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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王鸿摘要：“组织”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从晚清延续至五四时期，到2 0 世纪2 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晚清思想界出现的“组织”观念兼具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反映了彼时中国人寻求摆脱“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时代关切。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围绕“组织”与“自由”“强权”等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五四知识分子逐渐由理想走向现实，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应和时局而迅速崛起，预示着一个薪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关键词：组织；小组织；一盘散沙；组织时代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 2 57-58 3 3（2 0 2 3）0 7-0 0 6 7-1 4作者简介：王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中，“组织”是一个核心观念。组织能力的强弱，是不同政党在革命进程中走向不同命运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走向胜利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对于组织能力的重视。不过，“组织”虽然如此重要，但“组织”观念的形成过程却并没有得到严肃对待。事实上，在诸多关于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中，恰恰是组织能力的薄弱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群相，“一盘散沙”的比喻便是其经典性论述。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盘散沙”到组织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近代中国政治术语的相关研究中，“组织”一词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参见李博（WolfgangLippert）：1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 年；金观涛、刘青峰：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9年，第4 8 9一6 1 6 页。另外，在近代中日词汇史研究中，沈国威、陈力卫等人虽然指出了“组织”一词来自近代日本的再造，但却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年，第2 94、3 0 1 页；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词语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9年，第4 0 9页。值得注意的是，冯天瑜在关于近代中日词汇的研究中，特别指出近代日本的“组织”一词具有生物学内涵（意谓“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和社会学内涵（意谓“按一定目的、任务和系统加以结合”或“所结合的集体”）。不过，他也并未作进一步探讨。而且，他指出日本人明治初年以“组织”翻译英文“sosiki”一词，显系误植。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 0 0 4 年，第3 6 4 页；冯天瑜：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中国科技术语2 0 0 7 年第1 期。新近关于“一盘散沙”现象的研究，参见杨雄威：“一盘散沙”病象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逻辑，史林2 0 2 0 年第1 期。颜德如：孙中山“一片散沙”说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 0 0 5年第3 期。另外，王沉森也指出：“晚清以来是一个大的离心力的时代，故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皆一再提到中国是一盘散沙。”而且，他发现近代思想家一再感叹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将“散了板”的中国黏合起来。参见王沉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 0 1 7 年，第1 1 6 页。68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严密的转变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探索过程？“组织”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史脉络中进人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又是如何成型的？这些问题提示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视野之外，拓展研究视野，严肃看待“组织”观念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将围绕“组织”观念，追溯其在晚清时期由日本、西方输人中国的思想史脉络，并探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小组织”等问题的思想争论，最后则梳理中国共产党“组织”观念兴起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论战。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从晚清时期开始展开对“组织”观念的溯源，一方面固然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景与脉络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视野探究党史核心观念的一种研究尝试。2 0 世纪2 0 年代迅速崛起的“组织”观念仍然处于清末以来思想变局的延长线上，构成了近代中国人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关键环节，从而此种往前追溯的研究视野也更有助于凸显其所呈现的历史转折意义。