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奥巴马、屠呦呦等.doc

一．奥巴马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和首位非洲裔总统，他的母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奥巴马的母亲突破种族偏见嫁给黑人，在于奥巴马的父亲离婚后依然胸怀宽阔，为其父亲树立良好形象，并让奥巴马从小接受精英而多元化的教育，这些非常难得。我记得在翻译《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一书的过程中有些很难忘的细节。比如奥巴马小时候六岁跟随母亲去印尼以后，由于母亲没有钱送他去国际学校，只好就送他去了普通当地的印尼学校，而这些学校使用当地语言教学。尽管如此，奥巴马母亲却深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她加倍努力自己亲自辅导奥巴马的教育。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她都会在凌晨四点叫奥巴马起床，然后教他三个小时的英文，然后奥巴马再去学校接受当地教育，妈妈还要去上班。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教育自己的儿子三个小时，一周连续五天，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付出？并且他的母亲对他的寄望很高，从小教导奥巴马做人要诚恳、坦率、有主见。奥巴马的自信、魄力和拉近不同人群的能力，以及面对强势女性能处之泰然的特点，无一不反映了母亲的影响力。他们母子俩虽然长时间远隔重洋，但始终关系密切。
奥巴马后来在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中提到母亲对他的教育：“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两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竞任务，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奥巴马的母亲把独立宣言念给奥巴马听，从小对他进行自由、民主和美国精神的教育，并且从小给他灌输了“领导国家”的理念，她对奥巴马说：“你不能像那些只顾享乐的人一样，总是坐等着机会送上门来。”正因为懂得抓住机会，才使得奥巴马总是能在机会面前抢先一步。这种对高层次理想的培养更是极难见到，当然也就造就了非同寻常的未来总统。
这种严格要求的教育方式也被奥巴马运用到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奥巴马在给10岁的马莉娅和7岁的萨莎写的信中敦促女儿在看到错误事物要挺身而出矫正，并努力工作让其它人也能获得“你们所拥有的机会”，他希望她们能成为有同情心和有责任感的女性，以助建造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世界。
奥巴马给她们设立以下家规：1。不准出现以下行为：抱怨、哭闹、争辩、纠缠和恶意嘲笑。2。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给自己冲麦片或倒牛奶，自己叠被子，自己上闹钟等等。3。如果干家务，每星期能从爸爸那里领得1美元零用钱。4。要求两个孩子安排充实课余生活：马莉娅跳舞、排戏、弹钢琴、打网球、玩橄榄球；萨莎练体操、弹钢琴、打网球、跳踢踏舞。
成功的家庭教育应是，家长注重锻炼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可以宠爱，但不应溺爱。要有计划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要求一致，持之以恒。奥巴马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床铺，自设闹钟，自己起床穿衣服，干家务等，能锻炼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制力、坚韧性等良好的个性品质，孩子也应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样就能逐步形成劳动的习惯。
除了很好的家教之外，奥巴马成长的过程中书籍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学校的图书馆是奥巴马当年在哥伦比亚读书时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书籍是奥巴马最好的伴侣和朋友。现在网上最流行的一张奥巴马照片就是他在哈佛读书是手捧一本书的照片。读书的好习惯和博览群书性格帮助造就了奥巴马的成长与成功。
在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中，奥巴马可能是最爱读书的，而且读书的也的确很多。从他自传广博的知识和优雅流畅的语言中我们能猜想他的阅读是非常丰富的。美国媒体也认为，他是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难得一见的“有文化的总统”。他在自传中提到，每次遇到问题时，他都会找来相关的书阅读，希望从书中得到些启示。奥巴马认为塑造他人生、最感动的书是《圣经》。还有莎士比亚的悲剧，不管《哈姆莱特》还是《李尔王》，每一部悲剧都那么丰富。你可以一年读一次，每年都读，年年有新意，年年都有你不曾留意的东西，书里有对人性两难境遇的洞察，非常有力。
二．从讨饭孩子到广告界大亨
从讨饭孩子到广告界大亨，从0到1个多亿，天壤之别让李践的经历充满传奇。
李践出生在1965年，父亲在文革中是右派，母亲便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变得精神失常，李践只好流落街头，当了一名小叫化子。等隔离出来的父亲找到他，将他接回家时，他心里已经萌生了一个念头：学跆拳道，好不被人欺负。
由于小时的苦难，李践学习格外勤奋，他顺利进入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1992年11月28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李践辞去了银行职员的工作，向朋友借了5万元创办了昆明风驰广告公司。
公司创建最初半年，基本上没有做业务，筹借的5万元很快所剩无几。这时，李践专程到北京、上海，他要学习大的广告公司的成功方法。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广告公司，他想从别人的经验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的秘诀。几个月的考察后，李践发现，跆拳道精神和广告公司理念有很多的相通的地方：跆拳道强调做事认真，其实认真就是负责、就是坚守承诺，说到做到，才能保持信誉，赢利客户和业务；跆拳道要求快速，行动要快，出手要快，出脚要快，一切都要敏捷，这就是效益，就是时间管理；跆拳道讲坚韧自强，公司的发展更须如此……李践决定将跆拳道精神移植到公司管理中。
