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全书定稿）.doc

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

桑贾亚·巴鲁

黄少卿/译

中信出版社
原版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和推介语

封二（内容简介）：

20世纪最后10年印度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的崭新变化、加入WTO之后印度企业的成功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核能力的炫示、以及，面对多重复杂的挑战，作为开放社会和开放经济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所有这些构成了印度对后冷战时代重构全球权力均势的回应。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像桑贾亚·巴鲁这样对印度日益崛起的战略影响给予了如此密切的关注。
对于这本由学术论文和报刊专栏所组成的文集，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一定会同样地饶有兴趣。在本书中，巴鲁对一个崛起的印度的外交事务和对外经济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尤其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和智力“软能力”在塑造印度的全球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透过本书，我们一定能够从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对近年来印度作为自由市场和民主国家的崛起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

封三（作者简介）：

桑贾亚·巴鲁

桑贾亚·巴鲁是当代印度最知名的经济评论家之一，最近刚刚成为印度总理的新闻顾问和发言人。巴鲁曾任《金融电讯》（The Financial Express）的主编、《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和《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副主编。他还曾任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新德里）（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Delhi）专家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成员。他目前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New Delhi）董事会成员，此前担任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顾问和夏维夷东西方研究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 Hawaii）的J. Watamull研究员。他的著作有《印度糖业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ian Sugar），他还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发表了大量有关经济与战略政策的文章。

封四：（部分推介语）

“这些有关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任何想关注印度的人…都不应该忽视这本优秀的文集。只要你购买和阅读本书，一定会受益匪浅且陶醉其中。”
————Jagdish·巴格瓦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一书作者

“这是一本雄辩的著作，对于那些寻求从印度内部考察其在一个动态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不断演变的战略和经济作用的人们，本书一定要读。”
————N.R. Narayana·穆尔迪，Infosys Technologies Ltd.主席和首席指导。

“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成员，印度的崛起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含义。对于这一重要变化，外部世界才刚刚意识到。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和未来将会发生的变化，本文集无疑可以为你指点迷津。”
————Martin·费尔德斯坦， 美国哈佛大学George F. Baker经济学讲座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总裁和CEO。

扉页：

献给拉玛和檀维尕
前言

本文集收录了桑贾亚·巴鲁过去8年间（1996-2004）的部分研讨会发言和为报刊所撰写的文章。目前，印度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国际安全的战略选择的辩论，本书的出版对此无疑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贡献。当前人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要求在该问题上达成广泛的一致。不过，也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这个国家第四次就类似战略选择问题发生争论。第一次发生在独立之前，当时甘地吉（Gandhij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就独立后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展开了辩论。前者竭力要求建立一个分权化的农业经济并且反对以大型工业企业为基础的工业主义（以及不要进行工业化），而后者则主张加快工业化步伐。
伴随着计划委员会的成立和印度着手进行集中计划，发生了第二轮争论。尼赫鲁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中间道路”的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印度需要采用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一方面，共产党（它当时掌握着11%的选票）批评他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而另一方面，印度自由党则指责他走得太远了。尼赫鲁之后所确立的许可证配额制度，既是当时的总体国际战略环境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竞选政治中有组织的腐败和自上而下的政党控制已经初露端倪。
再往后，发生了第三次争论。由于面临不能履行国际支付责任的危机，1991年印度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当时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不乏其人。许多极度悲观的人预言印度将充斥外国商品，而且，由于本国企业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失业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这些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印度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对外贸易不断增加，而且外汇储备也提高了。印度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IT强国。来到这个国家的BPO外包业务量一直在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
现在，又出现了另一场有关印度应如何应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争论。和前几次一样，有的人主张充分利用该机会为印度谋求利益，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对此要更加谨慎。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巴鲁对国际经济秩序和战略环境所发生转型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冒充和事佬。我主张印度必须使自己适应新的全球权力平衡和经济全球化。巴鲁和我都赞成总理曼莫汉·辛格所提出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除了适应它，印度别无选择。如果你认为印度作为地理大国可以不参与全球化，那么，请千万不要忘记，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幅员辽阔的经济体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实验的结局是什么。
本书的特点在于，巴鲁不断地发展了他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战略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所持的整体性观点。各国之间变得日益相互依赖，而战略性权力格局还不明朗，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经济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工业化时代是没有的。过去，世界上没有能够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核武器和核导弹。而且，知识变成公认的权力，这样的世界也是没有先例的。反对印度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声音人大部分来自那些持风险回避态度的人们。桑贾亚·巴鲁在书中非常好地强调了中国的例子。相比于2005年的印度，1971年，毛泽东和他的同伴有更多的理由怀疑美国的诚意，然而，中国领导层敢于承担风险，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印度的政治体系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却不是那么娴熟。缺乏制度化的长期战略评价、智囊团寥寥无几、而且根本没有开展外交政策研究的大学中心，我国的立法者对外交政策和战略问题的漠不关心是出了名的。在不结盟时代，印度被排除在国际战略发展之外。历次不结盟宣言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很少对现实情形给予深入分析。
在冷战的早期，从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的情况来看，和美国结盟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好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印度选择自主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但是，一旦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完成，在市场经济的战略性优势的作用下，和美国关系友好的国家的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东亚各国和中国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目前，国际体系进入到一个六国权力均势（six-nation balance of power）的新阶段，大国之间不再兵戎相见，而是在一个不断演变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秩序下展开和平竞争。
因此，要想做出正确政策抉择以最大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印度就必须准确了解这一演变。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红堡（Red Fort）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总理曼莫汉·辛格讲道：“在一个国家历史上，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起点上。世界期待着我们有所作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尽显身手。我们的发展已经没有外部约束。如果说还存在一些障碍的话，那也全部来自我们国内。”本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克服这些内部障碍以及印度崛起所产生的影响，一定会大有裨益。因此，我们要祝贺桑贾亚·巴鲁博士所作的这一贡献。

