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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成公关费 跟项目吃喝拉撒都能报销2006年04月28日 08:15:04 来源：人民网/市场报科技投入长期不足，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限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全用在刀刃上，有些却成了某些科研人员的致富手段，只要跟着项目，吃喝拉撒都能在课题组报销。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莫说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要大打折扣，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又会有多少人被诱入歧途？争抢课题 科研经费成“公关费” “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本太高了！而且还在不断加大。”山东一位科研人员对记者说。科研经费花到哪儿去了？为了争取经费而开展的公关活动已花掉一块，出差、买车、鉴定成果又花很大一块，真正用在买资料、配备设备仪器等的比例并不大。 记者发现，现在课题申请难度越来越大，竞争非常激烈。山东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争取项目有很多潜规则，要看关系。有关系的，项目设计得不好，也能上；没有关系，课题再好，也不容易上。项目需要跑，我的一个同事到北京跑项目时，到一部委看他们办公条件很差，马上掏钱帮人家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课题自然就到手了。” 中国科协2003年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调查发现，有14的人认为在项目申请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有507的人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申请课题困难”。在访谈中，一些学者说，我们不怕平等竞争，但是现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些科研领域成为某些权威或领导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小圈子”。只有进入“小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而外围的科研人员，或者只能得到一些子课题，或者得到一些资助力度很小的冷僻课题，或者根本就什么也得不到。 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的科研机构都要依靠争取来的科研项目经费，才能维持运转，而本周期内成果的水平又为下一周期争取课题和经费奠定基础。过度竞争和竞争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相当数量的课题组及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课题申请环节。来自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科研经费中真正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四成左右。 不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反映，为了获得生存机会，必须努力去争取项目，这背后有很多文章：有关系的动用关系，没有关系的“创造”关系。有些课题负责人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不断地争取项目，成为社会活动家，科研工作无暇顾及，争取下来的项目让自己的学生或朋友来做，自己则成了“项目老板”。政府配置科研资源权力太大 国情催生科研老板2006年03月10日 08:22 来源：中国青年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今天说，中国式科研国情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人员待遇和项目挂钩日益催生了科学界一个全新的职业：“科研老板”。 黄尚廉说，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研变成了经营，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奔忙于申请项目。 他说，这些人中有国内培养起来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相当年轻，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最多也就是40多岁，他们曾经在科研第一线做出过成绩，可现在他们不再亲自搞科研，他们获得了各种国家级的头衔和荣誉，有一些还成了“863”计划和“973”计划的专家。他们被提拔到一些科研部门的领导岗位，逐步脱离了科研第一线，成为“科研老板”，经常“飞来飞去”，荣誉和头衔成了他们进行公关的必要工具。 黄尚廉说，这些人通过不同渠道积累了各种关系，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大把大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他们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包，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同事，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学生，然后又把承包项目单位的成果集中到自己的头上，成为拿到更多更大项目的资本。“即便承包的项目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大的研究成果，对这些人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管理松散。” 对于这种“新职业”的诞生，黄尚廉很无奈，“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准确地说这些人的存在和做法是好还是坏”。 他说，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这些原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好好钻研，能出大成果的科研工作者，这么年轻就放弃了科研，而把精力转移到项目公关上，实在很可惜，“他们的存在让项目申请不公正，不透明。可另一方面，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他们的存在也让部分项目最终能够进行下去。” 同样感到无奈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家骏委员，“很多博导、教授正在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把通过关系拉来的项目，给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做，出了成果自己署名，两边都不耽误。”