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李商隐.doc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不同版本又有做“溪”的）、樊南生。中国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中国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中国晚唐最著名的诗人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
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有些研究者（如杨柳）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
李商隐
《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李商隐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 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李商隐 - 诗风
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
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在生活品质方面，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那么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是很深笃的。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又焉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亦明矣。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从李商隐的诗文中，我们便可以读出他的人品来。
　总的说来，李商隐诗歌的特殊风格、独特境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思谨严，立意高超，深情婉转；二是语言方面，绮丽典雅，词藻繁艳；三是表现手法，善于用典，工于比兴，象征、暗示的修辞技法比比皆是。

　李商隐的诗歌非常注重艺术构思，往往匠心独运，在很一般的题材中发掘出新的意境，给人以新的感受。而且诗歌立意高超，寄托深远，他人望尘莫及，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作为封建晚唐社会，已经走向日益衰落的时代。特别是朋党之争，使当时的很多才子成为政权争夺的牺牲品。而李商隐，作为这时代的读书人，他想通过自己的才华来诓世报国，但本身却陷入牛、李两党的旋涡，屡遭不幸，在仕途上一生不得志，所以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很深的感触，从而培养了他过人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现实的眼光。在继承和发展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探索和尝试，将抒情和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写下了大量富有思想，富有深刻寓意的政治讽刺诗。在诗中，通过咏史，咏人，咏物和写景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从不同前人的新角度，对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进行揭露、讽刺和抨击。用心独到，思路开阔，别出心裁。如唐代诗人吟咏唐明皇，杨贵妃事迹的题材，在很多诗篇中，大多数是对他们的悲剧表示同情，惋惜。但李商隐在他的《华清宫》二首
　　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
　　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其一）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娥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下暂蒙尘。（其二）
　　一扫前人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逐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对他们的同情。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表现出对传统观念的否定。他巧妙地把安禄山叛乱（“胡尘”）与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联系起来（“高处舞”），用“褒姒妃一笑使周灭之”反衬杨玉环。使诗歌的立意更高远，构思更巧妙，而措辞却又含蓄委婉，绵里藏针。
　　在创作风格上，李商隐力求克服前代诗人过于平直，不够凝练，缺乏艺术情韵的短处，刻意追求诗歌朦胧含蓄的审美情趣，形成独特的意境，提高诗歌的艺术韵味。在具体诗篇中，往往表现为意境曲折，扑塑迷离，主题深远，显而不露。就是那些直抒胸臆的小诗，也常常写得有声有色，直中见曲，给人一种斗转星移，柳暗花明的感受。如《嫦娥》写道
　　云海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毁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在这首诗里，诗人借用嫦娥对面的景物落笔，通过景物的变换，借嫦娥的心情来推测，表现、咏叹嫦娥的孤独落寞。在诗中，作者没有直接言明嫦娥的孤独，只是借助“碧海青天夜夜心”来暗示，这就显得余韵悠长，耐人寻味。再如《霜月》中写道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高楼水接天。　
　　青女素娥但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本篇虽写深秋月夜景色，却全无悲秋之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霜月之神不畏寒冷，竞妍斗美。洋溢着一片生机活力。这首诗中的嫦娥形象与上首诗中的嫦娥形象是迥然不同的。这正是缘于诗人对美好、光明的向往与追求。
