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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思文学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思考和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应运而生。这是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反思、本质、人性、未来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之前的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反思文学思潮”是新时期的第二股文学思潮。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而且题材上大大扩展，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 反思文学的定义及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与伤痕文学相比较，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其作品大都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所以说反思文学的概念可以理解成反思小说，与同时期出现的伤痕文学，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反思文学在“伤痕”思潮的基础上，对动乱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进一步反思的文学思潮。代表作《邢老汉与狗的故事》、《芙蓉镜》、《漏斗户主》反思文学则不停留于十年浩劫给人们带来的伤痕上，而是开始对当代生活的悲剧性进行回顾和思考，其主体是一批“复出作家”，这些作家对“伤痕”进行了进一步深思，挖掘了造成伤痕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从“伤痕”思潮的悲剧，伤感的感性认识开始向较为理性的挖掘过渡。伤痕文学是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否定，其创作主体多为青年知青作家，这些作家在悲剧感伤的基调下回顾十年动乱的精神上和肉体上带来的创痛，其意义在于伤痕文学作品的批判与揭露的社会意义。反思文学则不停留于十年浩劫给人们带来的伤痕上，而是开始对当代生活的悲剧性进行回顾和思考，其主体是一批“复出作家”，这些作家对“伤痕”进行了进一步深思，挖掘了造成伤痕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从“伤痕”思潮的悲剧，伤感的感性认识开始向较为理性的挖掘过渡。体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士诚）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二、反思文学兴起的的背景
1、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随着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逐步纠正，一批复出的作家把眼光着眼于未来，文学事实是独立的，缺乏过程性，不具有历史时间性的境遇特征和历史文化性的情致 特征，它更多地表示着一个历史之在的空间事物性，所以文学事实不是构成文学史的基 本单元。构成文学史基本单元的是具有具体时空属性的文学事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也体现者国家的政治、政策，把脱不了一些学者认为‘文学是政治的附属’。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取代。国家领导层对这场‘革命’很快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文革’被广泛的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并且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的结束对于民族、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怀着乐观主义想象的人们对于历史时刻的概括是‘新时期’，这个原本在政治层面提出来的概念，在文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时期出现的反思文学无疑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浓重的一笔。
2、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新时期意识，核心是“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与过去年代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的道路，另一则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展开了全国性的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解放的命题，早在1977年，国家陆续为文艺界从50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和迫害的作家，受到错误批评的作品“落实政策”。反思文学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类型的概括，也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思文学这类文学潮流的产生对于当时情况的描述是相当有效的，间接地参与了文学的走向与秩序的制约。反思文学的创作只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
三、反思文学的内容
一类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是依据一个时代的特性而出现，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描写以社会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苦难故事”，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本身不具备反思能力，因而理性“反思”色彩较淡薄，故事成为小说的中心，作家的反思主要通过离奇的故事情节来展开，这些苦难故事揭示了历史事实的某些真相。以知识分子和干部为主角的落难故事，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受难中依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无法克服的矛盾性。
1、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如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这篇小说以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陆文婷、傅家杰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为内容，运用时空错位的意识流手法，展现女主人公一心埋头事业，长期超负荷运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作品中描绘了陆文婷作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从二十四岁进医院，由于文革耽误了晋级，到四十二岁却仍然是一名住院医生，工资五十六块半，一家四口人仍然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中。主人公在生活的重负下，仍然对工作充满责任心，然而残酷的生活现状终于使她不负重荷，在陆文婷连续完成了三个手术后，这个平时被院长视为"身强力壮"的医生，终于因心肌梗塞而昏倒。
2、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表现“友情”的《驼铃》和表现“爱情”的《如意》等。汪雷的中篇小说《女俘》被认为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事实上，军人身份，战争环境，其实是作家们有意虚托的背景，作家真正的用意，是人性的张扬，借助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的阶级仇恨，作家表现了人性的巨大力量和情感要求的不可扼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两位女性：一个是国民党的机要军官，敌人，俘虏；一个是革命战士，是押送女俘的军人。在这一点上她们是绝对对立，无法通融的，但她们有共同的“人”的身份，这就是“母亲”。当“我”把女俘当做一个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和她们纯粹的母子之情时，逐渐手软心慈，滋生了强烈的同情之心，这是一种人性的认同和感化。而且最后，正是女俘及时的通报才使昏倒在途中的“我”得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得知经过时，“热泪涌上我的眼眶，但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骄傲与感激的泪。”在这里，“感激”的是人的良心，“骄傲”的是人性最终超越和战胜了一切。