“我敢说，给这样的人布置一篇论文，哭爹喊娘可能都弄不出来，他们早已没有这样的心思和精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是某研究所所长，他表示：“这样的人在单位往往还比较吃香，没有他们，很多项目的确无法拉来，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黄尚廉委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凡是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拨款、督察、验收、评价、审计等工作，分别由相关科技管理部门、财政部、责任专家、国家法定计量测试部门、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以及国家审计局组织实施。” 他解释说，凡是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应该聘请德高望重的国内外同行专家参与。专家们按照立项要求，独立地对项目提出评审意见，并实行无记名投票。专家在受聘期间，不得申报涉及这个项目的相关研究课题，以杜绝专家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弊端。 在科研经费上，重大项目一旦立项，财政部直接将研究经费分阶段拨给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聘请责任专家督察，专家应当经常到研究现场调查进展情况，写出评估报告，专家应对评估报告的正确性负法律责任。财政部根据报告情况，作出继续拨款或者减少甚至停止拨款的决定。 项目最终完成后，根据项目性质，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组织同行专家进行最终评估。另外，在国家层次的奖励类别上，逐步过渡到只保留几个最高奖项，其他奖项全部取消。（记者 李健）路甬祥：中科院没有“科研老板”的土壤新华网北京月日电（记者仇琳俞铮）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日在北京明确表示，中国科学院不赞成“科研老板”，中科院没有“科研老板”的土壤。对于严重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甚至违背法律与政策的行为，一定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依法处理。 由于项目审批权过于集中于某些部门，再加上一些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人员待遇和项目挂钩，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科研老板”。他们把科研变成了经营，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奔忙于申请项目。 “对于科研老板，我们科学院历来都是反对的，不赞成的，不提倡的。”路甬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他承认，“科研老板”的现象很可能在某些领域存在个别少数。“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院是没有土壤，没有法理依据的。” “我们所提倡的是领衔的科学家，要为科技创新项目作出实质性、关键性的贡献。”他说。 路甬祥说，中国学术界应共同培育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倡导高尚的科学道德风范，创造严谨、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领衔的科学家和老一辈科学家应指导、帮助、支持青年科学家，不能支持极少数人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不合理地占有科技资源，采取分包的办法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而自己并无实际上关键性的科研成果。 他表示，要杜绝“科研老板”的现象，首先要从管理入手，使管理更科学、更民主、更透明。同时要从文化建设、舆论监督、科研团体内部的民主监督建设入手，让“科研老板”没有市场，受到科学界内部、社会舆论的谴责。 路甬祥说，科学界部分人的浮躁有着深刻社会根源。制度的不规范，不透明，科研评价机制不科学，资源短缺，配置方式不合理，过度竞争引发。要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政府、舆论各方面都要进行深刻思考。 路甬祥指出，大学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以来，学生参与科研的机会减少，存在一些导师不是为了充分激发学生潜能，而是为了完成项目，把学生当成“科研”打工者。 他说，高等教育应该重视学生个性发展，保护开发他们的好奇心，以人为本，发挥主动性。应让学生在就学期间参与科研，培育他们科学创新的潜能。 路甬祥说，在不久前在京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把培养造就创新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只有创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充分激发青年的创造潜能，才能培养出有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共同倡导发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完）跑“部”“钱”进背后有腐败来源： 半月谈2005年第24期杨毅军 前不久，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谈到加强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表示，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很多问题就此产生。 各地的驻京办在向部委争项目、要资金的过程中，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钱”字。李金华对此做了形象的比喻，“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为了得到上级更多的项目资金支持，有的地方出台特别的“跑部钱进”政策。据说个别地方规定，对于向上争取的资金，主办者可以按“四六”甚至“五五”和“倒四六”的比例支出（提取）活动经费，如果一个基层官员到中央或省里争取到100万元的资金，他就可以支出40万元60万元的活动经费。 出现跑“部”“钱”进的现象，自然与有些地方政府不在自身发展上下功夫，而企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额外资源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部委官员手握自由裁量权，给驻京办留下了“向上攻官”活动的空间。 在权力远未退出市场的社会转型期，有些政府部门在分配相关资源或行政审批时，往往缺乏公开、明确的标准和刚性的法规约束。特别是一些掌握着稀缺资源分配、审批权的官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笔巨资、一个项目，给与不给之间，给多给少之间，往往就是“功夫在诗外”。在此过程中，手握审批或分配重权的官员常常会优先考虑那些“向上攻官”有诚意，跑“部”“钱”进力度大的地方。因此，跑“部”后“钱”极易进入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并出现违法犯罪现象。 另外，少数善于对上“拉关系”的人被地方政府视为能人、红人，政治上吃香、经济上致富。即使某个环节“露了馅”，他们的腐败行为也会因为对地方经济“有贡献”而逃脱反腐利剑的应有制裁。对于上级管钱管项目官员的腐败行为，下级地方纪律监察机关也多是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以免自己背上妨碍地方经济发展的恶名。 