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簡EPT57：108“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pdf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鄔勖内容提要?居延新簡?：，?之定名爲“檄”，自發掘者以來已成通説，然而在器形和文字内容兩方面，該器都與“檄”的特徵不相符合。冨谷至先生關於它具有公示信息的功能的看法是正確的。韓國慶山“木簡”與該器形制、尺寸俱近，應爲同類器物。這類木質、桿形、下端刻有用於固定安裝的凹槽的書寫材料或即文獻中的“桀”“楬”，是專門的公示器具，使用時呈豎直形態設立於相關場所。該器用於在督杖執行現場公示處罰内容和事由，功能類似後世的犯由牌。對於源遠流長而記載零碎的古代處罰公示器具演變史來説，該器不啻爲一件彌足珍貴的早期實物標本。關鍵詞?行罰檄?公示?桀?楬，?楬，?年出土於額濟納河破城子（漢代甲渠候官遺址）的?：，?是一件正反兩面書寫的桿形木器，據居延漢簡整理小組的描述，它“以樹枝削成，長?釐米，直徑粗的一頭?，釐米，細的一頭，?釐米。上端寫字的部位削平二面，兩側未加工。下端圓柱形，刻有三個槽。未加工部分的樹皮，已大部脱落。”。徐元邦、曹延尊先生又指出其“頂端徑，?釐米，底端徑即樹枝的粗，爲?，釐米。在距底端約 釐米處往上刻有凹槽三道。”?可見它集超長的尺度、”極爲粗陋草率的整治、下端的三個凹槽等罕見特徵於一身，其特異的形制在迄今所見的簡牘材料中幾成孤例。?。?”本文的寫作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甲、金、簡牘法制史料彙纂通考及數據庫建設”的支持，項目批准號：?：?，?。甘肅居延簡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文物，?年第，期。徐元邦、曹延尊：居延出土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年第?期。賈麗英指出該器是“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出土的最長的簡”。參見賈麗英韓國木簡論語觚考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期。?：，?全形照片（徐元邦、曹延尊文附圖）該器正反兩面的全形照片，已在徐元邦、曹延尊文和，?年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一書中發表。其正面以大字書寫，列舉了候史廣德的各項過錯行爲，及因此應受的處罰：?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塗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糒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日。督五十。?其反面以小字分欄書寫，詳述了廣德“所轄第十三燧至十八燧戍務敗敝的事實。”根據共存簡的紀年和“候史廣德”的相關簡文，發掘者指出該器年代在“元康年間”，居延新簡整理者進一步推斷爲“元康三年以前”，?李振宏、孫英民先生則考訂其人爲“張廣德”，於元康二年任候史。?中國簡牘集成和馬智全先生又引王先謙等學者的考證，詳盡地注解了“督”，指出它與“”相通，在漢代至南朝時是一種較“笞”更輕微的杖罰。?根據器形和文字，發掘者和居延新簡整理者將該器命名爲“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李均明先生并以此器爲準，在“檄”文書中專門分出“行罰檄”一類，?此後未見對其名稱的實質異議，惟永田英正和冨谷至先生生爲該“檄”可能曾充爲“督五十”的行罰器具之用，?韓華先生則將它劃分爲“檄式封檢”。?這些觀點可視爲在定名爲“檄”的基礎上，對其功能和用法所作的拓展生識。然而，冨谷至先生又闡發過另外一種關於該器功能的觀點，生爲它，?居延新簡?：，?“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下册，?楬?頁。釋文及其標點主要依據徐元邦、曹延尊文。參見徐元邦、曹延尊居延出土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甘肅居延簡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文物，?年第，期。甘肅居延簡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參見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參見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編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第，册，?，頁。馬智全：居延新簡集釋（四），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有，?頁。參見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有 頁。參見日永田英正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輯，北京：法律出版社，?，?頁；日冨谷至著，朱騰譯笞杖的變遷 從漢的督笞至唐的笞杖刑，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北京大學出版社，?，?