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的计划生育工作(1949—1978).doc

平湖的计划生育工作(1949—1978)

平湖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平湖地处浙北沿海、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的人口稠密区。1978年末全县面积536.9平方公里,人口436265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13人。改革开放以前，国民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3.2%，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7.2%。人口稠密，尤其是农村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缺乏，严重制约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经过多年艰辛努力取得显著成绩，1978年12月平湖县被授于浙江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一、从人口失控到推行计划生育的历史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三十年间，平湖与全国各地一样，在人口生育问题上历经盲目生育时期、节制生育时期和计划生育时期等三个阶段。
（一）1949—1962年 放任盲目生育，全县人口增长失控
解放前夕，平湖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人口再生产类型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当时，人口生育多，死亡也多，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1949年全县总人口为277049人，比1912年的281876人减少3727人。
1949年5月11日平湖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全县有17.5万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了28万亩耕地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为2万吨粮食的苛重地租。农民有了土地，城镇职工收入和福利也有提高，从而刺激了人们固有的生育愿望，促使早生多育的要求强烈起来。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忙于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顾不上考虑人口问题，采取了一些客观上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后来又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正确的人口和节制生育的理论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医疗卫生部门对绝育和人工流产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规定生过6个以上孩子的妇女才能做输卵管结扎手术，并须夫妻双方申请并经领导批准才行。人口生育长时间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据调查，五十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23，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
无计划盲目生育，导致人口急剧增长。1949年至1962年,全县净增人口59933人，总人口增至336982人。其中：1954年至1957年为平湖解放后第一个生育高峰，这4年年均人口出生率30.33‰，死亡率10.62‰，自然增长率19.71‰。此时，人口再生产类型已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一度下降的人口出生很快出现了补偿性回升。1962年开始形成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是年，全县出生人口11584人，出生率高达34.86‰,自然增长率为23.80‰。
（二）1963—1970年 提倡节制生育，难遏人口出生势头
各地人口的急剧增长，引起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强调“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1963年10月，国家卫生部发出《关于修改人工流产及男女结扎手术条件规定的通知》，放宽政策以满足群众的节育要求。同年，浙江省卫生厅调低节育手术收费标准，减轻受术者经济负担。
为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63年11月，县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县委常委范华秀为主任委员，副县长杜元敬、江宛容为副主任委员，宣传部、卫生局、商业局、民政局、总工会、团县委、妇联等部门的负责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县卫生局合署，由局长兼主任，有一名专职办事人员。1964年3月，县人委下发《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镇）加强领导，确定一名负责干部兼管此项工作，把计划生育列入议事日程，定期讨论和检查，以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进行。
此后，在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节制生育工作从城镇到农村，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首先，由县医药、卫生、商业部门协作，扩大避孕药具销售点，向城乡育龄群众廉价供应避孕药具。接着，县妇联、总工会、卫生局联合举办《有计划生育》大型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县电影放映队在全县城乡组织放映科教影片《节制生育》。县妇保站举办计划生育巡回展览。县医院、地区医院和各社镇联合诊所先后开设了避孕技术指导门诊和计划生育咨询服务。
随着宣传发动工作的不断深入，广大育龄群众的节育愿望逐渐变为节育行动。1963年全县有81名男性、61名女性施行结扎绝育手术。1964年节育手术人数大幅上升，其中有1232名怀孕妇女要求中止妊娠而施行人流手术。1965年兴起了以男性结扎、女性放环为主的群众性节育热潮，手术总数达5795例。1966年全县节育手术达到高潮，手术总数9926例，其中女扎3061例，男扎1006例，放环1867例，人流3992例。1967年至1969年，由于“文革”动乱影响，群众性节育活动受挫。1970年开始，接受节育手术的人数又大量增多。
