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洪托夫二等字带-l_r-介音说不能成立.pdf

汉字汉语研究106汉字汉语研究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22 期）论雅洪托夫二等字带-l/r-介音说不能成立*庞 光 华（五邑大学文学院）提 要 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提出上古汉语的二等字带有-l-介音的观点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本文从十一个方面列举出证据论证了这个著名的音韵学观点不能成立。主要论证是：这个学术观点的逻辑不合音理；与联绵词的事实不合；与拟声拟态词不合；二等字多与一等字相通；二等字多与三等字相通；二等韵影母字从不与来母字相通；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音变规律不符合；与藏缅语言的音变规律不合；与古本音理论不合；藏语有复声母不能证明古汉语有复声母；汉藏关系词是借词不是同源词，汉藏民族之间自古有众多的文化交流。以上十一个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古汉语的二等韵不带有-l-介音或-r-介音。关键词 雅洪托夫 二等字 一等字 二等韵影母苏联学者雅洪托夫 1960 年发表了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一文，其中有：“二等字几乎任何时候都不以辅音 l 起首。”然后雅洪托夫（1986:43）说：“然而，当一些声母为 l 的字和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处在同一字族时，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在多数场合是二等字而不是一等字。声母为 l 的字可能是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的声旁；反之亦然，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也可能是声母为 l 的字的声旁。最后，同一个字既能表示声母为 l 的音节，又能表示声母为其他辅音的二等字。对一等字来说，同样声母为 l-的字就不存在这种关系。由此可见，上述例子不能推翻我们的下述见解：声母为 l-的字最初在写法上只能跟二等字有联系，而不能跟一等字发生关系。依我看，二等字既然像上面我所指出的那样同声母为 l 的字紧密相*本文蒙友生黄顺银细心校勘，特致感谢。2023 年第 2 期107联，那么它们当中应该有过介音 l，即它们的声母曾是复辅音 kl、pl、ml 等等。当然，这种复辅音的字在语音上曾经跟声母为 l-的字相当接近，这样这两类字才能进入同一字族。”以上是雅洪托夫关于二等字有介音 l 的基本观点。当然，雅洪托夫依据董同龢的 上古音韵表稿 的材料，提到了二等字的来母字有“冷、荦、醶”三个字，因此其指出的规律并非没有例外。雅洪托夫此文主要构拟的是 Cl-型的复声母（参看庞光华，2015:395-432）A。雅洪托夫的观点在汉语音韵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1999:66-73）全面介绍和接受雅洪托夫的观点，只是将-l-改为-r-。蒲立本的观点得到周法高（1984:27）的认同。李方桂（2015:23）采用其说，只是将-l-改为-r-B。其书“上古声母”一节为二等韵构拟了介音 r，全书所构拟的所有二等韵都有介音 r。郑张尚芳（2019:169-171）也承袭了雅洪托夫构拟的 l 介音，以及李方桂构拟的 r 介音。郑张尚芳本人更倾向于李方桂构拟的 r 介音，他认为李方桂将 l 介音改为 r，改得很高明。但是王力（2012:73-92；1987:20-28）的先秦音系中二等韵都没有 l/r 介音。郭锡良（2010:例言 4-5）承袭王先生的体系，二等韵的介音是 e，没有 r 介音。此外，音韵学名家高本汉（1997:552-554）、董同龢（1948:63-66）、陆志韦（1985:244-283）的上古音系都没有专门为二等韵构拟-l-介音。然而，按照我们的研究，雅洪托夫、蒲立本、周法高、李方桂的学术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具体详细论证如下。1.不合音理雅洪托夫（1986:45）说：“它们的声母曾是复辅音 kl、pl、ml 等等。当然，这种复辅音的字在语音上曾经跟声母为 l-的字相当接近，这样这两类字才能进入同一字族。”我们认为雅洪托夫的审音应该是错误的。即使真有复声母 kl、pl 等等，在语音上也是更加接近 l 前面的塞音声母，而不是流音声母。在语音上，塞音的音势要强于流音的 l，在音节中为强势音。在后世的语音演变中，也应该是 kl k-、pl p-发生音变。这也是一般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的共同的观点。