頁。韓華：肩水金關遺址所出封檢及相關問題考證，地方文化研究?，?年第?期。是“將信息公布於衆的公告札。换言之，這種檄是爲了讓大家都能看到而在大庭廣衆之下進行公布的”。本文贊同該器具有公示功能的看法，但?爲它完全無關於“檄”，也并未用作督杖，而是一件爲公示廣德的處罰而專門製作的器具。以下即嘗試重新分析該器的形制和内容，并在處罰公示器具演變的歷史視角下，結合同類器物的情况，對該器作出?識。一?非“檄”之辨發掘者和漢簡整理者雖未具體闡釋將該器?定爲“檄”的緣由，但立足於當時的簡牘文書研究狀况來看，如下兩方面可能是將該器與“檄”聯繫起來的鏈條：首先，該器形制似觚，至有逕稱之爲觚者，?而簡牘中多見觚式檄（爲求方便如此稱呼），即書於觚上的“檄”；?者，該器文字中有“檄”字，内容則似乎與幾種涉及“罰”而自名爲“檄”的文書相似，如居延漢簡?，?，?，?云：“方議罰，檄到，各相與邸校”，又 有?有?云：“記到，行罰”，?其“記”字在居延漢簡甲乙編中釋爲“檄”。?然而在仔細分析之下，則知該器其實并未表現出與“檄”相符的特徵，甚至還有根本抵觸之處，條説如下。（一）文字并未自名爲“檄”該器的“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一句雖出現了“檄”字，但并不具有自名性質。秦漢法律中的“會”指按照規定的時間和地點爲規定的行爲，?“官”則可根據受罰者的“候史”之職推知爲其所隸屬的上級機關“候官”，因此該句意爲：廣德察看甲渠候官發出的某件檄書後，未按該檄書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完成指定的行爲，這是與“不循行部、塗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和“部糒不畢”并列的一項受罰事由。該器文字既未以“檄到”等詞自我標明名稱，?更未像長?二二二秋冬卷。?”，?日冨谷至著，劉恒武、孔李波譯：文書行政的漢帝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頁。馬怡、張榮强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頁。李均明指出：“簡牘所見檄不僅書於多面觚上，又有板檄與合檄的稱謂。”也有將觚與檄更加直接地聯繫起來的觀點，如魯惟一解釋“檄”爲：“它基本上是單獨一枚形狀特别的簡牘，用於滿足快速聯絡或向衆多受信人通報信息的需要。”又如冨谷至等學者解釋“檄”爲：“書於斷面呈多邊形的棒上的文書”；“多面體，長度不統一，但相對而言又長又大。檄既有多面體的木簡材料、形狀之意，又有多面性的文書種類之意，兩種用法見於居延漢簡等。”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頁；英魯惟一（?）著，于振波、車今花譯漢代行政記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編漢簡語彙，東京：岩波書店，?，?，?頁；日冨谷至編，張西艷譯：漢簡語彙考證，上海：中西書局，?，?，有 頁。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 頁。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 頁。參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頁。參見朱紅林嶽麓書院藏秦簡（肆）補注（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李均明、劉軍指出，簡牘書檄類文件多在正文中以“記到”“檄到”“書到”等詞自我標明名稱。參見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頁。今案，同類的詞還有“符到”（?”?：?）和“勑到”（樓蘭沙木?有?）等。沙五一廣場漢簡的合檄那樣直接在題署中載明“合檄一封”。?（二）文字未體現檄文書的“動態性”“檄”的確切涵義雖然歷來異説紛紜，但秦漢簡牘所見的檄文書却具有一個顯著的基本共性，即冨谷至所歸納的“動態性”。文書的“動態性”可通過收件人或發件人的題署，“起到”時地等信息，以及“謂”“下”“告”“敢告”“移”“白”“敢言之”等告謂用語體現出來，而這些在該器文字中全無反映。永田英正先生?爲“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表明它“是由候史廣德的上司甲渠候官下發的”，上文已辨該句并非此意；居延新簡釋粹?爲該器文字是“對候史廣德處罰的通報”，?張俊民先生説它“類似於現代的通報批評由甲渠候官製作或發出”，?同樣無法在文中找到内證。李均明先生將它理解爲“行罰檄之局部，未見行下文文首”，?但觀察全形照片可知該器并無明顯缺損，其文字在削平面頂格書寫，下有留白，顯然其首尾均無脱文，因此它原有行下文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該器文字既不具有“動態性”，則不應屬於檄文書。（三）形式不同於觚和觚式檄如上所述，將該器?定爲“檄”的觀點應該是將它視爲書於觚上的觚式檄，但從以下兩方面來看，該器與觚和觚式檄也是存在本質差異的。首先，該器的書寫方式與觚不同。吴然先生曾基於傳世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歸納觚應具備“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書寫面”和“寫有文字的書寫面須相鄰”等特徵。我們可進一步指出，觚的書寫方式是對簡册的書寫和編聯的模擬，其每個書寫面即相當於一枚簡牘，各書寫面必定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接續，以符合簡牘編册自右向左的書寫、編聯次序。