K．苏布拉马尼亚姆（K. Subrahmanyam）
新德里
致谢

从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在撰写这些文章和专栏的过程中，许多人对我在知识和个人生活上给予了帮助。不过，首先我要对刊登我的论文和专栏文章的多个出版物的出版商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允许我在本书中重印这些文章。在本书的结尾我将列出所有的“文章来源”。
在写作本书主题范围的文章时，K．苏布拉马尼亚姆（K. Subrahmanyam）先生给了我最重要的知识帮助，他还亲切地为本书写了宝贵的“前言”，对此我十分感激。在知识方面我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是曼莫汉·辛格博士，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使我形成了有关经济政策和全球化的思想。如果不是辛格博士给印度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带来如此鲜明的变化，我也决不可能写出本书。近年来，还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度经济所获得的崭新形象更能影响到印度在全球的地位。
我要感谢我在《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印度电讯》（The Indian Express）和《金融电讯》（The Financial Express）工作时的同事们，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曾进行过富有启发的讨论。我也要感谢“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情报机构”（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Non-aligned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RIS）和“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ICRIER）的全体成员、诸多研讨会（本书一些文章在这些会议上进行过宣读）的参与者，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我的许多有关国家安全的经济分析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的成员们，感谢他们对我部分文章初稿所做的评论，也感谢他们激发了我的许多思想，它们已经包含在收录到本书的专栏文章中。
我要感谢总理允许我出版这些论文和专栏文章。所有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是我到总理办公室（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任职之前的事情。它们不代表印度政府和总理的观点。本书不包括任何在我目前的职位才能获得的信息。我要感谢卡皮拉家族（Kapila family），以及学术基金会（Academic Foundation）的编辑们，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贡献的高水准的专业技能。
在10年之久的时光里，每个人都会背负许多需要感激的恩情，但是，又有什么比对我们所爱的人所欠的情感更重要的呢？我要把本书献给两个人——我的女儿檀维尕（Tanvika）和我的妻子拉玛（Rama），是她们给了我不容质疑的爱和支持，使我能够写下这些文章。
导言