　　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和咏怀诗，构思严密，深清婉约的风格特点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这些诗歌往往主题更丰富复杂，含意更深邃，情感更深沉，悲剧气氛更为浓厚，富于暗示性和双重品格，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
　　语言清丽 词藻华美
　　李商隐诗歌的第二个独特境界是语言清丽，词藻华美，句式多变，对仗极为工整。诗人博学多识，语汇丰富，谴词造句挥洒自如。李商隐的诗如同“百宝流芳”，炫丽夺目。诗歌中成语典故，华语丽词，民谣民谚，口头俗语，比比皆是。用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形成了辞澡华美，色彩徇丽，典雅清丽，清新隽永的语言风格，如他的咏物诗《牡丹》写道
　　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片片寄朝云。
　　诗中以卫夫人比喻牡丹初开的艳丽；以越国鄂君形容牡丹绿叶拥裹时红花的娇美；用戚夫人的折腰争舞来描绘牡丹在春风中摇曳生姿的情态；又用石崇、荀彧两个历史人物的传说来盛赞牡丹的色泽与芳香；最后又化用江淹才尽和巫山神女的典故，抒发自己的强烈感受。这样，通过“情、色、香、味”的描述，牡丹的情态迷人，婀娜多姿，使人诵读之后如临其境，如见其花，从而产生无比欢悦之情。
在遣词造句方面，李商隐的诗歌还具有明显句式多变，对仗工整的特点。诗的语言婉转流动，注重锤词炼句，善于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如叠字的运用就富有特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菊》）“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离席》），“花情羞脉脉，柳意怅微微”（《向晚》）。这些诗句读起来回旋流转，音节铿锵，韵味无穷。同时顶真修辞联珠句式，如“春天在天涯，天涯日又斜”（《天涯》）；错综句式，如“看山对酒君思我，听鼓离城我访君”（《子初郊墅》）；倒装句式，如“数日同携酒，平明不在家”（《闲游》）等等，使得诗歌新意百出，变化多端。
　　李商隐做诗非常讲究诗律，对仗严谨而又形式多变，他的律诗除了唐代诗人一般经常采用的一联中上下两句对偶外，更多的是运用隔句对、当句对等对仗形式。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在对仗中，又善于炼字，尤其是虚词的运用非常成功，确有独到之处，在诗中巧用关联词，造出不同的关系句式。如“岂关无景物，自是有乡愁。”（《寓兴》）“非关宋玉有微醉，却是襄王梦觉迟”。（《有感》）。而且，他在诗中还运用大量使用设问、反诘等句式，抒发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直陈自己对历史事件，社会时事的观点和意见。如“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华清宫》），“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鬼二首》）。他还频繁地使用双声叠韵的修辞手法，讲究押韵、平仄，形成诗句音节的动听和声调的抑扬变化，诵读起来曼妙婉转，荡气回肠，动人心弦。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在这点上，李商隐是深得杜甫的精华的。
工于比兴 巧用典故 寄寓深远
比兴寄托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艺术手法。历代诗人都采用比兴手法来歌其事，咏其乐。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白居易等也大力提倡诗歌要有“兴寄”，讲求“美刺比兴”。但是，他们都过份强调诗歌要蕴含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即“诗歌合为事而作”，而忽视了具体的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李商隐据此加以发展，在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中尤大量采用比兴手法，形成了意境曲折，寓意深隐，韵味隽永的独特意境，成为他对传统艺术手法继承与发展的一大贡献。这一突出的、独特的艺术境界，在李商隐的咏史诗（政治诗），无题诗和一部分的咏物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咏史诗是李商隐政治诗的典范之作，一般都是通过题写历史事件来抒发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慨。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有借古喻今，托古讽今，以古鉴今等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比兴寄托艺术技巧在咏史诗中的实际运用。如《筹笔驿》一诗写道
　　猿鸟将疑畏筒书，风云长为护储胥。
　　继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文吟成恨有余。
　　这首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以与杜甫的咏怀诗相提并论。在诗中，诗人通过对筹笔驿这一古战场的游览、凭吊，在称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又对他的壮志难酬发出了由衷的感慨。诗中写道，虽然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胜过管仲、乐毅，而且六出歧山，兴兵伐魏，用兵如神。但是他正好生在末世，蜀国此时是上有昏庸无能的后主刘禅，下缺像关羽、张飞这样的贤臣大将，即使诸葛亮再努力，最终也不能挽回国破家亡的历史命运。而诗人笔下的蜀国历史，正是当时晚唐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当时晚唐君主昏庸无能，在作者短暂的一生中，就经历了三朝君主，朝廷内部腐败不堪，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像当时颇有才干的宰相李德裕，也受客观环境的局限而难施抱负，反遭打击迫害，客死他乡。而作者本人，也成为当时牛、李两党相争的牺牲品。