而該器衹在樹枝上削出正反兩面，側面不削不書，與觚判然有别。吴然先生將該器列入“疑似觚的材料”，?是較爲穩妥的作法，賈麗英先生則直指其非觚，?更是準確的。再者，該器的形制也明顯區别於觚和觚式檄。縱覽簡牘材料，凡保存較好的觚和觚式檄實物，都可看出經過精致的整治，呈現出規整的幾何外觀。此外，觚式檄還具有明顯的功能分區的形制特徵，以保存完好的觚式檄標本 本?：?爲例，它分爲上下兩個部分，上部削?居延新簡 本?居?：?：?“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合檄一封”的自名性質，參見何佳、黄樸華試探東漢“合檄”簡，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選釋研究編，上海：中西書局，?：?，?，?，頁。“動態”指“具有移動、遞送這一特徵”，“靜態”則指“保存在官署中不送往其他官署之物”，參見日冨谷至著，張西艷譯漢簡語彙考證，?，?頁。日永田英正：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輯，?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前言?頁。張俊民：“部”與“候長”論略，西北史地?年第，期。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頁。吴然：漢代簡牘中的觚，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頁。吴然：漢代簡牘中的觚，?頁。參見賈麗英韓國木簡論語觚考論。出一面題署收件人和遞送方式等信息，其下刻出一個封泥槽，這部分相當於普通文書的“檢署”；下部則視需要削出多面書寫正文，這部分相當於普通文書的“編册”。相比之下，本?居?：?：?極爲粗糙，外形不規整，多處保留樹枝的原貌，没有收件人和遞送方式的題署，三個凹槽都在下部而非上部，顯然不存在“檢署區”和“編册區”的劃分。可以説，觚式檄應具備的幾個形制特徵，該器一無所有。二?功能類型的分析如上所述，冨谷至先生已提出 本?居?：?：?具有公示廣德所受處罰的功能，他一方面方爲該器是“將信息公布於衆的公告札”，?另一方面又方爲該器被用作處罰廣德的督杖，“在督杖上又記載着譴責的内容，目睹廣德所受之譴責的衆人遂將意識到綱紀之肅正。”由於公之於衆是中國古代處罰執行的一般原則，處罰公示器具的使用幾乎貫穿整個古代史，因此我們不妨在這類器具的大範疇下，觀察該器是否能符合這類器具的特徵，若是，則又屬於這類器具的何種類型。（一）古代處罰公示器具的基本情况清末學者沈家本曾較系統地考證過古代的處罰公示器具，陳光中、沈國鋒、宋傑先生則在研究古代死刑公開執行制度時討論了死刑公示器具，?其中宋傑已將漢代的相關材料搜羅無遺。以下即以上述三種成果爲基礎，稍稍補充材料，重新分門别類，將歷史上的處罰公示器具梳理爲以下兩大類。第一大類是以械具兼充的處罰公示器具。這包括先秦的“明梏”，北周的“書拲”，宋代的“校”，明代的“長板”和清代的“枷”。“明梏”見周禮秋官掌囚：“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鄭玄注：“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書拲”見隋書刑法志引北周大律：“凡死罪枷而拲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案説文木部：“梏，手械也”，。手部：“拲，兩手同械也”，?又掌囚鄭玄，?二二二秋冬卷?”，?。?日冨谷至著，劉恒武、孔李波譯：文書行政的漢帝國，?頁。日冨谷至著，朱騰譯：笞杖的變遷 從漢的督笞至唐的笞杖刑，?頁。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徐世虹主編沈家本全集第，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參見陳光中、沈國鋒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北京：群衆出版社，?，?頁；宋傑漢代死刑中的“顯戮”，史學月刊?：?年第?期。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頁。隋書卷二五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頁。漢許慎：説文解字卷六上，陳昌志刻本，北京：中華書局，?，?頁。漢許慎：説文解字卷一二上，陳昌志刻本，?頁。注：“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可見“明梏”和“書拲”都是在鉗制手部的木械上書寫姓名罪狀，故可在“適市就衆”時實現公示目的。又武林舊事載南宋元夕時在京尹官署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所謂“校”即枷一類的木械。，明代有“長板”，三才圖會描繪其形象，述其用途爲：“犯重罪者招成之後，以罪與名刻誌板上，而帶之頸。”?清代執行枷號刑時，有時也在枷上公示犯人姓名和處罰，在?世紀初出版的版畫集中國酷刑所描繪的枷號執行情景中，即可見枷上貼有兩道紙條，上書“惡土豪混名插翅虎枷號三月”云云。?第二大類是專門的處罰公示器具，按照使用方式又可分爲三個小類。?。加於犯人背部的服刑公示或死刑執行公示這包括先秦的“明刑”，漢代的“大方版”“版牘”“署帛”“書背”，元明以後的“斬條”“斬標”。