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交易所》中的个体韦伯、资本市场与现代国家.pdf

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交易所 中的个体韦伯、资本市场与现代国家龚泽恩*摘 要：韦伯从 1894 年到 1896 年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与改革方向的文章 既标志着其个人的经济学转向，也是他介入德国政治改革前沿的尝试。本文以其两篇 交易所 文本为考察对象，试图挖掘并阐释备受忽略的韦伯金融思想。韦伯认为，作为经济组织的交易所的诞生与现代商业的形成同源，均是从家产制经济向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贸易经济的转型。通过对交易所内四种交易品的介绍，韦伯指出这些流通物对重构劳资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功能，试图祛魅大众对交易所的负面想象。在此基础上，韦伯论述了交易所整体及其代表的资本市场在现代国家语境下的三个主体性质 市场属性、非人格性与地缘价值性。具体到德国民族国家的语境下，韦伯在国际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分别论述了帝国政府、商人阶级与普通民众面对交易所的行动指南。关键词：韦伯研究 证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 资本市场 民族国家一导言从 1894 年到 1896 这三年，德国政治社会背景和韦伯的生命历程都处于852*龚泽恩，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转型期并相互映射：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几年内，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并且德国内政在威廉二世的主导下产生了帝国主义式的转向。与政治结构相比，经济结构的转型虽然相较缓慢却有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的德国囊括了从原始的庄园经济到证券交易所这样的最前沿的交换经济的组织形式。再加上来自法英俄等国的外交风险，整个德国弥散着一种紧张的社会心态。宏大历史方向的判断或许可以流于学界内部的思潮反复，但各种现实问题，诸如是否应该为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提升关税、是否应该禁止在交易所内的农产品期货交易甚至是取缔所有的交易所，需要一个立刻的“是或否”。并且这一系列的“是或否”本身就是对德国语境下“路线问题”的一种回答，其象征性意义将会决定历史潮流推进的方向。年轻的韦伯置身于现实政治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事关德国民族国家命运的紧迫思考。这些思考不仅改变了他的学术旨趣，而且指引他将思考本身与其政治参与进行有机融合，也为其学术生命第一阶段的短暂高潮与戛然而止埋下了伏笔。上述路线问题不是姓资姓社这样清晰的意识形态两极对垒。当时德国社会包含的政治团体、经济阶级与不同种族之间的从属关系非常复杂。上述三个层面的社会团体的复杂整合，使韦伯这样试图从最根本层面把握共同体命运的思想家不得不去找寻把所有线索整合在一起的根本逻辑，并将之贯彻到具体的国家政策之中。韦伯在这种抽象的根本逻辑与各种特定时代问题中来回穿梭，他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被德国史学家梅尼克称为一系列有力的爆发（a series of powerful eruptions），而他有关交易所的写作就是上述爆发的一个代表（转引自 Borchardt，2002）。韦伯所撰写的有关德国交易所的两篇带有公共性质的文本是本文主要的考察对象。韦伯的 交易所分为两篇，分别发表于 1894 年和 1896 年。该文的英译者 Lestition（2000）认为这两篇文章反映了青年韦伯在对 19 世纪末的德国复杂生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图景进行表态的努力。第一篇 交易所952本文考察的版本为 Steven Lestition 的英文译本：Weber，2000a，以及 Weber，2000b。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Stock and Commodity Exchanges）发表于 1894 年 11 月，当时在俾斯麦时期被搁置的交易所有关议题再次被纳入公共政治议程，有关设立证券法的提案刚刚由德意志帝国政府撰写好准备送入德国议会。第二篇 交易所（Commerce on the Stock and Commodity Exchanges）发表于 1896 年，主要讨论交易所中的期货交易的形式与社会功能。从韦伯个人思想研究与学术发展史的外在语境两个角度来看，交易所文本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原始材料。从韦伯研究（Weber Studies）的角度来看，韦伯的学术思想在其生命历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到 1897 年的精神崩溃为第一阶段，恢复后的 1903 年到 1910 年为第二阶段，从 1910 年到 1920 年逝世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韦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从法学转向了经济学，以其在 1894 年获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职为标志。