而雅洪托夫主张 kl、pl更接近于l-，则其所构拟的复声母只会是kll-、pll-发生音变，这明显不合音理，因为清塞音要强于流音介音，只能是介音脱落，不会是清塞音脱落。我们认为凡是认定复声母 Cl，其中的 C 代表塞音声母，在音理上不能够与单辅A 雅洪托夫此文还构拟了 xm 的复声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笔者对晓母合口与明母相通的论述，参看庞光华（2015:395-432）。B另参看余永（1985：29-32）。但是周赛红（2004）对李方桂主张的r介音央化说有所批评，指出李方桂的这个构拟与全书的论述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所揭示的音变不合事实。李方桂的 r介音有央化作用不仅是使得声母央化，而且有使得主元音央化的功能。拙文不涉及主元音。汉字汉语研究108音 l 发生通假关系。例如，假设有复声母 kl 存在，那么 kl 复声母就不可能与单辅音的 l 发生通假关系。除非 kl 复声母已经分化为单辅音 l，才有可能与单辅音 l 发生通假关系。因为 kl 这样的塞音加上边音的复声母，从音理上看，p 或 t、k 之类的塞音是强势音，而处于介音位置的 l 是弱势的边音，是比较次要的音素，所以 kl 中的 k 在决定谐声关系或通假关系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 l。kl 与 l 在音理上则没有相通假或谐声的可能。这从音理上是完全可以下断言的。kl-和 k-应该也不能相通，因为复声母和单声母相差太大，从音理上没有通转的可能。音韵学家也没有证据表明 kl-和 k-可以相通转，西方历史语言学也没有二者可以通转的证据。我们对此还可以做一个音理上的推导：klang 与 kang、lang 这两个音比较起来，klang 在音理上更接近于 kang，而不是 lang；如果 klang 与 lang 之间可以有通假关系，那么 klang 与 kang 就更应该可以相通。这样一来，kang、lang 都可与 klang 相通转，因此 kang 与 lang 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相通。然而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坚决认为 kang 与 lang 之间不能相通。因此，klang 与 kang、lang 不能相通。这就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以复声母 kl-能够与单辅音 l-相通假或者相谐声的观点一定不能自圆其说。我们的这个观点将从根本上否定雅洪托夫提出的上古音的二等字都带有介音 l 的观点。因为雅洪托夫主张的上古音中的二等字都是带有 l 的复声母，是为了解释二等字多与来母字相通或相谐的问题。现在我们认为即使采用雅洪托夫的说法，认为上古音中的二等字是带 l 介音的复声母，也不能够与单辅音声母的 l 相通。因此，我们认为雅洪托夫的这个著名的观点实际上并不能成立。2.与联绵词的事实不合单辅音声母的字与复辅音声母的字（暂时假设上古汉语有复声母，并依照一般学者的构拟）不能够组合成双声联绵词。如果采取雅洪托夫（1986）或李方桂（2015）的观点，认为二等字有介音 l/r，那么有的明显是双声的联绵词，就不能成为双声关系了，如 上古就有的双声联绵词“绵蛮”。诗经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其中的“蛮”是二等字，按照雅洪托夫或李方桂的构拟，二者的声母关系就是 m与 ml/mr，这样“绵蛮”就不成为双声关系了。因此二等韵的“蛮”不可能是复声母ml-，否则就不能构成双声联绵词“绵蛮”。王国维（1984:223）:“又 释草：蕲茝，蘪芜，绵马羊齿。释木：木髦，柔英。释虫：蠓，蛾蠓。案：蘪芜、绵马以下，皆有小意。郭注云：蘪芜，叶小如蒌状。又云：绵马，草细叶罗生而毛，有似羊齿。是二者皆小草。草之小者曰蘪芜、曰绵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鸟之小者亦曰绵蛮（王国维小字注：毛传：绵蛮，小鸟貌）。殆皆微字之音转。释天小雨谓之霢霂，亦同语之转也。”王国维的语源学研究认为“绵蛮、绵马、蠛蠓、蘪芜、2023 年第 2 期109木髦”都是同源词，得意于“小”，都是“微”字的音转，三等字的“微”字绝不可能是ml-复声母，所以，“绵蛮”必然是明母的双声连绵词，因为其同源词“绵马、蠛蠓、糜芜、木髦”都是明母双声连绵词。黄侃（1983:171）曰：“霢霂犹绵蛮、蠛蠓也，草木又有蘪芜、绵马，皆有小意。”姜亮夫（2002:363-364）曰：“霢霂，字或作 霂，声转为溟濛，字亦作 溟沐、冥濛、靀靀，倒言之则曰 濛瀎，心性不开展曰 悯默，雨之小者曰 霢霂，虫之小者曰 蠛蠓，草之丛小者曰 覭髳，声转为 蔽芾、绵蛮，小人曰 嫇嫇，目不明曰 瞑瞑，其理亦通。”我们可以有明确的结论：二等字的“蛮”不会带有后置辅音 l/r。有学者认为：双声问题涉及介音问题，如果介音为韵母的部分，与声母没有关系，不存在一等与二等字构不构成双声问题了。