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豔玲《田作畜牧——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pdf

【書評】李豔玲 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裴成國 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 是李豔玲博士的博士學位論文，年作爲 歐亞歷史文化文庫 的一種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如標題所示，該書是研究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的西域緑洲農業，涵蓋兩漢魏晉南北朝，但時間斷限又不是嚴格以朝代劃分，之所以到世紀前期，是以公元 年高昌國的滅亡作爲下限。與 年殷晴先生出版的 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 不同，該書也不是全面研究緑洲經濟，而是聚焦農業，手工業則不涉及。在該書的緒論中作者特别説明，本書討論的農業是指廣義的農業，包括種植業和畜牧業，所以使用了“田作畜牧”作爲主標題，作者在緒論中説“與中原地區以種植業爲主的農業生産體系不同，古代西域緑洲的經濟生産中，畜牧業佔據重要地位，而不是一種附帶性的存在”（頁）。至於該書涉及的地域範圍，作者也明確説明是指塔里木盆地、吐魯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的緑洲，不包含天山北麓以畜牧業爲主的地區。該書的内容除緒論之外，分爲五章。緒論部分主要介紹了相關的前人研究成果，説明該書將從四個層面論述西域緑洲農業，一是農業資源，二是農業經營管理，三是農業生産技術，四是農産品貿易。第一章是“西域緑洲農業生産的自然地理環境”，依次介紹了地文、氣候、水文，交待了西域緑洲農業發展的客觀條件。第二章“公元前世紀以前西域緑洲農業生産概況”，分爲公元前 年至李豔玲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公元前 年前後和公元前 年前後至公元前世紀末期，下限是漢朝勢力進入西域之前，實際上是西域的史前時期，史籍没有記載，研究依據的是考古資料。可以看出當時的西域緑洲主要依賴畜牧業經濟，種植業仍處於相對次要地位。第三章“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初西域的緑洲農業”，涉及的實際上是漢朝勢力進入之後到西漢結束的時期。除最後的小結外有四節内容，分别是“緑洲的人口資源及農業品種”“城郭田畜 緑洲國的農業生産”“通利溝渠，以時益種五穀 西漢在西域緑洲的屯田”“仰穀 積穀 贖食 貢獻 緑洲的農産品貿易”，本章主要使用傳世史料，引用了部分相關的漢簡和年代晚一些的佉盧文文書。第四章“公元世紀初至世紀前期西域的緑洲農業”，涉及的是東漢至十六國時期。除最後的小結外有五節内容，分别是“人口資源的整合及農業新品種的引進”“新緑洲農業區的興起及其生産”“緑洲國的種植業 以佉盧文資料反映的鄯善王國爲中心”“緑洲國的畜牧業 以佉盧文資料反映的鄯善王國爲中心”“緑洲農産品貿易的發展”。其中第二節所謂的新緑洲農業區主要是指東漢以後屯田的伊吾、高昌和樓蘭諸地，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樓蘭的漢晉簡牘和吐魯番出土的十六國時期的文書，第三、四兩節從標題即知是利用佉盧文文書研究鄯善國的種植業和畜牧業。在第三節討論種植業時分别考察了緑洲國發展種植業的措施、種植業的經營和管理方式、緑洲國種植業的生産技術等三個具體問題，第四節討論畜牧業時具體考察了畜牧業的經營方式、畜牧業管理措施及政策法規、畜牧業生産技術等三個具體問題。第五章“公元世紀中期至世紀前期西域的緑洲農業”，涉及的時段是南北朝至唐初。除最後的小結之外有四節内容，分别是“人口資源的變動及農業經營品種的增加”“吐魯番盆地：緑洲農業經濟的發達區”“塔里木盆地的緑洲農業”“緑洲農産品貿易概觀”。作爲重點的第二節篇幅也最大，主要利用吐魯番出土高昌國時期的文書詳細考察了官府對農業的管理與經營、私營農業的生産經營、農業生産技術的進步三個具體問題。由以上内容介紹可以看出，作爲該書主體部分的第三、四、五章討論不同時期的農業情況時始終圍繞緒論中交代的四個方面，内容嚴整，可以清晰看出八百年緑洲農業發展的軌迹。在時段劃分上，本書打破了以往以中原王朝進行分期的傳統做法，“以西域自身社會歷史的發展特徵爲劃分依據”，將西漢置於第三章，將東漢和十六國置於第四章。東漢屯田的地點伊吾、車師和樓蘭，也被魏晉所繼承，進而使得緑洲新農業區興起，可以説具有内在的連續性。