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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孙昌武内容摘要：唐代“古文运动”是文体、文风、文学语言全面革新的“运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对其性质、内容、成就、历史意义与影响进行综合研究。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及其成就的集大成者，专著韩愈散文艺术论和论文韩愈的儒学与文学等将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入探讨。编注四个韩愈作品选本（两个中型的，两个普及性的，其中包含数篇关于韩愈的长篇综合评述，对所选作品有详细思想与艺术成就的分析）。这些论著讨论了有关唐代“古文”理论与创作中重大的、有些是长期争执不决的课题：“古文运动”的“儒学复古”与唐代儒学的新变（特别是啖助、赵匡、陆质“新春秋学”）的关系；“儒学复古”和文体“复古”的关系（不同于主张“文体复古”与反佛兴儒思潮相表里的一般传统看法）；“古文”创作对诸传统写作文体（碑志、书序等）的影响、现代意义的文学“散文”的艺术创新与成就；韩愈倡导“文以明道”，文、道兼重；古文家们反对、批判六朝骈文雕绣藻绘的文风而创作实践实则能够积极吸收包括六朝骈文的艺术创作成果，骈、散兼行，体现对秦汉以来的散文艺术遗产采取取精用弘、广取博收而又勇于创新的恢宏精神与辩证态度，从而创造中国文学散文艺术发展的一大高峰。关键词：传统写作文体；文学散文；“文以明道”；骈散间行；集大成研究柳宗元离不开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愈。作为柳宗元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成果；韩愈则是柳宗元的知交和诤友，两个人不仅交往密切，而且在诗文创作、文学理论建树方面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又曾就思想理论方面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而且这些争论又是唐代思想文化领域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样，随着我对柳宗元研究逐步深入，也就自然地把工作对象扩展到“古文运动”和韩愈。后来关于“古文运动”写了一部书，关于韩愈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本专门探讨他的散文艺术的写作技巧的书，还做了几个选本。其中两个选本前面有长篇序言，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研究韩愈的心得。回到南开大学后，笔者相继发表了几篇讨论唐代“古文”和韩愈的文章。讨论唐代骈文研究第六辑“古文”和“古文运动的”的有：唐人如何对待辞赋韩、柳以前的“古文”论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唐代“古文运动”浅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篇读元结文札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给本科生开设一门选修课“唐代古文运动”，其时我甫入大学教书，备课十分认真，写了相当详细的讲义，经过补充、修订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书稿，交给天津百花出版社，于 年出版。顺利出版这部书，和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柳宗元评传有关系。柳宗元评传被国家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社出版，又得到国内外好评，一方面，这在相当意义上证明了作者的研究水准和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我自知多年隔离在学术圈之外，学术上知见少，水平低，不能不做出更大努力。所以我回到南开，仍然无暇他顾地勤奋读书。在营口的时候看不到多少书，而南开的图书馆、资料室里一片书海，我日夜苦读。我认真翻阅了全唐文，以前没读过的重要唐代作家别集也仔细阅读了。开“唐代古文运动”这门选修课对我的阅读和研究又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曾编选一本唐人有关“古文”论述的集子作为课程讲义。当时讲义还是手工刻钢板油印。这本讲义由系办公室宋先生刻写，漂亮的宋体字，印制出来十分美观、大方如艺术品。如今还留有一本，睹物思人，十分感念他的辛苦。我研读全唐文和唐人文集，对“古文运动”的形成、发展，对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家倡导“古文”，批判雕绣藻绘、骈四俪六的骈文活动的发展情形，以及其间批判、继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得出了新的认识。记得是在 年，本系罗宗强教授提议系里唐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同仁合力编写一部关于盛唐文化的书，参与的几位同仁曾在他府上认真商议过，每个人还拟定了自己的选题。不过当时还是“文革”过后，学校正在“拨乱反正”，兴废补阙，大家都很忙，这件事最后也就无疾而终了。而分配给我写的关于盛唐散文一章倒是写成了。起初题名盛唐文盛论，后来觉得这样的题目不够确切，又有点笼统，更名为前面提到的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这里顺便提一句，改革开放后长春创刊社会科学战线，是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篇幅最大的社会科学杂志，每期厚厚的三百多页，在当时的学术界广有影响，对于振兴“文革”其间遭受重创的学术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之前的 年我还曾在这个刊物（第期）上发表过一篇当代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管窥长文。