韦伯的经济学转向是由政策分析的路径入手，从 1892 年受社会政策协会委托展开对易北河东岸农业工人的处境的考察开始，韦伯的经济领域的写作逐步向着两个重点议题迈进：一个是西方古典农业，另一个就是当代的交易所。这两者之间的演化关系代表整个欧洲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并且伴随着由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的政治社会的转型。从当下回望，这两个研究对象对理解德国之后的历史演进的逻辑与韦伯的学术思想发展都至关重要。并且相较于韦伯第一阶段的文本，韦伯第二、三阶段的文本的阅读与讨论在中西方学界都更为丰富，这与韦伯在英文学界经由帕森斯的引介以及中文学界经由英文学界的引介有关。即便在韦伯第一阶段的著作中，韦伯对证券交易所的写作也非常不受重视。德国经济史学家 Knut Borchardt 是负责韦伯全集 中关于交易所的文章的编辑，他曾指出“即便有人时不时会引（韦伯关于交易所的文章），但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引文放在一起，总共不会超过 20 页”（Borchardt，2002）。国际学界对韦伯交易所有关的写作不成比例地缺失，中文学界对韦伯有关交易所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062后文缩写为 交易所，括号内英文标题为译者根据文本内容所起。后文缩写为 交易所，括号内英文标题为译者根据文本内容所起。亦有学者如 Keith Tribe 把 1914 年“一战”爆发作为第二、三阶段的划分点。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从现代学术体系的演进脉络来看，脱胎于经济学的金融学与社会学在学术史上的长期分流使对金融体系的宏观化理解在社会学研究中被长期忽视。受到美国“剩余策略”（避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影响，不少学者习惯性地将“社会”限定在金融之外，而忽视金融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刘世定，2019）。但是，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金融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框架下的共同体都产生了根本性且日益加深的影响。1996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各国央行面对本国货币被做空的束手无策以及 2008 年次贷危机中美联储“救华尔街还是救大众”（Main Street or Wall Street）的抉择，都把金融系统性风险直接暴露在整个社会面前。同时，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行为金融学的兴起，金融体系内的主体、行为、制度、市场逐步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话题。但这种学术潮流主要是从个人的行为（action）出发，把金融行为嵌套于经济行为，再把经济行为嵌套于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其方法论的源头总体是韦伯的 经济与社会 中对社会行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并逐步形成了两股学术思潮：一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考察其身处的社会网络对其金融行为的影响，代表理论如嵌入性（Granovetter，1985）以及结构洞（Burt，1992）；二是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的流派，考察人的心理因素对其交易行为的影响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传导机制，前景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Kahneman&Tversky，1979）。这两股学术思潮对应的是社会学中经典的结构-能动的二元论框架，但框架本身是以对个体行为的阐释为出发点的，并非以金融世界中的结构本身的性质为出发点。韦伯对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彰显了关注结构本身的理论视野。不同于学界赋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标签，韦伯在这两篇文章中采取的是考察交易所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共同体的影响的分析路径。这种分析路径本质上是政治与社会导向的，而非经济学的。韦伯对证券交易进行研究的时候，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刚处于独立起步阶段，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立学科更是毫无踪影（杨义凤，2012），但恰恰是在金融滥觞源头的研究给予了我们理解资本市场形成的底层原理及其对共同体中个人的反向作用的视16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角。尽管韦伯对交易所的描述相较于今天复杂的金融体系而言非常基础，但韦伯作品中所覆盖的问题，翻译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惯常表述，诸如“国有资本是否应该进入证券市场并发挥怎样的作用？”“证监会在金融市场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设置证券交易的准入门槛以同时实现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与对中小投资主体的保护的二者之和的最大化？”