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docx

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国家的外交方针或外交取向是指国家对外部国际环境的总的态度与承诺，是其实现内外目标与抱负的根本对外战略，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根据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力量构成、各国行为方式和对于变动的国际格局的反应与介入程度，我们可以区分出国家可能采取的三种主要外交取向，即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不结盟主义)和联盟主义。(注：“中立”与“不结盟”在这里是指同一外交取向的两个方面：“中立”是指不参加、不卷入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不结盟”则是指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成针对第三方的安全、防御或军事联盟。因此这种外交战略常常完整地表述为“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它是国家自由采取的对外政策，因而不受法律约束，这又与国际法上的“中立”或“中立化”不同，后者是大国之间以条约形式给予承认的。另外，若严格分析起来，“中立主义”是较“不结盟主义”更加自我节制的外交政策：“中立主义”必然是“不结盟”的，而“不结盟主义”未必是“中立”的。也就是说，“不结盟”是一国奉行“中立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不结盟国家临时决定参与战争与冲突的例子是不难找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立主义”更准确地表达了瑞典传统的外交取向。有关内容可参阅：199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第602页；,InternationalPolitics:AFrameworkforAnalysis,Prentice-hall,1972,)中立主义认为，与他国或国家集团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行动自由，也就是说失去根据自身需要灵活制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相反，采取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则可以使独立的民族国家获得更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并借此影响他国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增加外交影响力。事实上，结盟外交虽然失去部分行动自由而且还要承担援助盟国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它却通过联盟关系纽带，利用比它自身大得多的力量，争取实现以其单独能力无法达到的外交目标。因此，很难抽象地说哪一种外交战略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外交利益，采取何种外交路线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定。另外，成功的中立、不结盟外交战略，除了决策层有意愿之外，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国际体系中有利的力量结构；自身具备确保其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防御能力，用以抵抗那些无视本国中立立场的国家的进犯；大国对其政策的友善态度或不对其抱有特别兴趣；适度远离主要的国际冲突热点；以及国内政局稳定对这种外交取向的足够支撑。(注：,InternationalPolitics:AFrameworkforAnalysis,Prentice-hall,1972,)从历史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严格来讲是指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但通常也包括芬兰与冰岛，合起来又称“北欧国家”。)具有浓厚的中立主义传统，它们都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瑞典的中立主义外交传统。一、瑞典外交传统：中立主义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远离欧洲大陆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热点：其东面有芬兰位于它与传统强国俄罗斯之间，其西北则与一个历史上曾长期受其支配的传统弱国挪威相邻，其东南与西南则由波的尼海湾、波罗的海和卡特加特海峡将其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意味着瑞典可以较少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量，在外交上有着更多的独立性、自主性。瑞典还一直保持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历史上争夺北欧地区优势地位的战争中常常能使对方俯首称臣，这也使瑞典赢得了大陆国家对它的尊重。另外，作为“共识政治”(consensuspolitics)的一个典范，外交上的“不结盟”和“中立”政策受到其国内各阶层的普遍支持。瑞典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之一，也曾与欧洲大陆保持过密切的联系。1630年，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决定介入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以保护新教、扩大斯德哥尔摩在欧洲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近二百年间，瑞典曾热衷于欧洲政治并参与了大陆许许多多的争战，直到1809年被俄罗斯打败并割让一块土地(即如今的芬兰)给后者为止。(注：MatsBerguist,“Foreword”,inLeeMileed.,SwedenandEuropean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瑞典随即发生了宫廷政变(相当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结束了独断专行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权，并采纳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与议会(Riksdag)分享国家的统治权，并使其制度化，其结果便产生了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精英“共识政治”，瑞典的立宪主义遂进一步得到发展。由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农民构成的四级议会政治的发展，导致瑞典开始更加关注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再醉心于征战欧洲大陆，贪图王国的领土扩张。在这一时期，军官阶层也支持1809年宪法，致力于化解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干预劳动市场，保证各阶层之间的正常秩序。于是瑞典现代政治文化传统开始形成：尊重宪法，决策上通过妥协解决不同集团、党派之间的分歧以达成共识，即“共识政治”。