从这首咏史诗来看，诗人的写作技巧是极为高妙的，他并不局限于对历史人物诸葛亮这一典型及其事迹的议论，而是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把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自然而然地贯穿于诗篇中的壮志难酬的诸葛亮身上，通过这人物的形象刻画和议论，加以引申和发挥，画龙点睛，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使寓意更深一层；几个典故的巧妙运用，更使诗歌的主题进一步升华，寄托深远，耐人寻味。在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是他的爱情诗，即他的无题诗。在这类诗中，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更是大量的运用。只是表现出来的寓意隐晦曲折，诗意朦胧。有些诗歌，还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追求在里面。如《无题二首》之二（重帏深下）写道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落谁叫桂枝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粗看这首诗，是在抒发失恋的痛苦，诗人错杂运用象征、比兴的手法，结合神话传说，自然景物等来写情传恨，一位失恋少女深夜独卧闺房，愁思满怀，深恨寂寞夜长，回首往事如梦似幻。然而，细读之下，则能看出带有明显的暗示性，再结合李商隐的身世遭遇来分析，那诗中的政治寄托就显而易见了。这里，作者以神女漂泊和小姑独居来象征他和令狐绹关系恶化后的心境。以风波摧枝和月露禁桂来比喻黑暗官场压抑人才和诗人怀才不遇的政治遭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就很形象地写出作者在政治仕途上的坎坷一生和他本人的无奈、痛苦。
　　李商隐的比兴寄托常常借助典故来完成，这些过去的历史事实，故事和古代的传说，在诗人灵活自如的调遣下，能够准确生动、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往往能推陈出新，从中挖掘出他人看不到的新意，这又是诗人突出的一大独特写作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咏史诗《贾生》就很有代表性
　　宣宝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坐，不问苍生问鬼神！
　　诗中所用的历史事实是汉文帝深夜召见汉初著名政治家贾谊，向他询问鬼神的本原。诗人不写君主恩遇的表现，而是巧妙地从“问鬼神”入手。引发深刻而新颖的议论，在诗人眼里，像贾谊这样有政治才能，有极大抱负的人才，所应受到的恩遇应该是辅国当政，干一番事业。怎能夜半不问“苍生”而大谈鬼神呢？这就揭露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却不能识贤用贤的本质。这就表现了李商隐的远见卓识和敏锐过人的洞察力。
　　当然，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缺点也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比兴寄托等艺术技巧上刻意追求，导致他的诗歌典故堆砌，晦涩难懂，令人费解。过份追求词采华丽，使诗歌思想性削弱，出现华而不实的倾向。不过，他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的分量是极为重要的，他本人在我国文坛上也享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之后的历代诗人，或多或少在诗的风格上都受到他的消极或积极影响。特别是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时的爱情曲作家，都不断地向他学习、借鉴。纵观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李商隐的诗歌的独特境界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形成了古代诗词婉约派的一大风景。
大致而言，他的诗歌在表现技巧上具有构思缜密、寄托遥深、语言清丽、用典精切、格律严整的特点。具体说其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主观化倾向。他总是把自己的灵魂赋于所咏的风景、事物或历史人物，使对象带上强烈的象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和作者融为一体，甚至成为作者的化身。
2、他的诗表现出很浓的感伤倾向，可以说感伤色调是贯穿他诗歌的主旋律。
3、善用典故，对仗精工，语言清丽。典故的运用，可以丰富诗歌的内涵，使诗歌的包蕴更丰富、更耐人寻味，并能深化诗歌的主题。李商隐的用典是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精当的。他诗歌“沉博艳丽”、“包蕴密致”的特点的形成，即与此有关。但他的用典过多，有时也造成了诗意的晦涩难懂。所以金人元好问曾慨叹说：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清代刘熙载《艺概》评“小李杜”诗云：“杜樊川雄姿英发，李樊南深情绵邈。”是说二人在晚唐衰微的环境中，杜牧以史论抒发英雄俊爽之气，渴望力挽狂澜，李商隐则以哀婉感伤的《无题》等诗，反映唐亡前士人普遍的低沉情绪。
　时至今日，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一旦捧读此诗，总会被其隐约迷离的意境和哀婉伤感的情调所征服，所迷恋，沉浸其中而三月不知肉味。由此可见，《锦瑟》之所以千百年来吸引着不少读者、学人，最主要的就在于这首诗的隐伤风格，也是其独特风格。大多数诗人的伤感之作，总是免不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式的直接渲泻，就连以苦吟著称的孟、贾之辈，也只不过是“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式的“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已，只是一种袒露无遗、搜肠刮肚的伤，而真正能做到既伤又隐者，唯义山一人！

一、李商隐诗歌的隐
