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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大碗茶》有感
王腾紫竹院局
这是一个简单，但不凡的真实故事。
平时我很喜欢看电影，影院上映的各种科幻、英雄主义大片都绝不放过。看这部电影是经过一个61年出生的老师傅介绍的，他说他虽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但《大碗茶》的故事真真的发生在他身边。他生活在前门大栅栏，胡同口那个吆喝“两分钱一碗”的大叔给还是孩童的他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个穿着白衬衫挥汗如雨的，站在一群返乡青年中的大叔就是李盛奇，一个合格的好党员。
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知青返乡，北京城仿佛一下子多了许多朝气，然而这朝气却遗憾的没有用武之地——百万知青返乡，大批中学生毕业，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知青们游手好闲，花销也是伸手向父母，这对于在外吃苦多年的他们来说也是极为苦恼，有的知青甚至结伴来到街道办事处讨说法，这让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伤透了脑筋。这时王主任找到了李盛奇——街道办事处干部，让他暂时掉到知青办去，带着知青们自谋生路。这史无前例的差事谁都知道不好办，李盛奇心里也觉得十分难办，但本着优秀党员的觉悟，本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毅然决然的挑起这担子。
李盛奇抓住前门大栅栏人流量大、外地人多的特点，带领知青们大刀阔斧的支起茶摊。这茶摊虽然支了起来，但没有合法手续也无法正常营业。在那个年代，遍地全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哪有容身之地，为了给孩子们一份工作、一份收入，李盛奇为此是大费周章，终于，在改革开放好的政策支持下，办下了宝贵的营业执照。合法身份来之不易，紧接着就是原料问题，各个茶厂茶店都只针对国有企业销售茶叶，集体企业需要指标。这无疑是又给了李盛奇当头一棒，茶摊哪能没有了茶叶啊。此时，知青们虽是一腔热血，但正是这“一腔热血”也给李盛奇惹出不少麻烦，倒卖杂货被没收了营业执照，意见不一打架进了局子""但是看着知青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看着知青们卖力在茶摊吆喝的热情，李盛奇没有犹豫，他没有给自己退路，他辞去了街道办事处“铁饭碗”的工作，各个部门的跑，各个单位的求，终于还是解决了各种问题。他向知青们承诺，只要一起努力，他保证知青们吃饱穿暖，挣得比谁都多。
李盛奇带领着知青们把茶摊开了起来，从茶摊到服务社，再到后来的老舍茶馆，这里成了知青们的家。李盛奇教会了这些所谓的“没人疼”的孩子们如何去工作、如何去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教会了他们如何自力更生、如何相信党和政府。
看完电影，我查了相关资料，前门大栅栏确有此人——尹盛喜。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尹盛喜没有安于享乐，他挑起了解决知青就业的担子，相应国家号召，艰苦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带领着年轻人走在了前头。
电影语言朴实，故事简单，却很不平凡。当我看着电影结尾处真实的、发展为金碧辉煌的老舍茶馆的情景时，我内心澎湃，我们都要时时做到为人民服务，争做这样的好党员。
第二篇：观有感观有感1010409班
101040916
赵丹
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上网查了一些和此电影相关的一些背景，和作者的相关消息.话说影片《田禹治》是根据古典英雄小说《田禹治传》改编而成的，而《田禹治传》在韩国的影响力仅次于《洪吉东传》。小说《田禹治传》中的田禹治是专门帮助穷苦百姓，惩罚贪官污吏的英雄。而于洪吉童不同的是，田禹治不仅仅是默默的帮助百姓，而且还会想尽办法惩罚恶人，他用的办法就是道术。与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不同，他有一种骨子里的叛逆。导演崔东勋说，田禹治虽然是英雄，但他的标签页可以打上是反社会的，因此他的个性是很有魅力的。崔东勋导演把这样一个特殊的英雄，从500年前的朝鲜时代穿越到了2009年的现代社会，把韩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在21世纪的背景下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富有魅力的英雄形象。之前很多影视作品中大家看了很多关于洪吉童、一枝梅等的作品，今天大家可以看一次从未看过的田禹治的英雄形象。
比起韩国这部影片，难免会让我们想到一些相似的电影，比如说国外的，等等，都是一些英雄挽救人民的故事，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在，都很符合大众的心理，也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种类似的影片，而与其它不同的是，这部片子运用了一种道术，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拿我们国家的文化来看这部电影，不由让我想到在古代社会，百姓都很崇尚迷信，也有道观之说.但是此影片不只是很简单的道术，而是将功夫和道术运用在了一起，又吸引了那些喜欢看武打片的观众.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我也比较喜欢期中穿插的一小段的爱情故事，很多的人相信人有轮回这一说发，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电影看多了，难免会把自己有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再说我们毕竟是佛教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就算是国家现在再怎么的说要相信科学之类的，难免也会有点小小的迷信.最近我也看了一部韩国的电视剧，叫做里面讲的也是一部经历穿越的爱情故事，收视率比较的高，我想韩国人是不是也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剧情呢。
当人们看多了古代片，也看多了现代片，穿越的电影和电视剧也就是从这几年开始流行的吧，大众喜欢的就是最好了.接着我就具体讲讲影片吧.田禹治则有“道术”，以治心为基础的道术可以说装载着东洋固有的哲学，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题材，也很符合韩国人的情节，就像是在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把刀变成花、采云飞翔、遁甲术的运用等，在韩国，大家至少会知道个一二。影片《田禹治》中的道士们表演的就是土生土长的道术。他们灵活地运用遁甲术或复制术、穿越时空的移动术、自由隐藏的隐身术、可以看千里之外的千里眼、可以知道对方心事的读心术等，这些各种神奇的道术中还融入了东方武术等。这样的一个独特素材，很是吸引观众的.