托马斯·C·谢林（Thomas C. Schelling）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意味着经济学界终于开始承认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国家安全经济学——的价值。在印度，这门学科还鲜为人知。谢林的有关冲突策略和“核博弈”的开创性研究，使得经济学超越了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经济学的更加世俗的偏见。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经济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作为职业经济学家，英国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美国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都非常认真地对战争及其经济影响的金融意义进行了研究。实际上，战争期间加尔布雷斯和金德尔伯格都曾供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与英国英国外交部一直雇佣着大量职业经济学家为它们服务。
即便在中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国家战略的决策者在进行战略和外交政策抉择时，也越来越重视职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一个国防部门的智囊机构中，中国的战略家们提出了“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CNP）的概念，其中，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国家安全中所占的权重要高于纯军事力量。
在形成印度的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印度的外交和国防部门却没有给予经济学家同样的重视。政府内部，经济计划者和战略决策者之间存在制度性隔离；政府以外，类似“国防研究分析所”（Institute of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IDSA）这样的智囊组织从未聘用经济学家来研究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经济与金融意义。同时，职业经济学家也很少对印度的战略和外交政策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一方面是经济学家们缺乏兴趣；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智囊机构对经济学家的制度性漠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及其经济影响的经济含义存在相对被忽视的情形。
当我还是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时，我本人对这些问题也不感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以后，我开始训练自己关注印度外交政策和战略抉择的经济含义。1995年，我担任了《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社论版编辑，当时有人要我就印度在《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永久生效一事上的立场和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CTBT）的投票谈一谈看法。我告诉了我在《印度时报》的社论部同事，包括资深编辑Manoj Joshi、Monu Nalapat和Ramesh Chandran，想首先听听他们的看法。不久，社论部规模扩大了，其他一些同事加入进来，其中有Vidya Subrahmanyam、 Shastri Ramachandran和Siddharth Vardarajan。早晨的社论部会议变成了关于印度核政策的研讨会，大家各叙己见，争持不下。我意识到，我必须学会引导这场声嘶力竭的争论。我向印度的战略性政策理论的权威K·苏布拉马尼亚姆（K. Subrahamanyam）求助，希望他能够给予指导。
苏布拉马尼亚姆作为战略事务编辑加入到《印度时报》。在很长时间内，他充当了我关于印度的核政策及其历史与地理背景、以及它的经济和政治考虑方面的辅导老师。我开始阅读外交事务和战略政策方面的书籍，并且定期参加“国防研究分析所”和“印度国际研究中心”（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IIC）举办的研讨会。当《印度时报》需要就印度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投票发表看法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印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直到必需的一轮核试验完成为止。
当我在“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情报机构”（RIS）和“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ICRIER）短暂工作期间，我对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兴趣更大了。本书中大部分文章就是我作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时撰写的。有的文章来自我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所准备的工作论文。1998-2001年间，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被任命为经济安全小组的召集人。
实际上，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经济分析文章得到了曼莫汉·辛格博士的启发。1997年初，一本在新德里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的编辑们为了准备他们的创刊号，专门采访了辛格博士。曼莫汉·辛格在回顾后冷战时代的早期在印度进行经济改革的地缘政治背景时，详细地谈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是如何把经济开放和加强与西方的联系作为发展和外交政策的战略工具来运用的。
根据辛格博士的这些观点，我为《世界事务》撰写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经济考量》一文（本书的第二章）。在写该文时，我的思想也受到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关于外交政策的一次演讲的影响，这次演讲是他早在1947年12月的制宪大会上发表的（见附录）。尼赫鲁在演讲中的一段陈述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后冷战时代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共鸣。他说，“谈到外交政策，国会必须牢记这不是纸上谈兵，它背后隐藏着各种利益关系。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经济政策的反映。”
我想，尼赫鲁所倡导的各种外交政策，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经济原因。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是以“普遍原则”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基础，这不过是虚构的。如果说经济考量是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的话，那么，谁能够否认自身利益所发挥的作用？我曾经偶然读到波兰经济学家米哈乌·卡列茨基（Michal Kalecki）——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的奠基人之一——的一篇精彩文章。他把“混合经济”的经济理论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比喻为“一头吃两头母牛奶的聪明小牛”！考虑到卡拉奇完美的左派和反帝国主义者的形象，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讽刺不结盟运动，而仅仅是想给它一个形象的概括。
曼莫汉·辛格的观点在《世界事务》杂志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我认为，它把经济学重新带回了外交政策的争论之中。苏联解体后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中国际贸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中国的重商主义和WTO的建立、以及我们自己与邻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往来，这些都意味着尼赫鲁主张的对外交政策进行经济考量的意见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然而，正是1998年的核试验极其明显地昭示了外交与战略政策选择和经济选择之间的联系。1998年5月的博克兰-II（Pokhran-II）核试验导致在经济学家和经济新闻工作者之间，就开展核试验的金融和经济意义，以及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印度进行制裁所产生的成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经济时报》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认为，由于遭受制裁和国际市场机会的减少，博克兰-II核试验的经济成本将高达200亿美元。这一观点受到了来自巴拉钱德拉（G. Balachandran） 和锡里尼哇沙•拉格哈文（T.C.A.Srinivasa Raghavan）的强有力的挑战。在《制裁：对印美关系的观察》（Sanctions: A Indo-US Perspective）这一研究文章中，两位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强加的制裁引起了全国性的愤慨，但是，它们不会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严重后果。”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来自一位极受尊重的美国分析家，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 DC，IIE）主席F. 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的专业性认可。他认为，正如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印度遭受美国制裁的经历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历是一致的。像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个国家或一小群国家所强加的制裁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国际经济研究所有关制裁的经典研究表明，印度这样的大国并不容易受到外部制裁的惩罚。博克兰-II核试验之后，伯格斯坦到访印度，并且在“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发表演讲认为，对于1998年5月之后美国对印度的制裁所带来的净影响，他本人的估计大约为5亿美元，远远低于《经济时报》危言耸听的200亿美元。
尽管这一乐观的观点令人欣慰，但是，当时的印度政府并不想冒险。它采取了若干经济行动来减持（mop up）美元，并且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派遣了多个由印度分析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小组到不同国家去解释，为什么印度要宣称自己是有核国家，以及为什么全世界应该充分意识到印度的良好意愿。我也被“国防研究分析所”（IDSA）和“印度国际研究中心”（IIC）挑选到参与这一活动，和苏布拉马尼亚姆（K.Subrahmanyam）、沃哈（N.N.Vohra）、贾斯吉特•辛格（Jasjit Singh）、拉贾·莫汉（Raja Mohan）及其他人一道来到许多国家的首都进行游说，希望全世界能够相信，一个有核的印度并不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威胁。
