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docx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着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着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着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一、有关佛教史的着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 ，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着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着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释迦谱，僧佑撰。僧佑，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建业，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着述，为中国撰着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着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佑弘明集。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着，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着，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着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佑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着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着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着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宝唱，俗姓岑，吴郡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净检，自后代有其人。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着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妙音尼为堪图州”事，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着名。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卷5城北，仅记2寺1里。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这样开头：“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记其行程。篇末记道：“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最后作以总结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着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其着录佛经：“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自“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下，用了近2000字简述佛教缘起、承传，并从“推寻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汉至隋在中土的传布。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着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你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佑，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435部、2476卷。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着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一、纂集部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道宣，俗姓钱，丹徒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着述宏富，超过百卷。除律宗本派着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佑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专书行世的汉魏南北朝人外，几乎将该书所辑全部收录。广弘明集的传本有两种：宋、元、高丽藏为30卷，明南北藏、清藏为40卷。通行本，吴惟明刻本及频伽藏30卷，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40卷。引用该书，应当交待版本。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释道宣撰。这是一部佛教传入后至唐初有关佛、道二教论争的资料汇编，故序文在“论衡”2字之后有“实录”2字。自谓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为4卷。甲、乙两卷，载隋以前资料，包括东汉佛、道“角法”传说，北魏、北周废佛等，大都见于广弘明集。丙、丁两卷，载唐初佛、道之争，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废佛法、僧法琳着破邪论反驳，高宗显庆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争等。法苑珠林100卷，释道世撰。道世，俗姓韩，其先为伊阙人，祖代因官为京兆人，字玄恽，为避太宗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卷4有传，始复称道世。高宗总章元年，撰成法苑珠林100卷。这是一部佛教类书，分类编排佛家故实。全书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题，总计640余目，博引经、律、论原典分隶其下。篇首为“述意部”，即序，用骈体文。篇末或部末为“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凡证必注出典。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称“某书曰”，在后者注“出某书”、“见某书”。耳闻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全书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140余种。征引过百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征引数十次者，有颜之推冤魂志、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他如续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等，亦不下10余次。其中，绝大部分亡佚，可据此书为“搜讨之用”、“校补之资”。因此，清代汉学家特重该书。四库馆臣评曰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不与儒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自“四库全书”刊行之后，各图书志逐渐着录该书。但其所编录者，均为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此书入藏，实自宋始。宋、元、明、清藏，皆为100卷，与书中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着录同。