这一时期，虽然在提法上是“计划生育”，但实质上不具备计划生育的特点，主要是尚没有控制人口的计划和生育政策。后期又受到“文革”的影响。因此，六十年代的人口出生水平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比五十年代更高，形成第二个生育高峰，不仅势头大，持续时期也长，直至正式推行计划生育初期的1972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一直分别保持在21‰和15‰的高水平上。1963年至1970年，累计出生99244人，年均出生12406人，年均出生率为33.33‰；累计自增人口73974人，年均自增人口9247人，年均自增率为24.80‰。全县总人口已突破41万人。
（三）1971—1978年 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逐步控制
我国六十年代的人口控制遭受挫折，人口过快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更大压力。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出显著成绩。同年9月，浙江省革委会下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对计划生育工作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城镇降到10‰以下，农村降到15‰以下。
1972年1月，平湖县革委会贯彻国务院和省革委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先后召开全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加强领导，制订措施，抓好晚婚和计划生育。1973年3月和5月，先后成立计划生育办事机构和重建计划生育协调组织。1974年2月，实行免费供应避孕药具制度。同年3月起城乡居民一律免费享受节育手术服务。以提倡晚婚和落实节育措施为重点的群众性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取得成果。1971年接受“四项”节育手术人数超万例，其中女扎5412例，占手术总数的一半左右，当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上年下降2个千分点。1972年和1973年节育手术均保持在万例以上，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1971年至1978年，全县施行各项节育手术69805例，其中：女扎21089例、男扎1373例、放环16257例、人流28866例，中期引产2220例。1971年至1978年，全县累计出生人口48887人，年均出生6110人，年均出生率14.36‰；累计自增人口27465人，年均自增人口3433人，年均自增率8.06‰，比1963年至1970年的年均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下降（33.33‰－14.36‰）18.97‰和(24.80‰－8.06‰)16.74‰。尤其是1974年至1978年的后五年中，人口出生率降至12‰以下，人口自增率降至5‰以下。此时，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的人口增长型，逐步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增率的稳定型。
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涌现出许多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1978年10月，县召开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县委授于黄姑公社、新仓公社幸福大队、全塘公社穗轮大队和人民医院妇产科为全县计划生育红旗单位；同时全县还有150个先进基层单位和113位先进个人受到县委表彰。
二、实行计划生育初期阶段的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1971年贯彻国务院和省革委会文件指示，把人口生育计划纳入了平湖县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1972年1月，县革委会下发（1972）9号文件，首次提出“人口增长率城镇降到13‰以下，农村降到17‰以下”的全县人口控制目标。为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73年5月，县委和县革委会决定重新成立平湖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县委副书记胡凤海任主任，县革委副主任王庭珍及江宛容任副主任，县级党政群团9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任委员。全县23个社镇也相应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亲自负责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从此，计划生育工作列入了各级党政领导的议事日程，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县委常委每年至少1-2次集体听取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汇报，在工作关键时期，适时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统一思想，落实任务。
1973年3月，县委决定设置平湖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为政府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部门，由一位原副县职干部任主任。先后配备5-7名工作人员。1976年12月，全县20个公社各配备一名计划生育专管员为公社事业干部。与此同时，农村生产大队（村）、生产队（组）的计划生育工作，一般都由妇女主任、妇女队长负责。城镇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也都有领导分管或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县、社（镇）、大队（村）、生产队（基层单位）形成比较健全的计划生育工作网络。
（二）落实人口计划
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即按照“晚、稀、少”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制订人口生育计划。并在落实控制人口生育计划中，做到“抓五早”和“把三关”，即：早计划、早落实、早检查、早发现、早处理；把好晚婚基础关、把好生育胎次关、把好计划调整关。1973年至1975年制订的全县人口自增率13‰、12‰和11‰的规划，实际执行结果明显好于规划要求，这三年的自然增长率实绩分别是：10.2‰、4.43‰和4.87‰。