　　李商隐诗歌的“隐”之特色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比兴寄托，是古代诗歌悠久的艺术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比兴寄托，《离骚》更是“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李商隐一生思想较为复杂，又备尝人世的艰辛，有不得已的苦衷郁结于内。正如他比方的，就像一只鸟儿：“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深感命运的不能主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绝望无助的幻灭感。第二，其所作只能发而为“巧啭”，又大都应是有“本意”的。
　　作为一个内向兼伤感型的诗人，李商隐用来比兴寄托的载体大多为纤弱细小的事物，虽然或高洁或美丽，然而共同的是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回中牡丹，香嫩可口却被剪凌云寸心的幼笋，先苦后荣、在斜阳暮蝉中摇曳的衰柳，身世悠悠、飘荡参差的流莺、孤鸿，暗夜强笑、非时早秀的李花、梅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一不是诗人身世、命运的一种象征，浸透着身世之感和人生感慨，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完美境界。如《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此诗托物寓怀，形象展示了诗人凄苦欲绝的心声和所处环境的冷酷，实为诗人自己悲剧性命运的写照。全篇在将蝉人化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人、物一体的“无际传神”的完美境界，令人叹为观止！
　　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深受屈原的影响。朱鹤龄曾经在《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论述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化出之者也。”这是颇有识见的。李伤隐诗歌中，古今的兴衰更替和事物的比兴寄托往往溶入神话传说的浪漫境界中，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类诗作占了其诗歌的很大比重，是对屈宋“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并更加富于隐约性、暗示性，也更加耐人涵咏玩索。这也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贡献，难怪有人推其为朦胧诗的鼻祖。试以《重过圣女祠》为例：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此诗借慨叹“圣女”的“沦谪”遭际，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但本诗的高明处在于通篇不从正面着笔，也丝毫不出现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是全用一种凄厉神秘的环境气氛进行烘托，曲折婉约地流露出诗人的惆怅迷惘、落寞无奈，更使全诗情味隽永。
　　李商隐对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学习和借鉴是成功的，但也挟裹着不少弊病。给人的感觉是过分刻意地去追求深邃或所谓言外之意，但又囿于本人生活面的狭窄和美学理想的局促，造成了意和辞之间不能很好配合的矛盾，意深而辞礩，过犹不及。从他本人所感叹的“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来看，就在作者同时代，已有不少人对其诗的比兴寄托有所疑问，以致诗人自己不得不极力申辩，然而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的“巧啭岂能本无意”，其大量诗作确实有寄托，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典故化意手法的运用。李商隐也是极富艺术敏感的诗人，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无不击打着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使他能够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揣摩生活和事物，在此基础上借助典故，使得不便言明的得以隐约曲折地表达，也使原本平淡的显得清新且富有诗意，同时又有神无迹，浑然天成，丰富了读者的联想，扩大了诗歌的内蕴，对诗歌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梦泽》一诗：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此诗进一步从现实生活感受的基础上，重笔渲染并揭示出楚灵王的荒淫冷酷及宫女们被害而又自戕的愚昧，给读者以思想上、心灵上的极大震撼。更由于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这种为腐朽世风所左右而又心甘情愿、愚昧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的内在本质，概括了与之类似的无数不幸历史和仍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上演的活生生事例，巧妙的赋予已逝的典故以具体可触的生活实感，从而使得这首小诗不论在典型性上，还是在普遍性上，或是在现实针对性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强烈艺术效果！
　　如果说，借用类似的典故，以“好对切事”直书其事，还不足以“巧啭本意”，达到其诗的“隐”，“若从发展构思和表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手法中新因素却不很多。”[4] 那么，李商隐的一些故意错易典故，极尽曲折委婉之作，则更能体现出诗人的独创性。如《富平少侯》：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綵树转灯珠错落，绣檀迴枕玉雕馊。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此诗内容与题面不相涉，所咏与张放的具体行事无关。林外抛弹，用的是韩嫣事迹，已经为张冠李戴，末尾用莫愁佳人，更属后世典故。作者故意错易典实，极尽曲折地隐约迷离地透露出托古寓讽的蛛丝马迹，可谓隐而又隐，煞费苦心！此类诗作虽然数量很少，但有其开创之功。然而，“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6] “其实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躯壳。”[7] 对于李商隐在用典化意方面处理上的弊端，我们同样不能轻易掩盖。