如此一来，瑞典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理性，因为此时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再只是满足王权利益的工具，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利益的大事。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瑞典最终选择了“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取向，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任凭欧洲局势风云变幻，矢志不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即退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军事纷争，成功地避免了欧洲的连绵争战。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瑞典在此后是如何坚守“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的：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王国的战争，丹麦处境岌岌可危，因而希望与瑞典结成防御联盟共同抵抗侵略，但却遭到当时“瑞典挪威”国王奥斯卡尔一世的拒绝，而在当时他正致力于集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王冠于一身。(注：Alastair,“TheNordicRegionandNordicCooperation”,inLeeMilesed.,TheEuropeanUnionandNordic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1914年，丹麦、瑞典、挪威国王相聚马尔默，面对日益逼近的、来自欧洲大陆的冲突，决定共同采取中立政策。在国内各党派支持下，瑞典政府对交战各国采取了中立政策，同时加强国防力量以防止沙俄扩张的威胁，结果表明这一政策获得了成功，瑞典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都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北欧理事会成立，北欧国家借此加强了地区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20世纪30年代，北欧国家继续坚持其中立立场，并在国联机构中采取了联合行动。1932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交大臣开始聚会共商，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共同立场，之后从1934年到1940年间每年聚首一次。与此同时，商务、社会福利、司法和教育大臣们也频繁集会，以便在共同的对外政策基础上，协调在各个领域的立场，加强北欧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间的合作并不是建立在具有约束力的同盟条约之上，它们并不承担相互援助的义务，只是在推行类似政策方面谋求团结一致。1938年5月27日，它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遵循一套共同的中立原则，即“中立，对所有国家友好，保持独立的坚定决心，支持国际联盟及其一切有联系的国际合作机构。”(注：布莱克、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2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北欧国家都试图避免卷入战争，纷纷发表中立宣言，但只有佩尔阿尔宾汉森领导的瑞典政府成功避免了大战的烽火，实现了中立目标，而其他北欧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卷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的不同经历与战后不久就形成的欧洲东西对抗格局，导致北欧国家战后采取不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冰岛、丹麦和挪威分别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瑞典继续执行中立、不结盟政策，芬兰则是在与苏联签订的双边协议基础上，有条件地成为中立国。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北欧均衡”格局：中立国瑞典居于中间，与苏联相邻的芬兰处于其东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其他北欧国家位于西南。这在以两极对立为标志的冷战时期，显然有利于北欧地区的稳定，因而也就成为对东西双方均有利的理想的安全秩序。后来被称作“瑞典模式”的社会制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则是赢得这一环境的保证；反过来说，国内独特、稳定的社会模式确保了瑞典两百年来始终如一地奉行中立政策。二、冷战时期的瑞典外交：中立与国际主义并举冷战时期，瑞典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第三条道路”，即以其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在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集团之间保持中立和平衡，以维护自身利益。(注：JanHallenberg,“SwedishForeignandSecurityPolicy”,inLeeMilesed.,SwedenandtheEuropeanUnion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然而，瑞典采取“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独特外交和安全战略，并不意味着它不介入世界事务，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它的中立主义是以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为补充的，因为中立的目的是确保其最大限度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不是限制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其有限的国家规模和外交资源相比照，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瑞典的国际主义植根于经济上的利益追求与政治上理想主义的某种混合。经济上，瑞典是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需要同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确立稳定的贸易联系，以保证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步提高。战后瑞典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国民生活水平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其福利制度之完善即使是当时最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企及。一时间，“瑞典模式”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经合组织誉为“世界的典范”。