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探索.pdf

41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摘要：李大钊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终生以救国救民、民族复兴为己任。他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探寻现代文明发展的规律，自信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张借鉴和汲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并身体力行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研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有益探索。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思索与尝试。关键词：李大钊；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探索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3)05-0041-08李大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探索文吴汉全 刘宏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研究”（22BDJ009）作者简介：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杭州市，311121；刘宏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市，31005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进而对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乃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努力追求的目标。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之路。一 提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目标取向中华文明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现代转型具体的目标内涵如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首要目标。早期李大钊基于“中华民族”在近代坎坷命运的深切思索，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民族复兴理想，强调中华民族所应有的自信，并期待中华民族能够为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从而为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提出了发展方向。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42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者之后，李大钊不仅身体力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而且运用唯物史观描绘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从而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方向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融合。李大钊在“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探寻中，希望通过唤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以及“自我之民族的自觉”，借此表达民族的自主性诉求，进而期待中华民族在“复活更生”中迎来光明的前景。由此，李大钊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出了“民族复活”的目标取向。在 晨钟之使命中，李大钊明确提出，“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质言之，青年乃是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希望之所在。因而，李大钊寄希望于青年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声称“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并“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3这一民族复兴的思想，以彰显民族的创造精神为基线，以坚定民族的自信亦即坚持“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以及“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为前提。对此，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予以进一步阐发，以“新中华民族主义”为号召，并且直指民族问题的实质，即“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4故而，他鼓励吾族少年“唯知雄飞”，以“新民族的自觉”勇立时代的潮头，“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5首先将新中华民族主义发扬于东亚。可见，李大钊将“青春中华之创造”同民族复兴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开始探索通过青年的奋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李大钊基于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生存境遇，努力在全球视阈中阐述其“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维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有自信并且也有能力对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大钊研究世界格局的演变，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道路，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中华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因为“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并且，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也可以看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因而，“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6可见，李大钊从世界文明衍化的角度思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汲取新的时代需求、时代主题与时代内容，深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建设崭新的现代文明，进而建构了“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的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又一方向。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探索运用唯物史观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跨越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结构转型的现实基础。关于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7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亦把生产力置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地位，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指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认为“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8在李大钊的认识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紧密联系的，由于生产力是社会的根本因素并且又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因而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其表现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大，结局是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9正是鉴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及其在社会文明中的地位，李大钊依据生产力的永续发展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认定“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10是历史变迁和文明演进的必经阶段，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在宣传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李大钊还着力于阐发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不仅将社会主义与自由、秩序联系起来，而且从个性解放的角度阐发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还将社会主义与社会道德、文明进步形成意义的关联，从而认定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的突出表征。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还指出因为43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前提下，故而能有力地推动“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生产”“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圆满解决了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由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11不难理解，在李大钊的认识视域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依据唯物史观所明示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努力目标。李大钊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对人类“第二次大贡献”，乃是李大钊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条基本线索。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李大钊，鉴于中西文明的比较提出中华民族对人类“第二次大贡献”的命题。这一命题随着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发生历史性的飞跃。李大钊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始终坚持并恪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一基本内容，进而又将中华民族复兴愿景的实现同社会主义、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华民族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及努力方向。二 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2在探索中华文明如何“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的过程中，李大钊将文化的改造与文明的发展作为思考的重点，以“民族的自我”及“自我的民族”的自觉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故而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求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传统文化在结构的基础上而予以创造性转化，并进而依据时代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实现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新文明”。这集中体现了李大钊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问题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超越。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开展观照和反思，在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行。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引进，业已认识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适用于现代生活，从而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不同于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李大钊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适应了封建时代的需要，其中亦有其部分真理性。