唯独明万历间嘉兴藏刻本改为120卷，“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影印者均为嘉兴藏本。清道光时，常熟蒋氏刻本复为100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藏本亦为100卷。1936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今之最古者。二、传记部有关唐代高僧传记的着述很多，见于着录者不下3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续高僧传，法藏华严经传记，智炬宝林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续高僧传30卷，释道宣撰。因为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自序称，“终唐贞观十九年”，当是该书初成之序。书中记事，实止于高宗麟德二年年，为道宣卒前2年。就是说，自太宗贞观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的21年间，道宣一直在进行增补。这是一部类传，在体例上改高僧传“神异”为“感通”、“忘身”为“遗身”、“诵经”为“读经”，合“经师”、“唱导”为“杂科”，新增“护法”，仍分10科为：译经，4卷。义解，11卷。习禅，5卷。明律，2卷。护法，2卷。感通，2卷。遗身，1卷。读诵，1卷。兴福，1卷。杂科，1卷。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论述。“正传”记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见”219人。慧皎高僧传撰于南朝偏安之际，多叙吴、越而略魏、燕。该书成于一统之时，文献齐备，搜罗既广，自然优于前者。特别是众僧如何创建教派、传布佛法、演进阐理、撰述着作，以推进佛教在唐代遍地开花、走向鼎盛，该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籍。此书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并涉及所传人数多少不同。通行本有三种，一为30卷本，即高丽藏、频伽藏本；二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碛砂藏本；三为40卷本，即嘉兴藏本、扬州本。据道宣自撰大唐内典录卷5着录，续高僧传30卷之外，另有后集续高僧传10卷。今见诸本，已无“后集”之说，而所记人数、下限均与道宣原序不合，似应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见诸本所记高僧，则无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高丽藏即开始合前、后集为一书，宋、元藏进一步增补遗缺，多高丽藏本71传。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补至麟德末，10卷。宋代合二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宋、元藏卷数、人数的变动，正反映合前、后集的过程。至明，内容全同而分为40卷，显然是想恢复前、后集最初总卷数。引用该书，应当注意交待版本。华严经传记5卷，释法藏撰。法藏，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 世居康居，又号“康藏国师”，后迁入长安。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宋高僧传卷5有传。圣历二年，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并召至长生殿为武则天讲经，使武则天“豁然领解”，睿宗从其受菩萨戒。书中所记，实为华严经在唐代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宗一派形成经过。书分10门：部类、隐显、传译、支流、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杂述。大体以传记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传记。“部类”，说华严经有上、中、下3本。“传译”，介绍东晋至唐的译经者佛陀跋陀罗、唐地婆诃罗以及实叉难陀之传略。“支流”，列该书的节选本或单品共37种。“论释”，主要记载印度、中土论释华严经的论着。“讲解”，为历代宣讲华严经的僧徒立传。结合法藏的另几部“华严”撰着，可悟华严宗真谛。宝林传10卷，智炬撰。智炬，德宗前后沙门。“宝林”者，禅宗实际创立者慧能所居韶州曹溪宝林寺。该书为研究禅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宋代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该书。南宋末，本觉撰释氏通鉴，系此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下，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宝勘同录着为9卷。元修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着录宝林传录1卷，注“不知作者”。明代，已不见着录。1933年，在日本发现卷6写本。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初民间刻本一部，仅6卷，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第二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刊行。这样，全书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具体编排卷一，释迦牟尼及禅宗所奉一祖，前缺3纸，不足千字。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补入，圣胄集今亦佚。卷三，九祖至十七祖。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1纸。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发现写本补入。卷七，缺。卷八，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卷九，缺。卷十，缺。该书虽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传世已古，足资考证，不可以其鄙俚而废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慧立、彦悰撰。慧立，高宗时沙门，俗姓赵，为幽州照仁寺住持，参预玄奘译经事达20年之久。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师功业，遂“撰其事”，成书5卷。然“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及其临终之际，方命门徒取出，以备公之于世。慧立卒后，门人悲不自胜，其书流离分散。几经搜购，基本得全。武则天垂拱四年，玄奘另一弟子彦悰重加整理，即所谓“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因署名“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 彦悰，宋高僧传卷4有传。前5卷，记玄奘家世、早年情况以及西行印度的经历。后5卷，记玄奘回到长安后主持译经的成就及其对于佛学的贡献。前5卷，无彦悰笺述夹于行文中。卷6、卷7中，各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卷10，有“释慧立论曰”一则。全书末尾，又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据此可知，前5卷为慧立所撰、后5卷为彦悰所补的说法似乎不妥。全书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辞亦多特色，当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彦悰的工作，诚如其序所云，“错综本文，笺为十卷”。由于该书的特色和成就，梁启超曾赞誉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0。流传抄本、刻本很多。