“明刑”以版牘爲之，見周禮地官司救：“三罰而士加明刑”，鄭玄注：“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又秋官大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鄭玄注：“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又司圜：“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賈公彦疏：“云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世則以帛或直書於衣背爲之，如後漢書李杜列傳載：“（甄）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又漢書賈山傳載罪人“衣赭書其背”，?是城旦舂等罪人服刑時所適用的制度，而王先謙引清人沈?韓曰：“書其罪於衣，今時猶然”，?參以圖像資料，中國酷刑描繪的發遣犯身着赭衣，衣部位書“發邊犯人一名德”，?可知沈説不誣。又有插桿連旗於背者，明史陸完列傳載陸完被“反縛之竿，揭姓名於首，雜俘囚中”，?萬曆野獲編述其事云：“皆裸體反接，首插白旗”，?可知陸完列傳實當斷讀爲“反縛之，竿揭姓名於首。”這種在犯人面縛反?居延新簡 本?居?：?：?“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册，?，頁。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徐世虹主編沈家本全集第，卷，?頁。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二器用一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思義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册，?，?，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後漢書卷六三李杜列傳，北京：中華書局，?，?：?頁。漢書卷五一賈鄒枚路傳，北京：中華書局，?，?頁。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頁。?，?。?：?，?：?，?。?。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列傳，北京：中華書局，?，?頁。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頁。接的繩索中插以長桿，桿連白旗，從後背伸出於頭上的器具，在元明以後的俗語中稱爲“斬標”“斬條”，其形象見於中國酷刑描繪的梟首犯和斬首犯圖像中。?沈家本云：“明梏之制，若今行刑者以紙書姓名及其罪綰於小桿，插犯人之背，曰斬條以示衆是也。”其以斬條解明梏似較牽强，但對斬條本身的描述却是可信的。不久之前仍時有使用的“亡命牌”，也應是斬條的孑遺。?。“行刑之時”設立於死刑刑場的公示中古以降的“犯由”“犯由榜”“犯由牌”屬此類。如疑獄集：“明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繫文節級殺妻事。”，又癸辛雜識别集卷下王惟忠：“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頂冒補官等罪。准省札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檄西蜀。”?又水滸傳：“衆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明末劉君裕刻繪水滸傳版畫表現了可能源自現實生活的凌遲執行場景，?可見行刑軍人手執長柄大方牌，上書“凌遲反賊王慶”，應即犯由牌。黄裳藏明末壬午平海圖則是紀實性作品，其中“梟斬盜犯”一圖也出現了類似的器具。清代以後已少見犯由牌的使用。?。“行刑之後”展示死刑犯屍首的公示這一小類有先秦的“加木”“明竁”，漢代的“楬”“揭頭”“編書”“具獄”“牓”，明代的“幟”，清代的“榜示”。“加木”見左傳昭公二年：“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杜預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屍上。”?“明竁”見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玄注：“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所謂“揭頭”，沈家本已指出即漢書尹賞傳之“楬”，?該傳載尹賞將處死的惡少年“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編書”見諸葛豐傳：“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它或即簡牘中的“扁書”“大扁”，即懸於公共場所的諭衆文告。?“具獄”即全套案卷，其用於公示的記載見何并?二二二秋冬卷?”，?。?，?。?：?，?：?，?。?：，?。?。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徐世虹主編沈家本全集第，卷，?，頁。五代和凝、和：疑獄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册，?頁。宋周密：癸辛雜識别集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册，?頁。元施耐庵撰，明李贄評：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四，明容與堂刻本，?頁。參見加卜正民（居?）、法鞏濤（?）、加格力高利布魯（?）