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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度教育竞争的根源及其对策
——对一起“高考事件”的“过程——事件”分析

王一涛

（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武汉 430079 ）

摘要：我国现行的教育是一种过度竞争的教育。教育中的过度竞争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了探讨过度教育竞争的根源和解决对策，本文采用了社会学中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对一起“高考事件”进行了分析。此“高考事件”充分暴露出了教育实践中阻碍素质教育改革实施的深层次的矛盾，也给了我们许多解决教育过度竞争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 过度竞争 素质教育 过程——事件分析
作者简介：王一涛，（1977—），男，山东即墨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联系方式：山东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 邮编：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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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and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Keen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
------A “Process—Event Analysis” of A “Entrance Exam Event”
Abstract: Keen competition exits in education in current china and the keen competition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s the “process—event analysis”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sociology and analyzes an event of entrance examination to univers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ause and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keen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
Key words: keen competition quality education process—event analysis

一 过度教育竞争的定义与表现
对我国过去一段时间和现在的教育，人们往往称之为“应试教育”，意指这种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仅仅在于应付考试并追求考试成绩的最大化。“应试教育”虽然可以很好地揭露我国教育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但是笔者认为，用这个名词来批评我国现行的教育仍有隔靴搔痒之嫌。
如果考试的形式是科学合理的、内容是全面的，那么为考试而学似乎并不应该招致如此多的批评；如果学生和老师不是如此功利地应付考试，那么为考试而学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错误。然而，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考试的形式并不科学合理，考试的内容也不全面，而学生和老师应付考试的态度却十分功利。这种教育的弊端已非“应试教育”所能概括。
现行的教育可以称之为“竞技教育”，或者可以用另外一个更能够清楚揭示其基本特征的概念来表示——“过度竞争的教育”，这种“过度竞争的教育”有时甚至会演变成为“恶性竞争的教育”。“过度竞争的教育”包括至少如下两种含义。首先，竞争的目标已经偏离了教育本来的目的。关于教育目的这个问题，尽管不同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表述不尽一致，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教育应该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并帮助受教育者实现人生的幸福和圆满。在“过度竞争”的教育中，学生、老师和家长等与教育相关的主体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异化——变成了对考试成绩的赤裸裸追求。考试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出现在教育中，各教育主体为了考试成绩这个已经异化了的目标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次，在围绕着考试成绩这个目标而展开的竞争中，各教育主体付出的和时间和精力已远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中学生一周“工作”6天或者更多，每天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如此的辛劳只是为了追求好的考试成绩和好的成绩所许诺的更好的学校。在对成绩的追求中，健康、快乐、道德、创造力和审美情趣的培养等这些人生中真正重要的追求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用经济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所谓的学习是一种边际收益率极低的活动——一种用极大的精力去追求的收益极低的活动。
二 研究的方法
教育中的过度竞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学术界对“应试教育”的危害、产生的根源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文献。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解决“应试教育”的对策。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课程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在于遏制当前教育中的过度竞争而将真正的素质教育引领到教育中来。虽然有这么多的努力，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审视我国目前的教育实践时，却发现教育中的过度竞争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当前教育中过度竞争的根源是什么呢？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过度竞争的蔓延呢？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也曾经借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1]与以前的研究不同，在本论文中，笔者尝试采用个案解剖的方法回答上述问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中，一个精心寻找的案例往往比任何的模型和理论更能深刻地说明问题。
本文所选用的个案是“一起事件”。笔者将采用社会学中“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这一起“事件型的个案”进行解剖和分析。“过程——事件分析”是社会学中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的个案研究方法略微不同，“过程——事件分析”法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社会真相是复杂的、多变的、隐秘的，而许多社会现象的“真相”在动态的事件发展中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2]因此，通过对“事件型的个案”进行解剖和分析，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的真相，了解事物运行的真实状态。