1975年1-6月，全县范围开展1976～1985十年人口增长预测调查。根据“晚、稀、少”的要求，预计到“五五”期末的1980年底全县人口将增至44.8万人；到“六五”期末的1985年底全县人口又将增至47.4万人，人口自增率大大超过上级规定的控制指标。通过调查，及时采取对策，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提高晚婚率和计划生育符合率的同时，针对年出生率高低悬殊较大的状况，用“削高峰、填低谷”的办法，加以平衡。结果完全达到预期效果：1976年至1978年继续维持低增长，自增率分别为3.64‰、3.10‰和4.50‰。1980年底全县实际总人口控制为440040人，1985年底全县总人口控制为447143人,分别少于规划预测数7960人和26857人。
（三）贯彻婚育政策
1973年2月，贯彻浙江省革委会颁发的《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主要内容有：（1）大力提倡晚婚，动员男女青年25周岁以后结婚；（2）已结婚的要计划生育，不要超过生育两个孩子；（3）学生、学徒工等在学习和培训期间不宜结婚，否则劝其退学退职；（4）认真落实男女同工同酬；（5）就业安排、住房分配应先照顾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者；（6）因盲目生育而造成生活困难、住房拥挤等不予帮助；（7）各种节育手术者享受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1973年3月，县革委会下发（1973）23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青年男25周岁、女23周岁左右结婚为宜，城镇青年的结婚年龄可略高些。已婚夫妇以生两个孩子为宜（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两孩相隔4-5年为宜。以上婚育政策简称为：晚、稀、少。
1975年至1978年，全县平均男性晚婚率为77.18% ,女性晚婚率为82.44%.1978年全县出生人口4523人中,属按政策计划内生育的有4348人,计划生育率为76.23%。
（四）开展宣传教育
宣传内容主要是宣传党和国家领导关于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好处；避孕和节育知识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
宣传形式有张挂标语口号、布置宣传橱窗、举办图片实物展览、避孕知识讲座、开辟专题广播、组织巡回宣讲、文艺演唱等。
宣传与落实节育措施相结合。动员已有一个孩子的夫妇要上环避孕；对已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动员其一方结扎绝育；对某些因避孕失败而意外怀孕的，动员其及时做人流手术。对极少数计划外怀孕又一时思想不通的，坚持做过细工作，千方百计帮助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
宣传与帮助排忧解难相结合。大力普及农忙托幼组织，杜绝幼儿意外事故的发生；定期开展妇女儿童的健康检查；免费治疗节育并发症、后遗症；帮助不育症夫妇进行检查与治疗；对某些经济有困难的计划生育对象给予经济补助或工作照顾。
（五）做好技术服务
1974年2月开始避孕药具免费供应并由计划生育部门接管药具工作以后，建立发放网络，实行定人、定时、定量送药（具）上门服务的制度，同时保留部分设在医院和商业单位的另售供应点。供应渠道畅通，药具品种增加，有口服短效避孕药、长效避孕针、外用避孕药和男用避孕套等十多种可供选用。至1978年底，全县有6043对育龄夫妇在册长期使用药具避孕。
1974年4月，贯彻国家卫生部《关于认真抓好节育技术质量的通知》，对从事节育技术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技术操作培训，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节育手术操作常规》，对每一位受术者认真做好术前检查，掌握适应症和禁忌症，并建立术后观察和随访制度。据1975年1月统计，除县人民医院外，在全县22个农村医疗单位中有7个单位开展男扎、女扎、人流和放环四项手术；有7个单位开展女扎、人流和放环三项手术；有5个单位开展人流和放环两项手术。
1975年，全县组织37名妇科医生和化验人员，免费为城乡78500多名60岁以下已婚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后又经3年时间的复查复治，至1977年各种妇科常见病的患病人数减少82%，一些妇科肿瘤患者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
1978年10月，县成立计划生育科技指导组。经组织考核鉴定，全县有44名医务人员达到规定标准，获得了《节育技术鉴定合格证》。平湖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技术服务成绩显著，被省革委会授于计划生育与妇幼卫生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三、七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人口增长进入有计划状态
经过八年努力，平湖人口出生逐年下降，人口增长趋向较合理的水平。
①降低了妇女生育率。由于贯彻少生优生的生育政策，妇女生育胎次发生显著变化，一胎率逐年提高，二胎率相对减少，多胎率基本控制。1978年全县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比五十年代的5.23降低了2.75.总和生育率(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大幅度下降,对降低人口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②转变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于妇女生育水平的下降，使进入七十年代后死亡率明显降低的情况下，自然增长率仍有大幅度下降。这样就导致了平湖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低、高”的增长型，转变为“低、低、低”的静止型。
③改变了年龄结构。人口出生水平的降低，使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对未来人口变动具有深远的影响。1953年（一普时）我县0—14岁组占总人口比例为36.27%；1964年（二普时）上升为39.31%；到1982年（三普时）下降为23.6%。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的上升(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1953年为21岁；1964年下降为19.5岁；到1982年上升为27.02岁，提高7岁多。按有关标准，平湖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由年轻型跨入成年型。
