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pdf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沈 笛(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摘 要:当前,乡村振兴行动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农村环境治理空间体系的再造和赋能,以期打造具有包容性和公共性的治理行动机制,以及再造环境治理的实践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以 X 村具体的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为个案,探索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核心逻辑,揭示微观物理空间形态与居民环境治理行动的交互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空间再造的逻辑包括实践空间的标准化重构、社会空间的关系重塑和文化空间的价值重构。空间再造对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面临困境,即存在环境治理实践空间设计的前瞻性不足、农村空间文化体验性的缺位和农村治理空间设计的“去在地化”等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激活环境空间中的内生性动力,促进村庄地域的“活化”;唤醒环境空间中的乡村文明与记忆,推动文化资本的“修复”;确立环境空间中的乡村治理秩序,推进制度的重构。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空间治理;空间再造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4-0076-12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既是对当前乡村建设的全面规划,同时也明确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新思路。乡村振兴的内涵不仅在于乡村的全面发展,更在于塑造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因此,当前的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在于缩小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而且在于促进乡村建设中自然与业态、治理与文化的和谐。近年来有关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集中于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及治理对策、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多元主体的角色与作用等。在治理模式及机制的研究中,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打破政府在治理行动中的单方权责,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应然样态1。部分学者深入分析了环境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增强形式2,认为应通过回归乡村生活主体的视角构建内发性环境治理机制3,基于村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以村民的地方性生活常识为基础展开农村环境治理行动4。也有部分研究者基于环境与贫困农民的尊严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农村环境的改善使农民赢得尊重的同时也获得了脱贫与发展的自信5。作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呈现出多治理主体共进的面向,同时治理行动存在以地方性、生活性为聚焦的动员形式。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对农业生产专业化和机械化的提升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6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与推进路径研究”(21AZZ007),项目负责人:张贤明;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2021LZY011),项目负责人:沈笛。作者简介:沈笛,女,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体育学院讲师。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要求农村社会环境建设与治理机制实现新的创新和再造,形塑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互嵌空间。但当前乡村社会整体现代化水平与部分区域的过度工业化与现代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张力,使之成为农村环境问题生成的内在根源之一。作为社会治理与社会行动的实践限域,空间不仅是乡村居民环境治理实践所开展的行动领域,同时也是乡村环境治理机制运作的平台架构。由空间形成和变迁所再造的制度环境和行动逻辑既是新的权力关系再分配的领域,也是建构新型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基础。基于此,本文从环境治理空间再造的视角对东北 X 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微观实践与宏观机制进行回溯与考察:在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中,哪些空间的关系与秩序得以重构,乡土空间场域样态对环境治理实践产生何种影响,空间重构如何重塑乡村治理秩序。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提供一个农村人居环境空间治理的运作全景,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参考。1 农村人居环境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与案例简介空间是了解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重要视角,空间的生产过程不仅凸显了权力关系及分配带来的变革,更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空间正是由农村场域中的居民、政府、企业和相关组织共生共治的行动实践所打造的平台体系。因此,农村环境的有效整治既需要因循空间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关系与行动逻辑,同时也要对治理空间的不同结构提供框架性的解释。