世紀中葉以後鄯善衰落，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國崛起並一直存在到 年，所以第五章將世紀中期至世紀前期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置於一個時段，也有其合理性。可以説作者的這種分期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和創新。就西域緑洲經濟發展水準而言，漢晉時期的于闐、龜茲也都是大國，農業發展水準在西域緑洲應當也處於先進地位，但限於史料，很難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就本書篇幅而言，全書 頁，後兩章 頁，占三分之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爲魏晉南北朝西域緑洲農業發展迅速，成效顯著；另一方面也是佉盧文文書和吐魯番文書爲傳世史籍記載較少的西域緑洲農業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資料。其實就西域緑洲經濟而言，此前研究成果已經很多，該書作者充分挖掘出土文獻中的信息，深入細緻地對緑洲農業的基本因素如農業資源、農業經營管理、農業生産技術等方面進行歷時性的考察，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重要觀點。根據考古資料的分析作者認爲史前時期的西域緑洲“普遍主要依賴於畜牧業經濟，種植業經濟仍處於相對次要地位”（頁），這是關係到西域緑洲農業的起源問題的一個重要認識。西漢時期“自然生産條件較好的北部緑洲的人口明顯多於南部，南部相對於北部，在農業勞動力資源方面明顯處於劣勢”（頁）。匈奴向包括各緑洲國在内的西域政權徵收的主要是畜産品，“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西域緑洲國在種植業經濟佔有重要地位的情況下，總體上仍是以畜牧業經濟爲主導”（頁）。與西漢以吐魯番盆地及羅布泊地區爲重心、其他地區爲輔助，屯田地點廣布的格局不同，東漢以下内地政權的屯田生産主要集中在高昌與樓蘭地區。在此基礎上，兩地逐漸成爲新的緑洲農業經濟區（頁）。官府屯田的開展與漢地移民的大量湧入，無疑促進了東北部及東部地區的漢化。這使西域緑洲的農業生産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東、西部分異的特點（頁）。這種東、西部農業發展的分異，使西域緑洲農業經濟的地域不平衡性更趨明顯（頁）。鄯善國的農業生産經營單位大體分爲家庭與莊園、領地兩種，種植業的經營與管理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頁）。田主設置管家管理生産，管家人員的設置具有不同層次性，相應地負責種植業生産全過程的各個環節（頁）。推測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國雖已應用鐵犁、牛耕技術，但生産工具仍以木制爲主（頁）。以精絶州所在的尼雅河流域爲例，流域内的灌溉系統分不同層級，主、幹、支、毛渠相配套，各層級有斗門調節用水（頁）。民衆放牧皇家牲畜，不是無償勞役，官府與牧養者構成雇傭關係。因而，皇家畜牧業中存在雇工經營方式（頁）。鄯善王國民衆積累了豐富的生産經驗，掌握的畜牧業的生産技術包括：分群飼養，同一畜種的牲畜又按牡、牝分群牧養；嚴格的飼料搭配及供給標準；注意牲畜品種的改良及培育；閹割馬匹技術在鄯善 國 普 遍 應 用李豔玲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頁）。這一時期緑洲國的種植業生産在總體上仍然屬於粗放經營，與新農業區相對的精耕細作仍存在明顯差距（頁）。世紀中後期時高昌王國城鎮數量增加頗多，人口亦當有所增長；龜茲、于闐仍爲北、南道人口大國，而焉耆人口資源較高昌國已處於劣勢，鄯善仍是這幾個政權中人口最少者（頁）。這一時期塔里木盆地的緑洲已廣泛種植水稻（頁）。麴氏高昌國時期當時人均土地額較低，突顯了該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頁）。糜粟是世紀前期吐魯番盆地種植的主要糧食作物，麥類居次。日益突顯的人多地少的矛盾無疑使吐魯番盆地存在糧食需求壓力。但擴大耕地面積一途，在地域狹小的吐魯番盆地會受到限制。依靠精耕細作，實行集約經營，提高土地利用率與生産率成爲生産者的主要選擇，復種又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最佳方法（頁）。高昌國時期土地的用水權隨土地使用權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於鄯善王國水資源使用權與土地使用權相分離的情況（頁）。