④提高了出生人口素质。解放前，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五十年在80‰左右，1978年降为9.4‰。婴儿死亡率，不仅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对人口寿命也有重大影响。解放前，平湖人口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上简称三普）时平均寿命已上升到59.5岁。
（二）移风易俗,增进了社会文明
“计划生育是进步的，共产主义的”（周恩来总理语）。降低人口出生，对人口与经济的平衡起调节作用的同时，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了积极作用。
①婚育观念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的广泛展开，打破了“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陈腐观念。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号召，逐步变为广大育龄群众的自觉行动。男女青年的结婚年龄适当提高，晚婚率分别达到80%和90%以上。在城镇，只要一个孩子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育龄夫妇的愿望和要求；在农村，已普遍做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决不生三个”的要求。
②普及婚育科学知识。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反复宣传，1978年全县60408对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夫妇中，有51796对落实各种有效节育措施，节育率达到85.74%。优生优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生得少一点、养得壮一点、育得好一点”成为广大育龄夫妇的强烈愿望。青年男女懂得近亲结婚的危害，遗传性疾病的婚育禁忌也为一般人所掌握。青春期卫生、孕期保健、婴幼儿喂养和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也有较广泛的传播。并着手恢复婚前体检和准备开展围产期母婴保健以及优生优育咨询服务。
③净化了社会风气。婚育领域里长期存在的一些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现象受到遏制，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取代了“对小亲”等父母包办婚姻；“亲上加亲”“两调亲”“三连亲”等变相强迫婚姻基本杜绝；婚配“排八字”“看属相”等迷信已无人问津；“三姑六婆”失去了活动市场；在越来越普及的医疗卫生条件下，已无人相信“生儿育女是命中注定”无所作为的陈旧观点，新法接生、母婴保健、妇女病防治等广泛有效地开展，男女老幼广大群众的命运完全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控制人口带来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①刹住了人均耕地锐减的趋势。1949年全县每人平均耕地2.18亩,1962年下降为1.70亩,1970年又下降为1.37亩。1962年至1970年这八年人均耕地减少0.33亩。至1978年人均耕地为1.27亩。1971年至1978年这后八年人均耕地减少0.11亩，仅为前八年的三分之一。由此表明,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比较合理的水平上,即便在总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还是基本刹住了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的趋势。
②节省巨额抚养费用。开展计划生育前与后两个八年相比较，全县估算少生人口5万多人。若以每个孩子从婴儿至16周岁的抚养培育费一万元（按七十年代消费水平）计算，节省国家、集体和家庭支出5亿多元，相当于1978年全县国民收入的2.8倍。由于生育孩子少，家庭经济负担轻，城乡居民（农民）的银行储蓄存款1978年比1970年增长了1.74倍。
③推动相关事业的发展。计划生育使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有利于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78年全县学龄儿童53547人，入学儿童52771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98.6%，入学率1978年比1971年（86.2%）提高了12.4个百分点。托幼组织“文革”开始一度大批停办，1973年后逐渐恢复，1978年全县队办托儿所、幼儿班1453个，入托儿童12381人。此外，各地养老工作进一步重视，积极筹建敬老院，“五保”人口的生活得到较好保障。
（四）为进一步发展计划生育奠定良好基础
经过近30年来的工作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政领导总结经验，提高了对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坚持不懈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号召，正在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并逐步变为自觉行动，这些都是为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创造了良好条件。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平湖在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贯彻实施《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完善生育政策，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服务，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方面不断取得可喜成绩，受到省和国家计生委的表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平湖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于处于初期阶段，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侧重管理而服务不够，一些地方急于求成，对群众要求过高过急，工作举措单一，甚至影响到党和群众的关系；节育技术工作的安全性、有效性也不十分完善，使某些节育受术者存在后顾之忧，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展开。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们一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人为本做好各项工作，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为加速平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

