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20170605).doc

杂文（k-16 5号 戴伟强）
1.茶叶蛋：台湾人的自卑心理和大陆人的恩主心态
一枚茶叶蛋，搅动了上一周整个华语舆论的话题。
作为2011年的一则旧闻，即使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过范围不小的传播，但是此次的集中爆发仍然激发了网友们的创作热情，这几天有关“茶叶蛋”的神段子在网上喷涌而出。@超级梁哥哥说：“总会有一天。我会拉着我的女神，然后用颤抖的双手剥一颗极致奢华的茶叶蛋给她吃。然后向她求婚。嗯。这样的诱惑没有人可以抵挡了。”
这种说法在普通人看来无非是在搞笑和搏出位，然而当最近大陆记者找到说这话的台湾一所大学的讲师，他居然还在认真辩解，并不是为了搞噱头，而且这种说法在台湾岛内也并非完全没有市场。
台湾过去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伴随着大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表现越来越好，包括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之下，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的心理角色已悄然换位。而小小的一颗“茶叶蛋”也正真实地反映出心理换位之后的两岸民众对于彼此的认知和宽容度——台湾民众的“不了解”换来了大陆同胞高高在上的一句“井底之蛙”，不管是否出于恶意，双方的心态已跃然而出。
其实从今年年初的“陆港之争”开始，就一直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内地人的恩主心态”。其大意是说，部分内地人对香港、澳门、台湾甚至美国、欧洲、全世界都有一种“恩主心态”，典型思维方式就是：“如果不是我们大陆人来消费，香港能从金融危机中回神吗？希腊经济能复苏吗？全球经济不早就完蛋了吗？你、你、还有你，你们的繁荣都是我们恩赐的！”
具体到“茶叶蛋”事件中，这种“恩主心态”更是展现无遗。《服贸协定》在大陆人看来是让利于台湾，结果非但不领情反而还说过我“吃不起茶叶蛋”，这不是不识抬举嘛。
台湾民众的心理变化也不容忽视。台湾社会历来以开放为傲，但是伴随着两岸心理角色的变化，在传媒的“唱衰”轰炸下，不少台湾民众对比于大陆出现明显的“自卑情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此消彼长的现实，还沉寂在20多年前的“台湾奇迹”之中。这种不接受现实的直接表现就是“排斥”，不愿意去了解来自大陆的信息，出现“茶叶蛋”式的笑话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刚刚好，大陆民众的“恩主心态”与台湾民众的“自卑心理”几乎就是相反的呈现，是一种极度的自信。《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曾经极度贫困、饱受强国欺凌，富了之后一部分人以“救世主”自居，和你做生意，买你家东西，那是我看得起你，你只要把三百六十式狗腿技巧背熟乖乖逗得我龙颜大悦就好！没看见全世界的购物街各种肤色的售货员都在学中文了吗？其实这种心态有点像同学聚会，说聚餐结束抢着买单的一定都是当年家里最穷、成绩最渣、最受欺负的，他要用买单证明：哥如今也混出来了啊啊啊！大陆人嘛过去穷怕了，如今咱总算成土豪了，为什么不能用钱买风光？据说家里有钱的内地孩子，哪怕刚到欧美读书就被体育课上成群的肌肉吓坏了，也不会自卑：“我比他们见得更多，他们见到我才要自卑呢！”看吧，这就是有钱的内地人的底气。说得好听点，“恩主心态”也是源于这种有钱人的底气。
大陆民众这种心态的基础是出于对经济绩效合法性的高度认同，简单翻译下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钱了就是大爷，给你“送钱”居然敢不感天动地的接着，还用茶叶蛋来羞辱我。而几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环境，台湾岛内的危机意识和自卑意识其实根深蒂固。当曾经的穷亲戚，来到台湾岛内大把撒钱的时候，心理落差难免会出现，于是就出现了“反服贸”的一项理由：你穷得只剩钱了，可我还要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点评：对于如何消解这种“吃不起茶叶蛋的误解”？最好的办法无疑还是多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是信息的交流，也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交流。曾几何时，大陆民众还认为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吃不饱、穿不暖。这伴随着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消解，但是这种不同国家、地区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有多少大陆人还在意淫韩国人吃不起牛肉呢。）

2.埃及频繁“砍人头”：什么被判处了死刑？

4月28日，埃及小城明亚，法庭以“袭警”和“从事暴力活动”为由，判处683名穆斯林兄弟会骨干、成员和支持者死刑。
这一幕人们并不陌生：3月24日，同样是在明亚，法庭以同样的罪名，一次性判处529人死刑。
据“人权观察”组织描述，整个判决过程仅持续了几小时，法庭禁止律师作任何辩护和陈述，而兄弟会发言人则证实，被判死刑者中，有85岁高龄的兄弟会“导师”、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