1.1 空间理论缘起空间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是社会理论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研究与探索的热潮。早期的经典社会理论中,社会学家们关注到了空间的社会差异。涂尔干洞察了空间的社会意义613;齐美尔阐释了心灵空间和物质空间的互动7460-485;马克思对客观的表象外衣下隐藏着各种基本社会关系的揭示,虽然只是隐晦地论述了空间的社会性8,但是对空间理论的现代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空间理论转向现代社会理论的探索。列斐伏尔最先站在宏观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进行了系统阐释,对后续的空间研究和城市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生产实践的过程及结果9364,同时空间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其次,列斐伏尔强调社会空间的生产需要从“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表象的空间”这三个辩证关系把握。吉登斯认为,空间的概念不仅存在于地理位置中,更是应建立在社会行动的情境之上10240,空间形塑了社会互动,同时也为社会互动所生产。此外,吉登斯还借鉴了地理学的概念发展出诸如“在场”“不在场”“区域化”等空间概念。福柯基于个体生活和经验的微观视角,将空间、权力和知识联系在一起,并展示了三者以空间为中介的互动关系。部分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重新对空间的理论内涵展开进一步阐释,并思考空间在社会生活建构中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本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转向”的发起人与代表。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大卫哈维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围绕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对资本支配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机制进行思辨。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形塑了“空间、社会和历史”的三元本体论11,卡斯特以消费为视角讨论了城市空间12。上述新77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派的社会学家不仅进一步扩展了空间的内涵,还进一步延伸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空间理论视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为后续的城市研究和农村研究提供了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行动的重要理论支撑,并在空间的再造层面提供了启示。1.2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将空间理论引入农村治理研究,当前国内学者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空间的内涵和变化的认知。此类研究集中对乡村旅游空间、城中村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等空间类型及特征进行探讨,并依据空间生产与空间变化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韦俊峰等人构建“角色空间”的理论框架,分析非遗文化旅游开发,以及空间生产与角色实践相互作用下的关系构建13。王华等人阐释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的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形塑和构建的过程,并强调二者的互动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14。第二,部分学者对空间的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如张琦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重结构15。刘博认为村落的治理空间可划分为物理空间、实践空间和理念空间三大部分16。邓大才发现,中国山区农村共享的地理空间决定了其治理单元,建制村内部亚单元(自然村)之间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是否需要调整空间规模、下移治理单元,使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与治理空间保持一致并对称17。第三,也有一部分学者分析权力、资本以及社区介入引发的空间变化和关系重构。杨洁莹等人认为,市场资本的介入重构了乡村生产空间的主体,新的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18。吴莹分析“村改居”社区空间上的变化,并探讨公共空间自上而下建设的治理策略及逻辑19。众多学者通过实地研究解释了乡村空间内的社会关系,也对空间的生产与调整过程进行分析。总体来看,现有研究缺乏对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探索,更缺乏基于空间再造视角的实践分析。因循空间的研究逻辑,农村环境问题的生成归因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村域空间的渗透与扩散。乡村在宏观发展的层面呈现出现代化不足的缺陷,而在微观层面上又体现出过度现代化的特点。受现代社会发展中消费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文化浪潮所裹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环境文化观念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了变化。而环境治理正是对乡村空间内的实践内容、建筑景观布局以及文化观念等进行重构,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升级发展。依据社会空间理论,环境治理实质上引发的是乡村的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变革。其中,实践空间代表的是物质空间中的乡村景观建筑、人居环境,同时也包含了生产生活实践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互动。社会空间则体现了乡村内的社会关系,空间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对关系空间的构成,这其中既包含基于实践和治理行动的行动者网络,也体现了多重的互动关系。