另外，本文虽然涉及清末以来的政治实践，但主要处理的是基于观念和思想层面的议题，因而对于相关政治实践历程中所呈现的组织形态的演变不做具体梳理。对于“组织”这样一个涉及面向颇广、对历史进程影响既深且巨的观念，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而是试图从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段，清晰展现其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一、晚清的“组织”观念“组织”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却是在晚清之后才逐渐确立其现代内涵。在传统中国，“组织”大致上指称的是经纬交织、织作布帛，有纺织之义，由此衍生的内涵则为诗文的造句构辞，以及安排、整顿、构陷或罗织等词意。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词，来自近代日本的西学译介。明治初期，日本人以“组织”（soshiki）一词翻译英文的Tissue，指称的是身体构造成分，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组织学（Histology）；随后又以之翻译Organization，指称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性集合体，具有名词和动词两重词性。若以美籍传教士平文（J.C.Hepburn）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来看，这两种含义大致形成于1 9世纪七八十年代。4晚清中国人最早了解的“组织”新义，乃是其生物学含义。晚清时期曾游历日本的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光绪十三年（1 8 8 7）参观日本医学校时，便发现日本人是在不一样的内涵上使用“组织”一词，特别提到“组织云者，显极微物之谓，如以镜视脏腑虫于玻璃瓶之类”。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1 8 98 年）则在“生理门”一栏中提到了“组织学”，以之作为“解剖学”的同义名词，并将之与药物学、卫生学、病理学、霉菌学等并置在一起，显然指称的是近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相关内涵。而且，作为一本目录书，他还提到田口和美编订的人体组织揽要与石川清忠翻译的须氏组织新论等著作。游学日本的吴汝纶，在1 90 2 年的日记中也提及日本新式的“组织学”，指出：“凡人物身体之构造，骨骼之结合，研其效用，谓之组织学。”另外，1 90 3 年湖北学生界上的细胞分生一文，则在生物学意义上区分了“分生组织”“永存组织”“表皮组织”“柔组织”1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 0 0 4 年，第3 7 一6 0 页。学界有“大党史”的提法，内涵颇为丰富，其中的面向之一，即在于突破党史本身的历史时段，将其置于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参见李金铮：什么是“大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 0 2 2 年第3 期。冯天瑜：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中国科技术语2 0 0 7 年第1 期；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9卷下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 0 0 1 年，第7 7 9页。在和英语林集成的三个早期版本中，“组织”一词的具体情况为：在1 8 6 7 年的版本中，没有“soshiki”对应的“组织”一词；在1 8 7 2 年的版本中，出现了“soshiki”对应的“组织”一词，并指出其含义为“构成身体的组织”（the tissuesofwhich the body is composed）；在1 8 8 6 年的版本中，既指出了“组织”对应的“Tissue，又指出其新对应的“Organization”，还涉及到此种“组织”含义的动词形式。参见J.C.Hepburn,AJapaneseand English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Dictionary Index,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434;J.C.Hepburn,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2,p.498;J.C.Hepburn,A Japanese-English and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Tokyo:Z.P.Maruya&Co.,Limited,1886,p.6115傅云龙：傅云龙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0 5年版，第7 6 页。另据新华外来语词典的作者考证，现代汉语意义上的“组织”一词最早见1 8 8 9年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卷十七）。这种看法应系未求证傅云龙日记原文所造成的错误。参见史有为主编：新华外来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9年，第1 4 3 8 页。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第2 6 5、2 6 8 页。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4 册，合肥：黄山书社2 0 1 4 年，第54 8 页。69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与“纤维组织”等。到了1 90 8 年，作新社编著的东中大辞典便特别指出“组织”对应的乃是英文的Tissue一词，其含义为“许多细胞相集，而以细胞膜互相合者是也”，并指出其有“扁平组织及柔组织”“纺锤组织”“厚角组织”“厚膜组织”等种类划分。至于“组织”的社会学含义，大致在上世纪初期，随着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后开始进人中国。1901年译书汇编上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一文在阐述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时，提到“组织”一词，特别指出其为“连合成立之意”。1 90 3 年申报上则有作者指出当时一些好用新名词之士以“组织”指称“经营”之意。同年，四川的启蒙通俗报上一篇关于新名词的文章，则以批判性的文辞指出当时部分读书人热衷日本新名词的现象，并在当时流行的大量新名词中，点明“组织”一词有“联络”“比校”与“经营”等内涵。