这是一切先人一步的迅速，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很快让公司业务开展起来，可很快，李践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自己的公司的员工常常出现几个业务员去争做一个客户的现象，这是一种内耗行为，无异于自戕。他对员工们讲了那个“天堂和地狱的故事”：有一个人想知道天堂和地狱的人怎么生活。上帝满足了他的愿望。在地狱，他看到人们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但饭桌上并不是没有吃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拿着一米长的筷子，拼命地把饭菜往自己嘴里送，然而还未喂到嘴里，菜就掉了。他感受到了地狱有吃而不能吃的苦楚。在天堂，他看到人们过得富足而快乐，但饭桌的菜和地狱并没有两样。他们也拿着一米长的筷子，所不同的是他们夹的菜，不是喂自己，而是喂对方。
天堂和地狱常常在于一念之间，心态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成功的人总是最能付出的人，只要先付出，才能有收获。帮助别人时候，就是帮自己。李践时刻告戒他的员工：只有将水滴放进大海才可以不干。
一滴滴水凝聚了起来，渐成波澜……公司的业务开始应接不暇了。
2000年李践吸收合并了昆明明星电脑公司和北京明星电脑公司，成立了风驰明星信息产业集团。这一年风驰资产评估已到1.7亿元。

三．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一名日本科学家及一名爱尔兰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给屠呦呦的颁奖词：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其疗效正在减低。上世纪60年代，消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因此再次翻阅大量医书，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在未来的疟疾防治领域，它的作用不可限量。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医学奖，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是仅次于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大奖。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拉斯克奖设有四个奖项：基础医学奖、临床医学奖、公共服务奖和特殊贡献奖。屠呦呦获得的是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科技成就
　　疟疾是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2亿余人患疟疾，百余万人死于疟疾。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疟疾的防治重新成为世界各国医药界的研究课题。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我国是从1964年重新开始了对抗疟新药研究，至1967年，又组织全国7大省、市全面开展这项工作。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新药一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初步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
　　就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她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还走访当时中医研究院内老中医专家，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整理了一个从2000余方药中选编的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方药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均无好的苗头。不久，屠呦呦服从组织安排，到海南岛疟区实验室工作半年之久，回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难以开展。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屠呦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肩负新的任务回到北京，组织力量成立课题组，投入了新的攻关研究。
　　这次，在重新考虑对一些基础比较好的药物进行复筛时，她又系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吸取药物合理提取方法的线索，以寻找突破口，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有“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她细细琢磨这段记载，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屠呦呦根据这条线索，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60℃，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使鼠疟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政治冲击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下，屠呦呦等人仍不受任何干扰，日以继夜地埋头于实验室，反复进行抗疟实验研究，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即广州会议后的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中，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她又把青蒿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大部分，并发现中性部分抗疟效价高而毒副作用低，酸性部分无效而毒性大。在确证中性部分为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后，又进行猴疟实验，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此后，她又进行了深入的药理、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还亲自试服。在这种情况下，屠呦呦于1972年8-10 月，偕同有关医务人员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30例青蒿抗疟的成功。1973年，又在同一地方首次试用青蒿素单体，肯定其抗疟疗效胜于优选抗疟药氯喹。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其中包括间日疟1511例，恶性疟588例)，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