我们认为在音韵学上的介音，一般是 j/i、u、y，一般是元音，只有-j-是半元音，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一般没有将 l/r 当作介音来处理的，而且与一般介音是元音或半元音的规律不合，因此，不应该将复声母的后辅音的 l/r 当作韵母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汉语的音节中，lu、ro 之类的音节不能成为韵母。我们可以通过通假字系联来进一步证明“蛮”的上古音不可能带有介音 l 或 r介音。在上古汉语中，“蛮”与“慢”古音相通。礼记 王制：“南方曰蛮。”孔疏引 风俗通：“蛮者，慢也。”尔雅 释地 邢昺疏引 风俗通 同。尚书 禹贡：“三百里蛮。”孔疏引王肃曰：“蛮，慢也。礼仪简慢。”这明显是用“慢”来音训“蛮”，说蛮人在礼仪上怠慢。现代汉语“野蛮”的“蛮”也是粗俗无礼义的意思。“蛮”与“曼”古音相通。左传 昭公十六年 的“戎蛮子”，公羊传 作“戎曼子”。二字明显是通假字。而“慢、曼”（以及曼声字）都是元部一等字，不可能带有 l 或 r 介音，因此与其有古音通假关系的“蛮”也不可能带有 l 或 r 介音，否则二者上古音不能通转。3.二等字的拟声拟态词诗经 小雅 车辖A：“间关车之辖兮，思娈季女逝兮。”毛传、郑笺都将“间关”看作联绵词，不分开来解释B。“间关”都是二等字，依据学者的解释，诗经“间关”是拟声词，是车轮转动和车辖摩擦发出的声音，不可能是klan这样的声音。汉书 王莽传：“间关至渐台。”颜师古注：“间关，犹言崎岖辗转也。”（王先谦，2008:6213）后汉书 荀彧传论：“间关以从曹氏。”李贤注：“间关，犹辗转也。”显然也都是以“间关”为双声联绵词，属于拟态词。作为拟声拟态词的“间关”，如果都构拟为复声母 kl-，A 以通行字引用，原文是“辖”的古字，太生僻。B 毛传、郑笺都将“间关”解释为车“设辖”。高文达（2001:185）解释为：“形容车轮转动和车辖摩擦发出的声音。”汉字汉语研究110显然与常识不符。唐朝大学者颜师古、李贤都称“间关”犹如“辗转”，而“辗转”不可能是复声母联绵词，“间关”也不会是复声母联绵词。又如，诗经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简”是二等字，这里的“简简”是拟声词，是奏鼓的声音，奏鼓之声怎么可能是 klan 这样的声音？只能是单辅音声母。4.二等字多与一等字相通我们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上古音中的二等韵不可能带有 l/r 这样的介音。因为在上古汉语中有大量的二等字与一等字发生通假关系或谐声关系，一等字显然是不带-l-介音的，而且那样的一等字往往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或谐声关系。这就证明那些二等字不可能是带有 l/r 介音的复声母。今举证如下：（1）“江”是见母二等字，有的学者构拟其声母是 kl/kr（罗杰瑞、梅祖麟还专门就“江”字进行过讨论）。然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江”肯定是从“工”得声。但同样从“工”得声的“功、攻、工、杠、红”等都是一等字，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而且“工”与“公”在上古音中相通（宗福邦等主编，2003:654），而一等字的“公”的上古音只能是 k-声母，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这就证明从“工”得声的二等字的“江”的上古音也没有 l/r 介音，否则其与大量一等字的谐声和通假关系就无法解释。（2）“惯”是二等字，而所从得声的“贯”以及“毌、遦”都是一等字。“贯、毌、遦”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 k-，不会带有 l/r 介音。这就证明“惯”也只能是单辅音声母，如果是 kr/kl 声母，那怎么会与那些一等字发生谐声关系呢？（3）“关”是见母二等字。墨子备城门：“方尚必为关籥守之。”孙诒让 墨子间诂 引苏时学称“关”为“管”之借，而“管”是一等字；又，在上古文献中“关”与一等字的“贯”相通。汉书 王嘉传 颜师古注：“关，贯也。”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称“关”假借为“贯”。如果“关”是复声母 kl/kr，那么它与单辅音的 k-怎能相通假？可见二等字“关”的上古音就是单声母，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4）“骇”是匣母开口二等字，而其声符“亥”是一等字，同声符的“该、赅、陔、荄”都是一等字，不会带有 l/r 介音。因此，二等的“骇”也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5）“喃”是二等字，其声符“南”是一等字，其上古音不会带有 l/r 介音。所以二等字“喃”的上古音也不会带有 l/r 介音。（6）“呱、孤、觚”都是从“瓜”得声而为模韵合口一等字，而其声符“瓜”是二等字；同样从“瓜”得声的“胍”等字也是二等字。（7）“项”是二等字，其声符“工”却是一等字；如果“项”带有 l/r 介音，那么为什么会用没有 l/r 介音的“工”为声符？2023 年第 2 期111（8）“核、骸”是二等字，声符“亥”是一等字。