（执笔： 丁 健）

上海工人运动的先驱
——张佐臣烈士传略
(190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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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暴雨般的中国大革命，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造就出一批卓越的群众领袖。原上海大康纱厂工人张佐臣便是其中之一。
(一)
张佐臣，化名张鹏、张人杰。“1.75米左右的个子，长脸，不胖不瘦。”①生于1906年，原籍浙江，操湖州一带口音。②（编者注：浙江省平湖市人）。早年在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做工。
大康纱厂地处上海杨树浦，建于1920年，属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管理工厂的领班以上的职员全为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极为野蛮残暴。厂内工人大都由工头招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深似海，反抗情绪尤为强烈。
1924年，继中共地下党员项英、刘华等在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沪西工人俱乐部后，共产党员蔡之华也在沪东杨树浦眉州路603号创办了沪东工人进德会。通过组织工人上夜校、演剧、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吸引纱厂工人群众。蔡之华还常常利用例假日，向工人讲述形势和革命道理，深受工人欢迎。经常去听蔡之华讲课的张佐臣，由此接受了革命教育，成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他便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配合工人进德会在大康纱厂开展反帝的宣传工作，“成为这个厂工会的最早组织者”。③
1925年2月，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因抗议日本人无理殴打和成批开除中国工人，组织了由共产党人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庄严宣布罢工。罢工迅速由沪西影响到沪东。
沪东工人的罢工，是张佐臣等人组织发动起来的。张佐臣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利用自己在车间担任记工员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络群众，宣传党的决定。他说：“工友们，东洋人压迫我们真是到了极点。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抗东洋人的虐待。”2月14日，他与其他几名党员一起，带动大康纱厂4000多工人，在沪东率先发起了支援沪西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将大康纱厂工人多年来被压抑的反抗情绪引导到有计划、有目标的斗争中来，形成一股反帝的洪流。他们向厂方提出七项条件，表示一定要“达到最后的胜利”才罢休。
大康纱厂的行动带动了沪东裕丰、公大、上海、东亚等其他日商纱厂的罢工斗争。一时间，沪东、沪西遥相呼应，22家纱厂，3.5万多人纷纷离开车间，走上街头。这便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史称“二月罢工”。
2月25日，日商被迫与工人谈判。张佐臣被推举为上海日商纱厂6名工人代表之一，出面参加谈判。谈判开始，工人代表首先提出解决工潮的八项条件：1.严禁殴打工人；2.增加一成工资；3.工资每两周发一次；4.恢复辞退的四十人之职务；5.罢工期内工资照付；6.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制度；7.不得无故辞退工人；8.释放被拘工人。
对工人提出的条件，日本内外棉社上海支店经理岗田源太郎逐条狡辩。张佐臣对此非常气愤，指责说：“今天，是你们请我们来谈判的，如果你们没有诚意，不考虑我们提出的条件，只想推卸责任，那就不必坐在这里讲空话，浪费时间。”
张佐臣的话，使在一旁充当调解人的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王一亭(曾任日本“日清公司”买办)坐不住了，忙打圆场说：“不必急，大家好商量。”
张佐臣不理他，继续说：“如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就继续罢工。”
王一亭对张佐臣说：“你们有些条件提得太刺激了。为了顾全对方体面，有些枝节问题可以不提。”
张佐臣对王一亭如此说法，非常不满，质问道：“什么叫枝节问题？什么叫体面？难道我们工人挨打挨骂，被随便开除，关在监狱里受罪就很体面吗？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吗？”
一席义正词严的话，使得王一亭好一阵子才说：“这几件事，由总商会去疏通疏通，大概可以解决；其他问题，慢慢再商量。”
工人们这次热火朝天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一部分条件：“不再随便打人和无故开除工人，释放被捕工人。”张佐臣与其他工人代表认为这次罢工的主要目的是争人格。既然目的基本达到，也就表示接受复工条件。这一决定后来得到了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刘华的赞同。
二月罢工结束后，3月1日下午1时，张佐臣返回沪东，在引翔港召集大康、裕丰两纱厂工人开会。张佐臣与裕丰纱厂的代表向工人报告了谈判经过及上工条件，决定2日起复工，并由大康纱厂印发“条约已经签字，工友一齐上工”的传单，广泛散发。
工人复工了，但狡猾的警方并没有履行条件立即放人。张佐臣即以谈判代表身份到淞沪警察厅进行交涉。在工人们的有力声援下，终于营救出在罢工中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邓中夏、孙良惠和罢工工人。这场被时人誉为二七大罢工后的“伟大运动”至此才胜利结束。