严格地说，法庭仅仅是作出了“死刑裁决建议”，而非真的死刑裁决，按照该国法律，死刑是否核准，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宗教界负责教法解说的大穆夫提（mufti）手中，就在4月28日同一天，跟据大穆夫提的建议，一个多月前被判死刑的529人中，多达492人改判终身监禁，真正被核准死刑的仅37人。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是死刑裁决较多、但死刑执行较少的国家，据大赦国际的数字，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埃及分别判处123人、91人和109人死刑，但无一例已执行，迄今埃及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2011年10月处死了一名在2010年1月杀害6名科普特基督徒和1名警察的罪犯。此次的683人中，真正到案的不过50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死刑犯”未必不能逃过一死。
很显然，这样的判决不仅带有浓厚的“杀鸡儆猴”倾向，且人治色彩明显：两次判决，涉及1212人，所指控的是同一案件（去年8月14日警民冲突），而在那次冲突中，警方仅死1人，兄弟会支持者的死伤人数却可能多达700以上。两次庭审，到案被告分别只有123人（还包括无罪释放的16人）和50人，其余不是在逃，就是保释，有些甚至可能已经死亡。许多观察家指出，当这样的判决在短短一个月内两次出现时，真正被判处死刑的，就只能是这个国家的法治精神。
“尼罗河革命”推翻穆巴拉克军人统治之际，一些人曾热情洋溢地歌颂“埃及民主的进步”，认为这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数人头代替砍人头”，用协商和选票解决政治分歧的康庄大道，认为有了新宪法，民主选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几年过去，“数人头”固然在做，“砍人头”也并未耽误，依靠选举一度当政掌权的兄弟会，执政期间不遗余力揽权专断，排斥异己，而结束这一切的并非民主和选票，而是另一个军人和另一次“革命”。军方如此，兄弟会这样的宗教团体如此，号称“民主派”的也不例外，因为明知选举难以获胜，他们可以不顾自己原则反对修宪和直选，可以抵制不合心意的选举结果，甚至可以直截了当，要求军方将全力交给由本派领导的过渡政府，而非民选产生的新政府。
此次判决后不到一个月，即5月26-27日，又一次“数人头”就要开始了，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总统候选人仅剩下两位，一位是刚脱下军装的军事强人、埃及如今头号实权人物思思元帅，另一位则是2012年就参选过一次并最终名列得票第三的左翼政治家萨巴希，两人实力对比是如此悬殊，以至于被媒体戏称为“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可以说，包括两次死刑判决在内，一系列政治骚乱、流血冲突和政治挟私报复，将选举政治在埃及“包治百病”的新神话，连同选举的悬念，一并判了死刑。
真正被判死刑的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反对的天然正确，甚至“新埃及”的未来？
或许，此时此刻下这样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或许，应该再多些耐心，等待一切尘埃落定，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一如3月24日和4月28日的两次“集体死刑判决”，最终有多少人会被送上绞架，也一样要耐心登上几年才见分晓一般。

3.在郭美美的镜子里照照我们自己
几乎所有人都在谩骂与嘲讽郭美美，等着看她的下场，看她的笑话。这个将一枚红十字架拖进水里至今抬不起来头的90后女孩，几年来自己倒是在岸上活得更加逍遥自在。她在微博里笑傲社会，在赌场上笑傲法治，她似乎“炫”的不是富，而是“炫”自己活得不像屌丝那样寂寞。
炫富的女人不是她一个，她与很多同龄的女人一样，其实都在炫着自己的美色，还有与这个美色所关联的干爹们。就在郭美美赌球被抓的三天前，网上就疯传着一位94款女生，自曝与一位73款大爷的生活私照。爆乳与钞票、美艳与豪车，与再早一星期前自晒人民币铺床的嫩模田紫紫，有着拉开炫富叫板的意味。而田紫紫的人民币铺床照，其实只是对自己不久前在5分钟之内豪掷400万买下顶级跑车的一次炫富补充。
郭美美炫赌，也是对炫富的一次追加补充。炫富成为一个群体，体现自己区别于屌丝的存在感，其实是她们展示自己的美色兑换成财富的成功感。她们以这种滔天般的“盛筵”，直接将犹抱琵琶的那顿海天盛筵中的同类们，比成了屌丝，而真正的屌丝们，只有谩骂的份儿。
郭美美们明明知道自己的炫富是会遭致谩骂的，但她们越骂越炫，其实掐准的是两头，道德与法治的这头拿她们没办法，屌丝们这头则不过是羡慕嫉妒恨。
确实不排除谩骂的、嘲讽的屌丝队伍中，很大一个群体其实是将郭美美们轻松拥有财富，当成自己个人的中国梦来仰视的。她们在郭美美们的炫富中，虽然看到了漫天的口水，但既没看到法治让她们就范，也没看到主渠道的宣教机器站出来拍砖；既没看到郭美美的背后牵出个老虎，也没看到已然失信于民的公信被牵连着买单，倒是看到了郭美美炫完豪富之后掷地有声的豪言——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有胆放马过来！
再是怎么单纯的三观，在凌乱的现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按照存在就是合理的思维定律，被法治与主流声音不屑一顾的郭美美们，在屌丝们眼里，其实已经经历了惊讶——观望、谩骂——观望、再惊讶——直至平静的心理过程。现实的法治与道德，通过炫富的郭美美们给这个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三观课——干爹是可以泡的，财富是可以炫的，不被崇尚的三观也是可以让人活得风光无限的。所以，这个社会，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要有财富耀人，光有正确的三观不行，还得有美艳可人，有干爹罩人。
理论上用正确的三观塑造人，是个苦口婆心的工作，如同吐丝之蚕，一口一口、一道一道、经年累月地育人。但几个不入法治和宣教机器法眼的郭美美，其张狂逍遥的生活方式却能将这经年累月的蚕丝搅成一团败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年轻人的三观，之所以明显地出现凌乱，担当责任的不应是几个炫富的郭美美，而是教育的失当，法治的失范。郭美美们只不过是这个凌乱的转型社会表里不一的三观标本，她们用扭曲的外观，展示着这个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心目中的三观与现实的三观之间的那个真实面孔，她们只是比那些迷惘、疑惑、甚至有些忿忿不平的同龄人厚了些脸皮、多了些机会。她们是这个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大喇喇站出来揭示价值观表里不一的代表人物。她们要的就是这种扭曲的“美感”，以及这种“美感”的合理存在感。
