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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竞争与互助

周建人
 “生存竞争”即旧译所谓“争存”，输入还在戊戌政变以前。其时的读书人不但心以为然，而且还用作催促革新的方便，所以争存说非常风行。到后来，革新与复旧两俱失败，国人略略自己觉到劣点了，于是对于争存生出恐怖。只有恐怖而不肯努力，于是又变了怨恨，甚且至于怨恨到达尔文，说他提倡争存，便是这回大战的引子。
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出版本在一九○年。欧战时候，协约国要鼓吹协力，盛行翻印，佘波也流到中国——先前的少数人的介绍。是别一事——才都知道天下有互助这件事。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沦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下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现在，欧战大略已完，中国却并未得救，牢牢记着中国在协约国之内的人，便又对互助说抱了疑心，露出慨叹了。
其实，自然界中的生物，生活方法原不一律：同一蜂类中，有合群的蜜蜂，也有不合群的蜾赢，或者生活极其活泼，或者极其简单。各样的生活，只是要有生活的机会，而且能繁殖他们的子孙，所以如何适于生存，他们便如何生活。这并非用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可以评论功罪的事。
生物究竟如何生活、如何进化?我们应该向自然中去寻，因为进化论不是书卷上的学问。书上所说“生存竞争”与“互助”，也不是著作者私自造作的教条，教人应该如何模仿生活。却是在自然界中研究过许多生物的生活状况，然后得到的一个解释。这解释的当否，只有生在自然中的生物，可以证明，也并非用了“想当然”便可以评论是非的事。
何况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与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说，本来并不背驰，也不见有所冲突，自然更无所谓驳倒与否了。
这缘故极易了然：就是达尔文所研究的是物种何以繁变，归结到生存竞争；克鲁巴特金所研究的是何法最利于生存竞争，归结到互助。
我们试略看两人的学说，就更明白了。
物种起源的问题，在希腊哲学家也早说起。直到达尔文少年时代，物种说还有二派：一派是林那(liune)学说，说各种生物本来各自化生，并非由别种转变；一派是赖马克(Lamarck)学说，说物种能受外缘的影响而起变化，生物又能将从外缘得来的变化遗传下去，于是愈变愈著，愈与外缘适宜，各种物类无不如此变成。达尔文到南美洲，目睹地层中化石形状，和Galapogos Arohipalago岛上生物分布状况，便发生极大的感想，知道生物逐步变迁，并非千古如一。他后来又见园艺家培养动植物，凡留种时候，必将好种拣起，使他再出；如是代代选择，果实大的便愈大，花美的也愈美厂。他又见家鸽中，有尾羽较多一支的，使与同一的雌鸽相配，那生产的雏鸽，尾羽竟有多出二支或三支的了。因此他深信生物具有变化的性质。这变化性以能遗传后代。若将起了变化的种类选择起来，自然愈变愈显，能够成一新样的物种，——这便是培养下动植物变种的由来，
生物在培养下既如此，在自然中当然也该有变化性和遗传性了。他们能够变出新种，也便是因为在变化性和遗传性上再加选择的作用。但人为的选择物种，是在合用，自然中的选择作用却不同。自然中的选择作用，只是适于生存者当选!