（9）“蝈”是二等字，声符“国”是一等字。（10）“聝、馘”是二等字，声符“或”是一等字。（11）“泓”是二等字，声符“弘”是一等字。（12）“宏、弘”是二等字，声符“厷”是一等字。（13）“橙”是二等字，声符“登”是一等字。（14）“弸”是二等字，声符“朋”是一等字。（15）“噌”是二等字，声符“曾”是一等字。（16）“虓”是二等字，声符“虎”是一等字。（17）“包”声字多为二等字，但从“包”得声的“袍、抱”是幽部一等字。（18）“嗃”是二等字，声符“高”是一等字。（19）“握、渥、龌、喔、幄”都是二等字，声符“屋”是一等字。（20）“蒿”是一等字，而“嚆”是二等字。（21）“瞠”是二等字，声符“堂”是一等字。（22）“坑、阬”是二等字，声符“亢”是一等字。（23）“皇、黄”是一等字，而同声符的“横、锽”是二等字。（24）“斓”是二等字，同声符的“澜、蘭、攔、阑、欄”是一等字。（25）“譠”是二等字，同声符的“檀、壇”是一等字。类例众多，不再详举。我们的方法就是用二等字和一等字相通相谐的材料来证明二等字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因为那些一等字的上古音没有 l/r 介音。一切二等字带有 l/r 介音的构拟尽同此破。5.二等字多与三等字相通二等字还多与三等字谐声，而三等字被公认为没有介音 l 或 r，这就证明二等字也没有 l 或 r 介音，否则二者难以相通。举证如下：（1）“”是二等字，声符“寺”是三等字。（2）“坳”是二等字，声符“幼”是三等字。（3）“包”声字多为幽部二等字，但从“包”得声的“枹”是幽部三等字。（4）“硗、硗”是二等字，而“趬”是三等字，二者声符相同。（5）“樂”（音樂）为二等字，而“藥、鑠”为三等字。（6）“枨”为二等字，而声符“长”为三等字。（7）“崴”为二等字，而声符“威”为三等字。（8）“祎”为二等字，而声符“韦”为三等字。汉字汉语研究112（9）“黫”为二等字，而声符“垔”为三等字，“堙、禋、歅”等都是三等字。因此，这些谐声字材料表明二等字不会带有 l 或 r 介音。复声母与单声母不可能相通假。6.二等影母字不与来母相通在二等字中有一定数量的影母字，如果按照雅洪托夫的构拟，二等字有-l-介音，由于影母是零声母或带有喉塞音声母，这样的声母如果带有-l-介音，那么是很容易与来母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的，则二等影母字必然会出现与来母字相通的现象，但事实是二等影母字从不与来母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没有例外。这一现象表明二等影母字绝没有带 l 介音。二等影母字举例如下：（1）坳（於交反）；（2）（於角反）；（3）泓（乌宏反）；（4）握、渥、龌、喔、幄都是二等影母字（於角反）；（5）哑；（6）鸦、雅；（7）窊；（8）雘（乌郭反）；（9）祎（於离反）；（10）崴（乙乖反）；（11）殷（乌闲反）；（12）黫；（13）；（14）晏；（15）绾。这些二等影母字都与来母字不发生谐声或通假关系。因此，这种现象也表明二等字不可能带有 l 或 r 介音。否则，二等影母字应该与来母字发生谐声或通假关系，但事实上，完全没有。7.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在西方历史语言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据能够证明上古汉语不可能有 Cl-型的复辅音声母。我们这里举英文为例。因为我们发现在英语史上，凡是 Cl-型的复辅音声母从来没有分化演变为单辅音声母，从古到今都是复辅音声母。因此，我国一些音韵学者拟测的复声母向单声母演变的音变类型在英语史上根本不存在。我们现在从西方语言词汇的历史音变来仔细地考察一些具体的例子。如 1.kleptomania（偷窃狂）一词有极其古老的来源，根据权威的 钱伯斯语源学辞典（2002:567），其音变的过程是原始印欧语 klep-希腊语 klptein、拉丁语 clepere、哥特语 hlifan、hliftus 新拉丁语 kleptomania 英语 kleptomania。可见其复辅音声母从来没有消失或单辅音化，其中的-l-始终存在，直到现在的英语；2.据同书同页，美国俗语 klutz（笨人、傻瓜）一词的渊源是中古高地德语，其复声母 kl-在其辗转相借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没有简化成单辅音 k 或 l。我们发现英语中 kl-开头的单词，凡是有古老词源可考的，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特别的音变，从古到今大抵如此。而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坚决主张上古时代的复声母 kl-无一例外地简化为单辅音声母 k-,这与西方语源学不合。再如，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主张上古汉语的 gl-型复声母的演变趋势是无一例2023 年第 2 期113外地简化为单声母 l-，失去前面的浊塞音（因为他们的审音认为浊音的强度较弱，所以容易脱落）。