文化空间又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理念意义上的空间,涉及精神层面的空间表达与空间想象。文化空间既体现了物质空间的内容,也同时体现了文化观念、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如价值观念、村内文化活动、村规民约以及制度政策等。三种空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实践空间的生产会引发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变革与形塑;社会空间的建构对实践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积极发展有促进作用;文化空间的内容又恰似一种框架,对实践空间与社会空间有着约束力;实践空间和社会空间又依靠文化空间的表达,三者互相依存、互相重叠且彼此渗透。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环境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新型城乡发展关系模式下的现代宜居87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农村建设,村域空间会面临一系列的变革与调整。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一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空间框架性解释,如图 1 所示。图 1 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治理框架乡村实践空间的环境治理是一种内源性动力激发与提升的形式。在面源污染(化肥、农药污染,畜禽粪便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集中的农村地区,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乡村规划与基础设施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设计与升级。社会空间的环境治理即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在资本与国家权力介入后,人居环境治理必须面对多重社会关系的协调,特别是村民、外来主体和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协调,提升其治理参与的积极性。文化空间的治理意味着环境价值体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不但要提升村民主体的环保意识,更要融入个人生活的经验认知、农村社区的地方生活知识以及民约道德等。1.3 案例概况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笔者前期在东北 X 村的田野调查。X 村位于吉林省永吉县西阳镇西南部,是东北典型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村落下属 8 个自然屯,常住人口 703 户约 2 100人,整体建设空间开阔,村屯布局较为分散。2016 年之前,X 村被列为省级贫困村,特级贫困户约有 103 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X 村不仅通过成立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升级农村产业,发展了蔬菜棚膜、柞蚕和黑山猪等产业,并且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积极开展行动,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之所以选择 X 村作为案例,一方面是考虑到作为东北地区的典型农村,X 村在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尽管面临与同类村落相97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似的环境治理困局,但通过发展模式的改善与转型在生态环境与村容提升方面作出了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X 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层面均发生了诸多变化。基于此,本研究在农村环境治理的空间解释框架中,参考“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表象的空间”的辩证逻辑,分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空间表现以及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出应对策略。2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空间再造逻辑农村环境治理空间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的持续互动,也在微观上呈现出治理实践行动的生动运作,最终通过持续的环境治理再造乡村的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中,基于地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基本上会采用一种“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或者项目试点建设的方式,集中或分散建构具体的生态治理政策或技术,实现与中央或上级政府政策要求相符的治理绩效20。X 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正是采用了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镇政府先后根据国家、省级和县级制定的政策将治理内容以及任务进行分解,对于必须实施的硬性任务,镇政府会要求村内完成,并加大监管力度;而对于一些具有弹性的“软任务”,镇政府则会采取“选择性治理”的态度,以动员和宣传为主。基于此,以 X 村为案例,尝试应用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呈现环境治理进程中空间的再造与运行机制,即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塑过程。2.1 实践空间的标准化重构X 村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来,在村庄容貌规划建设方面,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大量拆除重建,使物理空间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布局改变。