这一成就给瑞典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自信，而且使它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加上它不依附美苏集团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这一切很自然地将它推向“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在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上的行为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它不畏强权，伸张正义，扞卫人权，声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它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也许不曾奢望以此宣扬和传播它的优越制度或政治理念，却给瑞典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誉，进而极大地满足了其外交抱负。瑞典政府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主要通过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体现出来，其作用在联合国名义下开展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显着。二战后瑞典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多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输送人力与物资，如派遣部队到刚果和塞浦路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瑞典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oeld)继挪威的特立夫莱伊之后，就任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正是在哈马舍尔德任职期间，联合国化解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又创建了向发生冲突和危机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新机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经大国默许而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他在大国面前却常常扮演小国、特别是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瑞典的奥勒夫帕尔梅(OlofPalme)政府曾积极声援第三世界国家在70年代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批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和中美洲的军事干涉行动。例如，瑞典政府曾严厉批评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允许美国武装部队中的许多逃兵在它那里避难，并于1968年1月10日正式承认北越。(注：布莱克、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61页。)这些批评和做法直接导致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美瑞关系的迅速恶化。此外，为了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曾于1979年发出禁令，不准瑞典公司在南非投资。1987年，卡尔松政府甚至做出了对南非实行贸易制裁的决定。(注：斯蒂格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许力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在经济政策上，瑞典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提倡自由贸易政策，偏爱政府间合作而不是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因此当英国提议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时候，当时正在酝酿建立的、市场规模有限的“斯堪的纳维亚关税同盟”计划便随之放弃。显而易见，面对日益封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更大的EFTA更加符合瑞典的贸易政策取向即在范围广泛、较少壁垒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合作。于是1960年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同英、奥、葡、瑞(士)共七国缔结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71年，正当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时候，面对国内工农业产品可自由进入欧共体市场的巨大的经济诱惑，瑞典政府再次强调了其奉行中立主义不结盟原则的坚定立场，指出加入欧共体将会削弱瑞典中立主义外交在国际上的可信度，并且限制政府在战事中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瑞典为了维护其不结盟的政策路线，放弃了加入欧共体可能带给它的经济利益。作为补救损失的措施，瑞典同挪威和芬兰一起与欧共体另外签署了工业品自由贸易双边协定，这一协定可使瑞典在确保对欧共体的稳定贸易联系的同时避免其受制于欧共体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共同决策。三两极体系瓦解后的瑞典外交：走出不结盟政策的篱蓠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促使瑞典重新审视它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首先，居于东西两大集团之间而小心翼翼地走中间道路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中立主义已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其次，欧洲一体化的长足发展使传统欧洲大陆国家彼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瑞典不必因担心引火烧身而保持不结盟政策。再次，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已使瑞典强烈意识到其自身力量的单薄，它在国际舞台上传统的独特作用也已变得无足轻重，更何况联合国本身在处理国际高级政治事务中的权威性已大不如前，其化解地区冲突、解决热点问题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因而瑞典的国际主义理想不再能够满足本国的外交抱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开始重新考虑其加入欧共体的可能性。按理说，瑞典等EFTA成员国同欧共体建立的“欧洲经济区”(EEA)协定，基本上将共同体单一市场延伸到了EFTA成员国，因此可以说北欧的EFTA成员国大致获得了它们想要的一切。(注：SieglindeGstoehl,“TheNordicCountriesandEEA”,inLeeMilesed.,TheEuropeanUnionandNordic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然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甘默默无闻，而独自又难有作为的时候，自然地就会选择同他国结盟来作为其扩大外交实力的手段。