求，就与杜威高度契合。因此，社团中人对杜威的教育理论很快展现出共鸣。经亨颐1919年5月2日的日记云：“胡适之在省教育会演说实验主义亦为动学说之一义，可助我心得。”c黄炎培在同年6月8日的日记中记下：“博士提倡自动，甚善，其如我国教育程度尚不够何！”d可以说，杜威在中国最早的“知音”几乎都在江苏省教育会。更为重要的是，1919年6月，杜威北上讲学，实际上远不如预期的顺利。时值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职，北大陷入动荡，教授遭遇欠薪，杜威主讲的课程“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时开时停，这既波及了杜威，也让胡适陷入被动。e1919年6月22日，胡适曾致信蔡元培，表示教育部之中相对亲近杜威的袁希涛袁也是江苏省教育会之人因学生运动而去职后，杜威的薪金毫无着落，“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杜威夫妇”。“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f实际上，蒋梦麟很早便有北大将因五四运动而被北洋政府解散之虞，因此曾在5月致信胡适：“加仑比亚已允给假，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a 徐佳贵：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史林 2021年第3期。b 刘幸：杜威与鲁迅：一段隐而未彰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2年第7期。c 经亨颐著：经亨颐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524页。d 黄炎培著：黄炎培日记第二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e 刘幸、施克灿：在保守与激进之间：论杜威在华的角色转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年第2期。f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第452页。时与势：重新理解杜威与中国的“相遇”177募集之。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a6月，蒋梦麟在信中表示：“杜威留中国，其俸已由省教育会担保。任之与弟又要做和尚募化万余金。将来预备在沪开演讲大会。”b概而言之，当杜威因为薪金问题陷入困境的时候，是社团力量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并为胡适提供了腾挪转移的空间。6月，江苏省教育会最先表态，愿意担保杜威在华薪金。而后，在尚志学会与新学会的协助下，杜威的生活才安顿下来，他在中国的长期讲学才变得可能。c杜威本人对此是清楚的。1919年8月1日，杜威向哥大友人布什（Wendell Bush）表示：“我的讲课费会由谁来赞助，目前仍不清楚。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些旨在推动现代教育的中国社团，他们承诺如果大学的形势还不稳定，会给我提供一份工资。”d这里所指的中国社团就是江苏省教育会。这一现象给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如果从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办学开始算起，大学确实在人类教育史上有着近千年的辉煌历史。尤其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各国政府对大学的高强度投入，大学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生产和集散地，也让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入其彀中”。e今天学界在回顾杜威来华时，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几所大学。f然而，这是以后来人的眼光打量历史。在历史上，大学并不完全占有垄断性的地位。社团，或曰学会，其实是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力量。除了前述江苏省教育会之外，范源廉所主办的尚志学会早在1909年就开始运作，它不仅办出了北京第一所私立学校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还开办了尚志医院，并编译“尚志学会丛书”数十种，影响不可小觑。实际上，大学的经费多赖拨款，一旦政局动荡，大学极易陷入困境，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1921年3月13日胡适致信范源廉，更曾哀叹，“现在中国政府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各部的收入都成了各部的私产”g，却不会交付教育部。相反，如江苏省教育会、尚志学会一类的社团组织，往往因其头面人物稳固的社会关系，反而能够吸纳到巨额财富，以资助教育事业稳步地维系下去。除了各所大学以外，这些社团或学会实际上为杜威在华期间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另一重制度保障。而这类社团对杜威在华期间的影响，绝不限于对杜威酬劳单纯的经济保障，更直接影响到杜威本人的学理阐释。事实上，杜威在北京的演讲多由胡适策划，但胡适的着力点并不在教育议题上。胡适或者希望杜威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上讲出一些新话题，或者希望他能提供一份完整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或者希望他能将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阐释得更全面。胡适的这ab 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111页。c 北大毕竟是最早邀约杜威的机构，胡适或许不愿意将大权完全转交给南方，故而才愿意让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介入其中。实际上，胡适与其背后的梁启超、范源廉等人的关系颇为暧昧。一方面，同一时期胡适和梁启超因墨子研究而颇为亲近，胡适对范源廉也颇为“敬爱”；但另一方面，双方的政治立场还是有差异的。详见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第332、452453、458459页。d LarryHickman.TheCorrespondenceofJohnDewey,Charlottesville:InteLex,2002，No.05019.e GlenJones,PatriciaMcCarney,MichaelSkolnik（ed.）.CreatingKnowledge,StrengtheningNations:TheChangingRoleofHigherEducatio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5,p.82.f 周洪宇、李永：五四时期杜威访华与南京高师的关系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刘幸、李泽微：杜威来华讲学与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奠基，教育史研究 2021年第1期。