　　在临床证实青蒿抗疟有效的基础上，屠呦呦等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从中性部分进一步分离提纯青蒿有效单体。这种新型化合物被命名为“青蒿素”，经大量化学工作、衍生物制备结合四大光谱研究，确定为倍半萜类成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后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协助下，用X-衍射方法最终确定了其化学结构。青蒿素为一具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该结构仅含有碳、氢、氧3种元素，从而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理论“禁区”。结果还揭示，青蒿素的抗疟活性与“倍半萜内酯”结构中的过氧基团相关，为结构改造工作打下了理论基础。
　　1977年3月，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在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国内外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主席、印度中央药物研究所所长阿纳德教授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发现这种化合物独特的化学结构，它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的药物指出方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报告中也指出：“在理论上，任何一种新药物都具有新的结构和它的作用方式，这样才能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具有较长的生命力。显然，中国青蒿素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发明，它的化学结构与抗疟作用与以往已知的抗疟药作用完全不同，对各种抗药疟原虫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药。
　　人物故事
　　2011年9月，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写下新篇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得主名单在美国纽约诞生，一位81岁的中国女药学家赫然在列，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此奖的空白，也造就了第一位在中国独立完成研究的获奖者。以“抗疟神药”拯救千万人生命，自己却安守清贫默默耕耘，她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书写下又一段传奇。
　　传奇的锻造者，名叫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发中心主任。
　　寸草心，几度寒暑报春晖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作为一名药学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从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来，她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深爱的事业中，将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回馈给党和人民。
　　屠呦呦入职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屠呦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发现青蒿素，作为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它每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且在与疟疾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战斗中产生了长远的医疗福利。”拉斯克基金会如是说。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传承者，古代医书淘到金
　　1971年10月4日，一双双眼睛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成果。随着检测结果的揭晓，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该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时间追溯到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
　　临危受命，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没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方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屠呦呦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重新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突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屠呦呦马上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的“水煎”法上，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
　　追梦人，求索之路无止境
　　成功，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里，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正是如青蒿一样的科学追梦人，大爱在左，奉献在右，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生命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绿意盎然，让不同地域、种族的人一起吮吸现代科技的芬芳。
　　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医学奖!