著，張光潤、樂凌、伍潔靜譯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北京：商務印書館，?：?，?頁。參見黄裳晚明的版畫（續），讀書?年第?期。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徐世虹主編沈家本全集第，卷，?頁。漢書卷九酷吏傳，?頁。漢書卷七七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頁。參見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馬怡扁書試探，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頁。傳：“并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同傳又載題署證物的公示：“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牓”見後漢書陽球列傳：“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幟”見萬曆野獲編載陸完事：“逆徒已伏法者，則梟首於竿，亦以白幟標其姓名。”?清代則常在死刑犯屍首旁設“令箭”形木牌，書其姓名與罪狀，應即沈家本所説的“行刑之後”所用的“榜示”的一種。?（二）該器應是專門的處罰公示器具回過頭來看 本?居?：?：?，其器形無法吻合於文獻所載的各類械具，不大可能是“梏”“拲”“校”“枷”一類的木械；其處罰既是當場執行完畢的“督”，則其使用方式應與同樣衹須使用一次的死刑公示器具相近。如上所述，永田英正和冨谷至先生曾提出該器本用作處罰廣德的督杖，然而揮舞的杖上的文字特别是背面的分欄小字，如何能令衆人清楚看到，以實現其公示目的？此爲其不盡合理之處。上揭文獻所載的處罰公示器具五花八門，而不能從中找到一例箠杖類器物，其原因也在於此。這樣看來，本?居?：?：?應是一件專門用於在執行現場公示處罰，事後即被廢棄的器具。不難發現，該器正面大字的内容與文獻中“書其姓名及其罪”的處罰現場公示是高度一致的，其背面的小字則詳細列舉了由“府都吏”所舉劾的“不塗亭、趣具諸當所具者”的過錯行爲，是爲“其罪”的細節。該器在使用時，其正反兩面文字理應都能清楚地展現給現場觀衆，以充分實現公示目的。而因衹用一次即被廢棄，故其器形極盡粗陋草率，這與水滸傳中“便將片?席貼起來”的簡易的犯由牌是相同的道理。?同時，該器下端三個凹槽的功能也可得到合理解釋 這些凹槽雖與封泥槽尺寸相合，却全無題署，發掘者和漢簡整理者都不不爲它們是封泥槽，。原因是很明顯的。作爲公示器具的一個結構，這三個凹槽應是用於固定、安裝的榫槽或繩槽。如前述，學者已考證漢代的“督”是一種輕微的笞杖類處罰。據文獻所見，漢代笞杖類處罰的受罰方式有二，其一爲手足縛以木械繩索而受罰，即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描述的“關木索被箠楚”，“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其二爲縛於榜床上而受罰，如後漢?居延新簡 本?居?：?：?“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漢書卷七七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頁。漢書卷七七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頁。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頁。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頁。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徐世虹主編沈家本全集第，卷，?頁。參見元施耐庵撰，明李贄評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四，明容與堂刻本，頁。馬怡、張榮强明確地將這三個凹槽不作封泥槽，韓華將該器歸爲“檄式封檢”，也應是如此理解，此外未見其他論著專門論及這一問題。參見馬怡、張榮强主編居延新簡釋校，?，頁。韓華：肩水金關遺址所出封檢及相關問題考證，地方文化研究?：?年第，期。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頁。書陳寵列傳：“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李賢注：“篣即榜也”，?王先謙引惠棟説，指出“格”即淮南子覽冥訓“身枕格而死”之“格”，”該篇高誘注云：“格，搒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搒之於格上，不得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的“磔治（笞）”或也指此而言。榜牀一直沿用至明清，稱爲“匣床”，可使受罰者以平躺姿勢縛於其上，其形象見於三才圖會，?中國酷刑則描繪了其使用場景。?與處罰方式相應，本?居?：?：?的使用方式也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固定於鉗制受罰人手足的“木索”等械具上，與受罰者的身體相繫連，如此則近於後世的斬條；其二是安裝在受罰人所縛的榜床或類似設施上，如此則近於後世的犯由牌。不論如何，它都是一件專門製作，而非以其他物品兼充的公示處罰器具。三?結合同類器物的定名嘗試截至目前，國内似再未出土形制和内容與 本?居?：?：?相近的器物，但放眼域外漢字文化圈，則可知其并非孤例。