几乎是所有现代国家内部悬而未决的议题。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对金融的社会属性及其政治社会后果的强调，为推进金融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刘长喜、桂勇、于沁，2020）。更重要的是，交易所文本可以让当代人通过韦伯的视角来透视人类在全球化金融体系建立的源头所面临的诸多政治社会思想的争端以及金融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根本性影响。所以，回到韦伯是理解金融与社会、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必然选择。二交易所文本的历史背景：德国政治与青年韦伯对时代政治的高度关切构成了韦伯研究证券交易的动因，而其所在时代内的交易所本身则是韦伯研究的物理对象与陈述的出发点，由此引申出的资本市场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论述使文本呼应了韦伯的政治动因。韦伯的政治关切与学术敏锐让交易所文本既根植于特定历史又直指人类社会中最抽象一层的社会规律。所以，理解韦伯交易所文本就必然导向一定程度的历史叙事 宏观上的德国政治中的“交易所之争”和微观上韦伯个人学术旨趣的经济学转向以及后续的政治参与。就宏观的时代背景而言，德国国内在交易所文本写作之时存在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在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历史浪潮下，以容克阶级为主的代表家产制经济利益的保守派与现代城市里的尤以银行从业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利益与主义之争。德国国内的经济下行使这个矛盾被逐步放大。帝国内部的政治风云也穿插在这个唯物史观下历史线性潮流的争端之中，不一而足。诸如容克阶级在俾斯麦时期为统一德意志帝国做出的贡献与他们试图维持自己日渐式微的政治地位之间的矛盾，俾斯麦下台后威廉26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二世的集权与议会中反对力量的对抗，农民阶级与容克大地主在经济关系中的持续不平衡以及波兰农民对德国农民工作的蚕食。以上种种均是在根本冲突下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1887 年保守派就向帝国议会提交了申请调查证券交易所的议案，但是被俾斯麦政治生涯末期试图维持自己的权力而做出的斗争搁置。从 1891 年开始，一系列证券交易的丑闻、大银行的倒闭、债券的无法按期兑付等事件使民众对交易所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抱有极大不满。其中就包括利益直接受损的农民以及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分量的容克地产主。与此同时，俾斯麦的继任卡普里维持续推进国际贸易，使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降低且波动较大，这加剧了农业利益团体的亏损。保守派因此提出了清晰的政治诉求：禁止有关农产品的期货交易并立法约束证券交易所。在这个背景之下，是否以及如何对商品与证券交易所进行立法变成了转型期德国政治的重要议题。帝国政府于 1892 年 2 月召集了证券交易调查委员会（Exchange Inquiry Com-mittee）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 1893 年 11 月向帝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报告，其中确认了交易所内存在的投机行为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这一报告很快经由政府修撰后转化为一部成形的法案，并被提案至议会进行审议与辩论。最终在 1896 年 6 月，新的证券法通过了审议，法案于 1897 年 1月起正式生效，并且同时通过了对农产品期货交易的禁令（Lestition，2000）。这宣告了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全面胜利。韦伯的个人命运与上述时代背景产生了深度的交融，他在学术与政治上的同步发展并借由前者介入后者主要源自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他于1890 年受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托对德国易北河东岸的农业工人的社会情况进行调查，这份调查报告的浓缩版本就是 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这份报告使其成为当代普鲁士农业状况的顶尖学者。更重要的是，这开启了韦伯一系列从 1892 年到 1897 年有关普鲁士农业的写作。在 19 世纪90 年代，农业领域成为德国社会政治重建的“电话总机”，而韦伯对该议题的写作使其“自动地”介入了德国政治（Tribe，1983）。这种“自动”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在韦伯之后的公共性写作中，无论是从专业视角出发的对36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交易所功能的评述，还是给民众看的普及交易所有关知识的介绍性的文本，都逐步转化出一种主动介入政治的欲望。第二个转折点是他在 1894 年受弗莱堡大学之聘成为一名国民经济学与金融教授，这被认为是其离开法学转型为经济学家的标志（Roth，2002），也正是在弗莱堡大学期间韦伯撰写了大量有关交易所的文章。并且韦伯对交易所的写作使他迅速成为交易所领域的专家，也借由此途径正式介入德国政治。