解决跑“部”“钱”进的问题，理应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督管理。但更重要的是，应增加中央政府各部门资源分配与项目审批过程的监管力度和透明度，缩减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黑箱操作。削弱了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压缩驻京办“向上攻官”的空间，消除跑“部”“钱”进的源头驱动力。否则，地方官员“进京”的冲动就得不到遏制，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现象也难以绝迹。 （编辑：孙爱东）瞭望文章：科研造假的体制警示新华网 （ 2006-02-09 11:11:51 ）近来被各方关注的科研造假事件，损害了国家形象，造成国有科技资源大量流失。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在中国出现类似“黄禹锡事件”的科研造假，是科技界的耻辱。偶然性的背后有必然性的因素：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科研学术人员在名利的诱惑面前心态浮躁，某些制度性的严重缺失又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表面上看，科研造假是科研学术界的事，但是这些事件背后往往有主管部门和机构行政不当的影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难以遏制造假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唐安国指出，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领导者的浮躁狂热导致的。国家从上到下拼命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情节”应该是不错的。但问题是都太着急，希望很快做出成绩，而科研都有其内在机制，着急不得，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行政环节垄断巨额科研经费的黑洞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科学家，汪品先和林争辉都向记者表示，现在，有些巨额的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他们建议，财权和审批权要分离，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要从直接的科研项目审批中退出，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和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只有这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才能顺利实现。 汪品先说，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每个高校科研处都要有公关人员，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曾经和科技部领导算过一笔项目账，国家投入多少，其中多少是浪费的，这位部领导说不归他管。可见，权力在小鬼那里。”汪品先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我是做海洋的人，主管部门就截掉了国家下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经费，他们那里的研究人员不用争项目，咬不动的硬骨头才甩给我们高校啃啃。” 汪品先说：“科技创新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可以解决的。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大的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大家都在呼吁：不能让那些处长、科长们腰缠万贯；一定要成立基金，每一个项目都要成立基金。人大常委会要把每一个大项目审查管理起来，像我研究的海洋勘探，这么大的项目在美国是属于国会管理的。如果钱特别多，必要的话要成立专门的组。”他指出，如果大项目管理不当，资金最终流到私人腰包，达成国家中长期科技目标是不可能的。 林争辉说，高校里流行俗语“跑部钱进”，这就是说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跑跑就有钱进。“跑部”需要学校的支持、学校的介绍。钱把握在一些部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上，还要争取业务对口的司局帮你说话、打通专家和有关领导。例如，近年来有的所谓“自主知识产权芯片”，说自己是“中国集成电路的里程碑”。其实这样的芯片在国外的超市里都能买到的。但是，拿着“里程碑”作宣传，就可以向国家要很多钱。 谨防拿国家科研经费洗钱、行贿 林争辉告诉记者，国家下达科研经费到账后，一定要跟踪账的走向，因为有些造假者会巧立名目把钱划到国外的自己公司的名下。 前一段时间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涉嫌“洗钱”的事情较多。唐安国指出，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5年就是12万，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则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地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 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唐安国说，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唐安国说：“形式上讲，评审程序是非常完善的，要申请要评审，但最后哪些项目可以上哪些项目不能上，是少数利益圈子里的人决定资金走向，如果我是评委，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方已经暗示有好处了，再说大家都是利益圈子里的人，你反我太厉害，你以后申请项目也别想通过。” 需要弱化项目审批和加强流程监管 如何从源头上完善体制机制，遏制科研造假？唐安国说，政府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切断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联系，那是腐败的温床。 政府拨的科研经费要公开，政府部门不参与决定资金流向，只决定发钱。政府可以有一小部分钱用来调拨，但大部分应该由独立的拨款委员会来决定。我们现在虽然有评审委员会，但都是政府部门主导决定的。 我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而应用科学领域现在还没有科技基金会。根据规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产业化的投入比例为1:3:9。即使有了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发生过小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公款两亿多元的事情，说明钱还是没有管好。 唐安国介绍道，国外的科技拨款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独立的中介机构，不属于政府，不是常设机构，里面更多的是鉴定专家，对申请项目实行匿名打分。