另外，当时新民丛报上则有“教会的组织”“产业的组织”“政治的组织”等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组织”，构成了当时人解释正在兴起的“社会”与“国家”观念的关键词。在1 90 2 年，大公报上便有人指出：“今夫社会也者，合千万人群所团结而起；国家也者，聚千万社会所组织而成。”在1 90 6 年，申报上则有“中国者，合四百兆人民组织而成爲者也”的说法。无论是“组织”的生物学层面的内涵，还是其社会学层面的内涵，均不同于其传统内涵。若以近代日本大量输人中国的“二字词”来看，“组织”乃是属于“同形异义”的类别，虽是中国传统本有，但显然被赋予了新含义。1 90 3 年申报的蜀学文告一文将“组织”与“思想”“国民”“发达”“脑力”“代表”“目的”等词汇放置在一起，认为“中西文字繁简不同，译西书者，但求达彼之意，故所用文字时有别异”。1 90 4 年的学务纲要也指出“组织”与“牺牲”“社会”“影响”“机关”“冲突”“运动”等来自日本的词汇一样，“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迁曲难晓”。当时人甚至还嘲笑端方在批改课卷时，一面用“组织”与“思想”等新名词，一面又批判新名词。在新旧词汇交际之时，像“组织”这样中国本有而又被赋予新内涵的词汇，其造成困扰，显然是旧义与新义递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过，对于“组织”这样的晚清新观念的理解，若是仅仅聚焦于词义的变迁，还远远不够。观念的兴起，不仅反映了词义的演变，还象征着不同时代人们关切的议题的演变。特别是像“组织”这样既有生物学内涵又有社会学内涵的观念，在晚清那个社会进化论大为流行的时代，显然有着别样的内涵。事实上，社会进化论的重要面向之一便在于以生物学介人社会学，“组织”则构成了这种思想面向的核心观念之一。1 90 2 年章太炎翻译的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便多次使用了“组织”一词。在章太炎的翻译中，社会的发展如同一个“浑沦之卵乍为雏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变其组织部分之简单者而为复杂”的过程。能否在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社会演变中，不断增强“组织”能力，构成了一个社会能否免于自然淘汰的关键所在。用该书中的话来说，“有人群而无组织，不可言社会”。在数个社会产生竞争时，只有最擅长于实现社会内部团结的群体，才能获得胜1供名：细胞分生，湖北学生界第3 期，1 90 3 年3 月2 9日。作新社编著：东中大辞典，上海：作新社1 90 8 年，第954 页。井上毅：各国国民公私权考，译书汇编第8 期，1 90 1 年1 0 月1 3 日。供名：论近日学者喜用新名词之谬，申报1 90 3 年9月9日，第3 版。热心冷官（傅崇渠）：讲实学不在新名辞，启蒙通俗报第1 6 期，1 90 3 年8 月。转引自沈国威：一名之立，旬月：严复译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9年，第1 2 1 页。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3 8、3 9号合本，1 90 3 年1 0 月4 日。6海外陈公民：开民智法，大公报第51 号，1 90 2 年8 月6 日。供名：论征兵，申报1 90 6 年5月1 9日，第2 版。关于“二字词”的研究，参见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9年。9供名：蜀学文告，申报1 90 3 年2 月1 8 日，第2 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1 90 4 年1 月1 3 日）。转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8 7 年，第8 5页。柴萼指出：“若端方批某生课卷，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人传为笑。”参见柴萼：梵天庐丛录第2 7 卷，上海：中华书局1 92 6 年，第3 3 一3 5页。转引自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年，第2 8 8 页。不过，此处所用的“组织”一词与其传统内涵仍关系紧密。70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利。在分析社会有机论时，该书则将社会的演变与“生理学”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强调“组织躯体者”为“肌骨血脉”，“组织社会”的则是“个人”。在这种组织关系中，个人犹如“肌骨血脉”不断发生着新陈代谢，只有作为全体的社会才能永续存在。除了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外，严复翻译的诸多社会学著作也涉及到“组织”观念。不过，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肆言中，严复乃是以“部勒”一词来对应日本再造的“组织”一词，并在“部勒”一词后特别指出“东学称组织”，强调在西方社会学的界定中，“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日社会”。在1 90 6 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严复则将“组织”与“部勒”并用，认为西方社会不仅在国家与朝廷层面有“组织部勒”，而且“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莫不有“组织部勒”。他还明确指出西方人的用语为Organization，认为其意义为“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在这里，所谓的“组织”或“部勒”显然构成了作为有机体的社会能否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社会有了“组织部勒”之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御侮”。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晚清大量新名词的命运一样，严复试图用来替代“组织”的“部勒”一词最终并没有得到流行。不过，关键的不是词汇本身，而是词汇所反映的时代关切。无论是章太炎，还是严复，他们通过翻译社会学著作阐释的“组织”或“部勒”，与同时代出现的“合群”“有机”“无机”“团体”“病体”等词汇一样，都反映了一种对于社会的新的理解方式开始进人人们的视野。这种新的理解方式，一方面建立在一种结合了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新知识之中，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他们对于严峻时局的直接观感上。