其中,传统的村居建设被拆除更替,庭院围墙采用统一的砖墙样式,并在墙面上彩绘一些红色主题内容,打造村内“文化墙”景观;传统的旱厕得到改造,政府统一更换并定期排污;村内清退了每户的“占地”,将每户的边沟更换成水泥混凝土的沟渠,并在外围种植树木花卉作为园艺美化;而村内的垃圾清理采用第三方收治模式,环保公司在村内定点设置垃圾箱,并进行定期清理。上述治理内容皆为硬性任务,关乎相关负责人的考核和问责,具有一定的压力性特点。X 村的空间布局和景观建筑形式通过集中的规划建设,经历了从不规则的多样化风格向标准化风格的转变。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农民的参与行动也体现出标准化的特点。在农村环境问题治理中,化肥农药、禽畜粪便和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实际上覆盖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与认知,这是一个持续的环保投入过程。在面对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压力式治理时,农村人居环境在初期大大改善了“脏乱差”现象,农民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依照整治要求进行环境行为约束和村容整改,实现了参与行动的标准化。村内除了垃圾的收治采用固定的第三方模式之外,其他治理内容如X 村的“七边整治”(城边、镇边、村边、路边、河湖边、林边、田边的空地清理和绿化)或者是秸秆和覆膜的清理,都必须依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弹性安排,既要选择在非农忙时进行,又只能采取号召和引导的形式。在此过程中,环境问题困境的消解有赖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和环保意识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不断形塑着农民新的生活习惯和农村社会结构,同时也受到现实社会空间的制约。08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2.2 社会空间的关系重塑乡村的社会空间内蕴着多重的社会关系结构,既隐含了权力、资本的争夺,也囊括地域内的社会交往。正如安迪卡麦尔所述:“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结构和支配与服从的实践行为,皆嵌入空间安排和关系之中。”21乡村的环境治理形式直接影响了社会空间中人地关系、干群关系和其他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同时也作用于地方秩序的重塑。自 2019 年开始,县财政在 X 村人居环境治理方面陆续投入资金约 540 万元,用于支持村内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村内修整了路面,更换了钢筋混凝土边沟,而且在村委的动员下,村民集体参与建设景观亭,并种植绿植与花卉带。在 2020 年,县政府通过项目招标,引入社会资本在西阳镇 X 村附近建设垃圾处理公司,为整个县域提供垃圾收治服务。垃圾的投放和回收使村民重新树立了分类意识,村内也会在村干部的呼吁下不定期组织清理,保证公共区域的整洁。在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下,对环境的破坏不仅增加了土地的脆弱性,更制约和阻碍了乡村的发展。因此,人居环境的治理在农村的社会空间中首先引发的是人地关系的变化。环境治理要求下的农业生产需要向生态化和现代化转型升级,如 X 村合作社发展的大棚蔬菜种植需要对农膜、农药及化肥等进行合理使用和无害化处理;柞蚕和黑猪的养殖环境必须达到健康标准,对粪污的处理也要达到环保要求。外部政策和内源动力的双重改变不但更改了生产模式,更改变了农民主体与自然生产的关系。其次,干群关系由于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再组织化变得更加紧密。在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中,许多弹性较强的“软任务”需要依靠基层干部的动员能力和领导能力,而村民的再组织化加强了干群联系。再次,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县域内推行的环境项目实践表明,在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中,外来主体的引入与村域空间内主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网络。而在生态生产与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间的联系得到丰富与加强,在提升公众参与度的同时,还在各主体间建立了信任、合作与依赖的关系。2.3 文化空间的价值重构文化空间是乡村重要的精神文化场域,体现着个体的价值观和整体的制度。受现代消费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浪潮的冲击,部分农民的环境行为表现出无序性和利己性的特点,传统的乡土文化逐渐式微,环境价值观念和乡村的公共性亟待重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活力,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特别强调提升农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空间的变化。首先,在环境价值体系的重构中,X 村率先填补了制度建设中的缝隙,通过对美好生态环境文化的宣传以及村规的重新树立对农民进行了环保教育。此外,在农业生产中,通过基层干部的监督和影响,规范了对化肥农药、农膜、禽畜饲料的使用,也规范了对固体垃圾和养殖污粪的无害化处理。种种清理行动和绿化建设的组织,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环境集体意识,也培养了正向的环境观念。其次,基于地方性的环境治理也重构了乡村环境空间的公共性。公共性的环境空间维度在实践场景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行政、社会和政治的外部格局;二是公共性与其他理性范畴的关系结构;三是公共性自身的技术、价值和形式的内部结构22。乡村公共空间的生态保护及宜居建设既体现了治理行政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博弈的交互,也体现了在治理技术和环境价值理念共同作用下的文化重构。在中国历史传18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统的乡土社会中,国家政权止于县一级,而宗族与地方精英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稳定。这种基于地方人情的治理,有学者称之为“基于私情的公共性”23,此种公共性产生自生活实践之中,对个体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近代以后,随着行政村的增多,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逐渐衰弱。