张佐臣在这场罢工斗争中，义无反顾，敢斗敢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开始显示出他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同年5月1日，他作为上海工人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编者注：《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75页上记载，“上海代表邓中夏、张佐臣、李森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81人，会上成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广州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给了张佐臣以深刻的教育，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脱夫斯基在演说中的一句话：“工会是炮台。坚固地建立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制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决心为建设工会这座“炮台”，为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奋斗终身。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李立三当选为会长，张佐臣等9人为筹备会董事。
（二）
在二月罢工中，受到沉重打击的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耿耿于怀，伺机反扑。5月15日，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在率领工人与厂方交涉斗争时，竟被日本工头枪杀。顾正红的英勇牺牲，激起了日商纱厂工人的极端愤怒，中共上海地委立即派李立三赶赴小沙渡，领导工人群众予以反击。为了加强领导斗争的机构，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会联合会。张佐臣为总主任兼募捐主任。④
5月24日，万余群众齐集潭子湾空旷的场地上，召开顾正红追悼大会。张佐臣担任大会副指挥。在会上，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讲述了顾正红简历和牺牲的情况，与会者情绪激昂，一致挥着拳头高呼：“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当时舆论认为，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会，在上海是空前的。
在这次集会的前前后后，张佐臣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斗争。在任上海总工会第三(浦东)办事处主任期间，⑤他通过祥生铁厂的杨培生，先后联系了日华纱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等厂的工人，掌握情况，物色骨干，筹建工会，先后培养介绍了杨培生、徐大妹等在五卅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20日，上海纱厂总工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⑥同时担任中共上海(江浙)区委候补委员，分管群众工作。⑦1925年秋冬，张佐臣在浦东陆家宅开办了一所平民学校，自任校长和教师，采用讲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学，吸引了许多工人来校学习。工人们在夜校接受了教育，逐渐成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有的入团入党，勇敢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据1925年11月19日中共浦东部委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整个浦东地区的中共党员从五卅前的4名增至120名。
1926年秋，张佐臣还先后在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中共浦东部委、南市部委及曹家渡地区工作，被工人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张大哥”。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大康纱厂的一位女工、共产党员周月林。⑧共同的追求，纯洁的友谊，很快在他俩之间架起了爱情的桥梁。不久，两人在大康纱厂附近结婚居住。
1926年7月，在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佐臣当选为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繁忙的革命工作常常使他们夫妻各奔东西，不能相聚。后来周月林受组织派遣，到法租界何松林(汪寿华)住处负责保管党和工会的文件以及准备起义用的武器。⑨这样，张佐臣夫妻相聚的机会更少了。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张佐臣再次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并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三）
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靠近上海的江浙一带影响尤深。地处上海西北面的无锡，纱厂工人已形成一支很大的力量，工人斗争也时有发生。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加强力量，派遣党的骨干前往无锡，加紧发展那里党的工作，要求于最短时间内成立地委。⑩
当时，张佐臣正准备与周月林、徐大妹等一起赴苏联学习，根据党的决定，张佐臣改往无锡任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书记。他和周月林，一个远赴苏联，一个前往无锡，从此天各一方。一别竟成永诀！
1926年9月，张佐臣身着长衫，扮成知识分子模样，离开上海，来到无锡南市桥巷，与无锡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无锡已拥有10万产业工人，在部分厂中已建有党小组、党支部。张佐臣决定先深入到纱厂中去，从开展工人运动着手，发展党的力量。
于是，张佐臣脱掉长衫，换上工装，通过无锡茂新面粉厂支部书记秦起的关系，进了无锡申新纱厂当了一名机匠。进厂后，张佐臣以自己早年在大康纱厂掌握的技术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利用机匠工作之便，在纱厂工人中广泛接触群众，宣传革命。
张佐臣通过对工人的教育，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党出色的妇女干部、秦邦宪(博古)的爱人刘群先。对此，刘群先曾有一段回忆说：“当我在那里(纱厂)做了六个月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上海的机器修理匠(张佐臣)……当时，我们厂里没有党组织，此后，我继续跟这个从上海来的共产党员接触。他对我非常好，我不懂得共产主义的真实意义，但我喜欢共产党员的行为。他拿书给我看，对我说，这些是很好的书，你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买不到，因此你要绝对保密……”11