我所寻找的这一起案例发生在S省J县。为方便起见，我把这起事件称之为“高考事件”。S省J县教育局长曾在全县推行过一场教育改革，这场教育改革旨在减轻学生负担、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这场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却由于三年后的高考失败而夭折。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这起“高考事件”的分析来寻找那些阻碍素质教育实施的真正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学校是一个具备官僚制特征的科层组织，而作为教育改革领导者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讨论教育改革的成败时，我们必须具备教育政治学的视野，把目光深入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中来。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对教育改革成败的根源获得清晰的洞见。本研究是笔者运用教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教育现象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三 “高考事件”始末
从2000年开始，J县便在新任教育局长Z的领导之下展开了一系列的素质教育改革。Z之所以要在全县范围内发动这场素质教育改革，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教育是非改不可了。当时J县的教育竞争十分激烈，教育竞争不仅发生在学生之间，更发生在老师之间、学校之间和J县的各个乡镇之间。这种教育竞争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保证了各个学校和该县总体上的升学率，但却是以妨碍学生的健康发展为代价的，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沉重。
下面三条政策在Z所领导的素质教育改革中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1）严格限制学生的在校时间。Z规定所有小学和初中不能在周六、周日和寒暑假补课，否则一律对所在学校的校长进行通报批评。2）要求各个学校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开足诸如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技术等课程。教育局加强了对各个学校的巡视，一经发现学校擅自删减这些课程，也将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3）在教育评价和教育激励机制方面，改变过去单纯根据考试成绩来评价老师和学生的状况，而是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经过Z所领导的改革，该县教育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学生们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时间，以前为大部分学校所忽视的音乐、美术等课程也给学生带来了较多的欢乐。最重要的是，以前为了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目标而发生的激烈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当然，作为一场改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许多教育官员反对这场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将会降低该县学生的应试水平，从而最终会影响到该县的高考成绩；许多老师反对这场改革，是因为不允许节假日补课使老师们失去了一笔可观的“补课费”；而许多家长则反映由于学生们在校时间缩短了，从而在家里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而且家长担心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会下降。虽然存在着这些阻力，Z一直倔强地将此次改革坚持到了2003年7月份。
2003年的高考结果从8月份起开始陆续公布，当年的J县高考惨败。高考的失败使Z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许多人批评由于Z的“教育改革走错了路”才使J县的高考受挫，那些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的家长对于J的批评尤为猛烈，他们说自己的孩子本来可以上重点大学但“由于学校没有好好抓考试”才使自己孩子高考失利。而许多“有关系”的学生家长已经表示在下个学期将把孩子转到其他邻近的县去上学。这些压力不仅仅可以直接传递给J，而且也可以通过县人大、县委、县政府等机构得以传递。其次，是来在“上面”的压力。“上面”的压力不仅仅指县人大、县委和县政府等领导机构所给予的压力，也包括来自Q市教育局的压力。因为Q市教育局每年都会对所属各个县(区)的教育成绩进行评比，而高考成绩是各项评比指标中最重要的一项。在这一年中，J县的教育成绩在Q市所属7个县(区)中倒数第一。
如此巨大的压力终于压垮了Z所领导的教育改革。在2003年9月，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主持了一次全县教育大会，要求县直学校的全体教职工和全县所有中小学中层以上的干部必须参加此次大会，大会的主持人说此次会议是该县文革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前三年的教育改革进行“反思”，要求全县教职工“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以重振J县教育的“辉煌”。会后，Z虽然得以继续担任教育局长，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继续领导他的“素质教育”改革了。这样，以前应试教育的做法又恢复了活力并又开始在全县蔓延和盛行，该县教育又恢复了3年之前的那个样子。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J县的“高考事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南京的“高考之痛”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南京市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素质教育改革也是由于高考的失利而告终。[3]南京的“高考之痛”曾经在社会各界中引起过热烈讨论，但是教育界似乎并没有对南京教改的例子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发掘和跟踪性的研究，
四 对这起事件的分析
此“高考事件”透露出许多值得进行深层次挖掘的问题，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对洞察我国的过度教育竞争大有裨益。同时，也只有深入地分析、解释这些引起过度教育竞争的“潜规则”，才有可能提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对策，因为在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看来，对问题的“解释”是提出对策和建议的基础。[4]对本研究而言，该高考事件中反映出来的如下一系列问题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1）2003年的高考失利后，“社会”的压力是终止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那么“社会”为何如此看重高考成绩？高考在“社会”的教育期望中居于什么地位？