高昌的畜牧業生産中採用分群留種技術，有較成熟的選種及牛畜閹割技術，還根據健康狀況分群飼養，在牲畜飼料供給方面，已有較嚴格的配給標準（頁）。世紀前期，吐魯番盆地承襲高昌郡時期的特點，即以種植業爲主，畜牧業佔據相對次要的地位（頁）。世紀前期于闐、疏勒普遍栽植棉花。塔里木盆地緑洲畜牧業在農業生産中的比重當大於吐魯番盆地。至世紀前期塔里木盆地東南部緑洲農業經濟逐漸衰敗而落後於其他緑洲（頁）。由以上摘録的重要觀點可以看出，作者緊緊圍繞農業資源、農業經營管理、農業生産技術等方面進行研究，從這些方面揭示了西域緑洲農業發展的歷程。作者也揭示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如人口的增减變化，早期自然條件好的北部緑洲人口明顯多於南部，後來鄯善緑洲的人口鋭减；東部新緑洲農業經濟區的崛起並逐漸發展到精耕細作的水準，與西部的相比優勢更加明顯；生産門類中，早期畜牧業佔據主導到後來畜牧業佔據相對次要的地位。這些重要的結論無疑深化了我們對西域緑洲農業的認識。本書作者没有對西域緑洲經濟進行面面俱到的研究，比如手工業、園藝業等與緑洲經濟關係也非常密切的門類書中就基本未涉及，這一方面是因爲如書名明確聲明研究的是西域緑洲的“田作畜牧”，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此前 年出版的 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 論述已詳，應該避免重複。儘管作者討論的重點是種植業，不過對前人論述已詳的内容給出注釋便不再贅述，如鄯善國的農作物種類和種植業生産結構等問題（頁），雖然是基本問題，也没有重複涉及。從這個角度來説，作者能够略人所詳，詳人所略，有非常明確的創新意識，作者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聚焦西域緑洲的種植業和畜牧業深入探究，確實也推進了西域緑洲經濟的研究。作者對相關文書中的有用信息細緻深入的挖掘是本書採用的重要研究方法。如作者根據佉盧文文書中描述駱駝的詞彙最爲繁複，有關羊的稱謂也較多，馬和牛的稱謂略顯簡單，涉及騾等其他畜産的詞彙極少這個詞彙分佈上的不均衡性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鄯善王國的畜産結構，即：以駱駝和羊爲主，馬、牛次之，其他畜産更次之”（頁）。實際上要從嚴格意義上分析鄯善國的畜産結構需要很多的相關資料，這在以出土文獻爲主的史料背景下難度比較大，作者從詞彙分佈的特點出發得出的推論巧妙地解決了這一難題，無疑是非常具有啓發性的。另外還可再舉一例。作者根據斯坦因所獲 號佉盧文文書中兩處提到畜群時都是峰牝駝和峰牡駝，推測這應是當時鄯善王國飼養的駱駝繁殖群中通行的牡、牝比例。如果論述僅止於此，不免給人以證據不足的印象，在同類資料缺乏的情況下，作者援引了新中國成立之初蒙古族牧民飼養的駝群中種駝與牝駝的比例最低爲:，由此就使得説服力大增。作者没有止於此，又進一步作了評論，“鄯善王國時期與之大體相同，可見分群牧養中牡、牝畜搭配比例方面的生産技術應用之早”（頁）。由此就讓讀者對鄯善國時期畜牧業生産技術的發展水準有了清晰的認識。能够得出這一重要的結論首先歸功於作者對文獻中數字信息的敏感性，當然也與作者的問題意識和提前涉獵了相關專業知識密不可分。作者此書除了鮮明的創新意識之外，還下大力氣搜集了前人研究成果，不管是中文，還是日文和英文，都搜羅很全，注釋也很詳盡。這儘管是基本的學術規範，但在目前的學術環境下不去認真貫徹者也絶不在少數。作者在第四、五兩章重點分析的佉盧文書和吐魯番文書不僅國内研究成果多，外國學界也有許多成果。比如北海道教育大學的山本光郎教授在 北海道教育大學紀要 上曾經發表過一批斯坦因所獲佉盧文文書的研究論文，一般都是一篇論文詳細分析一件佉盧文文書，非常值得關注。大概因爲國内不易找到，所以國内利用佉盧文簡牘研究鄯善社會經濟的學者少有人引用，但本書的作者就吸收了山本光郎的研究成果（頁）。對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視當然也爲作者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了保障。作者在本書中研究的緑洲經濟的四個層面中最後一個是關於農産品貿易。主體部分的第三、四、五章都有專門的一節討論這個問題。漢代絲綢之路全綫貫通之後西域地區的交通路綫得以維繫完全依賴沙漠中緑洲的存在，正是一個李豔玲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個緑洲串聯起來才形成西域地區絲路的基本走向。作爲商貿通道的絲綢之路與西域緑洲經濟之間有怎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容易想到的基本問題。