　　作为第一个获“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肯定的中国人，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直到领奖这天，才从巨大的“集体”中露出身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是第一个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一直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至今获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无怪乎外界评价她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颁奖典礼上，这位81岁的老人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可在中国，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没有获得太多认可。当她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幕前时，她的感言仍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她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一场“军民联合的大项目”
　　如今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投入其中，屠呦呦是其中一员。
　　疟疾在人类历史中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大约33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5亿起疟疾病例和近100万例死亡。疟疾不仅会引发发烧、头痛和呕吐，而且会通过中断体内关键器官的血液供应，很快威胁到生命。
　　20世纪50年代，WHO启动了一场旨在根除疟疾的计划，通过大范围使用氯喹类药物控制了疫情。但药物滥用却引发了新问题：进入60年代，很多地方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陷入困境。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的回忆中，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美方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研究新药，越方则寻求中国帮助。1967年5月23日，代号为“523”的绝密项目应运而生。
　　这一诞生于文革初期的项目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全国523小组”由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国家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组成，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区专门成立了“523办公室”。
　　由于身处“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523项目”分两个组开展抗疟药开发工作：西药组和中药组。中药组在毛泽东发起的赤脚医生运动期间，从各地收集民间药方。1970年后，由于中国已能生产并向越南提供复方化学抗疟药，生产供应不再紧迫，项目重点遂转向了中草药。
　　屠呦呦遵循毛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查阅古代医书和民间药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古医书中就有记载。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一个“治寒热诸疟”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的研究组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的药方，从包括青蒿在内的200种草药中获得了380多种提取物。
　　所有研究者都隐去了名字
　　直到今天，西方科学界对这个40多年前的研究项目仍然充满好奇。在与中国“523项目”同期的研究中，美国科研人员筛选了20多万药物，始终没取得新发现。不过因为特殊的历史，“523项目”只有少数几篇相关论文得以发表，很多研究细节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同样参加了“523”项目的李英回忆说，当时研究人员都知道，解决抗药性，关键是寻找与已知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有效化合物。一些对疟疾有疗效的提取物，或者毒性大、副作用剧烈，或者治疗不彻底，都不够理想。
　　屠呦呦把目光转向了青蒿。大量实验发现，一开始，青蒿对疟疾的抑制率相对较高，能达到68%。可在之后的实验中，这一药效却未重复出现。
　　古人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传统的煎煮方法，而是将青蒿泡在水中后“绞取汁”，屠呦呦突然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她重新设计提取过程，将水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这才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她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
　　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屠呦呦的小组成功获得了提取物结晶“青蒿素II”。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提取了抗击疟疾的有效单体“黄花蒿素”(山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也获得了同样有效的“黄蒿素”(云南)。
　　这些同步进行的研究，在今天引发了成果归属的争议，可在那个讲究集体的年代，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1979年，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发表时，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
　　“当年就是这样，只要事情做成了就很欣慰。”屠呦呦说。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屠呦呦个人简历上的信息只有寥寥数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工作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79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6年后，55岁的她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在老同学的回忆中，人们才能找到这位科学家更清晰的形象。她小时候长相“蛮清秀”，生活上却特别粗线条，箱子常常收拾得乱七八糟;婚后不太会做家务;有一次坐火车出差，她在中途停靠时下车走走，竟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除了几位同样参与“523项目”的研究人员，很少有人会提起屠呦呦。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在中国香港和泰国都获奖，也很少有人去探究“集体荣誉”背后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努力。