持续不断的列强入侵，使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的命运与生物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生物体的命运取决于其内部组织的构造程度，那么中国的命运同样建立在社会内部“组织”严密与否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论，1 90 7 年中国新报上便有文章指出：“今日中国所以救亡之道，诚莫函于建设一文明的组织之国家，以弥内力而御外侮。”不幸的是，在救亡日呕的时局下，晚清中国的组织能力显然极其薄弱。1 90 6 年，申报上便有文章指出，与当时人认为组织能力最强的英国相比较，中国的情况显然是相形见：“上之不能组织国家，成一法治国之制度；下之又不能组织地方自治团体，以守共同之规则。”用晚清时期颇为流行的比喻来说，当时中国社会的组织状况乃是“一盘散沙”的情形。1 90 2 年，梁启超在面对留学生群体时，便直言“外人之消我中国也，日滩边乱石，日一盘散沙”。1 90 3 年，他在分析中国人之国民品格时，更是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者，一凌乱无法之国也；中人者，一放荡无纪之国民也”，社会内部的各项事业，无不“如散沙、如乱丝”般纷杂芜乱。同年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上有人也同样指出：“外人之中国也，日中国人无公共心，如滩头乱石、一盘散沙，故无论商战、兵战，一遇外人，即如汤沃雪，不能稍存。”到了1 90 7 年，大同报上甚至有人指出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如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炳麟译，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第4 3 一1 58 页。另外，章太炎在1 90 7 年的国家论中也特别指出：“夫组织云者，将指何等事耶？一线一缕，此是本真；经纬相交，此为组织。”在这里，他借用了“组织”的传统内涵，在指涉由线缕织成的布帛之外，其真正试图阐述的内容则为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由个体组成的团体，与由一线一缕所构成的“组织”一样，既无“实体”，也无“自性”。不过，章太炎当时思想变动较大，对于“组织”的理解自然也呈现出了内涵有别的多样面向。参见章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 7 号，1 90 7 年1 0 月2 5日。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8 年，第2 1 8 一2 2 4 页。严复：群学肆言，严复全集第3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 0 1 4 年，第9一1 0 页。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第6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 0 1 4 年，第2 0 页。需要指出的是，在晚清思想界中，“群”“团体”等词汇与“组织”之间具有内涵上的共性，均是笼罩时代的社会有机体论的“子观念”。“群”与“团体”在当时使用频率更高，“组织”真正从这些观念丛脱颖而出的时间乃是在五四之后，与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思考紧密关联。详见后文。方表：论中国历史上之政治家，中国新报第2 号，1 90 7 年2 月2 0 日。名：论法制与民品之关系，申报1 90 6 年7 月2 5日，第2 版。7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第1 5号，1 90 2 年9月2 日。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第2 7 号，1 90 3 年3 月1 2 日。89名：湖北同乡会缘起，湖北学生界第1 期，1 90 3 年1 月2 9日。71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一盘散沙”，乃是一种“瓦斯体”，“无凝聚力而反生斥力”，以致往往引发同室操戈的局面。至于造成这种“一盘散沙”社会局面的原因则是多样的：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民智与民德薄弱，以致养成一种“任性自由之习”；有人认为是由于政治专制导致民众组织能力退化，所谓“上以专制之苛政以压抑人民，而人民始不得不应以狡诈以遁于法外”，还有人认为是异族的压制导致民族整体组织能力薄弱。原因虽然多元，其结果则相对单一，即中国人的组织能力薄弱，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如果说兼具生物学和社会学内涵的“组织”观念的兴起，反映了晚清中国人试图赋予社会一种类似生物体的有机体性质，那么“一盘散沙”的比喻则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远不具有这种理想中的有机体性质，而是一种四分五裂的无机体性质。就此而言，虽然晚清中国人引人了“组织”这个观念，但是却面临着中国社会“无组织”的现实。与晚清出现的“无国”“无民”的指责一样，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呈现的是一种毫无组织的状态，而是指中国社会的组织既是一种不符合新时势要求的“组织”，也是一种不符合新的社会学或生物学标准的“组织”。如何实现名实合一，让中国不仅有“组织”之名，而且有“组织”之实，成了当时中国人不得不探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晚清知识分子的探索基本是围绕着国家建设展开的。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便主张从国家层面的整体利益出发，建立一种“强制的组织”，认为这乃是弱者改善境遇的利器，可以调和残酷的生存竞争，保障个人的自由。如其所言，“强制的组织，无论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皆不可须史离也”。至于革命派则是试图通过民族性的黏合，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形成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有组织力的社会。如汪精卫所言：“欲汉人之团结，无他道，民族主义而已。”另外，清廷推动的立宪运动，则在实质的层面促成了地方政治组织的兴起。不过，随着立宪与革命的思想论战逐渐由言论走向实际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集中于上层的制度建设和权力斗争，使当时人对于“组织”问题的探讨也在混乱的时局影响下戛夏然而止。真正让“组织”观念广泛进人中国人的视野，乃是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小组织”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罗家伦在1 92 0 年5月回顾五四学生运动一年来所促成的社会变化时指出：“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五四学生运动搅动了原本波澜不惊的中国社会，让中国社会“动”起来，促使知识分子群体趋于社会改造。