g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第452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178些想法其实均和教育议题离得很远。a相反，在华期间，杜威对教育问题的核心阐释和广泛传播，主要集中于他在南方讲学的时段，这当中显然有江苏省教育会的影响。杜威的讲演内容在北方集中于政治哲学，在南方则集中于教育学，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南北分野，这一点过去较少受到关注。b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杜威的认识和理解主要集中在“教育家”这个身份上，这种印象其实并非由胡适缔造，主要是南方的社团群体促成的。三、现代报刊：杜威教育理论在华的主要传播渠道杜威在华期间，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他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报刊界的宠儿，其讲义往往长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类报纸杂志上，这使他的教育学说能够跃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直抵一般民众。1919年4月，新教育第1卷第3期出版，作为“杜威专号”，具体介绍了杜威在哲学、教育学和其他各相关领域的思想主张。这是一期非常早的、全面介绍杜威的杂志。更值得一提的是，新教育实际上就是江苏省教育会支持的。c从江苏省教育会延伸出去的社交网络其实更为广阔。据现有研究来看，江苏省教育会的干事，如包公毅、庄俞等，早就已经在上海时报馆、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就职。这些人在各大媒体担任要职，带来的一个核心好处是，杜威的演讲稿往往能够以原文的形式，整版地出现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之中，由此，广大读者不仅知晓有一位美国教育家访华，还能够直接领略他的思想风采。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难得。例如，1919年5月4日的申报，就全面介绍了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的首场讲座的内容，并强调现代科学与民主教育需要同时得到发扬；次日的申报又将杜威的第二场演讲作了详细报道，介绍了杜威的平民教育旨在让孩子能够充分应对社会上的种种现实问题。除此以外，新青年 新教育等当时对广大青年有巨大影响的杂志多不计篇幅，全面刊载杜威的演讲，这对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杜威本人对此是很有感触的，1921年7月，在动身回国时，杜威甚至和家人开玩笑：“我是多不愿意离开一个将教育学授课都能当成新闻来采访的国家啊。”d一个很有趣的比照是，尽管杜威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官方邀请，日本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进行得非常充分，但杜威的演说内容从来没有向日本一般民众公开，而仅仅局限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小圈子。这就使同时期杜威在日本的影响非常有限。两相对比，杜威在华期间的讲义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各类报刊上，还迅速集结成册、出版发行。晨报社1920年出版的杜威五a 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近代史研究 2020年第4期。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的吴俊升曾表示，胡适并不太看重教育系的研究。详见吴俊升著：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页。b 2023年1月15日，笔者受邀参加北京大学季剑青副教授主讲的学术报告“杜威与五四时期的中国”，这一思路乃是从季剑青副教授的报告中获得启发，不敢掠美，谨记于此。c 新教育的主办团体为中华新教育社。这个成立于1918年的社团冠名“中华”，其背后的支持团体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教社。但是，由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委托张謇代理该社团，所以其余机构的代表就几乎都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会员。因此，这个“中华新教育社”实际上就是由江苏省教育会承包的，而1919年2月该会推出新教育杂志时，其主要编纂人蒋梦麟就是该会理事。该会是要借“中华”之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因此，当新教育推出“杜威专号”时，实质上仍旧是江苏省教育会对杜威支持和重视的一个表现。d LarryHickman.TheCorrespondenceofJohnDewey,Charlottesville:InteLex,2002，No.03964.时与势：重新理解杜威与中国的“相遇”179大讲演，到1921年杜威离开北京时已经发行了10版之多。1920年4月22日，杜威致信同事科斯（John Coss）时曾表示：“胡适和其他几个人非常想要将中国的大学现代化，这不仅意味着要寻觅师资，还意味着要有一些成熟的教材。他非常希望我能开一个课，阐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这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一学科的基本标准。中国最大的出版商最近在和我商议，扩充翻译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针对哲学。”a这里所谈及的最大的出版商，其实就是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其实当时胡适还有更为庞大的学术规划。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似乎最终并未落实，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当时杜威和这类出版机构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在杜威来华之时，正是中国现代报刊业在北洋政府治下迎来的一段黄金发展时期，而且，同人期刊也在五四运动前后迎来其第一次发展高潮。b这类由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学术观念、社会追求的知识分子，创办、编辑、发行的同人期刊，往往有其鲜明的办刊主旨，也有一种不完全屈服于市场的独立追求，因此，它们往往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阵地，其中最鲜明的代表就是新青年。