在此之前，当太多根正苗红的权二代轻松拥有财富，并且将貂皮与绿卡当成生存的最佳方式；当那些拼爹的人们盘点起名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亲爹的生日记忆程度；当那些玩不转中国的琴棋书画，却动辄拍下价值百万、千万的古玩时——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亚洲人到了欧洲，跑博物馆的大多是日本人，跑爱马仕专场店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在拼爹，哪怕是一个干爹。
生活奢靡、趣味低俗的郭美美们，是这个时代价值观扭曲的必然产物，她们像一面面镜子，在照见她们自己扭曲的影子的同时，其实也照进了这个社会很多屌丝的生活理想。当美艳与财富、爆乳与干爹，在这面镜子里炫然耀人时，这个社会的法治与道德、宣教与喉舌，都应该有勇气通过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责任，审视自己的面孔。
在郭美美们的镜子里，所有人都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它只不过是一个时代所集体扭曲了的缩影罢了。
只不过，靠围观者的口水，恐怕永远都无法淹没这面镜子扭曲而又刺眼的亮色。

4.“野鸡大学”的忽悠为何在中国大有市场？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和中国留学网公布了一万余所正规海外院校的名单。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提醒，出国留学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正规学校别被“野鸡大学”忽悠了。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野鸡大学”泛滥成灾，而中国成为其最大的受害国，美国的“野鸡大学”每年的学位证书95%给了中国人。（京华时报2月23日）
从2003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公布正规海外院校名单。近年来，更接连不断发出出国留学预警，提醒出国留学者警惕被忽悠。但是，出国留学者被“野鸡大学”忽悠的还是大有人在，这除了有些出国留学者对自己的权利保护不够，仓促选择出国留学之外，还有少数出国留学者甘愿“被忽悠”，这同样值得警惕。
总体看来，拿“野鸡大学”进行忽悠，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留学中介机构拿“野鸡大学”忽悠。有的留学中介会把一些招生门槛很低（甚至没有）的野鸡大学推荐给家长，告诉家长很快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成行，并把学校说得天花乱坠，保证学生能获得毕业证书，一些家长急于让孩子出国留学，轻信出国留学中介，由此被骗。教育部在提醒时，专门提到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在职人员，包括官员、企业高管，为晋升、通过考核或者装点门面，在国内搞不到研究生文凭，而想到“野鸡大学”的路子。他们也知道“野鸡大学”的文凭并不被认可，但在他们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可以“让其”得到认可——只要弄到文凭，周围人不敢说什么——这其实是买卖假文凭，类似的有一些官员、企业高管去报某国外大学的合作项目，只交钱不用上课，一年或一年半就拿硕士文凭。这种模式，一听就是买卖文凭，但还是有不少人选择，在中介机构被查处后，宣称自己“被骗”。而其实，他们是“野鸡大学”的共同忽悠者，自己也拿着野鸡大学的文凭忽悠，招摇撞骗。
第三种情况是，有一些出国留学者，为了弄一张文凭者主动找“野鸡大学”，他们通常在正规大学混不下去，难以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证书，只有花钱去购买“野鸡大学”的文凭，回来向父母交差。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学生家长自欺欺人，他们明知对方学校可能有猫腻，但为了实现孩子的出国留学梦，并不深究。有一些出国留学者，并没有做好长远的打算，往往是在高考结束之后，由于高考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没有达到本科线，甚至连专科也进不了，才想到出国留学的。这时，有的家长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给孩子找个能出国留学读书的地方。
而且，这些家长还有不小的面子思想，不愿意被别人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而是被国外名校录取了，哪怕是在国内读预科，或者2+2项目，家长也会将其描绘为名校。如果仅仅是满足虚荣心理，还可理解，但如果自己说着说着把自己也说动了就出问题了。有的家长就是后来发现并不是中介说的那么回事，也会考虑到孩子有地方学习、面子思想，不愿意承认被忽悠的现实。这就是教育部门一再提醒防止留学诈骗，可中介机构还是屡试不爽的一方面原因。
这四类“野鸡大学”忽悠，第一类属于行业监管的问题，一些中介机构违规经营，在办理出国留学业务时对消费者进行欺诈，这需要加强行业监管，规范中介机构的经营活动；第二类属于人才管理、评价中的乱象，这和国内高校的假文凭现象本质是一样的，属于权学交易不端行为，这需要公开官员求学信息，公布其学费的来源，对买卖文凭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第三类和第四类，则是学生和家长的出国留学定位出了严重偏差，不是将其作为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途径，还是用“镀金”、“混文凭”的想法，来看待出国留学。可以说，冲着被录取、拿到文凭去出国留学毫无价值，这些家长、学生就是“野鸡大学”最主要的忽悠对象。