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敏锐的知识分子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无组织”的状况，开始深入思考“组织”的重要性。以当时的青年学生傅斯年来看，在1 91 9年2 月出版的新潮上他还在感叹中国只有“散沙一盘”的“群众”，中国社会不是一个有着“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的“有机体的社会”。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则明确指出：“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1佩华：中国之排外与排内，大同报第2 号，1 90 7 年8 月5日。名：论自由必先具裁制之力，东方杂志第1 卷第1 0 期，1 90 4 年1 2 月1 日。思群：论政党与国家之关系，四川第1 号，1 90 8 年1 月5日。汉民：晋省哥老会记事，民报第2 号，1 90 6 年8 月2 日。根据王沉森的考察，所谓的“无国论”，并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就是一种“无国”的状态，而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晚清思想中出现的“一盘散沙”论述，也不是说中国社会是一种完全“无组织”的状况，而是说当时中国的组织形态是一种与新价值标准不兼容的状况。虽然这种价值判断无法抹煞历史事实的存在，但是很多时候，这种价值判断却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参见王沉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 0 0 3 年，第1 95一2 2 0 页。饮冰（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 3 号，1 90 6 年1 月2 5日。精卫：杂驳新民丛报，民报第1 2 号，1 90 7 年3 月6 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政治组织的兴起，与戊成维新时期知识分子倡导的“学会”“商会”等组织一样，其目的不仅是为8了地方层面的改善，还主要着眼于作为整体的国家建设。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 卷第4 号，1 92 0 年5月1 日。910关于五四运动所促成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可参见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9年。王沉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1 996 年第1 4 期。孟真（傅斯年）：社会一一群众，新潮第1 卷第2 号，1 91 9年2 月1 日。72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2023年第7 期社会科学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除了傅斯年外，1 91 9年6 月，后来被视为国民党重要理论家之一的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的创刊号上也大谈中国人的“组织能力”问题，称之为“创造的真力量”，认为如果没有这“组织能力”，既不能“救国”，也无法“做人”。在1 91 9年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也不无婉惜地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已和最短的一时”。在那个大谈“组织”的时代，正如随后少年中国上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国人能力远逊于欧美，其最大原因实由于无组织力”。”就此而言，五四知识分子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样，都面临着将中国由“无组织”变为“有组织”的时代任务。相比于晚清知识分子聚焦于上层的国家制度建设，身处社会改造浪潮中的五四知识分子则主要是眼光向下，从社会层面的“小组织”建设出发去探求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方案。所谓的“小组织”，乃是当时知识分子受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新村”构想的启发，提出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方案。“小组织”最早由左舜生提议，他于1 91 9年7 月2 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该文中，左舜生认为当时青年人的家庭生活乃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生活，是消磨志气的生活”，是“极不自然的”，待重新改造。针对这种状况，他认为“小组织”可以为实现社会改造提供一种实验性方案。在他看来，“理想上的小组织”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这种“小组织”与“大组织”之间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经过这种“小组织”的训练，然后可以做大组织中的健全分子。”此处“大组织”指向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整体社会状况，左舜生的构想则是由小至大，认为“小组织”是改造“大组织”的起点，可以为实现社会的整体改造提供一个着手点。5左舜生的提议得到了诸多回应，在其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便登载了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讨论这个提议。其一，王光祈发表与左学训书一一讨论小组织问题一文，认为左舜生倡议的“小组织”的实践地点应该是在农村，并强调这可为当时的社会改造提供一条从农村出发的道路。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都市，而在农村”。其二，黄噶女士指出“小组织”的提议应该“先从或同时解决妇女问题”，否则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三，李贵诚在新生活的雏形一文中针对“小组织”的人员构成提出自已的看法，认为“小组织”的成员挑选虽然“愈严愈妙”，但是“对于那些有志解放、又不能即刻离开家庭社会的，不妨从宽些”。