我们认为这与西方的历史音韵学完全不符。根据 钱伯斯语源学辞典（2002:434-438）的考察和研究，英语中大量的以 gl-开头的词语，从远古到现在其复辅音类型基本未变，如 glad、glade、glamour、glance、gland、glare、glass、glaze、gleam、glee、glen、glint、glory，例子非常多，其复辅音声母从来没有分化为 g 或 l，或简化为任何单辅音。类似的英语中的 Cl-型复声母的词汇在语源学上也是复声母，而没有分化为单辅音声母。再举几种类型。Pl-型复声母：placard,placate,place,placebo,placenta,placer,placid,placket,plagiarism,plague,plaice,plain,plaint,plaintiff,plaintive,plait,plan,plane,planet,plant,plantain,plash,plasma。类例极多，从古到今都是复辅音声母pl-，从来没有发生过向单辅音声母演化的音变。Sl-型 复 声 母：slack,slag,slake,slalom,slam,slander,slang,slant,slap,slate,slash,slat,slate,slather,slattem,slaughter,slick,sleep,slay,slave,slaver。类例极多，从古到今都是复辅音声母 sl-，从来没有发生过向单辅音声母演化的音变，s 或 l 都没有消失。Bl-型复声母：blast,blatant,blaze,blazon,bleach,bleak,blear,bleat,bleed,blemish,blench,blend,bless,blight,blimp,blind,blink,blip,bliss,blister,blizzard,bloat,bloc,blond,blood。类例尚多，这些词的 bl-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失落 b-或 l-，始终是复辅音声母。再如，古汉语复声母派的学者构拟了 sk-这样的复声母，并说到中古分化为 s-和 k-这样的单辅音。但是，英语中由复声母 sk-构成的词语非常多，从古到今始终没有分化为 s-和 k-这样的单辅音声母，而且 sk-中的 s 从来没有失落，一直都要发音，例如skald,skate,skein,skeleton,skeptic,sketch,skid,skiff,skill,skillet,skim,skimp,skin,skink,skip,skipper 等，其例甚多，自古以来都是复声母 sk-，并没有单辅音化。另外，英文、法文从来都没有 ml-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学者构拟汉语上古音有ml-这个类型的复辅音（如“蛮”字），也得不到西方语言的印证。笔者从 钱伯斯语源学辞典 中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证，表明汉语复声母派学者所构拟的复辅音类型的演变规律与西方语源学不合，不能得到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支持。奇怪的是古汉语复辅音派学者往往有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背景。这种现象不是发人深省吗？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复辅音派学者口中的西方历史语言学只是一个幌子，与他们构拟的古汉语复声母及其演变规律根本毫无关系。如果古汉语真的有复辅音声母，那么绝不可能在现代汉语的众多方言中消失得毫无踪迹，一定会有残余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宁可相信古汉语从来就没有过复辅音声母。依据 钱伯斯语源学辞典 所提供的学者构拟的原始日耳曼语的音系没有复辅音声母出现。该书还有原始的印欧语音系，也没有复辅音声母出现。西方学者很明汉字汉语研究114确认为原始日耳曼语音系和原始印欧语音系中都没有复辅音声母。因此，复辅音声母不是原始语言的普遍形态。8.民族语言学材料的证据龚煌城（2004：183-212）对r和l在藏缅语族中作为介音成分的现象多有论述。李方桂院士在 上古音研究 中构拟二等介音 r 也许与他对藏语的研究有关，因为在藏语中作为复辅音声母的后置辅音的 r 确实有卷舌化的功能。孙宏开（1982）指出：“藏语中的融合情况是：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 r 结合成的复辅音在现代口语中大部分变读为卷舌塞擦音。”不过孙宏开同文也指出，在缅甸语中“舌根辅音和后置辅音 l、r、j 结合时，融合为舌面音”。其也多有举证。也就是说介音 r 不仅有卷舌化的功能，也有舌面化的功能。而且从孙宏开此文来看，在藏缅语中复辅音中的后置辅音 r 也没有导致其前面的塞音脱落的功能，而是与前面的塞音融合为塞擦音。据马学良（2003:118）称，藏语的 Cr-型复辅音“后来都趋于简化。到现代藏语各方言，大部分变作了卷舌音或舌面音”A。李方桂（2015:23）也说：“因此我们可以说介音 r 有一种中央化的作用 centraliazation。”