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成一较精审的本子。后吕澂再加校订，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为附录。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时，校以日本所见古本，写出详细的“考异”。1982年，中华书局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一个单行本。三、目录部唐代佛教经典目录，见于着录者近20种。今存者不到10种，即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其中，以道宣、智升的两种撰录影响为大。大唐内典录10卷，释道宣撰录，成于高宗麟德元年，简称内典录。在费长房开皇三宝记“历代译经录”和“大小乘经入藏目”两大部分外，加详加细了各种译本的分析和着录，即“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部分，介绍重要佛经的优秀译本，并有评论。体例方面，也有创新。凡重译佛经，都标明一译二译。如华严经，当时有14种译本，该录着重推荐的是佛陀跋陀罗译60卷本。全录着东汉至唐初译经者共220人，翻译经典2487部、8476卷。其“入藏录”部分着大、小乘经、律及“圣贤集传”800部、3361卷。这是唐代第一部系统反映高宗以前佛教经典在中土传布盛况的着录。开元释教录20卷，释智升撰录。智升，宋高僧传卷5有传，唐代着名佛典目录学家，着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开元释教录20卷、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续古今译经图记1卷等4种。开元释教录撰成于玄宗开元十八年，简称开元录，是佛经目录体系中的杰出代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全书分上、下录。上录10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经人为主，记东汉明帝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者176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圣教、圣贤集传，并失译2278部，合7046卷。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或存或佚，末为小传。汉、魏1卷，吴、晋1卷，东晋、符秦1卷，姚秦、西凉、前凉、北凉1卷，宋1卷，南齐、梁、元魏、高齐1卷，周、陈、隋1卷，唐2卷。卷十为历代佛经目录，古目录25家，仅存其名；新目录16家，具列其数。下录10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为主。前8卷为“别录”，分为7类：1.有译有本录，着菩萨藏、声闻藏、圣贤传记。2.有译无本录，着译本亡佚而存其名者。3.支派别行录，着译经中的单行本。4.删略繁重录，着同本异名、删节改编而被芟除者。5.拾遗补阙录，着旧目未收、新译未载者。6.疑惑再详录，着有疑问而另加论述、订正者。7.伪妄乱真录，着各种伪经，共分十三方面。这是大唐内典录中“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的扩大和发展。“有译有本录”中把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五大部，并注明重译、单译情况。这一着录方法，为后来的大藏经编目所遵循不改。最后的两卷，是“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总计为1076部、5048卷。从全书编录来看，上录的“总括群经录”是纲，下录的“大、小乘入藏录”是现存佛经分类目录，下录的“别录”七类是对佛经译本、别行、异名、阙题、疑惑、伪妄等问题的说明，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佛经目录的完整体系。上录增前凉一代，是此前诸录所无，为稀有史料。陈垣誉此书集诸家之成，“可称后来居上”11。由于智升注重翻译，忽略中土高僧言论，以致着名高僧慧远所出经论14部、支道林所出7部、道安所出24部、僧肇所出4部、周亡名所出12部、隋灵裕所出8部，均未着录。甚至连最有名的法苑珠林100卷，亦遭摈弃。忽略中土着述，舍弃“历代道俗述作”门类，是其重大缺陷。然而，另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智升对于目录学的认识。开元释教录序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这不仅仅是论佛经着录，而是一段关于图书目录方法、功用和目的的定义，为众多的目录学家所首肯。历代藏经均有收录，另有“四库全书”本等。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是智升将开元释教录中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另行编录而成。目录学家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和索书号，反映我国8世纪初图书着录已达到相当科学的程度，为北宋以后雕版印刷“大藏经”所本。12四、有关佛教史的着述前面提到南朝梁僧佑的释氏谱，在唐代由道宣进一步发展，撰成释迦氏谱、释迦方志。释迦氏谱1卷，释道宣撰。书分五科：所依贤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叙述释迦出世的时间、释迦族谱传说、释迦创教的地域、传教经过和释迦逝世后佛教的兴废等。释迦方志2卷，释道宣撰。道宣因协助玄奘译经，接触大量梵文资料，认为大唐西域记“文广难寻，故略举其要”，撰成此书。上卷4篇，为封疆、统摄、中边、遗迹篇；下卷4篇，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篇。其中，有节选自大唐西域记者，可借以校补其今本；也有不见于大唐西域记者，可补史籍之不足。叙述佛教产生和传播的地域，佛教传说的须弥山及四洲的相状，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16位入印求法僧俗的传略等，反映佛教传入华夏及其以后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除了引用佛教经传外，还引用一般史书、道教经书。其书向无单本，收入历代“藏经”，以南宋“碛砂藏经”本最古，1935年上海曾影印发行。日本弘教书院“大藏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已作初步整理，附有校记，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过点校单行本。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佛教史籍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纂集部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将佛教类书的编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传记部的续高僧传进一步完善了自魏晋以来的高僧、名僧传记体例，使得此后历代俱有此类僧传相续，成为一部完整的高僧史传系列。目录部的开元释教录差不多与“开元四部书录”同时编着完成，既受到开元编目的影响，又有开元内外经录提供的编着经验，因此它本身在目录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建树。三、佛教史书编纂日趋完备经过唐代的扩展，佛教史学在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佛教史籍编纂更加完备。一、纪传体佛史佛祖统纪佛祖统纪54卷，天台宗沙门志磐撰，南宋度宗咸淳五年成书。以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纪传体史书增编而成。本纪，叙释迦牟尼和天台宗所奉西土二十四祖、东土十七祖。世家，叙天台宗诸祖旁出诸师。列传，叙知礼法系诸师。表，为天台宗传教年表和世系表。志，分为六种：“山家教典志”录天台宗着作，“净土立教志”为净土宗僧俗传，“诸宗立教志”记禅宗、华严、法相、密教、律宗等创教简史，“法运通塞志”篇幅最大，编年记述历代佛教史迹，“名文光教志”载赞颂天台宗的志记碑文等，“历代会要志”记历代佛教兴废事。该书虽然奉天台宗为正宗，但因采择史料广泛，编选较为精审，通常认为是研究中国佛教史较好的参考书。二、编年体佛史释氏通鉴、佛祖历代统载、释氏稽古略等这一系列佛教史籍的出现，明显的是受到宋代史学主通明变思潮的影响。