3、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春天的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主题非常集中和简单，对于爱情的理解，集中在一句话上，即是“等待着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对于爱情的标准也较单一，就是要求感情上的交流，事业、情趣和爱好上的吻合一致。“我”的丈夫徒有其表，对艺术对生活缺乏应有的敏感和热情，这是我大为失望的原因，也是“我”爱情失落的根据，心灵痛苦的根源，小说又以“我”的母亲青年时代的爱情经历，通过《契诃夫小说集》和签有赠言的笔记本两件信物，来表达“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信念。在《春天的童话》里，“我”直率地袒露了自己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叙述了自己因对爱情的不断追求、更新而造成的婚姻变故，同样也表现了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家人中引起纷纷议论，以及“我”的内心压力和苦恼。比起《爱》来，它明显更为富于血肉，对爱情的展现与思考要更加沉重，尤其是小说结尾，“我”的偶像和精神支柱何净所暴露出来的软弱、虚伪、欺骗和卑鄙使“我”在吃惊中失望于人世的可怕，人心之难测。它已不单单是简单的对爱情的呼唤，而渗入了更多的沉重的思考。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她”对庸俗不堪的丈夫充满了厌倦与痛恨，在这种无聊的生活环境中，她幻化自己理想中的偶像，唤醒童年时纯真爱情的记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两相对照，表现了新一代青年对真挚、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但最终，这个偶像坍塌了，梦中的“他”原来近在眼前，“他”同自己的丈夫同流合污，早已失去对往日幻想中的美好，“她”因之震动，并在无可奈何之中，开始正视生活，扑向丈夫的怀抱中。在这里，作家对个人的追求和社会环境做了更加觉察的理解，向我们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
4、讴歌人的生命力量，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在这类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而且也是最成功的是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这部充满激情与诗意的作品，堪称一代人精神历程的再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三人称的“他”，在作品中，“他”没有确切的名字，“他”是一个当过红卫兵，曾经为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动而徒步奔行于黄土高原，并横渡黄河的少年；是一个在新疆额尔齐斯河的雪水中与牧人共饮烈酒，酒来后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粗哑，带着他们那样的声调”，自己的步态“也开始像他们那样威风地摇晃” 、变野了” 的知青；是一个宁愿冒着失去北京户口的危险，放弃稳妥却无聊的职业而全力为成为一名“文地理”究生而拼搏的汉语专业毕业生。小说描述他为了理想跋涉几千里考察北方的几大河流，这实际上是对过往青春的追忆及对当下青春、生命的挑战与求证。
5、思考生存价值，这部分作品有两类内容：一是“右派小说”，作家立足于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如张贤亮的《灵与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等。二是“知青小说”，知青作家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近年来，一些知青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描写当这群往日的知青人到中年时的生活状态，如叶辛的《孽债》，梁晓声的《年轮》《泯灭》《雪城》等，这些作品拓展了知青小说的题材范围，探讨了“知青运动” 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即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十几年的生活轨迹，而且在精神上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造成了下一代人的心灵创伤。这些作品的出现重新使人们关注“知青”的生活，但它们与前期的知青小说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显然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些理论者称之为“后知青小说”。
虽然反思文学流行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但那时的中国仍有不少封建残余思想，所以反对封建思想仍是必须和必要的。不同的是，此时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并不仅仅停留在封建思想给国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上，还有文革在国民精神上留下的阴影。继伤痕文学后，社会上掀起了强劲的反思思潮，出项了大量以知青下放、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反思小说，反思文革十年给人们精神带来的巨大伤害。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声音：“没有这十年，我会是什么样子”。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都是以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反思，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还有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韩少功的《希望茅草地》、张炜的的《古船》等更是深入到文化——国民性视角，在继启蒙文学之后，对国民灵魂进行又一次的深刻解读。在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上，反思文学对启蒙文学可谓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体现了中国文学精神的一种责任。
四、反思文学的艺术特征
1、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
“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予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几十年悲剧何其多，而如今黑暗终于散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心理在这批作家的每篇“反思”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不管前面对历史灾难的叙述有多么的压抑。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种作品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怀天下或为民请命的英雄，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居多。这样，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知识分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如茹志鹃的《剪接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等，虽然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反思主题与前一种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作为一种叙述立场的选择也很难说是完全自觉的，但它们毕竟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也为文革后文学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开拓的空间。
2、“反思文学”的创作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
“反思文学”的创作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其中张一弓创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以上作品对文革中种种事件表现的深刻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伤痕小说”，但它仍局限于将人仅仅放在政治层面思考。这种情况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出现了变化，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