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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
摘要:中国是文化古国,先秦古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绵延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经过一代代先哲、智者筛选的文化精髓,这些传统文化不仅仅于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其内在的精神更是具有普适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能量。所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实质意义是有着互融、互通性的。通过本文的相关论点的分析和探讨,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变化及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 提升
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带来社会繁荣昌盛的同时,因片面追求经济物质利益而导致的生态系统失衡、社会公德缺失、人际冷漠、享乐主义盛行现象日益严重。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衡量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时,会发现传统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不符合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现象都将会被淘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在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地深入融合,它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
1.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儒道墨”
当前,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文化最初期是以先秦时期的道、儒、墨三家为代表,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风格的源头,在以后的几千年封建制度发展以至现代,文化的主体风格仍然以这三家为主。《庄子•天下篇》对先秦时期文化风格评述为:“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老、墨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又如:《孟子•滕文公下》描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自西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儒家文化在吸收佛教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没在根本改变儒、道、墨一统天下的局面[1]。
矛盾是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始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所以,任何一种政治理念、制度和学说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群体以及群体内部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春秋时期,我国传统的以儒、道、墨三家为代表的百家文化是由此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生存不仅仅是儒、道、墨三家文化形成的理论的基础,更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源泉。通常认为,在生产劳动总和中,必要劳动是指维持劳动者用于再生产力的所进行的必须劳动,而剩余劳动则是指社会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范畴之外的所进行的所有劳动,也就是指为生产社会剩余劳动产品所进行的劳动。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视野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墨三家进行观察、分析和比较时,不难看出:墨家文化所指的应当是必要劳动的需求者,它表达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劳动人民对日常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道家文化所指的应当是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它代表了为追求少数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目的;而儒家文化代表的则是为调和剩余劳动占有群体同必要劳动需求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存在的,它是中庸之道,即照顾了多数人的生存,又保全少数人的发展。
中国千百年来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当农民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一套符合社会各阶级利益、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经济政权体制,否则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新政权则无法长存,所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执政文化,是许多政权进行统治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文化资源。如果将道家文化作为历代政权执政的文化导向,那么,最终将会出现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层百姓贫困潦倒的局面。因为,道家文化倡导放任无为的观点,这势必在客观上鼓励强者去争取社会剩余劳动价值的个人最大私有化,而强者利益的最终实现都是以强行占有弱者的剩余劳动为代价[2]。
1.2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是经历一个从认识、经历到结合成功运用,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由于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足,缺乏对当时中国历史、社会了解,没有对中国革命有着充分、成熟的认识,不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中国革命走过了一些较为曲折的弯路。在召开遵义会议后,我党的理论和军事实践才逐步走上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二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斗争中,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特点,红军所处在的特殊环境,充分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成功结合。
三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不足后,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党内课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最终,确定了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阐明了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的基本问题,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成功地探索出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成功结合。
四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党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地探索了如何建设、建好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课题,在完善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地具体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五是十六大以来,我党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融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推动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它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有着相融、相通之处,也这是这种融通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同传统哲学的不断的融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2.1共产主义构想与大公天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等等。所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原则[3]。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劳动人民来创造的,他们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关键力量。
“大同”思想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春秋时代,以儒、道、墨为首的诸子百家就分别对大同社会进行了不同的详述。孙中山时刻以“天下为公”自勉[4],可见,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大公天下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不谋而合。事实证明,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大公天下”的传统“大同”思想观有着高度的吻合,共产主义才能够同中国的传统大同思想如此的深度融合在一起并推动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如:毛泽东主席在讲解共产主义时,就将其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工作、消费社、剧院、病院”等等。
2.2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重民、宗族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科学理论体系,同一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认可和应用,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社会成员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人学思想[5]。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学思想,历代封建王朝都将“新民、爱民、重民”作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一。《尚书》中曾记载:“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左传》、《国语》中也曾多次表达了“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观点。孔子是非常重视重民思想的,在传统的“民、食、丧、祭”等传统的社会风俗中,将“民”列在第一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古代君王要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只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早在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已经用吉凶、祸福、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还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荀子也非常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思想理论在现代社会仍然起到参考借鉴作用[6]。可见,不只是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等诸家文化都主张“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只是处于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手段,但它却是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缔造者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民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2.3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封建王朝的思想都是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目的。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上,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种中国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有着高度的相融、相通性。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6]。
内容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特色浓郁的辩证色彩构成了传统中国哲学,当然,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经世致用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融通性的重要体现。
2.4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观
在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上,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有着高度类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具体体现。如,中国传统哲学观注重实践,重视知和行的统一,并提出了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张,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突出一个“新”字,新就新在于马克思将对社会和世界发展的理解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实践同样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手段。知“天”求“道”,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察和研究宇宙和人生的开始。有了知天道后,还需要将物质世界的外在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达到“化知成识”,但是这一层次只是停留在哲学理论层面,只有通过实践将理论观点付诸于治国安邦的社会实践当中,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可见,在实践观念上,中国传统哲学趋向于道德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则侧重于改造世界,两者观点不完全相同,但就将理论化实践这一观点来看,二者之间还是有着相似之处。所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的深刻认识会更有加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7]。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提升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全方位的,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所以,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内,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提升。
3.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一是实现了传统的农业文化社会主义的升级。马克思主义所构想和提倡未来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建立取消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农业文化是中国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建国后,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农业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继续以农村所有制改革为出发点进而带动全面的经济改革。
二是实现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过渡。如前所述,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封建社会中,“民本思想”只是封建王朝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基础上,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现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过渡。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将“以人为本”价值观更为具体化,在经济建设中,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方式,来体现了以人为本。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把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目标。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传统的民本思想最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转换[8]。
3.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
一是将实事求提升到实践思想路线中。实事求是一直以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的焦点,当然,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一种学风的体现,代表着一种学习态度。[9]。“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实事求是明确了新的时代内容。
二是将传统的小康思想有了新质的飞跃。自古以来,无数的文人、学者对心目中的小康社会都做了详尽的描绘,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孟子的心中,小康就是“不饥不饿”的生活状态,所以,小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将传统的小康思想融入到治国方略当中并明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对这一目标进行深入的思考后,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并相继“小康”、“小康之家”的概念来解读“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所倡导的“小康社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它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确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4结语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在很多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高度相融、相通的吻合点。这种融通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共同发展外在动力,也是二者之间能够融汇交流、创新发展的内在依据。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共同部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性,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朱熹:《大学集注·中庸集注·论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 陈澔:《礼记集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6。
[8]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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