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是直接受司马光的影响。佛祖历代统载22卷，临济宗沙门念常撰。念常，俗姓黄，元华亭人，补续高僧传18有传。遍游南北之胜览，博究群经，主姑苏万寿法席。“乃取佛祖往世之本末传授之源流，及夫时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将相之所护持，参异同，考讹正，运弘护之心，秉至公之笔，辑而成书，凡二十有二卷”，谓之佛祖历代统载，为编年体佛教通史。自佛教传说的过去七佛和中国的传说时代起，至元惠宗元统元年止，以禅宗为佛教正宗，广载佛教史事。按年记述历代皇室臣僚兴佛废教的事迹及有关文献，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佛僧译经、撰述和传教活动等。以干支纪年，并附注帝纪年号。前数卷关于二十八祖的内容抄自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自东汉明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十余卷，抄自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详于宋、元二代。记述较为繁冗，年代也有纰谬。释氏稽古略4卷，僧觉岸撰。觉岸，俗姓吴，元吴兴人，又称“宝洲”、“宝洲上人”，补续高僧传卷18附念常传后。以念常所述，“理明事实，出入经典。考五宗传，殊有补于名教”，于是“采摭内外典籍成编，题曰稽古录”，为佛教编年体通史。自三皇五帝至南宋末，按干支帝纪记载历代沿革、佛教史迹，于历代名僧和僧界通用典故，搜采略备。不少资料取自南宋咸淳间僧本觉所撰释氏通鉴，但所注出处有误。传称：与念常“两书并行于世，详略各得其宜”。明代，又有续集3卷，为明僧幻轮撰。始元至元元年，止明天启七年，围绕430余僧的事迹历述佛教史事，涉及佛教兴替、宗教政策、佛道关系等。三、续修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等高僧传续修，如果说唐代仅仅是开端，则至宋便有形成系列的趋势。1、宋高僧传30卷，释赞宁撰。赞宁，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吴兴德清。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时称“律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至开封，赐号“通慧大师”。历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七年，奉诏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传等。回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编纂，历时7年，至端拱元年成30卷书奏上，名为大宋高僧传。其端拱元年序，追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僧史、僧传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的情况，强调“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侣，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乃循十科之旧制，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校雠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重加修补，成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宋高僧传30卷，是一部奉诏编纂的佛僧传记。分科与篇末之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体制全同。只是有些传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为问答，以释疑难，则是前传所无。所记为唐、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补有前传所漏南朝宋、陈和北魏、隋的高僧。碛砂藏本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大藏本正传532人，附见125人。“译经篇”记唐代新传入的密宗各大师事迹及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的体例；“习禅篇”记禅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别的分歧、南顿北渐的斗争；“明律篇”记南山、相部、东塔三派的争执等，都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视体例、剪裁融汇，因此叙事详实、清新畅达。该书体例直接影响到大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的编纂。赞宁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为奉敕之作。书序云：“赞宁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盖取裴子野宋略为目。”记东汉以来译经、讲经、出家以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朝廷与佛教关系等。但其自谓“恨删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鸿硕寓目”。崇宁四年与宋高僧传一同入藏，对研究佛教僧侣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2、明高僧传8卷，释如惺撰。如惺，浙江天台慈云寺僧，自万历二十八年随手记录，至四十五年，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为此书。万历丁巳叙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狮子身中虱，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讵可量哉！其目的已经不只是为记高僧与佛教史事，而是要与传统史学名着春秋、史记相提并论。虽有此愿望，但其书却未能如愿，为未完之作，仅有译经、义解、习禅三科，着录112人，附见68人，以南方为多，北方仅数人，不载辽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严寺沙门释祖觉传”。3、续补高僧传26卷，释明河撰。明河，俗姓陈，南通州人。为续宋高僧传，往来于齐、鲁、燕、赵、湘、赣、闽、浙，寻觅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粤、云南代为搜集资料；又参阅曹能始之藏书，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经30余载，数易其稿，崇祯十三年临终，嘱其弟子道开续成之。经道开续补编纂、史家周永年参与研讨，至清顺治四年方始告成。这已不再是单单由僧人作高僧传，而是有学者、居士参预纂修的高僧传了。因其所记唐至明万历末高僧事迹，“不分宗派”，可补、续宋高僧传，故名续补高僧传。分科与宋高僧传同，只改“读诵”为“赞诵”。正传着录549人，附见75人。体例方面，新增合传，将事迹不多而行为近似的僧人合为一传。“习禅篇”中，有的传后有“系曰”，为对所传人物的评论，这是经过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传后有“明河曰”，则为明河底稿，道开整理时直接录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则可能是道开所加。“习禅”篇幅过大，其余译经、明律、护法、赞诵、兴福等科则显得贫乏，辽金两代高僧入传者仍然不多。僧、尼传的续修，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3四、佛教类书释氏要览问世释氏要览3卷，释道诚辑。该书的编纂，无疑是在北宋前期编纂众多大型类书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是一部关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仪则、法规和僧官制度等的词义汇编，以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