总体而言，“野鸡大学”招摇过市，根源在学历情结，中介机构拿“野鸡大学”忽悠，被“野鸡大学”忽悠的家长、学生、在职官员企业人士，都离不开“学历”这一因素。如果不消除对学历的畸形追求，“野鸡大学”就不可能绝迹。有调查显示，“野鸡大学”现象已经成为出国留学最大隐患，因此有必要深刻反思我国社会为何会出现畸形的学历追求。
教育部门公布海外正规大学名单，对于规范出国留学市场，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以改变社会对学历的盲目崇拜现象。只有打破国家授予文凭制度，推进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才能消除“学历社会”和“学历情结”，让教育者、受教育者均关注教育自身的价值。 

5. 深圳娃娃鱼饭局，深喉究竟是谁？
因记者暗访被打而牵出的深圳“娃娃鱼饭局”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21日晚，南方都市报接报料称，有党员干部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报料被记者暗访证实。但记者亮明身份采访时，却遭到参与饭局的官员和安保人员殴打。
26日，深圳方面通报称，对14名涉嫌违规的公安民警停职调查。
而据《新京报》28日报道，知情人士提供的文件及短信内容显示，27日，深圳警方下达“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通知，“严禁各单位以任何形式组织聚餐；严禁以同事聚会、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等各种名义搞联谊聚餐，分局领导及民警在办理婚丧嫁娶等事宜的宴请前必须经分局纪委审批”，并要求民警签名确认。
专项整顿是否矫枉过正？这场真相依旧不清的饭局背后，是否隐藏着权斗的游戏？ 
安保严密的私人聚会为何曝光？
这个报道见诸报端之后，网络上马上流传着一份某刑警大队《关于夜间行动结束后可否吃宵夜的指示》，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感受此次警、媒冲突后的紧张情绪。
发生了“娃娃鱼饭局”事件，就禁止民警正常的友情亲情往来，这种行政运作逻辑，与发生踩踏事件就禁止公共集会活动一样，它逾越了行政权力的边界，这其中的矫枉过正，以及对民警私人生活空间的侵犯和僭越，显而易见。
当然不可否认，这样的“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在短期内有它的客观效果。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连来自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定，都无法遏止官员们的“娃娃鱼饭局”，且换来的是有安保人员把守、“在我的地盘安全”的聚会，那么，如何奢望深圳警方的这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就能达致“长治久安”的政策初衷？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质疑，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纠缠，而是要提醒，形成官场清廉风气确实很艰难。深圳这次警界官员“娃娃鱼饭局”事件，便以最典型、最完整的方式，呈现了目前反腐风暴、中央八项规定三令五申下，官员们在应对时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为了规避风险，他们确实表现出异常的谨慎，因此，连“私人聚会”吃个饭都有人员专门在包厢门口严防死守。如果不是有人向记者报料，记者如何能知晓这个官方口中所称的“偶遇组织”的饭局地点，并及时赶到现场暗访？如果不是有人掩护作“内应”，记者又如何轻易能以“司机”的身份进入有人把关的包厢？
令他们遗憾的是，在喝了酒并发现记者拍照的时候，他们丧失了作为警察应有的职业敏感及谨慎，失控打记者，意味着之前的保密工作前功尽弃，这正中内部爆料者的下怀。
搅动舆情的深喉究竟是谁？
向记者提供线索的深喉究竟是谁？当然，对深圳警方内部来说，或许早就心知肚明。
27日的新京报及28日的财新网的报道，都是通过“知情人士”的透露，14名被停职调查的民警，实际上都有领导职务，他们均是深圳警界的“精英”。舆论不免感叹，这正是一场“私人聚会”“动用安保人员”的原因所在。据此推测，深圳官方之前的通报之所以抹去领导职务，使用“民警”的称谓，不过是想降低舆论影响。

新京报公布的14名被停职调查民警的相关职务。
同样的，这份“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通知，也非官方正式公布，而是由“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之前对于该饭局由谁埋单，深圳的官方通报是，该饭局最终由深圳市技侦支队退休官员王鹰航埋单。据南都公号的报道，也是据“内部人员”透露，南都记者暗访后，警方为规避风险，事后让退休干部王鹰航埋单。
正是这个“知情人士”、“内部人士”的不断透露，使深圳警方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并在顾此失彼中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
当然，不能肯定爆料者、“内部人员”与“知情人士”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无论是爆料者还是这位“内部人员”、“知情人士”，在深圳警界内部，能接触到的层次都不低，且轻易能获得核心要害信息。而且，在事态发展到如此沸沸扬扬，深圳官方试图使用舆情应对策略降低事态影响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任何障碍，不断向媒体“喂料”，深喉为何拥有如此大的能量？
消解反腐压力，官员如何攻守联盟？
如前所述，如果不是能直接接触“娃娃鱼饭局”的内部人员，记者恐怕根本不会去暗访，这场有人把门的饭局，也就会在官员们的推杯换盏后，永远不被发现。