韦伯有关交易所的写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本文考察的他为瑙曼的工人文库撰写的两篇公共性文本，另一个是他为已公布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近 5000 页的调查报告所撰写的长达 330 页的评述，发表在他在柏林大学的博士导师 Levin Goldschmidt 编纂的 普通商法杂志（Zeitschrift fr das gesammte Handlesrecht）上。至于他是主动承担起上述繁重的写作任务还是受瑙曼与 Goldschmidt 的委托撰写的，很可惜已无法考证（Lestition，2000），并且很有可能是多元因素促成了韦伯最后决定撰写交易所有关文章。但韦伯两篇 交易所 的内在关联及其诞生的背景，构成了文本背后深刻而复杂的学理与政治价值观，值得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互不相让的利益集团 一方是紧靠着证券交易的银行业，另一方是土地所有者 之间爆发的激烈争论干扰了 1892 年由首相任命的证券交易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争吵源于农民党立场的保守派与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金融势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对立。保守派激烈反对先前的德国证券交易实践，最核心的关切就是谷物期货贸易。他们对纯粹投机性现象的道德否定，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主要由世界市场影响下的证券交易来决定谷物价格（蒙森，2016：78）。韦伯在涉足易北河东岸波兰农民的问题时就已经发现，农业利益集团与民族国家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这种对立在证券交易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越来越坚信，维护真正的民族利益就必须结束保守派在普鲁士和德国的主导地位（蒙森，2016：82）。所以他 18941897年所有交易所文本的基本立场均是通过澄清交易所业务的性质对交易所的功能进行辩护，尤其是他对证券交易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撰写的评述，更是公开持有相左的立场。这种“进步的保守主义”立场与容克阶级代表的纯粹46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保守派是天然对立的，也注定了韦伯第一阶段的政治生涯的悲剧。韦伯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来宣传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文章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交易所领域的专家以更深地介入交易所的改革之中，这个过程喜忧参半。1896 年 6 月证券法和农产品期货交易的禁令通过了议会审批。韦伯第二篇论文的主题之所以完全集中于期货交易，笔者认为这与议会通过的法案本身对证券交易与期货交易影响程度不同有直接关系。当时作为唯一实体的德国柏林交易所承担着两个交易所的业务，分别是柏林证券交易所（Berlin Stock Exchange）与柏林生产交易所（Berlin Produce Exchange）。所谓“生产交易所”，其实做的就是对实体货物的期货交易，负责二者的管理委员会与柏林交易所一样都是唯一实体。但是证券法对证券交易只是加以法制化管理，对期货交易所的业务（不仅涉及农产品，还涉及矿业与工业等行业）则是直接禁止与取缔。这种做法引起了当时从事期货贸易商人的巨大不满，成为农业利益代表与商人阶级直接交锋的议题。所以笔者认为韦伯单独把期货交易作为研究对象并撰此长文，与当时证券法的内容直接相关，韦伯明确反对议会的“一刀切”。1896 年的秋天，32 岁的韦伯以学者的身份与 59 岁的任职于德国内阁的经济学家雷克西斯（Wilhelm Lexis）一起参与 1896 年底参议院召集的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听证会，这是韦伯在他的人生中首次深度介入德国政治改革。之所以叫“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因为这个委员会成立并运作于证券法生效（1897 年起）之前，但负责的是证券法的具体落地。可考的听证会会议记录显示了韦伯对证券交易所细节事务的超凡的熟悉程度以及在讨论中聚焦那些他所关注的根本问题的素养（Borchardt，2002）。他撰写的文章与报告也在政府中广受好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 1897 年初落选正式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原因首先是议会中与韦伯极度对立的农业利益群体的施压，其次是正式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对当下的实际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做出判断，所以学界代表并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委员会名单内（Kemple andMeyer-Stoll，2003）。于落选同年，韦伯因精神崩溃而不得不暂停所有的学术工作，长达六年之久。需要指出的是，即便部分有关韦伯生命第一阶段的56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二手文献认为韦伯是反对证券法的，但韦伯自己在交易所文本中呈现的态度却不尽然。韦伯有明确提到证券交易进行立法的必要以及帝国政府在对交易进行监管时应当承当的责任。