事实上，我认为，一个更加自信和安全的印度，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印度经济应该受到世界的欢迎。收录在本书中的许多报刊专栏文章，就是在这些游说途中——从东京到北京；从巴黎到华盛顿——写出来的。这一亲身经历激发了我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印度经济发展的战略含义进行经济分析的兴趣。
2002年年初，我受到哈佛大学俄林战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的邀请，在其月度研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经济安全的论文。我考虑把我曾经在多篇短文和专栏中所表达过的那些凌乱的思想整理成一篇文章，这便是《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一文。令我高兴的是，这篇文章得到了来自包括基辛格和费尔德斯坦在内的许多专家的积极回应。
本书的第一部分还包括了我为国家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出版的《国家安全年度评论》（National Security Annual Review）就“经济安全”概念所写的一篇文章，以及印度工商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FICCI）的A. 米特拉（Amit Mitra）邀请我为FICCI年度大会所写的一篇背景文章，该大会的主题正是国家安全。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了多篇讨论印度和亚洲的论文。同样，我的兴趣第一次受到激发也是缘于我在“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情报机构”撰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和东盟的文章。我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广泛游历形成了许多篇报刊专栏，以及一篇论文，它是意大利《心脏地带》（Heartland）杂志编辑邀请我就“印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亚洲？”（“How Asian is Indian？”）问题而作。在“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我对印度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外贸关系进行了研究，这形成了一篇讨论印度和中国与亚洲各个经济体的外贸关系的论文。在为印度信贷评级公司（ICRA）的《货币与金融》（Money & Finance）杂志撰文分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发现，在一些国家，一开始的金融危机不久变成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经济危机，在有的国家，甚至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亚洲的这场经济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战略性后果，在印度尼西亚得到了最为清楚不过的体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美国的影响力则在不断消退。
2000年，作为第一个瓦特穆尔研究员（J. Watamull Fellow），我在夏维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度过了一个夏天，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印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印度-美国关系的影响。在我讨论印度-东盟关系的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孟加拉湾共同体”的基本原理来解释 “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经济合作组织”（Bangladesh，India，Myanmar，Sri Lanka，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BIMSTEC）的地缘经济的内在逻辑。印度当时在“南亚区域合作组织”（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上所遭受的挫折使得BIMSTEC的设想广受欢迎。不过，在我看来，BIMSTEC更应该是加强与东亚联系的桥梁，而不是SAARC的竞争对手。
我对区域贸易集团的热情与贸易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纯粹经济原理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在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看来，区域贸易集团偏离了他们所偏好的单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议程。他们认为区域主义是WTO进程的一条迂回路线。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者看来，区域贸易集团则是多边主义的一扇“后门”。他们感到，那些无法通过WTO来实现的目标，可以通过区域集团而被寻求确保实现，因为区域集团在政治上显得更少具有威胁性。我同意那种把区域主义看成是多边主义的跳板和预制砖的看法。更加重要的是，我同样认为，区域优惠和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外交政策工具。正如贸易经济学家库珀（Richard Cooper）曾经指出的，“贸易政策即外交政策”，对于区域贸易协定而言，情形更加如此。按照拉丁美洲学派对贸易政策的看法，贸易是形成“依赖”的手段，不过，我更愿意认为，国际贸易形成的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看看中国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的？通过贸易，中国和美国的中等阶级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这种关系获得了一种政治意义，并且影响到过去十年来的美中关系。
我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印度经济发展的战略含义所做的经济分析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考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时，印度突出的经济表现成为一个区分点，这在印度独立后是第一次。我敢相信，巴基斯坦愿意比印度在卡尔吉尔地区（Kargil）付出更大的代价。1998年以后，巴基斯坦的经济就一直呈失控状态，直到2001年后，由于9/11事件才出现好转。巴基斯坦未能从苏联的崩溃中吸取适当的教训。为了在每一个可能的战场上对抗北约组织（NATO），苏联集团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然而，他们在市场领域成为了冷战的失败者。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对于所有试图通过机枪大炮来追求实力的国家无疑是一个警醒。印度汲取了正确的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逐步修复本国经济，并且使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经济成功同样也指出了这一方向。当今世界的权力不但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同样也是建立在经济竞争力和政治适应力基础之上。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争论不会终止。仍然会有许多军事实力的信徒，他们把核领域的大型军事工程看成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有许多人相信，印度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不但来自其军事潜力和政治姿态，同样也取决于其经济成就。后一种观点正是中国的“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CNP）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我在一篇论文和许多专栏文章中都讨论过这一概念。
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印度的崛起不但受到其经济成就和战略能力等“硬实力”面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软实力”面的支持。印度“知识经济”的成长、印度的娱乐和新闻产业，以及所谓的“印度侨民”——散居世界各地的印度裔人士——建立的人际网络，所有这些同样也影响到印度的国际形象和前景。我的许多报刊专栏便是分析这些问题，它们也被收录到了本书中。
我给《印度时报》（TOI）撰写的一篇已收录到本书的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两条腿走路”，它形象地抓住了本书的核心观点。这是本书第一章，即我在哈佛演讲一文所精心阐述的观点。这一观点很简单。印度注定要重新获得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突出位置，为了更快地实现这一点，印度必须确保更快的经济增长步伐，它需要更有效率和更加公正，而且能够创造出维持一个稳健的战略政策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在一个开放社会的架构下，公正的增长将改善国内安全和确保政治稳定；在一个开放经济架构下，更有效率的增长将推进外部安全。
在殖民活动开始以前的世界中，印度、中国和欧洲是均衡权力的三极。欧洲的殖民活动弱化了印度和中国的实力。20世纪的历史是一个逆转这一过程的历史。在21世纪，在一个新的“多极”或“多中心”的世界中，印度和中国将重新回到它们的位置。尽管美国将继续是一个突出的大国，但是它将不得不适应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崛起的雄心。对于印度来说，和其他国家如中国一样，要想恢复在国际舞台上所失去的位置，这一过程需要经济发展和一个日益增强的国家能力。除非印度经济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和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除非所有印度人的福利得到确保、除非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否则，印度将不但无法维持自己作为大国的地位，也不能获取综合国力的其他属性，不管是“硬”国力还是“软”国力。
因此，印度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其经济和战略能力增强的结果。印度优异的经济表现必然会产生战略性影响。它使得印度能够更好、更经济地参与世界事务。它将有助于建立新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能给国际关系带来良性影响。它将增强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可以在战略能力方面进行投资。随着政府有新的财力进行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投资之后，它还将减少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局面。最后，它还将有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正和有效率的增长局面，而这又能进一步减少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20世纪最后10年，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出现了新的转折——加入WTO之后印度企业的成功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中等阶级的出现、核能力的炫示、以及面对多重复杂的挑战，作为开放社会和开放经济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所有这些构成了印度对后冷战时代重构全球权力平衡的回应。本书所收录的这些论文和专栏，是在10年的时间里陆续为不同的读者而写的，它们对印度在世界舞台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经济和战略层面的观察。
所有这些论文的写作和出版都是我到总理办公室任职之前的事情。它们不代表印度政府或总理的观点。本书不包括任何在我目前的职位才能获得的信息。
论文
一、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

