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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恰如其分原则
——论邓小平对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王春玺
2014年06月03日16:10       来源：北京党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迄今已经30多年了。经过历史的检验，该决议的基本结论如今依然能站住脚，其关键就在于邓小平围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主题，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历史主义原则。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条“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①这些原则为历史决议注入了灵魂，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邓小平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迄今对我们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神化”、“丑化”两种错误根源于看问题绝对化、片面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思维方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胡乔木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指出：“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②当时党内外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影响比较大的错误思潮有两种：全盘肯定（即“神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的思潮、全盘否定（即“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解放思想，破除主观随意性，坚决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是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也是关系到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当中，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强调，必须全面地、一分为二和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切忌一点论、切忌形而上学，切忌全部肯定或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做法。他以苏联为例指出了一点论的严重危害：有些人要么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要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在苏联曾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③在我们党内，无论是“丑化”还是“神化”毛泽东，正是犯了这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化错误。
对此，邓小平透彻分析了两种错误思潮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首先，“神化”错误思潮的实质就是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④还指出，“两个凡是”表面上看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因为它“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⑤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⑥“神化”思潮实际上没有区别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其次，“丑化”、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潮也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唯物辩证法强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邓小平坚决反对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简单地“怀疑一切、否定一切”。1980年10月开始的党内高级干部四千人大讨论，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应当再提。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⑦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且同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⑧邓小平在历史决议起草的１７次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历史决议时反复重申了全盘否定论的实质和危害。“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⑨“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⑩
再次，“丑化”、“神化”两种错误还源于感情用事或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在过去历次错误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些同志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不少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容易陷入个人恩怨的纠缠，这正是历史决议讨论中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争论、分歧比较大的原因。邓小平1980年1月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１１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蒙受奇冤的黄克诚复出后也指出：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１２
二、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原则，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１３
针对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的思想武器就是两个“实事求是”：对功与过都要做到实事求是。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关于毛泽东，“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１４ 正是坚持两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才避免了历史评价中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两个极端。
首先，理直气壮、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采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实际，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１５ 加以考察。在判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时，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不是比他们的前辈或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一生及毛泽东思想放在党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与同时代人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相比，其历史贡献居于首要地位。
从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在关键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都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意义。从邓小平提出在历史决议“前言”中简单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到陈云建议突出增写建国前28年党的历史，表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自觉地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将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60年的历史联系起来，对全面、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１６ 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的一番话概括得更全面，他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１７。
从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毛泽东探索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无法逆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 “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１８ 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看，毛泽东的确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推动了社会进步，这种评价体现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
其次，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恰如其分地批评。这是因为，如果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为什么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还要加一个“恰如其分”？他解释说：“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１９ 所谓恰如其分，就是既不能夸大错误、把错误写过头，又不能淡化错误、为尊者讳。真正做到全面、公正、恰当。
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２０。换言之，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本想走进一间屋子，反而走进了另一间屋子。把毛泽东的错误放在马克思主义者一生探索的前提下来认识，就会发现，这种错误有时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关于错误的责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归结于毛泽东一个人。当时的中央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毛泽东的错误固然与其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２１ 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２２
三、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定性分析突破了“三七开”的定量评价思路，是灵活运用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
针对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风恶浪，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遵循的是全面的、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两点论。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对于斯大林功绩与错误的比例，毛泽东则坚持“三七开”（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总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的评价思路。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２３ 毛泽东也多次说过，自己的愿望也是“三七开”，“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２４ 毛泽东坚持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为后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邓小平继承了两点论，同时又超越了我党一直以来对历史人物“三七开”的评价模式。此前我党尽管也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但落脚点却是定量分析，常常纠缠于“六四开”还是“三七开”。早在1978年11月，邓小平就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讲：“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２５ 为什么邓小平不同意对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因为这种定量分析既不符合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评价原则，也不容易求得各方共识。如，当时就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功过是“九一开”或“八二开”，还有人认为是“六四开”或“七三开”，也有人认为是“对半开”，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于一生的功绩，等等。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摆正毛泽东的功过大小的位置呢？1980年8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２６ 针对一些人认为的毛泽东错误大于功绩的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２７ 换言之，不管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量的时间来补救。而毛泽东已建立的伟大功勋，则是无人可代替的。邓小平这种“第一位、第二位”的定性分析与“三七开” 的定量分析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因为这种评价不必纠缠于功过大小的数量，同时又涵盖了“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和“九一开”等各种评价，可以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为激烈争论的各方所接受，在全党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以便全党尽快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中去。这种定性评价的思路当然不是一种妥协或权宜之计，而是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务实的态度。
邓小平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大小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绝对地说毛泽东一生就是“三七开”。在不同的时期要具体分析成绩和错误的比重。毛泽东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是“九一开”，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则可能错误多一些，甚至错误是主要的，如“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当然有时候，毛泽东在探索中正确与失误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２８ 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也提出过许多的正确的意见，比如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推动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等。可见，邓小平“第一位、第二位”的评价是从毛泽东一生总体上来讲的，而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历史时期，因此也更有说服力。
总之，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邓小平在新时期所做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两大历史贡献之一。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前进。我们是否有必要固守历史决议的结论?毛泽东说过：如果前人修中共党史，“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２９ 实践证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不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间越远看得越清楚，将来的结论可能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３０ 这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党的决议并非定论，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党的决议也并非不能发展，也会与时俱进。历史决议起草者之一的龚育之先生指出：要辩证地对待历史决议的结论。他提出：“坚持历史决议，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３１
笔者认为，由于历史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历史决议对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远远没有“说够”，对领导人犯错误的原因也没有“说透”。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放在建党９１年、建国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看，毛泽东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其无形资产将益发凸显。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也会更加实事求是，更客观公正。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将毛泽东列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人之一。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三个“永远铭记”，其中第一个就是永远铭记毛泽东的两大历史功绩。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90年来完成和推进了的三件大事中，有两件大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１／４／５／８／１１／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４／２６／２７／２８／３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298、128、298~299、244、333~334、148~149、345~347、172、308、307、333、172、38、334、172、294~296、149页。
２《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３〔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7页。
７陈东林：《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
９／１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84页。
１２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１３王炳林等：《抉择——共和国重大思想决策论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07页。
１５《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２３《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２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２９《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３１龚育之：《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北京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