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可以細分爲兩個層面，第一，絲路商貿販賣的商品類型與緑洲的消費市場之間的關係；第二，西域緑洲的農牧産品如何參與絲綢之路貿易。關於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因爲日本學者榎一雄曾經對絲路貿易的商品特點進行過歸納，即體積小價值大的奢侈品，所以容易讓人想到西域緑洲的平民没有能力消費，不論絲路商貿多麽發達都與西域緑洲關係不大，美國學者韓森即堅持這一觀點。這一觀點的不足筆者曾進行過批評，此處不贅。李豔玲博士在本書中探討的是緑洲農牧産品的交易，既包括本地市場的内部交易，也涉及與絲路貿易間的關係。在第三章討論西漢時期的緑洲農産品貿易時，作者歸納出了四種貿易形式即“仰穀”“積穀”“贖食”和“貢獻”。其中“仰穀”一詞出自 漢書西域傳中的“寄田仰穀”一詞，是指一些以畜牧業爲主的政權因本國缺少耕地，爲滿足自身穀物需要，借耕臨近緑洲國土地進行穀物生産，從鄰國購買穀物的經濟活動（頁引述山本光郎觀點）。“寄田仰穀”應當是西漢時期西域緑洲國家農業欠發達，一些以畜牧業爲主的國家解決糧食來源的一種辦法，到東漢之後西域緑洲種植業發展之後典型的“寄田仰穀”應該就消失了。作者引用了、世紀的佉盧文文書材料證明當時仍然存在周邊以畜牧業爲主的山地政權向鄯善購買糧食的貿易活動。“積穀”是指西漢的屯田區向周邊政權購買儲積穀物。所以“仰穀”和“積穀”都是指糧食貿易，只是購買糧食的主體不同。第三種“贖食”是指外來客使從途經的緑洲區購買農産品。“贖食”的概念不是來自傳世史籍，而是出自 懸 泉 漢 簡 中 的 永 光 五 年 康 居 使 者 訴 訟 文案。這件文案反映了康居使者向漢朝朝貢的許多細節，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其中使者陳述之前朝貢的情況時説到“前數爲王奉獻橐駝，入敦煌關、縣，次贖食。至酒泉，昆歸官”，接著陳述此次的情形“入關行，直不得食”。從前後兩次對比的反差中可知上一次來朝貢受到了供食的優待，這次則受到冷遇，没有供食。其中的“贖”是“續”的意思，“贖食”應是免費供應之意，所裴成國 絲綢之路與高昌經濟 以高昌國的銀錢使用與流通爲中心，朱玉麒主編 西域文史 第 輯，北 京：科 學 出 版 社，年，頁。英 文 版 ：，。李豔玲書中引用的簡文是依據胡平生、張德芳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筆者此處引用的録文句讀依據王素 懸泉漢簡所見康居史料考釋，榮新江、李孝聰主編 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年，頁。這是王素先生的意見，參見上引文。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以作者理解的“贖食”概念恐怕不確。實際上正如 漢書 中所述“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沿途緑洲小國都是免費供應，敦煌關縣正常情況下亦應如是。作者在書中多處使用的“贖食”貿易的概念恐怕需要重新斟酌。外來客使從途經的緑洲區購買農産品的情況當然存在，但在西域緑洲國家與兩漢維繫朝貢體制的背景下外來客使的主要供應應係免費，到漢代之後中原王朝衰落的背景下購買方才成爲主導方式。最後一種“貢獻”貿易則是緑洲政權向漢朝貢送畜産品爲主的方物的活動，因爲會有漢朝的回賜，所以有貿易的性質。第四章討論東漢至十六國時期的緑洲農産品貿易時，作者分“新農業區的農産品貿易”和“緑洲國的農産品貿易”兩類。第一類主要涉及樓蘭和高昌郡的情況，將高昌郡的民間借貸和官方借貸也視爲貿易，似乎欠妥。第二類討論的是鄯善國的情況，既提及跨緑洲的農産品貿易活動（糧食和駱駝），也提到了外來的粟特商人在緑洲購買農産品（駱駝）的情形，還有緑洲内部存在的穀物借貸、牲畜租借活動。第五章討論世紀中期至世紀前期的緑洲農産品貿易時，因資料所限討論的就是高昌國的情況。作者依據吴震先生的研究梳理了 高昌乙酉、丙戌歲某寺條列月用斛斗帳歷 的信息，推算該寺有占 的糧食用於出售，反映該寺糧食産品具有較高的商品率；又以該寺的經濟水準推測世紀前期，西域緑洲國内糧食作物的商品性生産水準整體並不高（頁），前後的表述似乎有矛盾之處，這種“商品性生産水準整體並不高”的估計不知道是參照什麽標準得出的。實際上該寺的這件帳歷是研究緑洲經濟商品化生産非常難得的材料，專門研究這件文書的吴震先生即由此推算當時的高昌寺院生産的糧食除供本寺院僧俗食用之外，還可供應 人，約占高昌總人口 的人口的食糧，這些商品糧對絲路暢通具有積極的意義，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作者又考察了高昌時期糧食借貸情況，限於資料較少也簡要提及了向中原的貢獻貿易和粟特商隊在緑洲購買生活資料和牲畜飼草料，最後認爲世紀前期以前，與對外貿易相比，緑洲國内的農産品貿易對當地農業經濟影響更大（頁）。