当全世界还在试图理解冷战结束对全球权力平衡和对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与关系会产生何等影响时，并且，印度的经济改善对全球和亚洲权力平衡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价之前，哈佛大学一位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对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预测，至今，这一预测还令印度的战略政策分析家们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Diplomacy，1994），在他的有关西方外交界对“世界新秩序”的考虑的研究序言中，做了如下猜测：
“21世纪的国际体系表面上将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在国家关系层面，新秩序不同于僵硬的冷战体系，而更像18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新的体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有，可能是印度——以及众多的中等规模和更小的国家”（第23页）。
不可否认，美国仍然在军事力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不过，它也要接受其他经济大国崛起的现实。最近，基辛格不断重复他早先的看法，在强调其经济成就重要性的基础上，再次谈到印度作为一个强国的“潜力”（Kissinger，2000）。1994年，当基辛格认为印度是一个正在迈向“大国”地位的国家时，人们还不能想象印度可能出现一个1992—1998年那样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另外，印度也还没有宣布自己拥有核能力。难道他有先见之明？还是他希望我们关注其历史因素和潜在力量？作为一个研究国家实力和现实国际政治的专家，基辛格在那时就应该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够维持从20世纪80年代业已开始并且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且，其经济政策将打上现实主义的深深烙印。事实上，那时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对此基辛格当然是心领神会。然而，和许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样，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个那时尚不确定的印度大国的“潜力”，那么，问题在于：印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
大国分析家们认为，尽管印度已经宣布了其核大国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为世界所承认的、超过其近邻的军事和核大国，目前还存在巨大的信誉和能力的缺口需要弥补。为了弥补这一“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缺口，最重要的莫过于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印度作为一个“强国”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够成功地保持高增长率，获得必需的财力用于国防和安全建设以及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投资，以确保与邻国之间的和平与安全，那么，基辛格的猜测才能最终成为事实。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纪末，有两个决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印度——首先，20世纪最后10年印度的经济成就，以及印度在经济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转变；第二，印度宣布拥有核武器。对于这两个内生于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因素，美国不得不要做出反应。近年来，美国在重新形成对印度的认识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它们虽然是“外生”因素，但是却影响到印美关系，即穆斯林世界伊斯兰圣战组织（jehadi）恐怖主义的上升和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姿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即印度经济的强大、它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以及它作为一个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国家在对抗教派主义和恐怖主义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决定着21世纪印度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双边关系，反过来，这又影响到美国对未来几十年内印度在全球位置的看法。
印度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否能够处理好上述每一个因素——经济增长与发展、国家安全、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主义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从而增进国家安全和确保国民福利。印度如何处理这些挑战，将直接关系到印度在21世纪的全球体系中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性质及其国家安全。