2）“上面”的压力也是导致素质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那么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高考成绩呢？为什么要将高考成绩作为衡量所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呢？
3）在面临“社会”和“上面”的压力之时，素质教育改革的倡导者能否以及如何才能成功抵制来自上下的压力并继续推行素质教育改革？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人们接受教育，总是希望从教育中有所收获。那么，当前人们对教育的最主要期望是什么呢？或者说，人们最希望从教育中获得什么东西呢？俗语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社会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说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人的目的就是教育的目的”，[5]人生的期望也就是对教育的期望，通过教育来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可能是人们对教育的最大期望。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呢，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教育竞争以获得较好、较多的教育资源。根据教育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可以提升人的人力资本含量从而提高人的生产率，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拥有较高的工资；而“筛选理论”则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构成人的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使人在求职和职后的社会流动中拥有明显的优势。以上这些理论均可以充分说明教育与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目前我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中，人们是否有机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高考成绩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高考成绩决定着学生进入怎样的高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以后的人生轨迹和社会地位，因此对教育的期望就变成了对高考成绩的追求。依据这样的分析逻辑，高考在人们的教育期望中就应该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也正是如此。笔者曾于2003年和2004年对湖北省Y县农民的教育期望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笔者的假设：对高考成绩的追求是农户最重要的教育目的。[6][7]
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该属于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重叠部分，因此，对较高社会地位的追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只要高考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那么人们对高考的期盼就不容易发生明显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选择。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对高考的期望似乎不会降低。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逻辑：为什么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如此看重各个县(区)的高考成绩？为什么他们会给予高考失利的Y县教育行政部门足够的压力？因为笔者没有对Q市的教育行政领导进行访谈，也缺乏对他们行为逻辑的深刻认识，因此对他们行为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或许是重大的）偏差。J县一位老校长告诉笔者，Q市的高考在S省中表现得一直非常卓越，因此Q市的教育局领导“谁都不想砸了高考这块牌子”，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对高考成绩的追求。而且，可以想象，若Q市的高考成绩整体上出现滑坡，Q市教育局领导也会面临和J县教育局长Z相同的社会压力。根据我们对Z所面临的压力的分析，似乎不难解释Q市教育局为什么会对J县的教育改革持否定态度并且在J县高考失利之时增加他们对J县教育改革的阻力。
在讨论了Z所面临的来自“社会”和“上面”的压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最后一个问题了：Z所代表的素质教育改革的领导者能否成功抵制来自上下各界的压力呢？我们首先分析Z抵制来自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压力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讲，Z可以将上级教育教育行政部门的抵制和阻力置之一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很多方面可以对J县的教育运行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包括教育资金的划拨和分配等重要事务），在中国的行政运行环境中，与上级行政部门相违背的改革似乎并无多大的成功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Z抵制“社会”压力的可能性，这里的“社会”压力指的是来自J县民众的压力。上文中我们已经作了初步分析，J县民众有几条渠道将压力传递给Z。首先，民众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将自己的孩子转到邻县的学校上学。虽然这样做的学生家长并不会很多，但是选择到邻县读书的学生一般都学习优秀且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网络，而正是这些学生家长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对Z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其次，民众还可以选择“用手投票”的方式：直接向教育局倾诉不满、施加压力或者向教育局的领导机关——县人大、县委和县政府等机关倾诉。J县高考失败后，县领导机构（人大、县委、政府）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Z所领导的教育改革，而以前那些教育改革的支持者态度也开始变得动摇起来。
在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和“上面”的压力的时候，Z仍然能够坚持他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任何的一种压力都可能使教育改革夭折（例如县人大、县委和县政府便可以通过人事关系的变动来终止这场教育改革），更不要说是这几种阻力的合力了。这就不难解释2003年J县的教育大会后Z虽然保住了教育局长的职位，但是他彻底放弃教育改革的原因了。
五 结论与对策