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3也就是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适应了过去的封建时代，但因为社会已经发展了、变化了，故而也就不能适应今日之社会。尽管如此，我们对待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要以是不是真理作为判断的依据，“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14李大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开展考察和辨析，认为其中的不少因素在现代社会之中有其不合理性。其一，在专制政治的遮蔽下，传统文化的封建意识形态性突出，严重束缚了国民天性的发展，国民“膜拜释、耶、孔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15其二，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族心理的落后性。如果对传统不加分析而只是一味地承继，那么“斯民秉彝之明，悉慑伏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而罔敢自显，遂以荒于用而拙于能耳”，16中华民族将被传统文明中不好的方面所束缚，而不能迈向现代文明。其三，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伦理道德已不适用于现代文明。早期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就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17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批判传统文化忽视个性的弊端、揭示封建伦理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说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寻找道路。44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思索建设中华文明方向时，李大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造“第三文明”主张。在李大钊的认识视域中，文明发展皆是以既有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在综合创新中实现的。在对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李大钊在 1916 年就提出：“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8显然，李大钊所讲的“第一文明”就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文明乃是一种理想上的“灵肉一致之文明”，也就是对“第一文明”加以改造后的文明，故而他在比较东西文明的过程中把“第三”文明作为追寻的目标：“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19作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个选择，苏俄革命的胜利成功开辟了一条新的文明道路，这就是“庶民的胜利”文明道路。对于十月革命在文明史上的意义，李大钊有这样的判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20因而，李大钊寄希望以俄罗斯文明为榜样，建设中华民族的“第三新文明”。尽管“第三文明”说深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借助于地理位置来认定其可行性，但就大历史观而言，“第三文明”主张的提出使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探索逐渐深入，并为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契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方向。在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展开理性扬弃，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譬如，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汲取儒家“大同”理念来诠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认为“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这两者都是新生活、新秩序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必须“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大同世界”。21应该说，以中国文化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理想，更易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又譬如，李大钊以唯物史观解析文化产生、存在、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22进而，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例，由经济上解释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原因及不适于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走向灭亡的原因：“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23李大钊坚持以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文明建设的方向，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读儒家思想，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这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三 以开放包容精神迎受人类 先进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24李大钊以守正创新、锐意前行、开放包容、博采众纳的宽阔胸襟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世界文明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作出理性的反思，既表现出引进世界文化的开放心态，又体现出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从而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开创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引进和选择的文化创新模式。李大钊在民国初年即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吸纳世界文化，不仅洋溢着时代的批判精神，而且体现出坚持中华民族本位的文化价值取向。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在吸收借鉴世界文化时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李大钊早年充分肯定西方政治体制的历史进步性，认为代议制有其可取的地方，并希望国人“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45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但同时，李大钊又主张在中国要带有民族特性地运用西方政治体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彝”理念，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中探寻“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25李大钊在引进西方政治体制以改变中国专制传统的同时，特别强调宪法在政治制度设计、政治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苟宪法无明文为之保障，则其他之学说思想，恐不能各如其量以传播于教坛学圃也”，26同时也主张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亦要根据本国的国情而有所变通，应该认识到“法美之取二院制，自有其特殊之原因，吾国亦自有吾国之特殊情形”，27因而不能恪守成法、照搬照抄。可见，在早期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对西方文明在中国引进的设想，既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宏伟胸襟，又反映其以民族为本位，积极而慎重的文化选择态度。李大钊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倡导中西文化必须调和、融洽，取长补短，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未来的文明则是动静结合的文明，故而中华民族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地汲取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成果，既需要“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又需要“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28在李大钊看来，“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从而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进而“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29李大钊文化调和论的提出，在逻辑上不仅体现为对东西文化予以理性的评估，而且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创造新生命”中的建设，其目标就是在融合东西文明中彰显中华文明的价值，并使之能对世界文明作出第二次的贡献。可见，李大钊认为中国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推进现代文明的建设，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吸纳西方文化“动”的世界观，还必须综合东西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并高于东西方之上，也就是“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30李大钊努力把握世界文化变革的潮流，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精神，从而在中国率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开启了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来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探索。李大钊首先通过法俄革命的比较，目的在于阐明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所代表的 20 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方向，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移入和中国社会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创造客观条件。正如他向国人所号召的：“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31对此，李大钊更是强调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的新纪元，并且这个现代文明是以社会革命为基本途径的，并且又是有“主义”和“政党”引领和组织的，这从“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32可见，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发展潮流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宽广的胸怀，不仅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认知基础，而且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更是将民族自信意识和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阐发之中，在价值观和学理的高度上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能够使中国“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民族精神彰显的重大指导价值，进而倡导“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33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程来看，李大钊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最优秀的成果运用于中国实际，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不仅使中国人民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6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且在中国的条件下开启了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四 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 文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34这就是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包含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学术作为文化的具体形态乃是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文明衍化、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作为五四时期的学术大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不仅积极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观念更新，而且努力开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启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探索。