专家是随机抽取的，谁的分值高给谁经费。专家信息是不公开的，所有的评审不留下姓名。工作人员是轮换制，不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时间太长。工作人员一旦透露专家名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属于犯罪范畴。 二是加强流程的审计监管。 大项目必须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公正审计。所有项目都要进行过程管理和过程监督。唐安国指出，不能让学校自己查自己。因为经费争来不容易，如果管得太多，研究者会将经费打到合作单位里，进来100万，我打出去80万，我在外面用，你学校财务管理不了。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学校只好放宽点要求，毕竟这是他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而且这是学校的“身外之财”，学校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三是政府应该冷静看科研热，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搞科研。 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要防止假的科研。在推动科研的同时，要紧紧把握实际，不能追求形式。如果是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应该由同行说了算，政府不能插手；如果是技术研究，政府可以设立制度鼓励其产业化，但效果应该让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要越位，更不能为了政绩而“逼”科研成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杨金志 王蔚 刘丹）新华时评：用好每一笔科研经费新华网北京月日电（记者 张建高）正在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对增加科技投入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于加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无疑是个大好消息。但是，会场内外的有关消息提醒我们，增加投入并不能保证科技事业发展，用好每一笔科研经费才是关键。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我国对科技的投入的确不多，在中的比重还有欠账，财政和社会力量增加科技投入是现实需要。但是，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教授所说，关键不是经费多少的问题，而是要把这些经费真正花到“刀刃”上，不要让它们被不正当地花掉了。审计署公布的个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结果说，自然科学基金会曾将借给下属企业方德公司的1190万元转作投资，后因方德公司严重亏损，致使这笔投资无法收回，国有资产严重损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通过编造工资表、虚列项目支出等手段套取资金，私设“小金库”，将28.37万元主要用于发放奖金、劳务费等。科研机构乱花钱的问题，提醒我们要关注科研经费的使用。加速科技事业发展，加大财政以及社会的投入是必要的，但科技工作者应当正确看待投入的多与少，用好每一笔科研经费。财政投入也好，社会投入也罢，都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每一笔投入都意味着国家和人民群众必须在其他方面节省一点，把其他领域的发展减缓一点。因此，我们希望听到的不仅是加大科技投入的呼声，还希望听到用好科研经费的心声。对每一笔科研经费的投入，科技工作者都应当存有感恩之心，珍惜和用好每一分钱，避免损失和浪费。 用好科研经费，还需要各地、各科研单位按照全国科技大会精神，紧扣国家需要立项，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兼顾应用型科研与前沿、基础性研究。要严格做好预算把关，准确掌握经费使用情况，避免浪费有限的资金。要健全和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堵塞管理漏洞，防止挤占、挪用、滥用科研经费。对那些打着科研的旗号乱花钱的人，应当坚决追究责任，依据法律和纪律规定严肃处理。 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应当自觉遵守法律和财务纪律，在经费使用上做表率，维护科技界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为加速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做贡献。（完）科研做假“圈钱”，动因何在？w今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2006年第一期简报，在通报的20个虚假申报科研项目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剽窃论文，还是申请项目弄虚作假，都旨在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助，从国家口袋里“圈钱”。（见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此次调查，揭露了部分高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经比较严重的现实。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块本该相对纯净的领域，屡屡出现违背科学精神和基本伦理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里面既有科研人员、科研机构自身的原因，也有科研环境的因素。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科研机构和高校申请科研经费，如果不是权威专家或者有一官半职的领导牵头，是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的。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学术界代表透露，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是按官本位和权威地位来申请科研经费的。这就让那些没有地位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要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歪门邪道来申请经费。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了科研经费的“米”，无论做成什么样的“饭”，都可以算做成果，并为个人未来的发展搭上阶梯。另一方面，浮躁的科研氛围也同样影响着科技界。在少数中青年科研人员看来，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这是造成科研“圈钱”的主观原因。而为了获得声名地位，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申请经费就是其中表现之一。现在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很现实，认为没有宽裕的生活，没有丰厚的收入，就没有社会地位。因此有人可能会穷尽各种办法去申请项目，甚至出现了“靠项目提成的事情”。