1926年10月，北伐军节节获胜，逐渐接近江南一带。中共上海区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北伐军。17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了外埠负责同志会议，张佐臣作为无锡独支书记参加了会议。会后，根据会议要求“发展党的力量，务使同志都明确我们要抓住群众。”“尽量利用机会，发展民众力量，”支援北伐。张佐臣即离开纱厂，转入党的据点江苏中学，担任无锡县委书记。12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以无锡为中心向四周推进的工农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无锡地区党的力量迅速得到发展，党支部从原来的5个发展到10个，党员从原来的50人发展到147人。
1926年11月，无锡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张中元家里宣布成立，张佐臣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13
1927年1月4日，在各业工会成立的基础上，无锡县总工会在西门外棚下街后的都甲弄1号内秘密成立，张佐臣出任总工会秘书长。14
同年2月11日至1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第一次全区党员代表大会，张佐臣担任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兼任政治问题委员会委员，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 15
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中共无锡地委，将无锡、江阴、常州、武进、苏州的党组织划为无锡地委领导，张佐臣任地委书记。16领导上述地区党的工作和工农运动。不久，北伐军逼近无锡，为了迎接北伐军，张佐臣在惠山宝善桥蔡家祠堂召开了申新纱厂等厂工人代表大会，组织了工人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
3月16日，为阻止被北伐军击溃的军阀部队逃跑，张佐臣带领成立不久的工人纠察队，在一夜之间就把离固泾巷站三华里内的铁路枕木上的铁钉全部起掉，破坏了路轨，有力地支持了北伐军。17
3月21日，北伐军分二路进占无锡，无锡市总工会公开办公，张佐臣化名张鹏，以总工会秘书的身份公开领导无锡的工农运动。183月22 日，在无锡火车站旷地上组织欢迎北伐军联欢大会，张佐臣与匡亚明等党团地、县委书记亲临会场指导。张佐臣站在会场中央高高的彩牌楼下，这时广大群众情绪昂扬，口号四起。面对这种场面，他激动地擦着汗水，眼里闪着喜悦的神情，对挤到他身边采访的新闻记者说：“这次大会，是欢迎北伐军的大集会，是工农力量的大示威。你们记者要如实报道。”19
此后，无锡的工人运动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从3月21日至4月14日总工会公开办公的25天内，就爆发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改善了工人们生活和工作条件，“标志着无锡的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并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20正当革命浪潮滚滚向前，胜利形势蒸蒸日上之际，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革命力量举起了屠刀。消息传到无锡，张佐臣两次召集党团骨干会议、地委会议，研究无锡的政局和准备应变的措施。张佐臣对与会同志们说：“我们要挺起胸来，作好迎接艰苦斗争的准备，并抓紧时间，组织隐蔽。”但是无锡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抢先下手了。4月13日，他们公开登报说：“兹将本邑著名共产党通缉。各人并悬赏价开列于后，获唐瑞麟赏洋200元；张鹏赏洋200元；秦起赏洋100元……214月14日深夜，地委机关正在沈荣巷17号开会时，传来总工会被袭击，委员长秦起牺牲，并被剁尸五段的消息。第二天，无锡即开始“清党”，顿时白色恐怖笼罩无锡城，革命陷入低潮。在这危急关头，张佐臣不顾自身的安危，一面组织幸存的同志及时疏散、撤退；一面转道回上海，请示应变措施。
（四）
上海，此时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者的血染红了黄浦江。早先曾与张佐臣一起工作的同志，牺牲的牺牲，隐蔽的隐蔽。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经遇难。为此，上海总工会党团要张佐臣留下领导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22
张佐臣奉命留下后，立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工作。他不断召集各方面的工会干部碰头，鼓励大家坚强起来，在这形势逆转关头，千万要镇静，不要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告诉大家组织还在，斗争还继续，一定要坚定信仰。
1927年4月22日，张佐臣等奉命从上海乘船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船抵武汉，受到了湖北省总工会及湖北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妇联、学联等团体的欢迎。浓厚的革命气氛，深切的同志之情，使刚从白色恐怖下出来的张佐臣激动得不能自已。4月27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来自全国的8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张佐臣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张佐臣以更大的热情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负责恢复、重建上海总工会，为保存革命骨干，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但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在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下，一部分投机革命的人动摇了，背叛了革命。1927年6月2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张佐臣被捕了。当时，张佐臣正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杨培生夫妇居住的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召开工会组织员会议。杨培生的妻子抱着孩子在弄堂口“望风”。突然一队侦探包围了会址，杨妻连报信都来不及，熟悉情况的侦探已抢先冲进了房间，张佐臣、杨培生等人当即被捕，押送狄思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