在笔者看来，他的反对态度集中于以保护农民为借口而放弃一个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必然诞生的经济范式，并因此导致整个德国在战略上的歧途与民族利益的受损。韦伯对交易所切中肯綮的分析使他受到了来自专业领域的好评以及帝国政府官员的青睐。年轻的韦伯这次介入政治的尝试是遗憾的，由于与当时议会内部的政治立场相左，他的远见卓识并没有使他参与更宏大的政治社会变革。但 30 岁出头的他也已通过在全新的学术领域上仅仅两年多的努力，就登上了德国政治改革的最前沿的“战场”，可以说这对他之后的学术与政治思考都贡献了极丰富的可供抽象化的体验，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这二者关系的看法。韦伯与交易所有关的写作以及相应的政治参与既标志着他在学术兴趣上的转型，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实践真理的努力，通过在客观的学术与能动的政治之间寻找交融点。如果将其写作的行为作为社会行动来考察，那么这既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上的阶段性巅峰，也导致他在对过多线索进行思考与政治遇冷后的精神崩溃。三交易所文本中的韦伯金融理论与社会思想本节遵循两篇交易所文本的内在叙事逻辑来阐释与提炼韦伯的金融理论与社会思想 从交易所的诞生，到交易所内的商业，再到其作为整体的结构性特征，最后讨论社会群体对待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态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资本市场”一词并没有出现在韦伯的原文中，因为在韦伯的时代成熟的资本市场以及相应的社会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但韦伯通过对交易所的物理场景、交易业务以及政治社会意义的考察，已经对后世即将形成的资本市场有了超乎寻常的洞察，这一节试图还原韦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理论。66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一）交易所的诞生历史上人类的经济范式基本可以被分为以下四种：自给自足的家产制，物物交换的初级分工制，货币与物交换的高级分工制，以及脱胎于前者的以货币及其衍生品（统称为资本）为主要交易物的资本市场交换制。最后一种与前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不直接生产实体货物，而是通过调控要素分配来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生产力水平。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某一时期内的经济形态往往是多范式的混合，虽然演化过程都会因共同体的内部争斗而受到阻碍，但总体方向是从前至后的线性演化。韦伯所处的是上述四种经济范式并存的历史时代。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初级形态的家产制所占比例依旧很高且在政治上的余威尚存，而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资本市场则初露苗头。经济范式的混杂带来了许多现代性问题，比如容克阶级希望以民族主义化的上层爱国者身份示人却同时想要不被舆论指责地雇用价格更为低廉的斯拉夫农民，再如经济范式的转型包含着深刻的从依附型主仆关系转向经济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的转型。正如韦伯所说“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的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他们从 会说话的工具 逐渐恢复到了属人的身份，基督教的兴起赋予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罗马帝国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认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权利”（韦伯，2018：34）。韦伯对这些前“交易所时代”的经济现象的描述与判断，散落在其早期大量农业社会学的文本以及 交易所 的前半部分之中。这些表述中包含了大量韦伯对什么是“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与价值判断，并且这些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对证券交易以及整个尚未诞生的金融市场的伦理态度。韦伯对交易所在价值上的肯定驱使他撰写文章去劝导新教联盟的工人群体以及更广泛的德国中下层阶级，但是韦伯对交易所的认同背后的政治社会价值来源以及交易所可以让人过得更好的运作机制的阐释，均来自他对经济范式演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76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韦伯在两篇文本各自的前半部分中的论证逻辑是，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经济社会演化路径下，交易所是如何从原初的自给自足式的经济范式中逐步诞生的？诞生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换言之，韦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对交易所的诞生进行合理性论证，并同时考察交易所反向地对共同体中的人的影响，背后的宏大指涉是从原初状态下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到通过现代化商业构筑经济社会的过程。