来南开后我开始阅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觉得成果丰硕，许多论著见解独到，值得借鉴。当时大学图书馆馆际借阅方便，我通过校图书馆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不少日本学者的著作，记得有社会科学辑刊 年第 期。文学评论编辑部编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古典文学专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社会科学战线 年第 期。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西北大学中文系主办唐代文学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社会科学战线 年第 期。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入谷仙介教授的王维研究等；我还专程到北京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遂写成上述文章，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情况和个人的心得。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发现参考消息上刊载了我的文章的摘录，显然编者是把它看成“外面”的人写的了。另外前面提到的读元结文札记，还有略论诗与禅（年第 期）也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我和这个刊物的编辑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当时还算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早期，在这个刊物发表文章、与编辑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对于我是很大的帮助和鼓舞。在系里教授过“唐代古文运动”的课，又有了写作、发表几篇相关研究文字的基础，教学方面又有实际需要，遂根据讲义整理，出版了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一书。这部书正文八章，前有序章，后有结语，附有引用书目，缀以后记。题目分别是：序章：“古文”的含义与渊源；第一章：“古文运动”的社会与文学背景；第二章：文体革新的兴起；第三章：“古文运动”的发展；第四章：“古文运动”前期的理论主张；第五章：韩愈；第六章：柳宗元；第七章：“古文”创作的全面繁荣；第八章：“古文运动”在晚唐的延续；结语：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经验。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论述“古文运动”比较全面的专著。如前面介绍柳宗元研究所表明的，我对文学现象与具体作家的研究十分注重他们活动的社会和思想环境，即把他们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和论述。同样，这部书的第一章就是讲“古文运动”形成与发展的社会与思想背景的。社会背景方面，我概略描述了唐前期国运繁荣兴盛的物质基础，又特别强调当时统治集团中庶族文人力量上升，从中培养出一批“文章之士”；反映阶级关系的这种新变化，则社会上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成为风气，这就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提出了要求。相关联地在思想层面，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章句之学受到批判，提倡“一家独断”的学风，论学讲求通经致用，这就大为扩展了文人们的思想境界。在这样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中，内容庸腐空疏、表达严重形式化、格式化的骈文已完全不适应现实需求，散体单行的“古文”遂盛行起来，应这样的趋势，写作和提倡“古文”成为“运动”得以顺利开展，至韩、柳形成高潮。如此联系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来考察、说明“古文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与上面有关社会和思想背景的分析相联系，我验之历史实际，指出“古文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中唐时期韩、柳等几个人的成就与功绩。第一章探讨唐代“古文运动”的渊源，我指出唐人提倡“古文”远承先秦、盛汉以来许多人包括北朝宇文泰、南朝裴子野、后来的颜之推、王通、李谔等人革新文体的尝试，唐朝创建伊始更不断有人出来号召并在实践上做出努力。书里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从贞观年间魏徵、唐初陈子昂到后来被视为“古文运动”先驱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的创作成就；还较详细地探索、介绍了这些人的有关理论主张：他们已经有相当明确的尊儒重道观念；强调文骈文研究第六辑 章写作要起到理邦家、平祸乱、弘道德的教化作用；并从不同角度对六朝骈文的颓靡文风提出批评；在写作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亦有意识地改变六朝以来的“浮艳”“烦杂”文风，解散文体，体现出鲜明的革新倾向。如陈子昂的政论文字直言无隐、慷慨陈词，行文疏朴近古；而如元结的山水记则实开柳宗元山水记一体散文的先河。“古文运动”一般被定性为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我的书里则强调其另一方面内容与贡献，即推进了古典散文的发展，提出到发展唐代“古文”，中国文学的散文体制才算真正成熟、定型了。