这实际提醒我们，对于来自上层禁令和审查的压力，比如中央八项规定、比如反腐风暴，官员们一开始也许会一时措手不及，但是一旦他们习惯并冷静之后，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掌握的公共资源，消解来自上层的压力以规避风险。
为了减少执行或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而又不会受到上层权力的责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集体对抗”的办法。学者吴思在其《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引用《五杂俎•事部二》，介绍了古代官员如何以虚文应对法令的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上层禁令和审查的威慑力，并不会让所有官员断了贪腐的念头，基于侥幸或者对自身规避能力的自信，官员们会前所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攻守同盟”。为了规避中央八项规定，他们连在一起吃一餐饭都要动用安保力量，要选择在自己地盘上安全的地方，不难想象，如果是进行重大的贪腐活动，他们会怎样的谨慎，会怎样动用公共资源来进行掩饰。
当来自上层和社会的压力陡增时，官员们会发现，原来分化、角色各异的同僚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让地方党委书记或纪委书记对管辖下人员的贪腐承担领导或连带责任，它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威慑力，但是从长远来说，一旦发生管辖范围下的贪腐事件，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把事情尽可能压下去。本来担当监管者角色的他们，可能被“绑架”而成为利益共同体。毫无疑问，这大大加重了反腐机构查处的难度，反腐成本倍增。
相信这也是十八届中央纪委在之前的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2015年任务时，把“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的缘由所在。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从这个角度讲，深圳“娃娃鱼饭局”，显示了目前反腐风暴下吏治的困境。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调动各种资源以规避风险，同僚之间形成“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这样必将加重反腐成本；而类似把正常安保力量用来把守饭局的做法，预示着公共资源被用来对抗审查风险而超额消耗。
这种消耗会让社会更加不堪重负，而为了激励这些被非正常使用的安保力量，官员们又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他们超额的回报。
因为深喉的存在，娃娃鱼饭局被公之于众，即便媒体反复追问，饭局事件的完整真相依旧不甚清晰，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堡垒只有从内部才有被攻破的可能，否则坚不可摧。
学者吴思在考察明朝，特别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对官员严酷，却无法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局面时，他的结论是，由于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便陷于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说白了，一句话，答案及出路其实就在那里，关键在于是否有选择的勇气和魄力。

6.欧盟为何恐惧中非越走越近
“十二年前，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把非洲称作‘毫无希望’的大陆。可30年前也有无数外国人认为中国毫无希望。事实反驳了他们。”
在非洲待了整整七年，刚刚回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唐晓阳在回答一名非洲留学生有关中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说。
从2007年开始，唐晓阳用整整六年时间对十几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近千名和中非合作直接相关的双方官员、经理、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对非洲了解得越深，他越觉得中非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的背后存在重重挑战。但是对于中非经济交往的未来能否实现“双赢”，他持乐观态度。
中国人现在看非洲人的眼光，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感觉，除了带着优越感、陌生感，甚至还有害怕。
“我被医院派去肯尼亚的时候，担心自己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刘医生说。
“94年左右，我们医院一个去也门的医疗队正好赶上也门内战，一群人差点被子弹射中。后来我在非洲坦桑尼亚待了三个月，觉得那里很安全，居民也很友好，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中非两国人在看待彼此时，往往存在因文化、社会差异造成的误解，因此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中非关系日益被西方国家诟病，西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非议中国对非战略。2014年8月3日，希拉里在非洲最西部的农业国塞内加尔的讲话中表示，美国致力于一种增进而非榨取的合作模式，称外来国家为自身攫取非洲财富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暗示“某些国家”只对非洲的自然资源感兴趣。