自然何以有选择?便因为自然中有生存竞争。生存竞争这意见，也不始于达尔文，以前的毕封(Buffon)等早已说过了。达尔文于一八三八年间渎了马勒赛司(Malthus)的《人口论》，受了极大的影响，眼见得生物的生殖数，要比能生活的数日多，可知他们虽然各求生存，但其中的一部分不免死亡。只有适宜的能够存活，这便是生存竞争。但生存竞争的事，又并非如现在论客所意料，是自相残杀，或强食弱肉，只是各各挣扎性命，希图生存。竞争的结果，能适合环境的便得存活，——便是优胜。所以达尔文《物种起源》上说：“我须说明，我用生存竞争这名词，是广大的，比喻的，包括彼此的依赖；而且包括(最重要)不特个体的生存，又在后代的成立。”又说：“如两个食肉动物在饥馑时候，固可以说彼此因为求食而起竞争。但如有一株植物，生在沙漠近傍，可以说他对于旱叹争生存。一株植物生了数千的子，其中一株长大起来，可以说他和密被地上的同类和异类的物种有竞争。”又说：“槲寄生是依赖鸟类传布种子的，他们的生存所以依靠着鸟。倘使鸟类喜吃他的果实，比别种果实更喜欢，因此传布他的种子也多，便可以说槲寄生和别种果树有竞争了，”由此看来，可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范围本极广大。生物生活一日，即不免有一日广大范围的竞争。罗曼尼司(Romanes)更明白解释说：“生存竞争这名词，应该知道他的意义所指，不但是同种类中同时期的个体争生存，其实也集合一起，争他们种族的永久。”生物生存的要因，既在适于自然，则“自然选择”这话，便与斯宾塞所谓“最适者生存”无异。所以达尔文也说：“我称自然选择，便是最适者生存。”物类许多变种都由这理由而来。例如生存寒地的动物，皮毛何以独厚?便因为抵抗寒冷，皮毛薄者即不适于生存。惟有皮毛厚的，生存机会可以较多，所以独得存留。传到后代，依样抵抗，适的生存，不适的淘汰，于是寒地的动物的毛皮，便与热地的不同了。又如牛何以有角呢?便因为当初的牛虽本无角，以常受别种野兽的攻击。群中头部强大、体力强壮的，生活机会便比其余的多。若使有牛，头上有发育未全的角，则他的生活的机会自然更多。不但自身生存，又能繁衍他的子孙。不适的渐渐灭亡，以至后代依样竞争，于是自然而然只剩了头上有角的牛了。而且生理上又有发达相称的原理，一部既有不同，别部也起相应的变化，因此全体的形状，便都与从前不同了。诸如此类，便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生存竞争的来由，也便是使物种变化的缘故。达尔文一部《物种起源》，即用了自然选择说，来说明白然界中千变万化的物类，如何由一个祖先变化而来的理由。但其结果，欲对于生物如何存活这问题?也下了一点解释。
达尔文对于生物如何存活这个问题，解答是生物经过生存竞争之后，只有最适于生存的才能够存活。至于怎样的才是最适者，却并无说明。克鲁巴特金便对此下解答，说最适者便是能互助者。《互助论》中明白说：“我们若用间接的证明，去问自然，——谁是最 适者：这些继续战斗的呢，还是互相维持的呢?我们可以即刻看出，这些动物有互助的习性的，是最适者无疑。”一部《互助论》，便是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而且动物愈进步，互助的范围也愈广大。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至于动物里面，不合群的也很多。据克鲁巴特金的意见，便是动物之所以离群独生，是环境有以使然。例如印度甘蔗田多，以及欧洲制糖厂多的地方，离群独生的蜜蜂很多。蜜蜂本是富于社交性的昆虫，现在因遇境便利上，使他们变为独立的生活了。但此种生活，能力总不及合群的强，所以将来总要受自然选择而淘汰。
合群的生活，何以便是最适于生存?《互助论》上没有细说。现在从生物学方面讲，便因为合群生活合于生活的经济的缘故。各种生物，生活上都有一种经济的相互关系，个体的生活和种族的生活，都是如此。寄生物的变为简单，也就因为生理上的便利。但生物中愈发育的种类，他们的生活愈复杂，生活上不能一一迁就环境，即不能不设法来应付。有如蜜蜂、蚂蚁之类，生活既不如蚱蜢、蟋蟀的春生秋死，遗卵土中，待明年再发，便不能不营过冬的巢穴、贮藏粮食了。他们生活既然复杂，也便不能不协力合作了。所以这宗合群的生活，便“少费能力而得极大的公益”，显然是适于生存的一个条件，——是极经济的事情。