这样把一般的文章写作和文学散文创作区分开来，也是把“古文运动”革正文体的成就和发展文学散文的贡献与意义区分开来加以探讨，是关于“古文运动”的研究与评价中前人没有做过的。后来我研究古典散文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再后来我为古典文学知识写专栏，讲到“古文”，曾借用鲁迅所说唐代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论断，说唐人的“古文”才算是真正的文学散文。如此区分作为文体的“古文”和文学散文的“古文”，提供了研究“古文运动”的新思路，无论对于文体学还是散文史研究都有所促进。又按传统见解，主张“古文运动”与反佛相表里，这主要是依据历代大力张扬韩愈辟佛的贡献得出的传统结论。我全面地考察陈子昂和后来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所谓“古文运动”“先驱者”的作品，发现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大体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渠道接受过佛教影响，写过宣扬佛教的文字。例如李华曾为天台宗祖庭写作台州乾元国清寺碑，又作左溪玄朗碑，左溪玄朗是天台宗八祖；梁肃则从天台七祖荆溪湛然学习天台教观，得其心要，写有天台法门议等文章，并删定摩诃止观，都成为天台宗的重要教典。他们接受佛教影响一方面和唐代佛教发展鼎盛局面有关系，特别是又处在朝廷执行“三教”并重的环境下，文人们不能不接受习染；另一方面东汉以来佛典大量传译，许多已成为文人的必读书，这些经典阐发的思想观念有许多对于文人来说是有价值而又新颖的内容，它们作为外语译文在文体、语法、修辞、词汇等方面又具有创新意义，早已对中土人士写作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在第一章论述“古文运动”形成背景时就用相当篇幅介绍了佛典翻译盛况，把它看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滋养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因素和新动力。我后来一直关注这个课题，写过几篇文章如佛典与中国古典散文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等。探讨、论述“古文运动”必然会涉及韩、柳关系以及对两个人贡献、功过的评价。这些问题在柳宗元传论里已经着重谈论过，在这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和另外一些文章里又多有论及。历史上传统看法一般是扬韩抑柳的。这主要是基于儒家立场，视韩愈为张扬儒道的功臣，而柳宗元则多有悖于“圣人”。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反对尊孔读经文学遗产 年第 期。文学评论 年第 期。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的潮流兴起，韩愈又作为政治上保守的儒家代表人物被批判，柳宗元则被积极地评价为革新政治家和进步思想家。我的看法则把他们二人放在中唐时期的历史背景中，认为他们同属新进庶族阶层的知识精英，同样具有积极变革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主张，只是在政治态度与实践活动中有激进和保守的不同，对待儒家思想体系有注重传统和采取批判分析态度的不同。这些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关于“天命”、关于修史、关于佛教等论题进行针锋相对论争所写的作品之中；相对而言，柳宗元的思想显然更进步，更具有积极意义，也更有理论价值，而韩愈的思想观念虽然总体上显得消极、保守，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评价起来要就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他们的争执并无碍他们两人的友谊，而且从总体看，他们同身处当时反对朝廷昏庸、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环境中，他们的创作也都汇入当时社会积极变革的潮流之中，而且他们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乃是这一潮流的一个构成部分。从客观角度讲，他们就当时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进行的论争，共同推进了相关论题的辨析、促进了一代思想理论的发展，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当说，他们共同对于中唐时期思想、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我的这一持平看法，得到中外学界许多同道的认可。囿于我当时的写作水平，又限于作为教材的体例，这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做成了一部概述的“通论”，从总体看内容还是比较浅薄的，特别是涉及具体作家的论述多无新意。但如上所述，其中对有些历史现象和理论问题的论述还是有所创获的。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来说，柳宗元研究与韩愈研究是密切相关联、相互促进的。我回到南开大学后不久曾写了两篇论韩愈的文章：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论韩愈的儒学和文学。前一篇是应邀急就章，后一篇还是写得相当用心的。其中一方面具体分析了韩愈的儒家思想影响其文学创作包含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层面，不可混同视之；另一方面又指出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相关联而又相区别，创作的作品并不是全面、直接地反映他的思想，作品作为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有其本身的内容。