此外，科研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在这个问题上也难辞其咎。在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如果一个人没有论文和项目，教书教得多好，都可能评不上副教授、教授。2005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去世。他教学水平高，学生们给他的悼言是“只有到天堂去听他的精彩讲课了”。但由于没有足够多的论文发表，直到去世晏才宏仍是个讲师。不合理的管理体制，逼迫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不择手段去申请科研项目，只要有课题，哪怕挂个名也是今后评职称的成果，更何况申请到经费还可以为我所用呢？浮躁还表现在不切实际地要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管理者，要求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一年要有多少论文，3年要有多少成果，5年要出现阶段性或大成果，而且要求原创或创新，完全不顾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一些学者强调，在有些学科领域一位学者求索一生，也很可能拿不出重大成果。而不按学科研规律，一味要求出成果、出大成果和创新成果的做法，迫使一些研究人员在科研成果上造假。古今中外，很多世界闻名的学者、专家一生发表的论文、专著屈指可数，但就是这寥寥几项经典成果，奠定了他们的学界地位，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学科，莫不如此。而国内很多人一年能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专著数本，其实只是制造了一堆学术泡沫。还有人用国家的科研经费搞出造假论文，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对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客观地讲，在今天，各行各业都存在浮躁的现象，而这更需要以追求真理和揭示真相为责任、以科研成果造福人类为目标的科研共同体坚守良知和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科研成果监督机制，用好国家每一分科研经费，亦显得尤为重要。（社论）完善科研费分配机制与增加投入总量www.XINHUANET.com2006年03月11日 19:02:24来源：新华社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政策、战略和规划，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实施监督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国杰：“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主管官员往往对选择具体项目感兴趣，而不太重视营造环境，各部门最关注的，可能是科研经费的分配权而不是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其实，制定一个好的政策可能胜过数以亿元计的科研投入。”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国家正在逐步启动重大科技专项。李国杰代表表示，各部门各省区市在争取项目的同时，不要忽视政府的主导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国杰：“很可能大家都关注重大专项，而忽视政府真正应起到的主导作用。完善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分配机制与增加科技投入总量同等重要，如果经费分配机制不合理有效，只是加大国家科技投入也难以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新华社记者郭维莹、陈淼、董佳北京报道。（完）政府配置科研资源权力太大 国情催生科研老板w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今天说，中国式科研国情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人员待遇和项目挂钩日益催生了科学界一个全新的职业：“科研老板”。 黄尚廉说，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研变成了经营，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奔忙于申请项目。 他说，这些人中有国内培养起来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相当年轻，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最多也就是40多岁，他们曾经在科研第一线做出过成绩，可现在他们不再亲自搞科研，他们获得了各种国家级的头衔和荣誉，有一些还成了“863”计划和“973”计划的专家。他们被提拔到一些科研部门的领导岗位，逐步脱离了科研第一线，成为“科研老板”，经常“飞来飞去”，荣誉和头衔成了他们进行公关的必要工具。 黄尚廉说，这些人通过不同渠道积累了各种关系，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大把大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他们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包，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同事，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学生，然后又把承包项目单位的成果集中到自己的头上，成为拿到更多更大项目的资本。“即便承包的项目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大的研究成果，对这些人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管理松散。” 对于这种“新职业”的诞生，黄尚廉很无奈，“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准确地说这些人的存在和做法是好还是坏”。 他说，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这些原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好好钻研，能出大成果的科研工作者，这么年轻就放弃了科研，而把精力转移到项目公关上，实在很可惜，“他们的存在让项目申请不公正，不透明。可另一方面，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他们的存在也让部分项目最终能够进行下去。” 同样感到无奈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家骏委员，“很多博导、教授正在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把通过关系拉来的项目，给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做，出了成果自己署名，两边都不耽误。”