交易所之所以成为韦伯的考察对象，是因为与交易所有关的政治议题包含着当时德国最复杂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博弈。交易所是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德国的衔接点，在经济范式转型的层面上决定着德国的未来。在 交易所 的开头，韦伯采取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调，开宗明义地说明上述观点：“交易所是现代的大规模商业所制造的组织。对现代商业来说，交易所的不可或缺性与现代形式的商业本身演化所基于的理由和基础是一致的”（Weber，2000a：306）。韦伯对交易所的诞生做了一个非常精炼的合法性论证，他从人的原初状态出发来概述现代经济社会的滥觞是如何可能的。人最早制造商品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穿住的基本需求，但是仅仅靠他自己是无法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人总是需要依赖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并且没有人可以在出生时选择他所身处的“社会”，从出生时他的“社会”就是被给定的，即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家长制下的家庭里。生产力无法满足自身的人只能附庸于其他人，成为家庭内的奴隶。这种家庭与现代家庭大相径庭，更像一个服膺于类军权掌控下的原始经济共同体（Weber，2000a：306）。韦伯同时指出现代经济范式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劳动的分工化与目的的转变。家产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不会生产多于自己需求的物品。但是现代经济的特征是人生产的物品并非自己所用，而是其他人所需，并且相应地，所消耗的物品来自其他人而非自己的生产。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生产者关注的并非自己的而是其他人的需求是否可以被自己生产的物品满足。人对奢侈物品的需求是从自给自足过渡为以贸易为核心的动力。但劳动分工与供需分离并不直接带来现代贸易体系，而是先到了一种过渡形态 交易本身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供需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农民逐渐在这种物物交换中建86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立了独立的经济范式。但是，只要贸易被血缘关系笼罩就不会转型为以利益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真正打破这一切的是现代城市的诞生以及跨地域的贸易流通，纯粹的商业互动被植入传统社群并带来了社群的解体。自己不生产而通过匹配供需获得收益的商人群体的专业化使一个现代化的贸易体系得以可能，他们通过非本土市场的知识来赚取贸易的差价（Weber，2000a：307-309）。而现代贸易体系发展到韦伯所在的时代时已是举足轻重，有人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商品不是被生产地的人购买的，超过五分之一的贸易是跨国贸易。而现代的证券与商品交易所，就是为这个庞大的过程所服务的，其本质就是交易品与交易行为在特定地点的聚集（Weber，2000a：309）。交易所是一个交易大宗商品、汇票、证券的场所，并且在职业的商人之间进行交易。韦伯对交易所有一段非常文学化地描述，“（在交易所里）手势常常替代言辞，报价的巨大声音来回震荡沸反盈天。交易所内摩肩接踵前推后拥的叫喊与比划的场景，很可能让那些第一次来到交易所大厅的观察廊（observation galleries）参观的人感到震惊甚至大失所望”（Weber，2000b：341）。综上，韦伯认为交易所（exchange）与普通的市场（market）的本质是相同的，均是供给与需求相遇并达成平衡的地方，且都源于经济范式的转型。但交易所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在现象层面可以概括为三点：可以进行跨时空的交易且交易物甚至是未生产的商品、脱离生产者的交易者的职业化以及交易物被逐步制度化为交易量大的标品（Weber，2000a：309-310）。笔者认为之所以韦伯在开篇要描述交易所的诞生而不直接进入对交易所内商业过程的介绍与辩护，是因为他希望人民可以从当下胶着的意识形态对垒与短期利益主导的内部斗争中解放出来，正本清源地看清时代经济的大势，不要为了短时间的一己私利做出对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利的判断。所以韦伯开篇论述了交易所诞生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并通过刻画交易所的物理场景以祛魅公众对其负面的社会想象，从而更准确地判断这一经济组织的社会价值。96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二）交易所的商业：交易品及其机制交易所中的主要交易物为期货、商票、债券以及股票。根据韦伯叙述的内在逻辑，前两者与后两者各成一类。前两者的诞生逻辑与主要作用在于提高交易的效率以及扩大整体规模。后两者在韦伯看来则是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的象征，资本的红利以债券利息或者股票分红的形式得到了制度化。从发行者的角度来说，发行债券或股票是为了融资。