作者同意韓森之前提出的觀點，即不管絲綢之路貿易規模如何，它對絲路沿綫居民的影響極小。最後總結到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中，商業經濟雖然佔有重要地位，但可能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没有改變 漢書 卷九六上 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吴震 寺院經濟在高昌社會中的地位，新疆文物 年第期；收入作者 吴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李豔玲田作畜牧 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前期西域緑洲農業研究（頁）。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有關農産品貿易部分的論述中，第三章討論西漢時期的情況使用的史料以傳世史料爲主，第四章以佉盧文文書爲主，第五章以吐魯番文書爲主。傳世史料是官方編纂，從官方立場出發，第四、五兩章利用的雖然是出土文獻，大多仍然是諭令、帳簿、與民衆生活關係密切的契約等，直接涉及絲路貿易以及胡商的其實非常少。總體而言，有關絲路商貿與緑洲經濟間關係的史料是不豐富的，我們面對的史料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公元前世紀至公元世紀西域緑洲農業的發展變遷，誠然如作者所説是自然環境以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並且不同時期主導性的因素也不同。從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重視人口資源的變化、屯田的影響以及先進農業生産技術的發展，總體上都屬於生産力的範疇，不涉及生産關係層面，雖然討論了農産品貿易，但對緑洲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估計不高。作者認爲吐魯番緑洲世紀中期至世紀中葉的高昌國是整個西域緑洲農業經濟發達區，代表了作者討論的八百年西域緑洲經濟的最高水準。如果要揭示高昌經濟崛起的原因，僅從生産力的角度是不够的。我們容易想到一些基本事實：大批以粟特人爲代表的商隊在絲綢之路西域段的活躍，世紀以吐魯番盆地爲代表的蓬勃發展的蠶桑絲織業，高昌國世紀中葉之後長期以薩珊波斯銀幣作爲日常通貨，高昌國每年接待的大量客使和商胡。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西域緑洲也爲絲路商貿提供貨源，如蠶絲、葡萄酒等；作者分析的 高昌乙酉、丙戌歲某寺條列月用斛斗帳歷 中該寺院出售大量糧食换回銀錢，那麽那些潛在的糧食消費群體是什麽人？實際上緑洲的農産品大量用於供應客使和商胡，大量的傳供帳文書可以揭示這個史實。正是這種市場導向最大限度地激發和釋放了吐魯番緑洲的農業生産力，推動了緑洲農業經濟的發展。前文談及分析絲綢之路商貿與西域緑洲經濟之間關係的兩個層面實際上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另外應該充分重視西域緑洲供應商胡客使的模式，這無疑對緑洲經濟有著深刻的影響。這本著作對八百年西域緑洲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研究扎實而細緻，尤其是在充分吸收中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努力開拓，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了新的學術高度。作者學風嚴謹，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勇於對前人的論斷提出質疑，尤其是證據不足的觀點，啓發讀者考慮其他的可能性；二是對限於史料不足無法探究的問題總是坦然承認，絶不强作解人。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要更加深刻全面地認識西域緑洲經濟的發展歷程，與種植業和畜牧業關係密切的園藝業和手工業如紡織業、釀造業等實際上也無法撇開不論。提出以上想法並非求全責備，而只是提示其他可能的研究方向和設想，也就教于作者和讀者。裴成國，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