“我敢说，给这样的人布置一篇论文，哭爹喊娘可能都弄不出来，他们早已没有这样的心思和精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是某研究所所长，他表示：“这样的人在单位往往还比较吃香，没有他们，很多项目的确无法拉来，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黄尚廉委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凡是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拨款、督察、验收、评价、审计等工作，分别由相关科技管理部门、财政部、责任专家、国家法定计量测试部门、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以及国家审计局组织实施。” 他解释说，凡是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应该聘请德高望重的国内外同行专家参与。专家们按照立项要求，独立地对项目提出评审意见，并实行无记名投票。专家在受聘期间，不得申报涉及这个项目的相关研究课题，以杜绝专家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弊端。 在科研经费上，重大项目一旦立项，财政部直接将研究经费分阶段拨给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聘请责任专家督察，专家应当经常到研究现场调查进展情况，写出评估报告，专家应对评估报告的正确性负法律责任。财政部根据报告情况，作出继续拨款或者减少甚至停止拨款的决定。 项目最终完成后，根据项目性质，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组织同行专家进行最终评估。另外，在国家层次的奖励类别上，逐步过渡到只保留几个最高奖项，其他奖项全部取消。学术作假圈钱 高校是科研项目虚假申报重灾区ww报国家自然基金委监督委员会简报显示 高校是科研项目虚假申报重灾区靠学术作假从国家口袋里圈钱比单纯的论文抄袭后果更严重20个反面案例 高校占了15个 今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2006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在被通报的20个案例中，其中两个案例被确认为“被举报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剩余的18个案例均是“被举报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列举的案例同时显示，20个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可以看出，无论是剽窃论文，还是申请项目弄虚作假，都旨在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金资助。 被通报的案例中大部分是伪造项目组主要成员的信息，在还没有获得相应职称时，在申请时填报了虚假的职称信息。 比如，“经调查核实，刘某某2005年申请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组成员共7人，其中张某某为学士、工程师；田某为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张某某是A大学某学院的聘任人员，原从事财务工作，到该学院仅半年时间，主要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是否是工程师，刘某某不知道。田某是硕博连读研究生，没有硕士学位。” 又如，“经调查核实，岳某某2004年申请基金项目并获得资助。岳某某1999年大学毕业；申请书中称其1997年大学毕业。2004年6月硕士毕业；申请书中称2001年硕士毕业。2004年3月31日还没有硕士学位、没有中级职称；申请书中填为：硕士、讲师。岳某某在2004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不具备申请资格，通过伪造个人信息，获得资助。”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分析说，很多现实的信息显示，科研项目申报弄虚作假，不仅仅出现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中，其他科研项目申请同样存在。 中科院院士张泽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 中科院院士黄尚廉表示，很多科研人员脱离科研一线，却想尽办法，甚至采取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段从事申请项目的工作。 年轻人刚出道 往往胆子更大 自然基金委通报的20个案例中，不少案例有这样的称述： “刘某2004年申请并获得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的申请书中，刘某的学位和职称分别写为博士和讲师。依托单位人事部门证明，刘某于2004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 2004年6月13日被批准留校、2004年12月6日办理正式报到手续。刘某在2004年3月31日前仍然是博士研究生、没有职称。” “他真实职称是讲师，申请书上填写的是副教授。作为学校引进人才，他享受副教授的待遇，但职称不是副教授。” “2003年3月31日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中级职称，是在职博士研究生；申请书中填为：博士、讲师。” “韩某某2004年3月31日还没有中级职称，是在职博士研究生，申请书中填为：讲师。” 朱效民分析说，不排除国家自然基金委集中对青年科研人员申报的项目进行公布的可能，但是上述信息仍透露出，我国青年科研人员弄虚作假现象比较严重。 朱效民说，有些青年科研人员刚刚走上科研岗位，受到一些不好的环境熏陶，学坏更快，往往胆子更大，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严重。“这种现象对科研事业的后备力量，尤其是硕士、博士等刚入门的科研新生力量会产生误导，影响恶劣而深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往往很现实，认为没有宽裕的生活，没有收入，就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可能会想各种办法去申请项目。“我听说过靠项目提成的事情，感到很震惊”。 陈佳洱院士说，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申请决定权在专家评议，相对公平透明，在社会上总体评价不错，但“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然很忙，每年都会接到很多投诉”。 他认为，现在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容易把青年科研人员带到歪路上，“很多青年科研人员搞科研的动力不是追求真理，不是对科学的渴求，而是追求名利。青年科研人员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增强个人素养”。 学术捞钱比论文抄袭后果更严重 部分科研人员通过弄虚作假、隐瞒欺骗拿到的资助经费都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 “这种直接涉及钱的行为，从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来看，比单纯发表一篇论文过程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更加严重。”朱效民博士说，这些项目往往涉及一个研究团队，成员一般包括高级研究人员、中级研究人员和初级研究人员，还涉及一定数额的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此外，申请项目的人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