不管希拉里是否暗指中国，中西方谈论对非合作模式都难免有失客观，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才是真正重要的。
根据采访以及对非洲媒体的调查显示，非洲人对中国有褒有贬，既非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积极，也非西方学界、政界那样一味地批判。
总体而言，中国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发展的帮助是受到当地人普遍认可的，他们已经离不开中国技术，离不开中国货。而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
对于这种指责，需要认清的一点事实是：中非贸易确实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平衡，非洲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矿产和石油占了70%至80%。这其实是由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因为它的比较优势只在于能够提供原材料。
但是资源进口并不等于资源占有，目前中国在非洲真正占有股权的石油和矿产相当少。以非洲西南部的石油矿产大国安哥拉为例，2012年，中国从安哥拉进口的石油占当地总产量的45%，但是在安哥拉现有的34块油田中，中石化仅在四块区块占有股份，另外三十块油田的主要持股人与运营商几乎都来自欧美的国际石油巨头，连印度公司都比中国多。
2012年5月5日，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雷蒙斯在中铁四局安哥拉项目经理部常务副经理陈刚的陪同下，到中铁四局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工程现场视察指导工作。
而中国石油进口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利比亚的情况也类似。截止2013年，该国两百块油田中，中石油仅拥有一块油田的勘探权。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欲加之罪，没有任何的现实说服力。
而作为非洲国家本身来说，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并不应该被否定。事实上，很多非洲政府非常欢迎资源开采加工，也有意识地推动资源开采附加值的增长。为了真正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对中非贸易形势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换项目”框架协议。
安哥拉是一个自然资源与矿产资源都得天独厚的国家，然而优越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福音。1975年，安哥拉刚刚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全国便陷入内战，一打就是27年，直到2002年才结束，战后基础建设几乎被毁坏殆尽。
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换项目”框架协议第一次使安哥拉普通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2004年3月，安哥拉财政部以安哥拉的石油为担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一笔数额为20亿美元的信贷框架协议。
这20亿美元被分两期用于安哥拉基建107个项目，既包括道路修缮、电信主干网、灌溉、供水等基础建设，也有医院、学校等公益服务设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直接将油价上涨收益转化为人民福利。
罗安达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ndrade称，“这是安哥拉普通百姓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国家的石油收入被用在自己的生活中。”
非洲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分为北部非洲与南部非洲。从总体水平上来看，北非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达很多，比如摩洛哥、利比亚和埃及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北非国家民族成分主要为阿拉伯民族和柏柏尔族，信仰宗教为伊斯兰教，因此很少被人们归属在“传统意义”里的非洲。越过撒哈拉沙漠，才到了尼格罗人种的故乡——“黑非洲”。而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合作，主要开展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1960 年，中国与几内亚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提供一亿人民币无息贷款； 1965 年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定则几乎完全出自政治考虑。从 1982 年之后，中国开始在非洲国家尝试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以及管理合作等新形式。到2014年，中非合作领域已经全面覆盖基础建设、矿业、农业、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而近年来最受中非两国关注的，是中非经贸合作区。