这样辩证地梳理、厘清韩愈的儒家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对于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他是有意义的。研究柳宗元，探讨他与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关系，实际是探讨他与作为当时统治意识形态儒学的关系。而韩愈历来被看作儒家代表人物，并认为他倡导“古文”与反佛兴儒相为表里。他的原道被认为是宣扬儒术的经典名文，在其中他构筑了一个由尧、舜、禹、汤到孔、孟的传道体系，他则自诩是这个统绪当之无愧的真正传人，探讨他与儒家的关系就是阐明他的思想与行事，包括他从事文学活动及其评价的重要课题。写后一篇文章就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尝试。辽宁师学院学报 年第 期。文学评论编辑部编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三辑古典文学专号。骈文研究第六辑 我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注释韩愈选集。这部选本是该社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的一种。按丛书例，前面要有一个全面介绍选集作者韩愈的前言。后来陕西师范大学阎琦教授做韩昌黎文集注释，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命我作序，也写了一篇长序。再以后，我受约作“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韩愈选集，也要求写一篇长两万字的导论。这三篇长文内容大体相同，集中地阐述了我对韩愈的总体看法和评价，下面举例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韩愈选集前言。文章六个段落。第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为人”：简述韩愈生平，论述韩愈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业绩，认为他是唐代这一中国历史发展中“中古”到“近世”转折时期的文化伟人。第二“一身二任 儒与官”：分析韩愈作为卓越的儒家思想家与庸俗官僚的双重性格，分析这双重性格在其思想与创作中的表现。第三“裂文与道为两物”，这是朱熹批评韩愈的话，借来论述韩愈从事文学创作能够超越儒家思想的羁束，继承、发扬先秦以来优秀文学传统，创造出卓越的文学成果。第四“起八代之衰与取八代之髓”，这也是借用清人论唐人“古文”的说法，指出韩愈倡导“古文”被颂扬为“起八代之衰”实则是“取八代之髓”才得以成功的，这也是肯定唐代的诗文革新实则是批判地吸收六朝文学的艺术成果。第五、第六分别是“以文为诗”和“学奇于韩愈”，论述韩愈诗的散文化和诗文创作“尚奇”风格。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韩愈在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矛盾性格，在此基础上论述他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杰出成就，肯定他在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我自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辩证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对韩愈思想与创作的评价是全面、公允的，虽然字数有限，但是对于推进韩愈研究是有价值的。我写柳宗元传论，有关传主的文学创作成就写得比较简略，特别是关于柳宗元的诗文写作艺术更涉笔较少。这从全书划分章节的篇幅上就可以看出来。出版后许多人包括知近友人和一般读者都曾提出意见。给文学家作传，疏略其创作的艺术成就，包括具体风格特征、写作技巧等等确实是有很大的缺欠；而且我长时期研读以及教授文学作品所得经验，相当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艺术、语言技巧对于整体表达起着重要乃至关键的作用，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受到的思想内容教益与感受其形式美的熏陶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认识、把握作品的艺术表现层面的成就对于全面理解、评价作家、作品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切身经验，就是要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写作技巧、艺术风格加以认识、领会并从理论上加以解说，没有相当的艺术修养、审美经验，没有对众多作家、作品艺术成就的丰富知识是难以做得好的。而学界长时期评价作家、作品往往片面地理解，教条地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被视为经典的观念，在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于作家、作品的艺术表现与技巧层面不同程度上显得疏略。这样，写作柳宗元传论时我有意补足在这方面的缺欠，也是想对端正文学批评方法和标准作出努力，遂用心在研究、说明韩愈文章艺术表现上下了一番功夫，先是写了论韩 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愈散文的艺术成就等文章。然而意犹未足，进而立意写一本专门讨论韩愈散文艺术的著作。