而在现代化对乡村的巨大作用下,村落的集体意识和地方情感渐逝,因此在环境问题中反射出无序的行为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当前乡村生态的振兴需要社会力量的注入,环境政策的实施不断激发着乡村的发展能力和自治能力。X 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活动依赖于村“两委”的牵头和引导,不但在建设中修复了乡村的物理空间,更唤醒了乡风文明和集体意识。在村和离村的村民都积极参与治理行动,并发挥了村内手工艺者和德高望重者的积极作用。环境治理激活了乡村地域的文化资本,更唤起了村民主体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3 空间再造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困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工程,种种环境问题之间相互影响、层层叠加,因此整体的发展思路和科学的治理制度对提升治理效能至关重要。X 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积累了一些治理经验。村内定期组织村民和志愿者清理主要路段的生活垃圾,规范了垃圾倾倒点的设置;同时确保村内河道和水面的清洁卫生,对秸秆杂物及禽畜粪污进行及时处理,村庄整洁度得到有效提升。农村环境治理行动的再造和机制创新打造了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和传承性的乡村环境治理空间体系。然而,实际的整治规划高度要求设计的统一,治理流程不畅、环境理念阻滞、治理行动滞后制约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微观治理行动,限制了高效顺畅的环境治理空间的形成和维系。3.1 环境治理实践空间设计的前瞻性不足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间治理的“格式化”与治理资源的短缺。一方面,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对整体空间设计缺乏科学性与前瞻性。村庄风貌的提升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前期特别强调的重要内容。为有效改善农村建筑风貌,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X 村将原有住户的房屋院墙拆除,规划成一致的传统样貌,并在农户庭院门口种植果树,打造绿化带。统一设施的配备与村容建设使得物理空间的治理设计非常“格式化”,镇域内的村屯看上去“千村一面”。在改建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 X 村的物理景观建设中,拆除了家家户户的自建院围,使用了统一设计的院墙和彩绘,修建了一致的沟渠和绿化隔离带。标准格式化的设计在短期内达到了村容整齐的规划设计效果,完成了指标任务,感官上使人耳目一新。然而,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在编制村庄规划中要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X 村的重建规划既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也增加了拆建工程的难度;既没有考虑到空间的实际使用需求,也没有突出乡土特色和地方特点。另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资源在前期没有针对地方区域资源投入的“量”与“质”进行整体性评估,以至于在具体实践中遭遇了资源缺乏的“瓶颈性”限制,空间资源的输入有着较大缺口。首先,在资金供给方面 X 村的资金有限,不足以支持 8 个自然屯的人居环境整治,也难以维持后续的基础设施维护。其次,环境治理的人员配备不足。在基层,相关部门的人员配备不足且还需兼顾其他社会性事务和公共服务,不能集中精力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工作任务。此外,28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农村环境治理对于组织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缺口较大。一些基层工作者的学历、能力和环保意识不能完全胜任环境治理的复杂工作,而且缺乏相关的环境技术性人才,不能给予实践工作专业的分析指导。再次,农村的土地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和环保企业的建立。X村中唯一的公共健身设施和景观亭实为原住户门前私用地,因地势低洼易积水不能满足种植条件因此同意让出作为公共基础建设使用。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需基于一定量的公用土地征用,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与村民产生摩擦和矛盾。最后,社会组织在人居环境治理中处于缺位状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实际工作中必须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环保类社会组织在当前的农村地区非常缺乏,不能以柔性治理的角色完善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X 村所在的县域内社会组织的运行处于空缺状态,无论是对乡村的建设还是人居环境的综合整治,都不能发挥专业性协同治理的优势。乡村空间内的资源配套管理与土地空间权属实质上在环境治理中呈现弱耦合的现象,致使乡村空间的再组织利用面临一定的制约。3.2 农村空间文化体验性的缺位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表象的空间包含了使用者对空间的感受和觉知,即是一种体验性的空间。乡村环境实质上也包含了此类对空间的感知与体验,因此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也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融入乡村的地方性。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普遍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发展是乡村文化复兴、社会基础建设的入手点,也是提升人气、增强村民归属感的举措。然而,现阶段的环境治理忽视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与传统文化元素,不能有机结合地方的社会关系和乡村自治。一方面,环境治理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当前的地方技术研发滞后、可用技术较少、成本投入较大,容易造成村民的“破窗”心理以及应付性治理现象。恰似德赛图的理论描述,即空间使用者在实践中利用对空间的挪用策略来消极对待和抵制来自空间的创造和生成2493。此举实则忽略了村民主体对于空间的使用权和主体权,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乡村的组织管理和自治模式。