　　再次，是雾里看花式的朦胧造境。往往是心底涌动着强烈的感情，但又吝于表达，只是示以感情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且在这一系列的片断组合上，又是随感而设，支离破碎，其内在逻辑没有明确交代，显得雾里看花般朦胧隐约。而李商隐诗歌的“隐”，最为迷人的，最为耐人寻味的，即在此。如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锦瑟》一诗，要想下一个明确结论恐怕是不太容易的事，“以后亦难作出结论”[8] 也并非武断之辞。此诗除末联直抒胸臆地抒发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浩叹外，前三联是一系列并无明显逻辑关系的意象的组合。首联以锦瑟发端，笼罩在“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悲愤倾诉的隐约气氛中，也为全篇奠定了怅惘迷茫的气氛基调。颔联、颈联叠用了四个意象，但又都可作不同的解释，令解者难以窥其端倪。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它们的明确含义和内在逻辑，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言：“心理症的病人居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只有像他那样的语言方式才能通行无阻。”他如《重过圣女祠》、《无题四首》、《无题二首》、《春雨》、《曲江》等大量诗作，成为李商隐诗歌的一个不小焦点和疑案，难怪有人惊呼，李商隐是一个制造诗谜的专家！
二、李商隐诗歌的伤
　　李商隐诗歌的伤感倾向，董乃斌先生在《唐代文学史》中从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广阔性两大方面给予了中肯分析和评价。综观李商隐诗歌，其格调明朗活泼、轻快矫健之作可以说寥寥无几，大多数则是被一种无边无际、隐约迷离的伤感情调所笼罩，也是不争的事实。李商隐诗歌的“伤”，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可以概括为同病相怜伤更伤。也许因为李商隐生活遭际的磨难，也许因为由此而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使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一些体态弱小、情调衰飒的风物来寄托自己的不幸，显现出一种黑格尔所称的“神经衰弱的美”式的感伤。
　　李商隐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一生穷困潦倒，如同泛梗，甚至只能借改葬迁办亲属之墓来慰藉心灵，内心隐痛之切就可想而知了。且看《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梅花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是作为一种笑傲霜雪的人格象征。然而，在李商隐眼中，只是徒增伤离断肠之情罢了。“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寄寓着诗人自己虽才名早著而所遇非时的无限慨叹！经历了凄风苦雨而憔悴惨淡的残花，更让人倍感凄楚无奈、伤感绝望至极了！试看《花下醉》：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诗人面对零落破败的残花，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意。虽屡称自己“我系本王孙”，但残酷无情的现实却给诗人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痛，只能在客人散尽之后，抚遍每一片花瓣、每一缕花丝时，孤独地倾诉，何况更兼是在“酒醒深夜”！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概括为迷惘彷徨伤断肠。在李商隐许多诗作中，经常看到希望与失望、聚合与别离、现实与幻境、千里和咫尺的萦回往复、迷茫不可期的感伤。如《银河吹笙》：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幕隔霜清。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这首诗写一位女冠孤孑凄楚的处境和心情：天色欲明未明，月冷清寂，一阵阵凄婉而又彻骨的玉笙响起，使人倍感悄怆幽邃。这时，主人由当前的怅望回溯不久前的“梦断”，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回想重衾幽梦之欢，早望断于他年不复能追寻，更兼悲鸣惊梦，魂断香消，就更徒有无限凄楚了。全诗将那种入道后对人间爱情不能自已的顾慕但又不可期的怅惘伤感的微妙心理刻画的如泣如诉，一唱三叹！
　　又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浓未干。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香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此诗写一位男子对远隔天涯的心上人的强烈思念，缠绵反侧、荡气回肠。梦自已恍惚，梦醒之时，月斜西楼，一片寂静，只听见远处传来令人心惊肉跳、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回荡在漫漫黑夜，敲震在主人心头，勾起了无限的愁绪。而眼前的翡翠屏风，芙蓉被褥，更是由触物皆惊而唤起了诗人内心难以言喻的思念：烛光半笼，或明或暗，恍惚犹在梦中，而麝香微度，更疑所爱的人刚刚还真的来过这里，还流洒着依稀的余香！然而，冰冷的现实残酷无情地击碎了诗人的一切奢望，惟余一阵阵不可遏制的揪心之痛！
三、李商隐诗歌风格的成因
　　不论李商隐诗歌的“隐”也罢，“伤”也罢，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隐中有伤，伤溢于隐，只有伤既又隐，即“隐伤”才是其完整的独特风格，也是其总体风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