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乃至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应当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前人在理论层面论述、阐发得相对充分，认识也较明晰，艺术表现、语言技巧层面则做得较疏略，也较笼统。如前指出，这也是多年来研究古典文学具有普遍倾向的具体体现。我在研究中牢记这一点，一篇篇仔细研读韩愈的文章，特别注重发掘、分析、阐释其写作艺术和语言技巧。同时又注意联系散文史上与他同时代乃至前代、后世的作家、作品，在比较中分析其立意谋篇、情节结构，语法修辞、语汇声韵等具体写作技巧的运用，在此基础上总括韩愈散文写作艺术的规律，揭示其特征，显现其优长，力求避免分析古代作家写作艺术普遍存在的公式化、程式化弊端，引导读者在阅读中真切领会韩愈散文艺术表现和技巧的创新与优美，从而在加深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中，又得到艺术美的熏陶。就这样，凝聚自己多年研习韩愈散文这方面的心得，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韩愈散文艺术论书稿。这部书在我到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执教前已完成初稿，到任后得到大学主持文学部的伊藤正文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减少我的任课时间，得以在半年内即第二年春把书稿修订完成，托北京外国语大学来日本进修的教师侯侠捎回国内，交南开大学出版社，顺利地于我回国前的 年 月出版。我自己对这部单薄的小书韩愈散文艺术论十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写这部书确实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且这种专门研究某个古代作家散文艺术技巧的专书在当时还没有见到过；另一方面这些年不断有青年学者当面或间接表示需要这部书。比如 年我访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友人倪豪士教授的一位研究生就曾告诉我，她为了写博士论文曾四处搜求这部书作参考，写作中颇受教益，国内也不断有些人问起这部书。这部书序言后记之外共八章。第一章：“文以明道”卫道重“文”；第二章：传道明理 兴功用世。这两章讲韩愈的“古文”理论。“文以明道”是韩愈在早年论文争臣论里提出的。这也是文学发展史中第一次提出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一般讲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文以载道”。这实际是个论述唐、宋诗文革新的笼统提法，实则“明道”与“载道”有重大区别。“文以明道”是说用“文”来明“道”，“文”与“道”两个概念并列，二者并重。因而韩愈又曾不断说过“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之类的话。朱熹曾批评他“裂道与文以为二物”，也是看到了这一点。这种观念显然是与把“文”单纯看作“载道”工具的观念不同。“文以载道”进一步发展则是“因文见道”以至“道胜言文”，就完全忽略“文”的作用了。韩愈又说“文所以明理”。“道”本来也是一种“理”，但还只是一种儒家的“理”，并不是全部的“理”，更不等于“理”。“明理”比“明道”内容上开阔多了。又“文以明道”的“道”实指“圣人之道”，作为口号更为清晰明确，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更有号召力；再用“明理”加以补充，而这“理”又包含“经世济时”的内容，骈文研究第六辑 主张为文有益于世用，因而韩愈提出的指导“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的内容则具有强调写作的现实性的要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革新文体”和“改革文风”。书里“革新文体”的“文体”概念实则包含两个有联系又分属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行文体制，有散体单行的“古文”与骈文之别，再一个是论、说、书、序、碑、传等各种作文体裁，这又关系到作为文学创作的散文文体了。写作实践上，韩愈对于这两个层面的革新都取得重大成绩。就前一个层面说，他在理论上对“绘绣雕琢”的“程式”之文抨击不余遗力，但又主张作文要“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和谐”，也不排斥“诡怪之言，时俗之好”，积极汲取六朝骈文写作艺术的长处，辩证地处理好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创作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古文”；就后一方面说，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论、说、书、序、碑、传等实际是传统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把写作这类实用文章作为艺术创作，赋予它们美学性格与价值而使其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把古典散文艺术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改革文风”题目下，则分析了韩愈文风主“雄奇”的理论主张及其成功的实践，特别指出韩愈诗文雄健的笔力来自“集义所生”，即充实以正大的内容，从而在表达上能够“气盛言宜”，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怪怪奇奇”。如此写作则求精深而不浮薄，求新变而不板滞，求辞采而不枯淡，遂造成奇突不凡、耸动心魄的艺术效果。接下来的第五、六两章分析韩文写作技巧。写作艺术技巧高妙才能够博得读者赏爱，才能够达到表达的效果。可是具体文字“高”在哪里？“妙”在何处？却不容易看出来、说清楚。因而这两章也是全书书写中颇费周章又难以令人满意的部分。作品在艺术上本是浑然一体，脱离整体、分解为枝枝节节来解说不可能令人真正认识长处，得其要领。