另一方面,人居环境治理忽视了乡村的文化和村民的地方体验。乡村的文化资本是植根于这个地域的灵魂,任何模式下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村落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以 X 村为例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虽然有效完成了各项基础指标,但是在治理过程中没有考虑村庄的发展规律和资源禀赋等条件,不但容易丢失村庄的乡土性,更容易降低村民对乡村的记忆与情感。3.3 农村治理空间设计的“去在地化”农村环境治理的前期地方制度设计中,基本照搬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没有因地制宜地进行村庄治理规划。X 村地处东北,冬季寒冷,地势大多为平原,部分自然屯处于丘陵地带。因此,在人居环境治理的前期设计中,需要考量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然而,基层政府并没有在前期进行大量的调查,造成后期实践中多余基础设施的闲置。其一,主体间的责任划分不明晰,导致“建而无用,施工拖延”的现象经常出现,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其二,对治理技术的选择处理失当。在旱厕改革的过程中,整个县域内采用统一材质的厕所进行更换,由于没有考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导致在安装和后期维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三,对于环境治理企业建设的安排不够周全。由于治理技术的应用对用地条件和建设条件要求较高,在选38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村民主体的不解与反对,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4 空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优化路径欲有效治理农村环境空间引发的多重危机,需要摆脱当前“格式化”“公式化”等环境空间治理策略。应从现代乡村发展和乡村空间需求出发,将环境空间看作治理的场域与单元,从乡村地域空间再生产的基础入手,构建起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环境治理政策、文化价值构建和生活实践基础的空间样态,以激活与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4.1 村庄地域的“活化”:环境空间中内生性动力的激活乡村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综合体,其活力与动力直接来自农村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欲实现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与振兴,既要促进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也要同时夯实乡村的社会基础,激活其内生性动力。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加强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的修复。作为内在的重要动力,乡村组织和人才的作用非常重要。村“两委”在实际的环境治理工作中不但要积极地组织与动员,更要提升自身的环境知识,善于平衡多元利益的关系。此外,地方精英和人才的回归不但能黏合逐渐松弛的社会关系,而且可以为人居环境治理注入资源与技术,发挥其领导力与影响力。其次,村民和环境社会组织的主体性需要被激活。作为村域空间的基本单元,村民积极有序地参与环境治理意味着基层治理民主化及科学化的发展。当前的环境治理仍将村民的参与集中在治理的末端,没有体现其参与的主动性和对环境的前瞻意识。因此,对于村民参与的引导不仅要激发其能动性,更要将环境空间治理融入乡村的生活和教育。与此同时,村民的自然生态经验和环境利益诉求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现阶段环境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低,几乎所有的沟通与协商都需要依靠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大大增加了成本和时效。而在倡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乡村建设中,社会组织对原子化乡村主体的凝聚性可以分担协商中的繁重任务,增加治理的柔性。4.2 文化资本的“修复”:环境空间中乡村文明与记忆的唤醒乡村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更意味着在村与离村的人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村庄的生活领域承载着感性与觉知,也承载着记忆与体验。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渗透在观念、行为和自然关系的方方面面,多重交织的复杂联系形成了乡风与社会秩序。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但要修复传统的自然生产经验,更要唤醒集体记忆,促进乡村生态的发展。一方面,人地关系的修复应建立在生产方式之上,既要重新定义科学化的农业生产,也要通过乡村环境教育构建环境价值体系。环境治理不能永远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要从社会生活本身出发寻找地方经验,延续村庄的文化规范,将本是零散化的公共生活凝聚成有组织的、有意识的环境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乡村不仅仅是农业文明的展现,更是集体情感和文化的共同载体。在村庄的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是环境治理的着力点,也是增强村民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途径。因此,农村环境的改善总是要依赖于地方性的需求和自然的文化体验。人居环境整治是多元主体的参与过程,将地方经验融入治理内容不仅能够传承乡土文化,更可以建立共同的乡村情感。例如,农民本土化的农业知识能提升水资源和生态生产的治理效力;村庄的地域特点和生活习惯提供了村容美化的未来面向。美丽田园意向的建48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立,是乡愁产生的载体。无论在村与否,村民主体只有记得住“乡愁”,才能回归农村,用实际行动建设农村。4.3 制度的重构:环境空间中乡村治理秩序的确立环境空间的有效治理,需要确立一种良好的乡村治理秩序。环境治理秩序的构建源自制度规则和组织行动,这就要求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建立一个基于乡村空间的环境治理共同体。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场域应覆盖城市与乡村。