　　拉斯克医学奖的评选却将这位年迈的科学家第一次推向了幕前。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时，记者们在很长时间内竟完全找不到这位从未引人注意的学者。
　　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屠呦呦登上了领奖台。她获得的，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得到的世界级最高奖项。
　　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没有太多表情。她摘下老花镜，拿起稿子认真念道：“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纽约时报》援引WHO的评论，称赞青蒿素是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则指出，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改善人类健康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青蒿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第一次由个人获得的荣誉中，屠呦呦获得了25万美元奖金，以及一个象征战胜疾病和死亡的萨莫色雷斯有翅胜利女神像。当然也有争议随之而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将集体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不符”。
　　讲求集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对于屠呦呦，似乎并非如此。“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她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2016新作文素材：屠呦呦该不该走普通登机道
1.屠呦呦走普通登机道为何成为新闻
在科研上不走寻常路的屠呦呦，这次在赴诺奖盛会的途中却走了一条寻常路——走了普通登机道。昨天，有媒体报道说，由于屠老太的这番任性，“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
按以前的“规矩”，这老太无视领导抬举的做派，名利场上想混出点像样名堂出来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所以很多人把屠呦呦过去的“三无”，与她此番把领导和记者“晾”在一边所表现的情商联系起来，这种分析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屠呦呦显然应该知道VIP厅里有领导和记者在那儿等候的。从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来说，她应该去、必须去，以示自己得到尊重之后的回敬态度。中国有句名言叫做“谦虚使人进步”。所以，很多人由此总结认为，屠呦呦前几十年这么“落后”，十有八九是“骄傲”所致。
当然这种分析并不是用来贬损屠呦呦的个人形象的，而是用来赞美。赞美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骨子里的那份清高，赞美一个没有“情商”的女人终于得到了国际科学权威的认可。但这种赞美，反过来也是一种批判。批判旧的科研成就评判过程中对于个体、对于人性所造成的价值误判，批判荣誉与进步的分配过程中因为个体的“情商”而导致周遭的那种无端苛求。
在中国的科研领域奋斗了一辈子的屠呦呦，84岁的时候以“三无科学家”的身份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确实让这个须臾离不开权力支持与认可的科研圈子大跌眼镜；中国的人才体制确实有太多值得反思与总结之处。很难讲，一个在周遭的为人处事上能够情商很高、八面玲珑兜得转的屠呦呦，能不能像今天一样赢得举世瞩目的风光。也很难讲，今天的中国，会不会依然还有太多情商不高的技术型人才，在为琢磨着如何考虑领导与同事的感受而分散着精力，甚至因为难以得到周遭的认可而心生寒意。这是需要包括科学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用人、奖励、分配体系去对照思考的问题。
屠呦呦走普通登机道，有没有糗一把领导的意思、是不是“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旁观者暂时不可妄下结论。几近一辈子饱受争议的屠呦呦，面对今天的荣誉，依然选择走普通登机道，或许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看得再淡一些，或许只是这位老人从来只把自己当成普通人的一种行为习惯，甚或只是“情商”不高的一种思维延续——怕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不知如何表述，怕在热情的领导面前不知如何表达，只是想让自己领奖的过程简单点，打扰到的人群更少一点，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等候的领导和记者的感受。所以，那种将屠呦呦走普通登机道视作给权力“打脸”的判断，完全有可能反而是高估了屠老太的“情商”。
屠呦呦将复杂过程简单化，应该是与这位科学家面对传统的繁文缛节依然难以适应有关。屠呦呦希望简单化，但舆论的旁观者却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关键还是放不下对历史的情绪，放不下对权力对于人才体制造成不公的批判。
当然，舆论情绪也要防止这样一种死循环的苛刻——领导去送行，说是荣誉面前的巴结；反之则是权力竟这么不懂事、不重视。由此，横竖都是错了。所以，许多过激的情绪，很容易把诺奖这个可以用来反思的话题，当成否定一切的话柄。这是不客观的又一种苛求。
中国的人才制度，确实需要放下传统的成见与标准，真正能够尊重知识分子的个性、敬重技术创新中劳动者个体的成就。但另一方面，舆论同样需要放下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回到集批判性与建设性与一体的情绪传递中来。如果屠呦呦今天的平常心，能够唤醒人才制度的平常心、并且传递给舆论和大众一份平常心，那么，屠呦呦走什么通道登机，都不是多大的一条新闻。
2.屠呦呦走普通登机道该不该谁汗颜？
@中国日报12月5日：【屠呦呦启程赴瑞典，走普通登机道，避开VIP厅等候的记者和送行领导】今日下午，屠呦呦乘机飞往瑞典，接受诺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等前往送机。卡罗林斯卡学院院长兰达，诺奖参赞威克斯将亲往机场迎接。登机时，屠呦呦一人低调地走了普通通道，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
也许是这些领导们在VIP送人送惯了，也许是领导们自己走VIP走惯了，也许是他们认为屠呦呦一定要走VIP的。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些领导对于VIP那么热衷？难道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就真的那么难？难道说领导们就真的有很多特殊情况，或特殊要求。