在他看来，“宽虽有弊，总比没有好；严的作事多，收效速；宽的作事少，收效迟；目的同，方法异”。其四，茅盾指出“小组织”的核心精神是“互助”，实则是“根据大同思想的新生活”，是托尔斯泰所谓的“农人生活”。其五，夏汝诚聚焦于“小组织”与外部的“恶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应该建立“小组织”，另一方面也应该派几个“健将”去与“恶社会”血战，这样可以内外兼备，从而才有改良社会的希望。其六，叶圣陶发表人的生活一文，指出所谓的“小组织”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组织”。在“小组织”中的各个人，过的乃是“人的生活”，需要遵循“共同生活”的准则，都要“各尽所能”，一面工作，一面求学。通观这些关于“小组织”的讨论，虽然他们所聚焦的面向各有不同，但就总体而言，“小组织”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由微而著重组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用宗白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相关论述来看，“小组织”实际上反映了青年学生群体试图通过“学理研究”的方式创造一孟真：青年的两件事业，时事新报学灯1 92 0 年7 月1 4 日。五四学生运动让傅斯年看到了变革的希望，认为“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参见王沉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1 996 年第1 4 期。戴季陶：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星期评论第1 号，1 91 9年6 月8 日。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 91 9年7 月1 4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 990 年，第2 94 页。3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 卷第5期，1 92 0 年1 1 月1 5日。4左学训（左舜生）：小组织的提倡，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2 日。若愚（王光祈）：与左学训书一一讨论小组织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1 5日。7黄女士：对于若愚和舜生君讨论小组织问题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2 2 日。8李贵诚：新生活的维形，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2 4 日。9冰（茅盾）：对于黄女士讨论小组织问题一文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2 5日。夏汝诚：小组织的商椎（续），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2 8 日。叶圣陶：人的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7 月3 0 日。73近代中国思想中的J“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种“最良善的社会组织”，以之为“旧社会改革的标本”。他们希望通过著书印报的方式，宣传这种“组织方法”，促使“旧社会觉悟欣羡”，从而“自图仿效”。就此而言，宗白华指出应在脱离了城市的山林社会创造出“小组织”，奠定“一个新中国的基础”，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1919年8 月8 日，针对“小组织”问题所引发的热烈讨论，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特别另辟“新生活商”一栏，以延续此前的讨论。在随后的讨论中，对于“小组织”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进展：（1）在“小组织”与当时盛行的“新村”构想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寻求成立一种以救世为目的的新村组织，甚至强调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从而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2）关于“小组织”的名称问题，有人主张以“新组织”之名称进行替换，认为“小”的范围太狭，而所谓的“新村”则不适宜在城市进行；（3）“小组织”中男女关系应该以“平等”和“互助”为指导精神，认为“新生活的组织，不当以男子为主体，应当为男女共同的生活”，（4）“小组织”的成员应该以“劳农”和“劳工”两界为主；（5）由侧重于乡村生活的“小组织”转向城市生活的“小组织”，即“工读互助团”。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关于“小组织”的这些讨论，在当时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小组织”的方案应和了社会改造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倡议“小组织”的左舜生、王光祈与宗白华等人在当时都是十分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报刊上展开相关讨论，而且还由言论转向实践，积极推动“小组织”的落地生根。在这方面，王光祈所倡导的“工读互助团”十分值得关注。如果说左舜生最初倡导的“小组织”侧重于在乡村建立一个改造中国社会的试验点，那么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则是城市中的“小组织”，构建的是一种“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具体言之，他们规定团员每日在接受教育之余，必须工作，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至于工作的种类，则包括石印、洗衣服、制浆糊、印信笔、贩卖商品、装订书报、制墨汁等。作为发起人的王光祈希望“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并认为通过“小团体大联合”的方式，由点及面，可以逐渐改造中国社会。?无论是对于“小组织”的倡议，还是对于“小组织”的变相形式一“工读互助团”的推广，都在当时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中心人物的关注。一方面，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与高一涵等均位列倡议和资助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行列；另一方面，“小组织”这种由微而著的社会改造方案在当时也触发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另类思考。