李方桂还指出 r 介音有使声母卷舌化的作用，这与其研究藏语的音变应该有关系。汪大年（2008:183-185）首先阐述了古代缅甸语有复声母的后置辅音 r、l、j，然后说：“从第一种写法中，可以看到，碑文时期的后置辅音 l 到后来变成了 r 或 j，而碑文时期，r、l 音是不分的，两个音可以互相通转。”在中古缅甸语时期，“碑文时期的后置辅音 l 变成腭音 j。舌根软腭音 kj、khj 有些已进一步变成舌面硬腭音。而在四译馆时期的后置辅音 l 与双唇音或鼻辅音结合的音节中，都变成了上腭音 j。四译馆时期，后置辅音-r 仍然保留了碑文时期的（后期）特点，发成颤音 r（省略其例）。从上列例子可以看出，后置辅音 r、l，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化的步骤是：从 r、l 分化后变成 r、l、j，后来流音 l 消失，剩下 r、j。后来颤音 r 又消失，只剩下 j。最后 j 颚化，变成。在现代标准化话仰光话中已经没有后置辅音 r、l 的踪迹。”这一段论述揭示了古代缅甸语的后置辅音l或r在消失后会留下j介音，影响前面的辅音发生颚化音变，而不是简单的消失。我们认为在汉语语音史上没有出现过藏缅诸语言这样的音变。第一，古汉语的二等字固然后来有与三等韵合流的现象，但也有很多与一等韵合流而不发生颚化音变的现象，从来没有产生过舌面介音-j-，这就与藏缅语族的音变规律不合，因此，藏缅语族的历史音变与汉语的历史音变的规律并不一致。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二等韵与三等韵合流发生得较晚。即使认可上古汉语的二等韵有-l-介音，在AR.L.Trask（2002:62）也论述到了在瑞典语中，r 有卷舌化的功能。2023 年第 2 期115魏晋以前已经完全消失，但是直到宋时代的二三等韵都还没有合流，这就说明-l-介音消失后的一千年的时间中二等韵都没有 j 介音。这个时间差至为重要。所以，在假设的-l/r-消失后，并没有很快产生 j 介音，而是在千年以后部分二等韵才产生 j 介音，从而与三等韵合流。因此，古代汉语中的二等韵与三等韵合流绝对与假设的上古汉语的 l 介音的消失毫无关系。这就说明古汉语二等韵的颚化音变与缅甸语中的音变没有共同性，不能以藏缅语族的历史音变来类推古汉语的历史音变。藏语中 Cr-型复辅音声母的演变并不是简单地脱落一个声母，将复声母演化为单声母，而是使得前面的塞音声母发生卷舌化或舌面化的音变。因此，民族语言学的证据也可以否定音韵学者所假设的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演变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汉语语音史上的声母颚化运动，早期见组字颚化是*k+j/ii，后期的精组颚化也是*ts+j/ii，因为介音导致声母颚化。现代晋语如太原话，声母颚化扩散到帮组、端组字，其实就是增加介音 j 的过程，如德韵一等字帮母“北”读 pi，端母“德”读 ti 等，还有官话中见组二等字如“家街”现代声母都是*kii，都是增加介音 j。我们认为介音既对声母发生影响，也对韵母发生影响，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声母的颚化音变当然是-j-介音造成的，也是声母的一种弱化音变。由于太原音系有舌根塞音颚化的倾向，不仅产生了二等开口见系字的颚化音变，而且带动了一等韵的唇塞音声母字“北、百、柏、伯”、唇鼻音声母的“墨、默、陌、麦、脉”、舌尖塞音声母的“得、德、的”都产生-i-介音。再联系到其他洪音字也有主元音细音化的倾向，我们可以基本上推断晋中方言的主元音有细音化音变的倾向，这是晋中方言片区的语音特征。这样的音变是汉语语音史上相当晚期的现象，而且主要是在北方方言区发生，很可能首先发生在晋中方言区，后来扩散到其他地区，南方扩展到达了江淮地区，如合肥方言和扬州方言（文读）。考其原因，可能是明朝中后期以后到清朝，来自晋中地区的晋商将生意扩展到北京、山东、合肥、扬州、武汉等地，大批富有的晋商进入这些地区，从而将晋中片区方言（包括太原方言）的语音扩散到了这些地区；或者是首先扩散到北京，再作为官话从北京扩散到其他地区。太原方言的见组开口二等字如“家嫁佳夹假贾甲稼架驾价掐恰虾瞎霞狭匣辖下夏鸦鸭压牙芽涯雅哑亚街”，全部都已经发生了颚化音变，读舌面塞擦音声母。这些见系开口二等字很可能随着晋商的生意发展而扩散到北京方言、济南方言、西安方言、太原方言、武汉方言、成都方言、合肥方言、扬州方言（文读）A等方言区中。这些地区的见系开口二等字都是读A 扬州方言（文读）、双峰方言（文读）、长沙方言（文读）、苏州方言（文读）的见系开口二等字也发生了颚化音变，这些音变可能发生得更晚，是受到官话影响的结果，时代可能要晚到二十世纪，与晋中方言和北京方言的二等开口见系字的颚化音变不是一个时代层次。汉字汉语研究116为舌面塞擦音，发生了颚化音变。从以上各方言的音系比较来看，太原方言等所在地晋中应该是最早发生见系开口二等韵颚化音变的方言区。而晋中方言的这个音变趋势是方言自身的韵母细音化音变的结果，才导致声母颚化，这与是否有后置辅音-l/r-没有任何关系。9.与黄侃古本音理论不合二等韵带-l/r-介音的观点也与黄侃古本韵的理论不合。刘师培（2014:5212-5213）：“实考古音二等，广韵 四等。