杜威长篇累牍的讲义原稿，如果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报刊环境中，恐怕并不算是特别好的新闻素材，唯有在同人期刊的支持下，才能和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例如，仅仅在杜威首次演讲后三天，1919年5月6日，时在中华大学附中任教的恽代英就致信胡适：“听说先生此次迎接Dewey，要同他从湖北走过，不知能否同到弊校，一齐有所赐教？此间同学能够新、能够动的，比较以前多得很了。”c恽代英不仅知晓杜威来华的消息，而且很准确地知道杜威的理论在于“新”和“动”，这当然有赖于当时的报纸杂志。杜威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绝不只是依靠面向有限的现场听众演讲，更有赖于现代报刊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的传播力。没有人能够怀疑杜威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因素交织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历史的时与势，推动着杜威与中国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首先，因为“一战”后的国际时局，杜威从上海进入中国。上海开放、包容的特质为传播杜威的理论提供了空间，江苏省教育会的鼎力支持更是使杜威在中国遇到了他的第一批“知音”。其次，胡适的筹备和谋划固然是杜威在华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南方势力的介入，当时的中国学界对杜威的理论“诠释”没有定于一尊，而是在南北方的张力中，将对杜威理论的诠释空间最大限度地拓展开来，这就使时人可以从教育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维度去理解杜威，从而为杜威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受众。最后，当时中国方兴未艾的同人期刊，为传播杜威的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媒介渠道，使他的理论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的普通读者。可以说，如果欠缺了这些历史因果链条中的任何一环，杜威在中国所呈现的面貌都有可能大不相同。（责任编辑：李 洁）（英文摘要转第184页）a LarryHickman.TheCorrespondenceofJohnDewey,Charlottesville：InteLex,2002,No.04884.b 刘忠：同人期刊的知识谱系及文学史评价，学术研究 2013年第2期。c 恽代英著：恽代英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180育学校变革的内在理论及动因，指出国家政策导向下学校变革的价值重心发生了由效率优先到关注公平、由机会公平到区域优质均衡、由提高学业质量到关怀学生的转移，并在对走向“集团化办学”的集体变革、中心辐射式的“草根化”变革、“新生代”学校的自主变革这三种变革类型的个案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之后，深刻反思了学校的变革路径，认为内涵发展是学校自主探索的必然走向，开发协同是学校深度变革的重要保证，学生立场是学校变革的应然追求。在“民间自主实验”部分，本书以典型学校个案为代表，呈现了以单科教学改革推动学校整体变革、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校综合变革、专家引领下的学校集团式变革三类学校变革实验，归纳出这三类变革型实验具有的四个共同特征：都是中国化教育思想的自主创生，都由实践者从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建构，变革行动都是自发自觉且持续改进的，都注重合作共享和多方共赢。无论是对实践工作者还是对理论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宝贵的案例介绍与特征总结。综上所述，本书是一部结构系统严密而新巧、内容丰富细致而研究视角多样广大、论述科学客观且观点深刻又引人深思的恢宏之作。全书不仅全面系统、多维立体地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校现代化变革的本土探索之路，也反映了黄书光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的深厚教育史研究功底和优良的学术素养，以及为未来学校变革谋发展的使命担当。相信这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著作会给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都带来影响、震撼、启迪，乃至感召，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和学校改革实践领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责任编辑：苏丹兰）（接第 180 页）Time and Chance:Re-understanding Deweys Visit to ChinaLiu XingAbstract:John Dewe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education due to complex condition in China when he visited China in 1919.Dewey entered China from Shanghai because it was the only option.Hu Shis limited influence in Shanghai made Jiangsu Education Association deeply involved in Deweys vis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ose theoretical demand and reform ideas echoed with Dewey and provided guarantee for the visit.The Association also helped to spread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During the same period,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ess and coterie magazine also provided unique platform for the spread.Key words:Deweys visit to China;Hu Shi;Jiangsu Education Association;coterie magazineAbout the author:Liu Xing is a lecturer from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教育史研究 2023 2 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