陈独秀在1 91 9年1 2 月发表的宗白华：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8 月5日。1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郭绍虞在1 91 9年8 月8 日特别指出：“本报对于小组织问题，认为刷新今后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运动，故特另辟“新生活商椎，一门，专供大家讨论。另辟一门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在一定时期中商椎出个道理，计划出个方法，然后邀齐同志去愿愿切切的实行。”虞（郭绍虞）：新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8 月8 日。子耕：我对于新村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8 月2 8 日。涵庐：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8 月2 9日。实行新组织消息，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9月2 2 日。5灵芬女士：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9月2 5日。费哲民：新组织商之商榷，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1 0 月3 日。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1 2 月8 日。9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创刊于1 91 8 年3 月4 日，其编辑更换过多次，最初为张东荪，而后则为匡僧、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郑振铎与柯一岑等人。时事新报虽是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但其“学灯”副刊创刊时主要关注的是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而后则聚焦于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相关介绍，可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 集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7 9年，第2 7 0-2 8 8 页。10与对社会改造的期待相伴随的，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弥漫性的精神危机。相关探讨可参见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天津社会科学2 0 2 0 年第5期。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 91 9年1 2 月8 日。康白情在少年中国杂志中回顾“小组织”的落实情况时，将“小组织”与工读互助团联系在一起解读：“就说实行罢，我们也同时在进行，而且毫没有解怠。新村底变相小组织”，因为时机的必要，还没有做，不用说了。近来如北京和上海底工读互助团，是我们所提倡的；汉口底互助社，也是我们所提倡的，还有好些脱离家庭的，我们也偶然替他们想法子。”参见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 卷第1 1 期，1 92 0 年5月1 5日。12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 卷第7 期，1 92 0 年1 月1 5日。参见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少年中国第1 卷第7 期，1 92 0 年1 月1 5日。74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便大力称赞“小组织”，认为各种各样的“小组织”构成了“民治的基础”，主张“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蔡元培在1 92 0 年1 月发表的文章中勉励倡议“工读互助团”的少年中国学会，认为“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另外，李大钊在当时也发表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强调要打破从前支配社会的“纵的组织”，认为其乃是一种“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而未来支配社会的“横的组织”则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它建立在“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的基础上，个性得以自由，人人得以平等。除了这些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工读互助团”的倡议还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关注社会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目光。继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后，上海、武汉、南京、天津与广州等地迅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工读互助团，施存统、张国焘与恽代英等后来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都积极参与其中。与北京工读互助团一样，各地工读互助团也都强调其宗旨在于工作与求学的结合。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章程指出“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武昌工学互助团在其“组织大纲”中，也强调其宗旨在于“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学”。工读互助团的兴起，一方面为在“解放”“家庭革命”等口号召唤下走出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继续求学与生活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们对于社会组织未来形式的想象。上海工读互助团便明确指出其希望通过“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