我是勉为其难，把写作技巧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章的基本写作方法：议论、记叙、描写、抒情；另一部分讲具体技巧：立意、结构、讽刺、比喻，这属于写作方法范畴。在论述中举出典型作品为实例加以分析，又注意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指出韩愈运用这些方法有什么特异成功之处。例如讲描写，就分析韩愈作文如何善于借鉴、利用传奇、诗歌的描写笔法，使文字更形象、更有趣味；讲结构，则细致举出具体作品做例子，分析其开头如何善于“蓄势”，多用“孤起”，造成雄肆逼人、意态不凡的效果；其结尾如何运用“秃笔”“荡笔”，让人读后一唱三叹、耐人寻味，等等。明清以来多有人对韩文作点评，其中不少是冬烘先生的鄙陋之谈，但又确有精到之处。我讲韩愈散文的写作艺术，对点评中的精彩部分，如作品结构如何转折提顿，造句如何酌量长短抑扬，置字如何斟酌稳妥轻重，都多所借鉴。吴文治先生编辑韩愈资料汇编四册，中华书局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一种出版，其中相当全面地收录古人对韩愈具体文章写法的点评，给我分析作品的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提供了方便。如上所述，写韩愈散文艺术论这部书，是怀着弥补我以前写作柳宗元传论等论作对于作家、作品艺术成就探讨、分析的缺欠之意，扩大而言之，又是有意改变古典文学 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研究中单纯强调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表达的偏颇。在写作过程中，我对韩愈散文一篇篇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让我对韩愈写作艺术的成就有了更具体、亲切的认识，也提高了我对作品艺术层面的欣赏和研究水平，这对于我后来选注韩愈作品，对作品写作方法、艺术技巧、风格特征的分析与解说大有助益。下面将讲到我后来做了四个韩愈诗文选本，其中对韩愈写作艺术的分析和讲评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我做的四本韩愈诗文选注中的两个中型选本：一本名韩愈选注，本来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古代作家选本的一种（后来这套书定名为“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于 年出版，繁体字竖排平装；年又出版了简体字横排精装本，这套书另标注为“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丛书，后来多次印刷。同名、同类型的另一种选本是袁行霈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一种，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另外两种是小型普及选本：一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里的韩愈诗文选评，于 年出版，年曾重排出版新的版本；另一种是傅璇琮主编的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里的同名选本，三秦出版社于 年出版。除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部普及本，其他三部书都取评注体例，即对原文作仔细校订，较详细地加以注释并附点评；两部中型选本的每篇作品还附有前人的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部中型选本韩愈选注是何满子先生亲自来南开大学约的稿。何先生是名作家，当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他早有大名，“文革”后写了不少文笔犀利的杂文，结集出版，喧闻海内。他住在学校宾馆，通过同事鲁德才先生来找我约稿。我知道做好这种选本的艰难，一再谦辞，他一再劝请。文坛先辈嘱托，不好推托，于是便接受了。后来他经常和我联系，惠赠我新著，出书后涉及稿酬还出面和社里关说。如今已成故人，令人悼念不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那本普及本是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当时的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约稿的。他提出这套丛书编写体例以作家生平为主线，伴随讲述生平穿插介绍、讲解作品，以求对所介绍的作家、作品得出更全面、更生动的印象并提升书的可读性。这是一种颇富创意的做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那本名头很大，属于“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据说是国家领导人提议做的。前来约稿时我还是一再推托。一方面因为年事已长，想利用有限余生做点自己平生有兴趣而未完成的事；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做起来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那部规模、体例相同，难免重复；还有一点，觉得自己没有承担这种“政治任务”的工作水平。但来电话约稿的人说了不少客气话，特别是说到袁先生让她传达一定请孙先生支持，让她多作关说云云；又说与以前做的选本重复没有关系，整套丛书很多部约稿都有类似情况。因为涉及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部书的版权问题，我还是小心从事，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熟识的刘赛先生写信询问意见，刘先生回信说可以谅解，没有问题。这样我就答应了。可是不久后刘先生又来信说版权问题还是应当注意。大概先前的答复是他骈文研究第六辑 个人的想法，后来提的是社里的意见。