经贸合作区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资源，特别是对当地工业萌芽有见效快、时间短的巨大优势。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家去非洲，这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接受采访时称。
2006年，商务部正式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宣布招标海外合作区。这种境外的经贸合作区其实就是经济特区。现在，中国在非洲六个国家推进建设七个经济特区，六个正在建设中。
201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塞内加尔文化部长Abdou Azize Mbaye的陪同下，参观位于首都达卡尔、由中国资助的黑人文化博物馆建设工地。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世界经济的特区历史里最为成功的。中国成功的经济特区模式让非洲官员深受震撼，迫切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复制“深圳模式”。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可以成功复制吗？
“其实中国经济特区并不是每一个都很成功。”唐晓阳教授说。“汕头特区就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国特区模式能够成功，恰恰在于它能够从一个特区变成一个带动全国发展的机制。所以中非经贸合作区要成功，最终成功标准在于能够带动当地发展，包括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在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中国开发商和非洲国家地方政府属于不同主体，双方在利益考虑上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基础建设的匮乏、非洲行政管理制度的混乱、双方在产业导向以及长远发展方面的思想差异等等，都是合作区发展缓慢的原因。经济特区走上正轨还需要非洲国家进行一系列的特区政策改革以及社会转型。
“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国门，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
除此之外，中非贸易还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
中非目前的经济交往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分工延伸，是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其动向与其他各个国家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随着中非经贸交往日益深化，西方国家频繁将“新殖民主义”名号扣到中国的头上。反思非洲大陆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西欧与非洲大陆关系最为密切。十八世纪西欧探险者大量贩卖黑人奴隶至美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殖民主义更是席卷整个非洲。
而在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欧盟国家逐渐意识到，中非政治经济交往中的实用主义与欧盟当前信奉的“普世价值规范”形成强烈反差。而出于一种将非洲人民“从贫困、战争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道德优越感，欧洲人习惯以怜悯、保护着的眼光来看待非洲，对于中国与非洲国家采取务实互惠的经济外交极为警惕，甚至仇视，因此大肆宣扬中国“攫取”非洲矿产，施行“新殖民主义”也就不足为奇。
一名中国商贩正在向一位非洲女孩推销药品。在非洲，像这样的中国个体商户、民营企业正越来越多。
“随着目前全球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殖民主义想要重复十八、十九世纪殖民体系，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资源贸易本身也并不等于新殖民主义。”唐晓阳教授说。
站在非洲的角度来说，现在的非洲国家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极度需要外援的脆弱联盟，他们不再像冷战时期一样“站队”，不再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阵营中的附属，而是对自己所需要的战略目标有明确规划。
近十年来，中非政治经济外交中出现的实用主义是欧盟感到恐惧的根本原因。
就算是再落后的非洲国家，比如农业国埃塞俄比亚，在接受中国援助的时候，也不再认为自己是需要接受指导、听从教诲的学徒，而认为自己是平等独立的伙伴。若不是因为与中国合作确实能够帮助自身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非洲国家也绝对不会和中国合作。
康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以人类的美好生活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以此为手段，这正是道德的体现。国家社会的物质繁荣并非人类的终极追求，而是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必经之路。如果中国与非洲调整自身融入其中，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在未来二三十年，中非经济交往实现“双赢”就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7. 哈萨克斯坦：绝不蒙住女人脸的国家