其中，李大钊在中国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在历史学领域，李大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特别是在历史问题研究和建构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在史学领域首次对历史作出唯物史观的说明，在中国的条件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李大钊通过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分析，指出：马克思“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35正是基于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基本理念，李大钊进一步主张历史要从“人类生活”的角度去探究，将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此不仅要将历史与历史记录分辨开来，而且必须赋予历史以发展性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36关于“历史就是社会变革”的命题，李大钊不仅说明社会的各部分具有相互联系的特征，而且阐明历史应当是包含人类文化等在内的广泛内容，即“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37这是社会整体的历史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亦即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可见，李大钊对历史学概念的再诠释，不仅批判了过去那种以政治为历史的单一观念，进而使历史研究的范围拓宽到“人类生活”的“各体相”；而且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这为中国历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类生活”“社会变革”为考察对象，注重历史演变过程中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开辟了科学的研究道路。在政治学领域，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现象中的相关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规定了内容和体系。首先，李大钊正确地阐明了“政治”的核心要义，指出唯物史观的“要点”，就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而社会上“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38这之中，经济构造的变动又以生产力为主动。这就科学地说明了“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受制于生产力这一“最高动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定“政治”涵义及开展政治学研究提供了认识基础。其次，李大钊充分肯定阶级斗争学说在社会政治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39李大钊承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政治的实质就是维护或反对、限制一定社会阶级、社会集团的经济物质利益观点，强调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牵入这竞争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40再次，李大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国家政权这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从其最广义的解释，政治学就是国家学。国家学是专研究国家的学问，他的目的在专以究明政治的现象”。41从实践维度来看，李大钊还紧密联系中国政治现状，强调国家政权在政治演进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对于解决社会472023.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问题的决定性作用。譬如，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强调，要想解决妇女参政和劳工这两个社会问题，“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他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42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过程中，不仅注重揭示政治现象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特征，而且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同政治现象研究的紧密结合，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社会学领域，李大钊明确表示“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43其表现就在于唯物史观不仅“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44而且以经济现象为基础解读社会结构，确认“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45。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更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行为作出科学的说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46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在考察社会和建构科学的社会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科学阐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还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譬如，针对当时学界对社会主义及社会学的混淆，李大钊指明：“社会主义是社会学中应当研究的一部分，并非社会主义即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及其原则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学问，且用科学方法，考究社会是何物，发明一种法则，以支配人间的行动”。47又譬如，针对社会中的宗教问题，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阐明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上存在的原因：“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48宗教“是向人们宣传廉价的妥协性的东西”。49此外，李大钊对于社会自杀问题、人种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军阀势力问题等都有相关论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论成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李大钊在短暂的一生中，“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50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具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和文明自信，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努力在承继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寄希望于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作出第二次大贡献”，并身体力行地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先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早期探索。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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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3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12 页。35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89 页。3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19日，第1版。37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3 页。38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2 月 8 日，第 1 版。责任编辑 孙 洁（上接第 47 页）16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274 页。17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429 页、428-429 页。18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340 页。19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11 页。20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29 页。21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97-400 页。22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85 页。23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87 页。2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25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271 页。26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407 页。27李大钊全集第 1 卷，第 94 页。28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17-318 页。29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11、313 页。30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22 页。31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32 页。32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64 页。33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16-517 页。3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 2023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35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20 页。36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18 页。37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20 页。38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4 页。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7-258 页。40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5 页。41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42 页。42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138 页。43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37 页。44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9 页。45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39 页。46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4 页。47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245 页。48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98 页。49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82 页。50李大钊全集第 5 卷，第 301 页。责任编辑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