《互助论》所引的事实，虽然全是动物，但我们在植物界里，也能发见这情况。人都知道禾本科、莎草科等植物，在地上分布最广，种类也极多，最高等的菊类，更不必说了。这宗植物的花，都有聚集一处的趋势，菊科的花，合许多小花，变成“头状”。这样生法，在生活上便有极大的便利，因为植物的根叶等是营养用的，生殖部分是消费的。倘使菊类的一个头状中所集合的多数小花各各离生，而且颜色仍须照旧美丽，即不免每朵花外，须有几片极美而且大的花瓣。此外更须很长的花梗，更大的花萼，消费便增多了。现在他将许多花朵集在一处，花极小，极简单，可以减少许多消耗，然而美丽和作用却并不减少，在生活上极其便宜，也极其经济。
照上文看来，可以知道生存竞争与互助，本只是生物现象的一事的两面，或后者是前者的较为绵密的说明；而且因为有互助，却愈足证明生物界有竞争。达尔文自己也曾举出许多互助的事例，中国的杂志、日报都介绍过他。但几个祖述他的进化论者如赫胥黎等，往往侧重竞争，收小范围，去讲个体竞争的事，这是克鲁巴特金所弹射的。
现在生物学的研究更加精密了。达尔文以自然选择说，于说明物种的起源有些不足；互助说也是一样，于说明最适者有些不足了。但也还不失为见到生物现象的一方面。现在知道生物的变化——因有变化，所以有进化——便起于生物自己。因为他自具变化的性质，所以虽在同一境况之下也能自生变种，并非逐渐而来。且这变种，又非都变复杂，或者反失掉他们祖先原有的性质的一部分(Retrogressive Mutation)，一方面，又能受环境的影响。美国妥惠(Tower)曾在实验室中改造环境，培养甲虫，后来仔虫便发生变化，与原种不同。而且这变种的后代，能保持他所变化的形状。至于自然的境界中，使生物发生变化的要素(Factor)如何，却正与生物自起变化的内部要素如何这问题相同，至今不能解析明白。
但因为环境不同，生物自身又有变化的性质，所以物类的生活极不一致。只要如何适于生存，他便如何生活。动物界里有秩序井然合群的蜜蜂、蚂蚁，也有散生的蜜蜂，有退化到极简单的条虫、肝蛭。只要有生活的机会，他们都能发育、繁衍他们的子孙。这生活状况愈不一致，便是生活的门路愈广大。若离开生物界，照人意判断，就所谓积极的一方面肿生活说，则必生物愈进化，他们的生活便愈活动，与环境的抵抗也愈多，到独力不济的时候，便自然而然的发生合群协力的必要。例如许多鸟类，平时虽然散处，一到迁徙时节，便要合成大群了。
因此合群这——种习性，也只是起于生活上的必要。倘使生活上并无此种需要，他们即不必都营合群生活。就令本身是合群的物类，到一新境遇，适于散处，也要离群独生。此后如境遇不变，也便能长久存在。
生物的遗传上，各种的物类，既自具固有的性质，则同种的物类，性质自然相近。这便是——遇必要时候，容易合群的动机。例如相同的分子，结起晶来，自然容易聚成一定形状的晶体。但他们虽因为遗传相似，易于合群，而最重要的原因，却还在生活上的必要。在这时候，便是本不同种，也就有互相维持的了。
克鲁巴特金虽假定散生的蜜蜂将来不免死灭，但如最近学说，生物能依环境的要素而起变化，Ng也就仍有生存的希望，必须固执不变，才会灭亡。所以互助固然利于生存，但也只是利于生存的一条件。
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所以中国论者之所谓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这——类话，实在陷于谬误，生物界现象极纷岐，关系也很错杂，合群的生物因为习性相同，成为大群，抵抗力因而增强。虽然是利，但习性相同，食物嗜好也就相同。据达尔文的意思，此中却又埋伏着生存竞争了，候鸟迁徙的时候虽然合成大群，但胸部狭小、翅羽不强的，就容易遇到危险，中途坠死。也就是互助之中，仍行着生存竞争了。所以，互助说并不能打破进化论。而克鲁巴特金的本意，也不在打破进化论。
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至于各有上述的不足，则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巴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至于中国论者的恐怖与怀疑，是在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
(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