我就在想，为什么屠呦呦就要走普通通道？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因素，包括可能想回避记者或其他领导。但有一点恐怕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的屠呦呦已经习惯了走普通通道。因为在她多年的科研生涯里，恐怕一直都是这么低调的，并无特权的思维。
有一些人恐怕是想借着屠呦呦露一下脸，无论是想采访点新闻的记者，还是那些等着的领导们。可是令其难堪的是，人家根本就不走这一套。
也许把这个事拿来说有些“小题大做”，不就是走个普通通道吗？不就是在VIP厅干等了一回吗？该不该有人汗颜？该不该有人反思呢？
表面看来，这真是件小事。可事实上背后折射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到后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有最后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等等。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改进干部作风，要摒弃特权思想，要真正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是看看我们的现状，有的领导办公楼豪华、宏伟，老百姓进个领导办公室，又是保安、又是安检，还有重重把关的智能门，这究竟是要搞什么节奏。有的领导坐小车坐惯了，不知道公交车、地铁、大巴车有怎样的感受与体验，不知道群众们在想些什么、抱怨些什么。有的领导习惯了和富人、名人、明星打交道，说起话来、做起事来头头是道，可是一旦俯下身子，和老百姓在一起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有的人当了点官，就云里雾里找不到北了，总觉得高人一等，总觉得要有特殊待遇和权利。骨子里总有那么一点“官本位”的观念，十分顽固，不是吗？还有的人出了点名、有了点钱，也认为了不得了，嚷嚷得不得了，地位、利益、面子看得特别重，不是吗？
所以，这世界上，做事难，做人更难。有权、有钱、有势并不代表什么，有没有修养、有没有素质，才是真正属于你这个人自己的。
3.屠呦呦为什么当不了院士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
　　关于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当时没有PI制，屠作为政治指定的协作组长的义务和责任与今天国内外所认知的真正PI或研究组长是有些分别的。屠能不能代表协作组，应该问当时的组员。屠与研究所内其他协作组以及所外参加协作的其他人，更是相互独立的。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
　　关于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
　　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想一想在发现HIV过程中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Robert Gallo，也是由于学术界对其人品和行径略有微词就与诺奖无缘(当然我是主张Gallo应获诺奖的)，所以屠有此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中外学术界都没有人否定发现青蒿素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屠的认受程度普遍较低，应该是有其原因的。屠在真正同行中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得奖或某些人的炒作而完全改变。
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
　　正如我过去所指出，中国院士选举或其他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是与中国社会风气和中国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修养密不可分的。除非院士制度最终被中国科学家所完全抛弃，院士选举仍然是避免不了的。要改进选风不能靠炒作和随便贴标签，只能通过道德劝说，并辅之以适当的选举制度调整。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完全由现有院士的意志所决定的，舍此别无他法。两院领导应大力说服现有院士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科学出发，充分考虑对从事科研的年轻人的影响，选出真正对国家学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院士。
　　学术界对袁隆平落选及另一位研究水稻的农学家当选院士都很有意见，但屠作为同一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究竟哪一面多一些还真不容易分清。世间很多人和事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屠有其科学局限性有其人格缺陷，对此也应直言不讳。
4.屠呦呦何以“被致辞”
屠呦呦获奖，更应该传递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细心钻研、淡泊名利，是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更是对国家对人类有着莫大的温情和担当。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她身上品味到的“鸡汤”。
近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颁奖台上的一篇“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演讲稿，很快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又有两篇署名为“屠呦呦演讲词”的文章在流传，文章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叙述了许多人生哲理，虽然看着颇有些“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效果，可惜却被证明是伪作。屠呦呦“被致辞”了。
屠呦呦的致辞，不知为何众声喧哗。这些伪作，在网络上的传播相当广泛。网络写手们，借着屠呦呦的名号，写一些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文章，其动机或许不过是吸引眼球、获得点击量；围观者们觉得屠呦呦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公众人物，理当有为我们指点迷津、启迪智慧的义务。两者契合之下，那些文章的疯转就不奇怪了。
自从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刻起，她就免不了“被消费”的命运了。她当年赠给别人的书信，被高价拍卖；她的故居，也有可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连一些专业的中医读物，也被冠上“屠呦呦”“青蒿素”“诺贝尔”的标签，卖到脱销了。
或许屠呦呦还是一如既往的宁静淡泊，但整个社会却已经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