对问题的挖掘和分析是为了引导我们的行动和实践，而为了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提出对策，对我们的分析做更深层次的“聚焦”是有益的：Z领导的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高考失败后来自社会民众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远远大于了Z所能够承受的水平。因此，要用真正的素质教育来代替目前“过度竞争的教育”，就需要减轻素质教育改革者所面临的压力并增加他们进行教育改革的动力，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减轻民众对素质教育改革的阻力。从J县教改失败的个案来看，J县教育局不仅直接面临着社会公众给予自身的压力，而且Q市教育局之所以要阻挠J县的教育改革，也主要考虑了公众压力这一因素。也就是说，民众的压力是导致目前教育中过度竞争现象的主要根源（关于这个问题，钱林晓和笔者曾经运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作过论证[8]）。因此，想方设法减轻民众对教育改革的阻力是改变教育中过度竞争现象的重要举措。
为了使教育改革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从而拥有良好的改革环境，或许我们需要在社会进行一场宣传教育目的的“教育启蒙运动”。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考试成绩，也不仅仅是考大学，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除了这些功利性的目的之外，接受教育还有更高远的目的。我们要淡化对包括升学在内的教育功利性目的的宣传，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人才的多元化评价标准以及对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观念的转变。当然，考虑到科举考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对教育目的的转变可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接受教育不是为了在教育竞争中获胜，教育工作者要将这些关于教育目的的原则向社会广为宣传，这既是减轻素质教育改革遭遇的压力的手段，也是增强素质教育改革动力的手段。实际上，Z能够将素质教育改革推行3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当前先进的教育理念的支持。教育理念在全社会的进一步推广，可以为教育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素质教育改革的领导层次。在目前的教育运行环境中，素质教育的实施主体过低无法保证素质教育改革的成功实施。在我们分析的个案中，Z作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领导素质教育的改革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是毕竟还是进行了三年之久的有益尝试。而笔者一位某中学校长的朋友，他虽然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搞应试教育，他也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他连一天的教育改革都“不敢”进行。因为县教育局对他工作的评价主要就是根据考试成绩来衡量的，如果他的学校在考试竞争中失败，它随时都面临被撤销校长职位的可能。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的过度竞争问题，领导素质教育改革的主体应该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国家教育部。因为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高考的竞争是发生在一个省区内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在一个省区内部，如果有的地方实行了素质教育，而有的地区仍在进行应试教育，那么实行教育改革的地区就会失去高考的竞争优势。以J县2003年的高考为例，当J县高考失利的时候，临近的几个县却出现了高考大丰收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J县教育改革的教育局长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由高考结果决定的高等教育机会是一块大蛋糕，一个地区分多了，另一个地方则必然会减少。实际上，很多地区的教育负责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二元悖论”：如果进行教育改革导致本地区高考失利，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对不起群众，因为毕竟高考结果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如果不改革，他们也认为对不起群众，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教育对于很多孩子而言仅仅是浪费时间而已。只有提高教育改革的领导层次，才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个“二元悖论”。
在全国和全省推行素质教育改革时，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往往会倾向于违背相关规定从而导致素质教育的失败，因为当其他地区都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自己进行应试教育就可以有效地提高考试成绩从而教育竞争中获胜。所以素质教育改革的领导者要对推行素质教育的难度抱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某些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将是一个利益各方的长期博弈过程。[9]
最后，要加快高考制度的改革。上面的论述和对策都是在假设高考制度保持不变而做出的，而很多学者都把教育中过度竞争的根源指向了目前的高考体制，他们相信高考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教育中的过度竞争趋势。这种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目前在部分高校中进行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对高考改革的有益尝试。在学校都拥有自主招生权的时候，高校对人的评价标准必定会形成多元化的局面，这样学生就会拥有多样化发展的良好环境，教育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必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参考文献：
[1]王一涛，应试教育的经济解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5期，40-43。
[2]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8.
[3]吴非.“不是爱红尘，又被红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4.(10).76-79.
[4]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
[5]刘次林.幸福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19.
[6]王一涛,夏守信.大学高收费约束下的农户高等教育选择[J].青年研究,2004.( 12).22—27
[7]黄金来,王一涛.农村教育定位：实践与反思[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5).32-36
[8]钱林晓,王一涛.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模型[J].教育与经济,2006.（1）.55-59
[9]潘天群.博弈生存—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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