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还涉及城市。比如秸秆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对食物的影响;垃圾围城的问题发展到垃圾围村等。因此,对于环境空间治理共同体的建立应保持边界的开放性。共同的环境建设行动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走向善治的保障,促进多方生态利益相关的主体联结在一起。在发挥党政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发挥市场和组织的积极作用,调动城乡之间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和公众主体等的协同性互动。其次,农村环境治理应重视主体性和复合型权威的建构,增强组织的认同度。在社会交往中,主体的行为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直接影响。人居环境治理行动面临着农民的主体性发挥不足的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主导性较强而村民的参与不足。鉴于此,村域环境空间的治理应基于信任、文化等情理因素,一方面促进乡贤组织复合型权威的生成,将治理内容和任务分工细化,增强治理的柔性;另一方面,农村的环境治理不能脱离村域内外资本的结合,应在综合发展的面向中进行有效自治。在项目制进入村庄后,环境的治理主要依托于外部资源的输入,在外部资源本地化的过程中,村庄的本源性和自主性都可能受到抑制。政府在主导治理的过程中,需避免市场和资源对于乡村本土资源的侵蚀和掠夺,在合适的环境下可以发展村内的环境治理资源与技术。最后,乡村空间的环境治理应合理增加社会管理的制度约束,为乡村空间的环境治理共同体提供秩序保障。目前在基层政府相应的文件中,针对具体环境治理项目的完成进度和程度进行了规划,并涉及相应的具体问责内容。然而,对于影响环境治理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行为并无相应的规定。因此,环境秩序还应通过组织的规范来形塑,在约束村民环境行为的同时,改善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困境。5 结语在国家自上而下逻辑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背景下,农村的实践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近年来的环境治理实践成效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无论是在面源污染、厕所改革,还是在村容提升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乡村的面貌也得到了更新。但相较于自下而上对乡村地域空间环境的要求而言,目前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存在着空间规划前瞻性不足、空间文化体验欠缺以及空间治理设计“去在地化”等问题。基于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与问题,以空间化的理论视角能更好地解释治理机制的阻滞因素,也能为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对 X 村的考察,结合空间治理逻辑重点提出了两个关注视角。第一,国家与地方之间在面对乡村环境空间的治理与规划时,可以依靠制度化的创新和地方性文化的修复进行新的空间治理诠释与框架的搭建。第二,村域空间的激活要在主体性建构和各层级社会关系的联结中实现,利用社会组织和复合型权威的能量增强环境行动的有序运作。只有将乡村环境空58 2023 年第 4 期政治学研究间视作一个治理单元,农民的生活空间与农村的文化空间被纳入环境治理实践的设计,村民才能更好地选择其生活方式,宜居宜业乡村建设才能得到更好推进,农村才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参考文献:1 汤玉权,姜修海.主体互动与关系联结:农村环境治理多元共治的运行逻辑与现实挑战 以鲁南 Y 村为个案J.中国农村研究,2021(1):119-137.2 朱海.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2):51-57.3 蒋培.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社会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9-57.4 唐国建,王辰光.回归生活: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 以陕西 Z 镇 5 个村庄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4-37.5 谢坚,杨力超.肮脏与洁净:环境卫生改善对贫困农民尊严的促进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4-73.6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 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 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3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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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图.“权宜之计”:使用与战术G/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8沈笛.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Spatial Reconstruction:The Practice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Habitat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SHEN Di(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Abstract:At present,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spatial system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t aims to establish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are inclusive and public,while also reconstructing the practice 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