在哈萨克斯坦，信仰伊斯兰教的妇女不需要带面巾头纱。
“蒙住女人的脸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是马背上的哈萨克族，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是穆斯林就把国家倒回中世纪，我们要为全穆斯林的未来而奋斗。”
这是执政已长达23年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过的一个著名演讲。他称女性为“我们未来家园的守护神”。
随着近20年来女性地位在哈萨克斯坦的迅速提升，两国间年轻留学生的学术交流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女留学生丽芬前往哈萨克斯坦最著名学府国立民族大学留学时，对这个独立仅仅23年的国家有“家乡乡镇”的感觉。
“2012年我从中国坐大巴到了阿拉木图，也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前首都，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我本来以为会是个繁华的大都市，但是看到的是安静的村庄和大片大片的葡萄园，有种家乡乡镇的感觉。”
这是一个广袤、干净而悠闲的国度。其27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新疆和西藏两省面积的总和，却只有1700万人口。它深居中亚腹地，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世界第一的钨储量，世界第一的铀开采量，27亿吨可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以及铅、钼、铬等有色金属。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以矿产资源发家的国家开始努力跻身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它成为独联体中综合国力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五国之一；它承办了2017年世博会；并将在明年正式加入WTO。
2013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它最新的目标是，2050年之前，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30强。
同多数独联体国家的强人政治一样，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国家独立以来，一直任职总统至今。其23年的执政生涯让纳扎尔巴耶夫被冠以“独裁者”的称呼，不同于中亚其他国家的是，哈萨克斯坦快速发展的经济使民众选择了对这位“独裁者”的支持。
在首都阿斯塔纳，随处可见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塑。民族塔塔基上、博物馆门廊里、纪念碑底座上、马路旁的广告牌上……这名74岁的老人无处不在地注视着他的国家，他精神矍铄，保持着每两三个月在公众场合出现一次，与市民亲切接触的频率。在2011年的全民公投中，95.5%的支持率使这位总统少能继续统治他的国家到2016年。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1940年出生在阿拉木图州，祖辈世代牧羊，他说自己的名字从古兰经中真主的名字中得来。“真主有99个尊名，其中有一个叫努尔，有一个叫苏丹，我的名字是祖母将创世主的这两个尊名合并起来给我用的。”
如今，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就有超过5000个孩子被取名为 “努尔苏丹”。他们多是1991年之后出生。在寄给总统的数千封信里，这些孩子的父母表达了他们对总统的喜爱以及希望通过这个名字祝福下一代的愿望。
自1991年至今举行的四次总统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率从未低于90%。如此高的支持率，得益于人们能切实感受到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2013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海南三亚举行的博鳌经济论坛的一项签字仪式后握手。
和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1991年底哈萨克斯坦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经济失控的烂摊子。共和国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实体经济联系断裂。1990-1994年，工业生产下滑1/2，农业生产下滑1/3，交通运输下滑2/3。经济中拖欠缴款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贷款利率超过400%，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或破产倒闭或亏损严重。最低工资水平降幅近90%。
自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全权治理这个国家后，哈萨克斯坦经济快速发展。1997年至2013年，哈萨克斯坦公民收入增长了15倍。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数缩减了6倍，失业人口减少一半。国家教育支出增长了8.5倍。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发展顺利，允许设立独立媒体。各类非政府组织数目达到1.8万个，全国共有媒体2500家，其中约90%系私有。
15年里，GDP上涨15倍，人均GDP由1998年的1500美元提高到2013年的13000美元。
纳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