经济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杰作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驳斥了最近有关国家能力经济基础的过于单纯化的理论之后认为：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国家前进（move）的力量是什么？’如果用‘动员’（mobilise）一词来替代的话，这个问题可能更好回答。显然，它不仅仅是购买力。尽管经济财力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国家能力的唯一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毁灭手段不仅仅包括其钢铁工业的产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国家即便不具备进行足够的军事动员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战略、运筹和战术能力，它依然能够击败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对手。同样，我们需要把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完善程度——它从纳税人手中集中财力和向投资者筹款的能力——考虑进去。而且，在重大冲突中，一个国家还必须能够最有效地动员其平民。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必须形成适当的平衡，以便于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战财力的同时无损于国内的社会福利。因此，国家和私人部门科层组织的素养和军事组织的素养是同样重要的”（第418页）。
弗格森关注的是他所谓的财政力量的四个重要机构支柱——它们构成了经济“能力方阵”，即，税收征集机构、代议制议会、国债体系和中央银行。显然，弗格森避开了国家能力的经济决定理论，他认为：
“不论税收体系多么有效率，不论议会多么具有代表性，不论国债市场多么具有流动性，也不论货币管理多么完善，最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与如下无形之物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过去受益的回忆）、感召力（当今领导人的吸引力）、公众信心（对未来收益——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信念），以及宣传（政府开动可用的媒体来鼓励所有这些方面）。尽管卡莱尔（Carlyle）担心现代性将把所有的人类关系都转变为经济关系，不过，真正的‘纯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每一次交易中永远只考虑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还是极其罕见的，对于社会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会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屈从于一些其他的动机，像赌欲、惰欲、性欲和破坏欲”（第422页）。
尽管不借助于经济手段，国家也可以追求权力和提高其战略能力，但是，从长期看，可持续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
对于印度而言，毫无疑问，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经济成就和经济能力构成了国家安全和实力的基础，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实力将决定军事实力，并且改变印度和其邻国，特别是她的两个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具备保卫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维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能够改变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均衡，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目标。也正是因此，她的敌人才要努力保持其经济上的弱点。这正好强调了经济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影响。
在其对印度国家能力的“潜力与希望”的调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印度能否通过发展技术、后勤服务和军事力量，从而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