这样我后来做起来就得特别注意选篇不能重复太多，注释、评论等在表述上也有意多做变化，是很费一番思量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部中型选本韩愈选注初版印了八千本。后来的简体字版在书的前面的出版说明中说，这套选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首批有周汝昌先生的杨万里选集和朱东润先生的陆游选集；“文革”后恢复出版了王汝弼、聂石樵、周振甫、陈新、杜维沫、王水照诸先生选注的白居易、杜甫、李商隐、欧阳修、苏轼等人的选集，渐成丛书规模，从而定名为“古典文学名家丛书”；此后王达津、郁贤皓、孙昌武等先生先后参与到作者队伍中来。这样，我就被列名在当代一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之中了，内心不免欣幸，但不免又感到忐忑。后出的简体字精装本第一次印了两千一百册，以后不断加印多次，显然卖得很好。作韩愈诗文选注，我是十分认真的。与柳河东集的情况不同，宋代以来从事编校、注释韩愈集子的人很多，留下的本子也多。作选注本当然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一查验、参考，但主要版本及今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应当尽可能利用的。例如关系韩文的，我多参考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童第德韩愈文选和韩集校诠、罗联添韩愈研究等；韩诗则多利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陈迩冬韩愈诗选等；版本以东雅堂本为底本，也使用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又设法找来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淳熙元年临安刻本参校。首先做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部韩愈选集。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韩愈，选篇体裁力求全面，诗涵盖古、近、五、七、杂言各体，文则论说、碑志、书序、记传、哀祭各体；选篇则选取历来被认为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准俱佳的篇章，也选了思想性有某种缺陷但写作有特色、艺术上可取的作品，如文选了应科目时与人书潮州刺史谢上表等，诗选了永贞行南山诗等。这也是我后来做另三种选本的一贯做法。这也可说是我在选篇上的一点创意，意在给读者提供一些一般韩愈作品选本里不见的作品。做几种选本，注释部分参考前人注本，尽可能做得简明、精确，特别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注释所谓“事典”和“语典”力求解释简洁、清楚，并在必要处注明出处；另一方面诗文中难解句子疏通文句，释以现代汉语，以求达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效果。评注部分则一方面精选前人评点意见作参考，但更着重阐述个人研究心得，内容则求真切，特别是力求清晰地揭示每篇作品写作艺术的长处，包括写作技巧的细节。比如对于“文”，也考察行文的音调高下、句子短长造成的行文气势的不同；“诗”则讨论到具体的诗制、声韵的利用及其作用等。“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那套书完成书稿后需要经过专家组评审。由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阎琦（陕西师范大学）、吴在庆（厦门大学）三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全书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认真评审，他们都表示满意并给予高度评价。述学：“古文运动”和韩愈研究我关于唐代“古文”与“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的研究大体是同步进行的。这三个课题本来是密切关联的。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的活动是“古文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对韩愈、柳宗元的“点”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古文运动”的“面”的研究不断细致与深入；而对“古文运动”的深入探讨又给研究韩愈、柳宗元的个案提供了全面、坚实的基础。这样，三个课题的研究相互促进，各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相互参照、借鉴，推动各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并取得成绩。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领会到：历史现象的研究需要专、精。做面上的、宏观的课题，应避免笼统、空疏，做具体的、微观的课题视野不能逼窄、琐细；具体个案的研究必须顾及相关的广阔历史背景；做宏观课题研究则必须有对于“个案”深入、细致的了解作为基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内容和方法当然不同，但不论从事哪一类型的研究，研究者必须掌握宏观、微观两方面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具有两方面的视野和观点，得出的结论方能真切可靠，有说服力。作者简介：孙昌武，年生，辽宁营口人，南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宗教文化，著有柳宗元传论韩愈散文艺术论禅思与诗情中国佛教文化史（五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