从交易者的角度来说，许多人将其作为投资乃至在市场内博弈的工具，这一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逐利模式的诞生与职业化在当时标志着基于并超越货钱交易的资本市场的正式确立：作为目的的金钱或者说资本可以变成手段以更好地实现自我增值。所以，这两种交易物的流通对客观的阶级划分以及主观的普罗大众的阶级想象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并确立了以资本本身的增长为核心逻辑的交易体系。1.期货（futures of commodity）期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点以特定价格交易特定物品的行为。韦伯认为，期货交易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信用与时间的金融价值在市场中被充分地释放，而商品期货则是最为常见且普遍的期货品类。具体而言，信用指的是“在两个达成交易的投机者之间有一种信任，即价格波动到任何一方不喜欢的范围，他都会有能力去自行承担这种价差带来的损失”（Weber，2000b：348），这是交易链得以延伸以及整个市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时间的价值表现在，期货交易使货物的拥有者可以利用货物尚未抵达甚至尚未生产之前的时间段进行充分交易。在充分的交易中，整个市场更好地承担了匹配需求与给商品定价的功能。为了实现期货交易的效率，市场对用于期货交易的商品形成了一些制度性的要求，即总量大、定量、定质的标品。量过小的话就失去了期货交易的价值；定量是要求货物以最小交易单位的倍数存在，方便计量与交易；定质是指货物的质量可以预判，对一批货物的质量是可描述乃至分级的。具有上述标准约束的货物才适合期货交易（Weber，2000b：349-350）。证券期货与商品期货在交易流程上几乎相同，绝大多数投机者都不会选择在交易截止的时间点自己作为付款方真正地拥有07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货物，而是倾向于寻找出价更高者来赚取差价。以上一切都建立在结算日双方都愿意且有能力进行清算的前提下。韦伯进一步指出，许多投机者，无论是买入者还是卖出者，都可能因为结算日的价格与预期有出入而希望延期结算。所以，交易所里拥有大量证券与现金的资本家就自然地会以极高的代价提供借贷服务。他们让债券的拥有者以债券为抵押物从他们手里贷利率极高的现金，并向延期利用债券进行投机者以极高的价格贷出证券。并且投资者与资本家之间沟通的时间成本的存在使融资中介的角色进一步职业化，进一步推高了投资者融资与融券的成本。韦伯认为，资本家借此对投机者的剥削已经到了极为无法容忍的程度（Weber，2000b：356）。定价机制在时空上的差异导致这种价差的产生，无论是时间因素还是空间因素，都从客观上制造了获取利益的空间。这种利用价差获利的行为，被韦伯分为了套利（arbitrage）与投机（speculation）两种。套利是基于地缘之间的价差的，而投机则是基于时间前后的价差的。韦伯在套利上着墨很少，因为在韦伯看来，套利是需要运输、耗时更长、费神且相对利润较低的，引起民愤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太大。但投机是引起当时德国社会内部争议的主要行为，而期货交易则是投机的重要形式之一。现金交易对于投机者来说存在三个天然的障碍。首先，现金交易要求货物与货款的同时同地出现，所以只能交易既有的商品，而不能交易尚在制造或运输的商品。其次，现金交易的货品数量因此大为受限。最后，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交易会使投机商的流动性承压，无法用撬动超越其现金价值的交易。而期货的诞生恰恰是对这三个障碍的解除且有如下优点：期货交易可以以承诺在特定日期到期时进行买卖的形式来交易，且同一批货物可以在规定交付的日期之前被多次转手交易。此外，期货交易不仅可以做多，还提供了天然的做空机制（Weber，2000b：342-347）。所以，在韦伯看来，作为一种贸易手段的期货交易恰恰诞生于人类对商业最本质的需求，即更有效的交换，其本身并没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上的善恶之辩。2.商票（commercial note）韦伯对商票的介绍集中于对其在汇款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介绍。韦伯通过17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虚构一个最简单的四人跨境交易模型来说明汇票的必要性。舒尔茨是柏林的出口商，史密斯是伦敦的进口商，穆勒是柏林的进口商，琼斯是伦敦的出口商。假设舒尔茨和史密斯之间的贸易额与穆勒和琼斯之间的贸易额相等，那么双方可以直接在发货后在本地实现货款的支付。放大到国际经济贸易的角度看，汇票的交易省去了转移大量现金所带来的运输风险与时间成本。尽管汇票也需要被传送，但是远程通信设备（电报、电话等）的发明与个人信用在这个系统中的功能的显现使汇票运输面临的各种成本与风险相比于等额的现金都大大降低。汇票就是在这样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的背景下诞生的。以四人交易且无贸易差的最简模型来说，其具体的操作流程是，舒尔茨与琼斯各自把货物发给贸易方之后，舒尔茨给同处于柏林的穆勒开一张汇票，汇票上舒尔茨指示特定日期下他的债权人史密斯会支付一笔钱给穆勒或者穆勒指定的其他债权人，舒尔茨通过这张汇票从穆勒处直接拿到了他本应从史密斯那儿得到的货款。而穆勒则将这张汇票送给了琼斯，琼斯通过汇票直接在伦敦当地从史密斯手中收取货款。通过这样的方式，支付流程实现了本地化与简便化，而无数个舒尔茨与穆勒、史密斯与琼斯进行交易的地点，就演变为如今的交易所。只有在一个足够大的市场里，对商票（以及其他任何交易物）的细分需求才能更好地被满足，跨国贸易也因为商业票据在交易所的流通显著提升了效率（Weber，2000a：312-313）。3.债券（bond）从定义来说，债券是政府或者具有发债资格的组织所发行的用于融资的一种金融产品，承诺以一定的利率在特定的时间内将贷款连本带利返还给债权人。