一与四者，古音之本，其二与三，本音变也。”黄侃（2006:155）：“顾其理有暗与古会，则其所谓一等音，由今验之，皆古本音也。此等韵巧妙处，其他则缤纷连结，不可猝理。”因此，按照黄侃的古本音理论，二等韵是从一等韵分化出来的，三等韵是从四等韵分化出来的。而一等韵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因此从一等韵分化出的变韵二等韵当然不可能带有 l/r 介音。从二等韵的演变来看，在唐宋以后的方言中很多与一等韵合流，也有很多与三等韵合流，这显然只是与各方言发音习惯的洪细有关，绝对与 l/r 介音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即使按照复声母派学者的观点，一切复辅音声母在魏晋时代已经完全消失，复辅音声母是上古音的现象，在中古音时代已经毫无踪迹。而且依据学术界最近的研究，上古汉语根本就没有过复辅音声母。1 0.藏缅语族有复声母不能证明古汉语有复声母藏缅语族的众多语言和方言中都有复辅音声母，这不但不能证明汉语上古音有复辅音，恰好证明汉语自远古以来就没有复辅音。我的逻辑是：藏缅语族的很多语言都有复辅音声母，现在依然有很多复辅音声母，可以参看马学良（2003）、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编写组（1991）、孙宏开等（2007）、黄布凡（1992）、欧阳觉亚、孙宏开、黄行（2017），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所收的藏缅语族的各书等等A。如果汉语曾经与藏缅语族同源，那么汉语必然同藏缅语族一样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会有方言保留复辅音声母，不可能在众多的汉语方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藏缅语族的复辅音声母也是从古到今一直保留着的，虽有增减，但没有消失。为什么藏缅语族都能数千年一直保留复辅音声母，而有众多方言的汉语偏偏完全没有复声母的踪影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汉语自远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复声母。汉语有的方言是保留了上古音的一些特征，例如闽方言、湘方言、吴方言、晋方A 以上文献仅为举例，相关藏缅语族的文献极多。2023 年第 2 期117言、粤方言等，但都没有复声母。因此，无论汉藏语是否同源，藏缅语族有复声母都不能作为汉语上古音有复声母的证据。至于不能依据所谓的汉藏同源词对音来研究和构拟上古汉语的音系，我在 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 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有详尽的论证。如果有学者拿出诸如汉语的“量”和藏语 gras/bgra 数字/计数，格曼语 ku量、计量，博嘎尔语 ru 量、计量，相比对，这是毫无道理的。汉藏语之间的关系词只能是借词，而且所有借词都会在借入时要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特征而发生变异，不能机械地对应。虽然现代藏缅语族有些方言已经失去了复辅音声母，但是很多方言依然保留复辅音，并没有像汉语各大方言一样消失得毫无踪影。因此，不能依据部分藏缅语失落了复辅音，而推论现代汉语各大方言没有复辅音声母是语言发展的结果。事实上，汉语的上古音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几乎都有保留，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例如：上古音声母 现代汉语某些方言声母晓母 x x匣母 见母 k k溪母 kh kh群母 g g疑母 端母 t t透母 th th定母 d/dh d/dh尼母 n n帮母 p p滂 ph ph並 b/bh b/bh明 m m影母 精母 ts ts清母 tsh tsh从母 dz/dzh dz/dzh心母 s s邪母 z z汉字汉语研究118书母 禅母 闽方言的知组声母要读为端组，这就是上古音的保留，为学者所公认。上古汉语的复声母怎么会在现代汉语的众多方言中都没有保留，毫无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上古汉语根本不存在复辅音声母。我在 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 之外，再补充一些可以参考的材料。李方桂（王启龙、邓小咏译，马学良审订，1994）有一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今引录如下：比如说，傣语有一种声调系统与汉语的非常相像。那该说什么呢？说它们有联系，因为它们有同类的声调系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比较发达吗？人们会说：“噢，这种相似一定有某种原因。