如前所述，结盟外交虽然限制了其成员国外交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它却可以提供给成员国以成倍放大了的外交资源，这对小国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可以无视联盟关系的存在，小国却不得不认真对待结盟关系。导致瑞典重新对待欧共体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来自对其国内问题的考虑，这就是试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近年来，瑞典全员福利制度使国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慷慨的国家福利制度需要维持充分就业和高税收，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企业失去竞争力，进而投资减少，企业纷纷外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就业率，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1990年瑞典遭遇五十年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根据当时预测，1991年通涨率为10%，失业率为34%是30年代以来最高的。1990年10月，政府宣布来年将减少150亿克郎的预算，削减健康津贴，精简政府部门，瑞典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注：WolfgangDanspeckgruber,“TheEuropeanEconomicArea,theNeutrals,andanEmergingArchitecture”,inGregoryed.,TheShapeoftheNewEurop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Press,1992,)由于瑞典的福利标准高出欧盟国家的水平，采取欧盟共同的社会政策，意味着国家可以合法地减少公共支出，较少地参与福利的再分配，而是更多地由社会来承担福利分配，福利国家将向福利社会转变。另外，虽然EEA协定对EFTA国家开放了单一市场，使它们的产品自由地进入共同体国家，但瑞典等这些高度依赖共同市场的国家仍然不能参与不断深化的一体化新规则的制定，因此完全成为欧盟成员国就成为在日益机制化的欧洲确保自身利益的唯一手段。然而，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和货币联盟(EMU)，而且还包括处于起步阶段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将要向共同体转移更多的主权。因此，申请加入欧盟，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如果瑞典加入并成为欧盟大家庭的一员，就意味着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瑞典所遵循的外交路线将发生重大转变，意味着瑞典将失去其独特性，沦为一个普通的欧盟成员国。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充分认识到，瑞典经济已经不能承受由于游离于共同体之外而导致的损失，不论是其经济独立性还是主权的完整性都已无法通过避免加入共同体而得到保证，传统的“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相反，通过加入共同体，却可以缓解瑞典所面临的困境。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取富有，以主权换取声音”。(注：SieglindeGstoehl,;LeeMiles,“TheNordicCountriesandtheFourthEUEnlargement”,inLeeMilesed.,TheEuropeanUnionandNordic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四加入欧盟后的外交政策调整：后中立主义当1990年因格瓦尔卡尔松政府宣布准备加入欧盟的时候，实际上是宣告瑞典实行了近二百年的不介入欧洲大陆“高级政治”事务的外交政策传统走向终结。但是鉴于国内公众对于这一历史转折一时难以接受，也由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惯性，瑞典仍然力图保留并维护中立主义路线。在1996年的对外政策公报中，政府极力掩饰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指出瑞典安全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外部世界发生了变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相应发展。瑞典在军事上中立依旧，其目的仍然是在其周边地区发生战事时保持中立。(注：GovernmentDeclarationonForeignPolicy,14February1996,citedfromLeeMilesed.,SwedenandtheEuropeanUnionEvaluated,London:Continuum,2000,)加入欧盟以后，瑞典协同芬兰力图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发展更符合其传统外交理念。首先，它们反对欧盟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机构演变成未来的共同体防御机构，并寻求主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走向。瑞典和芬兰两国主张，CFSP应该加强其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而不应该使其成为可能导致某种军事同盟的政策机构。事实上，正是由于瑞典芬兰的共同倡议和积极推动，才使得所谓的“彼得斯堡任务”(PetersbergTasks)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被纳入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框架之中。(注：JanHallenberg,)自从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以来，瑞典对欧盟尤其是对CFSP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CFSP不再被看作首先是对其不结盟政策的限制，而是被当作在外交政策上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资利用的机制。瑞典乐于见到CFSP政府间合作的特性，反对将欧盟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融合在一起的主张，却同意在非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扩大使用多数票表决制，以便加快CFSP的决策过程。从总体上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欧洲安全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安全威胁”和“敌对力量”，瑞典传统的外交取向正在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它要至少在外观上继续维护传统外交理念，避免公开加入任何安全组织；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面对客观现实，将主要精力用于与欧盟国家的各项合作上，开始执行“后中立主义”外交政策。