韦伯在这部分着重强调了债券对宏观社会阶级划分的意义。利息的存在是债券成立的基础，韦伯将之视为一种支付给资本的红利（tribute paid tocapital），他观察到国家可以通过适度发债来优化财政政策，实现代际的公平与效率的提升，欠债并不是国力羸弱的表现（Weber，2000a：314）。这一现代共识在当时依然是极为前沿的认知。政府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介性的角色，其逻辑是，假设政府收支平衡且不考虑政府自身的劳动或投资型收入，那么整个国家的“收入”源于总税收加上债权人通过购272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买国债借给政府的钱，而“支出”则是还给债权人的本金外加利息。收支平衡意味着整个社会群体（包含债权人与非债权人）的税收转化为给债权人的利息。在这种模式下，整个共同体为了填补小部分债权人的利息而被征税，国家扮演了资金周转的中间人角色。在企业层面也是同构的，比如某财团为了修建铁路发行了公司债，那么日后铁路的使用者缴纳的费用就类似于被征收的税款，首先用于偿还公司债的本金与利息，还有结余的才是企业的利润（Weber，2000a：14-315）。韦伯指出，这种现代化的利息模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利息也曾经是“不自由”的象征，比如过去外国侵略者对殖民地人民征收的人头税以及地产主对使用其地产的无产者征收的土地税。地产的所有权是利息最古老的来源。但这种征税人与纳税人互相知晓的境况已经被交易所的诞生改变了。那些购买有息证券的人并不知道具体是谁的收入被征税来偿还他们的本金与利息。同理，房屋的拥有者可以抵押房子给银行后获得房屋贷款，但是他并不知晓是哪些人购买了银行出售的房地产债券，使银行有钱放贷（Weber，2000a：315）。通过抽象化上述事实，韦伯将“资本”作为生产资料来划分德国的有产与无产阶级。吉登斯（Giddens，1971）也指出，韦伯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与马克思接近，即在他们看来是否拥有资产（property）是一个竞争的市场（competitive market）中划分有产与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基础。韦伯则更进一步地点出了，在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被以债券的形式进行交易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债券的诞生有极强的社会意义：资本及其市场在客观世界的制度化与主体化，债券与交易所成为真实的社会客体。资本成为可以从具体的劳动与交易中被抽离出来进行讨论的社会议题。其次，在社会结构层面，债券的所有权的集中带来了区别庄园地主的新有产阶级的诞生，并自动与既有的无产阶级划分为两个阵营。在社会中个体的主观认知层面，新经济范式下的无产阶级对资本家自然地会产生许多负面想象。韦伯在最后一点上非常谨慎地提醒大众，尽管债券的所有权是涉及社会结构与财富分配的重要问题，但是不要天然地认为37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所有权一定归属于一小撮靠着债券吃饭的懒汉（a thin layer of“coupon-cut-ting idlers”）。他通过援引法国的例子说明债券的所有人可以覆盖从上至下广泛的社会阶级，并通过数据说明德国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有证券账户并获得利息回报（Weber，2000a：314-316）。4.股票（stock）在韦伯看来，资本红利的另一种形式股息与利息有本质的区别，韦伯由此进入了对股息的承载客体股票以及对应的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考察。根据韦伯的阐述，股票代表的是一家公司的分享权（share-right）。公司原始形式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的重合。比如，一家公司里的人共同拥有一个矿或是一条船，那么他们会通过一起挖矿或者航行来赚取利润。当挖矿、航行或者其他的劳动需要更多额外的资源才能得以实现时，（提供这些资源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就逐步分离成股东与被雇用的周薪工人。这种形式的公司如果收入高于各种支出之和时，分红按照股权比例来；同理，如果是亏损的话，需按照比例填补公司的损失或者将股权让渡给其他人。联合股份制公司更为现代，这种形式滥觞于当时德国的铁路承建与运营领域，并逐渐拓展到所有领域。其区别于传统公司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原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是获得股权的必要条件，货币成为获取这类公司的股权的要素。另外，股东并不一定需要填补可能的亏损，这一亏损反映在股票的内在价值并表现在股价上。整个公司的经营将交由董事会（directorate）来代表股东的权利进行运作。股权的获得可以是在公司的建立时出资成为股东，也可以从原始股东的手中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股份。除了上述方式，如果公司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并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的话，可以发行新股，投资人可以通过购买这类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这一形式发展为现代的二级市场投资；如果不希望引入新的股东的话，那只能通过发行债券并承担更高的负债。并且，偿债天然先于股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