所以它们可能从根本上是相互有联系的语言。”而别的人又会反驳说：“哎，这种语音变化在任何古语里都会产生。它们并不表示任何明确的、根本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其中没有一种确定无疑。如果你研究傣语就知道，傣语声调系统与汉语的声调系统非常相似。同样，苗瑶语声调系统同傣语，还有汉语等非常相近。另外，像藏语这样的语言就有非常不同的声调系统不同于汉语，不同于傣语，也不同于苗瑶语。但是人们认为：“藏语与汉语是发生学上的关系。”反而认为“苗瑶语和傣语与汉语之间没有系属关系”等等。这些观点，大多是想方设法根据这一种观念形成的：什么种类的相似点可构成某种发生学关系。可见，要确定两种语言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要有多方面的证据，不能根据一些语言现象上的相似就轻易判断两种语言同源。瞿霭堂、劲松（2016:5-6）指出了确定汉藏语同源的五大困难：“研究汉藏语言语族层级同源关系产生的困难是由于：1.语言结构系统差异大；2.同源词数量少；3.确定同源词和借词困难；4.同源词语音对应规律的判断缺乏规则性和严密性；5.记载语言发生期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关系的文献少。”这几个质疑应该是比较尖锐和正确的，我完全赞成。同文“三、汉藏语言联盟”还称汉语和藏语是语言联盟关系，不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观点非常鲜明：“根据上文的探索和对同源的理解，汉语和藏缅语族的语法结构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完全不属于同一类语言。简单来说，汉语属于孤立语，藏缅语族属于粘着语。按照单一分化起源的理论，汉藏共同语必定属于这两类语言中的一种。如果是孤立语，就得证明藏缅语族是如何从孤立语演变成粘着语的；如果是粘着语，就得证明汉语是如何从粘着语演变成孤立语的。南岛语言和南亚语言是多音节的粘着语，汉语是单音节孤立语，三系一体观点还得证明华澳语系共同语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是粘着语还是孤立语。多音节变成单音节和粘着语变成孤立语容易说得通，反过来就无法设想。必然的结果是：三个语系的2023 年第 2 期119语言互有同源词，语言结构又如此不同，它们的原始共同语只能是多音节的粘着语。持谱系分类单一分化论的人都在努力证明，只是成果了了，缺乏严密的论证和事实根据，没有说服力。”A同文又称：“我们的语言联盟框架包括藏缅语族，实际上不承认汉藏语系的存在。”瞿霭堂等前些年的理论文章就已经对汉藏语是否同源的问题提出过质疑，认为确定汉藏语是否同源比确定印欧语语系要困难很多，并在方法和原则上做过一些论述，当然那时还没有明确否定汉藏语同源（可以参看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二“系属篇”中的三篇论文 汉藏语言历史研究的新课程 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 汉藏语言的关系研究）。魏建功（1996:279）称：“过去的汉学先生讲究不用单文孤证。如今只凭了比较同语族语的时兴，单举一二例来比附，是危险的！”这真是学者态度。李荣（1984:5）在 1983 年的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至于汉藏语的比较，现在还处在 貌合神离 的阶段，看着藏文有点儿像，就凑上了。目前，汉藏语的研究还在起步时期，我们不能过分苛求。要依据汉藏语的比较来研究上古音，现在恐怕为时尚早。”李荣先生的态度是科学的。朱德熙（2001）所举的动物的分类与演化的例子对于汉藏语学者也有参考作用。朱先生曰：“有的生物学家指出，鸟类和哺乳动物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共同的特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二者有直接的共同祖先，这种共同点不过是器官或功能在演化过程中的 趋同现象（convergency）。例如蝙蝠的翼手和鸟类的翅膀在构造、形状和飞行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并没有人因此推断鸟类和蝙蝠有共同的祖先。”朱先生的质疑十分有力。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1999:102）在论述日语中的一些基本词和南方诸语言之间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的问题时认为：“日语和南方诸语言比较的时候，太相似的反而可能是借词，这一点必须充分予以考虑。”他还举例说，英语中的 face 和法语中的 face 当然有对应关系，但这不是英语和法语都共同保留了远古印欧语的原始形态，而是英语从较古的法语中借入了 face 一词，这是一种借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