首先，传统的“中立”概念被更加宽泛和可变的“不结盟”所取代，官方更常用的术语变为“不参加军事联盟”、执行“符合欧洲身份的安全政策”；其次，开始公开讨论瑞典是否在将来某一时候加入欧洲军事组织的问题，如北约(NATO)或西欧联盟(WEU)，这在过去一直是其国内政治中忌讳的议题。实际上，接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就意味着瑞典将不可避免地介入CFSP和WEU的一些行动。马约第17条指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包括所有与欧盟安全有关的问题，包括共同防御”，在同一条款中正式确定了CFSP与WEU之间的联系：“西欧联盟是欧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来支持本条款中提出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防御领域。”瑞典已获得WEU观察员的身份。另外，瑞典于1994年4月同北约签署了PfP(PartnershipforPeace)框架协议。瑞典的“后中立主义”已逐渐地被引向更加复杂、功能多样的西方安全组织，而且作为其义务的一部分，瑞典正有选择地介入它们的一些活动，如常以联合国的名义参加“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活动”等；但它仍然避免正式加入安全组织，因为正式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意味着要为其他成员国承担集体安全义务，而这恰恰是瑞典传统外交的一个禁忌，是一时无法逾越的。不过，考虑到瑞典与那些同时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大国的合作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它能否坚持“不结盟”或“不参加军事联盟”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实践表明，瑞典“不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并没有阻止其国防部允许它的部队在北约框架之下(作为联合国授权的一部分)部署在波斯尼亚。不仅如此，从1997年起，瑞典的战斗机(GripenJets)还参加了北约军事演习。(注：LeeLimes,“SwedenandFinland”,inIanMannerandRichardeds.,TheForeignPoliciesofEuropeanUnionMemberState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2000,)自从科索沃危机以来，是否在未获得联合国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瑞典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正如詹哈伦伯格所言，“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同时是北约成员，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已不再具有如同在1995年以前那样的评判北约行动的超然地位。瑞典政府必须在传统的不结盟取向与同北约关系紧密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要求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注：JanHallenberg,)在瑞典看来，进入90年代后北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它认为只要北约组织不是在为其成员国的领土防御或其安全保障而采取行动，那么瑞典通过PfP协定与北约进行合作是应该被允许的。同过去相比，瑞典对国际危机和欧洲发生的局部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在科索沃战争中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瑞典政府，居然默认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五结论瑞典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中立主义”外交战略，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挑战出现在欧洲两个集团军事对抗结束、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不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而且它并不是来自外部军事力量的威胁，而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一体化的压力所引发的。面对这一形势，瑞典开始调整其传统的外交政策，考虑到首当其冲的内外经济压力，它首先寻求加入欧盟。然而加入欧盟必须满足其成员国间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这就使瑞典面临要么取消入盟念头要么放弃“中立主义”的两难境地。经过权衡，瑞典采取了逐渐转变外交政策的策略。如果我们把超越和游离于传统“中立主义”概念的外交路线称作“后中立主义”的话，那么瑞典的“后中立主义”正在倾向于有选择的“半结盟”政策。在这一政策主导下，瑞典加入了欧盟，并参与制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且在同北约的合作中它也只对北约关于“集体安全”的第八条款存在着保留。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在外交安全政策取向上，经历了从“不结盟”到“不参与军事联盟”，再到目前的“不参与集体安全保障组织”等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结，因为这仅仅是瑞典从一个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传统的国家，走向积极参与欧洲各项事务的普通民族国家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这一环节的长短固然与外部安全环境是否持续稳定有关，但主要取决于国内舆论对于改变传统中立政策的认可程度。在这期间，政府将继续使用上述这些模糊的政策术语以达到缓慢过渡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通过加入欧盟，瑞典获得了排遣其外交活力与抱负的一个新“出口”，而过去倾注于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国际主义热情则已悄然消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瑞典政府及其代表们正在范围大大缩小的欧洲忙于各种合作事务而无暇他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仍游离于欧盟之外的挪威，依然执着于传统的国际主义外交。例如，正是在挪威的斡旋之下，2002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了和解，这与瑞典外交领域的收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入欧盟后，虽然瑞典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不改变其中立的外交政策传统，但事实上已开始逐渐远离这一传统，在国际舞台上也很少听得到瑞典的声音，如今我们只能在欧盟及其从属机构中才能分辨出它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