據媒體報道，?：?年韓國慶山市瓦村面所月里遺址出土了一枚新羅時期的有五個書寫面的“木簡”，并刊出了其全形照片。?慶山“木簡”全形照片（環球網配圖）發掘者推測該“木簡”製作於 世紀中期，其“最長邊爲?，。?爲?，最長直徑爲，。?爲?，最短?二二二秋冬卷?”，?後漢書卷四六郭陳列傳，?，?頁。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四六，虚受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第?，?頁。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頁。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二器用一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思義校本，第?，册，?頁。?，?，?：?，?：?，?。?。李東堯：韓國出土 世紀土地文書木簡，寫有?，個漢字，環球網，?：?年?月?日。直徑爲?，呈棒狀。斷面呈圓形，表面爲書寫文字留有削修痕迹，面積與方向呈不規則形態。”?從照片來看，其整治之粗陋比?：?有過之而不及，書寫面甚至未作明顯的削平處理。尤爲值得注意的是，其底端刻有一整圈凹槽。在器形和尺寸兩方面，該“木簡”都與?：?相當接近。發掘者又指出，“木簡”的文字是慶山附近地區土地情况的調查記録，按照“地名?土地類型?土地面積”的格式書寫，下端還有幾個習書性的文字，因此推測書寫者爲了作記録而進行了相關的練習；其下端的凹槽則表明它原本用爲物品的標籤，後來則用於在土地實地調查時記録原始數據。根據這些信息，我們?爲慶山“木簡”應是?：?的同類器物，其下端的凹槽也是作安裝之用，由於安裝後“木簡”的下端被遮蓋，故習書性的文字出現在這一位置是不難理解的。它與?：?的區别僅在於其公示内容是土地信息而非處罰，可推測它應是設立於某種靠近居民區的公共空間。將兩件器物結合起來看，其安裝結構既在下端，則足見它們應是以豎直高聳的姿態設立的，其目的是爲了更好地展示各面文字，最大化地發揮公示效果，這與“扁書”“大扁”要求設立於“顯見處”“高顯處”是相同的用意。若此説不誤，則這類公示器具應有比較固定的形制和規格，并曾在相當大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内廣泛使用。那麽，這類豎直設立的木質桿形公示器具是否可在文獻中找到其名稱呢？我們?爲，它們實際上就是文獻中所講的“桀”“楬”類器物。“桀”字本“會高出之義”，”其使用見於墨子號令：“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孫詒讓指出明吴寬鈔本“傑”作“桀”，應從洪頤煊讀爲“楬”，初師賓則讀“桀”爲“楬”“楪”，?爲該句意爲“用匾、榜明書禁區名號，攔截示警”。?“楬”則見於周禮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這種設於地面上用於標識屍體葬處的“楬”與前引尹賞傳“楬著其姓名”的“楬”及司烜鄭玄注所講的“揭頭”屬同類，?是大型的器物，與職幣職金等處所講的、簡牘材料中多見實物的小型的文書楬和物品楬不同。?居延新簡?：?“候史廣德行罰檄”辨名?。”，?參見全京孝慶山所月里木簡的基礎討論，“東亞古代文字資料研究的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韓國大邱，?年?月?日，?頁。參見全京孝慶山所月里木簡的基礎討論，“東亞古代文字資料研究的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頁。清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頁。參見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頁。參見宋傑漢代死刑中的“顯戮”，史學月刊?年第?期。“楬”和“桀”本來義近，説文木部“楬，楬桀也”，?即同義相訓之例，加之二字古音亦近，。其具有同源關係是可以想見的。王力先生解釋“桀”爲“小木樁”，“楬”爲“用爲標誌的小木樁”，”堪稱簡明而貼切。?：?和慶山“木簡”的材質、形制和功能，都與文獻中的“桀”“楬”正相吻合。結語居延新簡?：?既未自名爲“檄”，又未表現出檄文書所必須具備的“動態性”，其書寫方式和形制也與觚式檄相去甚遠，不宜?定爲“檄”。冨谷至先生?爲它具有在大庭廣衆之下公示處罰信息的功能的看法是可取的。韓國慶山“木簡”與?：?形制基本一致，這種下端刻有凹槽的書寫文字的桿形木器，應該就是文獻所講的“桀”“楬”，是一種呈豎直形態設立於相關場所的專門公示器具，其凹槽應是用於固定、安裝的結構。?：?原被設立於督杖的執行現場，用來公示處罰内容和事由，因衹須使用一次，故其整治極爲粗陋草率，這些都與後世的犯由牌有類似之處。相比於後世一般僅對死刑使用執行現場公示，?：?反映出漢代像督杖這樣的輕微處罰也要作這樣的公示，這刷新了我們對古代處罰公示制度的?識。如上文所述，古代處罰公示器具早至先秦即已發端，其沿革歷久，余緒甚至及於當代，然而因不受傳統知識精英重視，其相關記載往往支離破碎乃至時常中斷。對於這一源遠流長的物質文化史細分領域來説，?：?不啻爲一件彌足珍貴的早期實物標本。?本文寫作時承張伯元師悉心指導，亦蒙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二二二秋冬卷?。”漢許慎：説文解字卷一二上，陳昌志刻本，?頁。參見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頁。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