但是这部影片在特效上和好莱坞的大片是不能比较的，毕竟没有好莱坞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如果可以将故事很好的好和特效相结合，，不让特效面喧宾夺主也是很好的，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原著，但是像这种穿越的剧情却是很让我喜欢的.
《田禹治》在剧情上峰回路转，特效场面的配合又是井井有条，只要剧情能够过硬，特效的有些疲软也是可以原谅的。中国导演应该要学习这一类影片，别国导演的长处和优点也是值得借鉴的，好莱坞并非完全是一家独大，只要本国导演能够拍出精彩纷呈的电影，相信本国观众更乐意去影院捧场自己国人拍的电影.
最后，如果由这部电影我反过来思考一下我们国家的电影事业，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比较喜欢观看这类英雄拯救世界的这类电影，但是我国出的几乎就是没有，要么就是古代英雄那种很长很长的电视剧，看久了难免让人乏味，要么出的那些电影就是感情片，我们国家从古到今有那么多的英雄，比如说什么黄飞鸿啊，李小龙之类的，其实我们自己国家可以好好运用这些人物，然后写一部好的剧本，拍一部好的电影，让世人大吃一惊，改变那种，我们去电影院都不愿意看中国拍摄的电影这种现状.
就想韩国这部电影一样，我们或许没有多的资金，也没有好的技术，我们却可以有一个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想法去弥补那些没有的.对于民众来说，一个好剧本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我们可以放开思想，把大家关心的，喜欢的，全部都融入进去，最好是有那种能体现国家特色的，更能吸引到本民族和国外的喜爱.
最后，我想说《田禹治》特效做的不错，演员也还行，帅哥“悟空”降妖除魔，穿越搞笑与林秀晶林妹妹谈情说爱，够娱乐。手机远程念咒，搞笑细节创意，分身降妖，特效似曾相识却又很惊喜。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优加娱乐作品.我比较喜欢.
第三篇：观有感观《向中国人脱帽致敬》话剧有感
在一次留学生中，主人公遇到了教授的刁难。他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多么尴尬，在思维敏捷的情况下，他凭着他那爱国情怀使教授向他脱帽致敬，自己依靠自己聪明才智及爱国情怀感动教授。
观完《向中国人脱帽致敬》话剧有感，使我心潮澎湃情思横溢，热爱祖国情怀油然而发、观看后受到感染、熏陶爱国，爱我祖国的种子播入我心田。
其中一位教授的话使我震撼。“你是来自台湾中国的，还是来自北京中国的。”
而学生愤怒却不失冷静的说道。“教授先生，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常识。”可见这位教授是多么的刁钻、古怪啊。学生回答的明显有些偏激。及时这些个问题已经被解决，可是未必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从此可见，以前中国被欺凌的历史存在西方国家深深的脑海里。为什么詹天佑在国外功臣名就之际，却选择在国内艰难局面回归祖国。为什么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之物，却奔向祖国。为什么钱学森夫妇在经过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回归祖国怀抱的坚强意志。因为‐‐祖国在我们心中。
举一个例子说吧。一个中国人去印度旅游，印度人看见中国人第一反应认为他是日本人，第二反应是韩国人，第三反应才是中国人。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当时一个中国刚一解放，无地位，要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也许你会说我们还小没有能力去保护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好好学习为国家争光。
看完话剧后我总结出了一句话。“因为‐‐祖国在我心中。”
第四篇：观烈士陵园有感观烈士陵园有感
为了深入学习党史，加强党性锻炼，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党员，我们预备党员参观了常州烈士陵园。这次的活动意义很大，对我们永远跟党走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刚到目的地，那里的庄严肃穆就深深的感染了我，我们说话的声音和脚步都不约而同的轻了起来，似乎不想打扰这些英雄烈士。一进入烈士陵园，映在眼前的便是“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的雕像。一见到他们，心中就涌起莫名的感动。深深鞠一个躬，没有任何言语能够表达我那时内心的汹涌澎湃。在祭奠“常州三杰”后，我们看到的是烈士陵墓，碑上镶刻着齿轮麦穗图案，象征着工农联盟；碑身正面，“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光芒耀眼；这些题词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在参观完革命史纪念馆后，我带着钦佩的心情来到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革命烈士纪念馆中，不仅看见了烈士的照片，而且看见了他们的雕像，那些雕像惟妙惟肖，让人感觉烈士重生了。在馆中，我见到了烈士们曾经使用过的旧时代的生活用品，看看他们那黑白的世界，再看看自己身边那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突然觉得好惭愧。通过对大量史实的了解，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是革命先烈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富强。而我却不知道好好珍惜，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在享受生活上，而不是用在刻苦学习上。我就在那一刻，在心中宣誓，要珍惜生活，要学习烈士们那种“流血流汗不流泪”的精神，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我想我永远会将宣誓的话铭记在心，时时提醒自己，改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立志成人。
这次参观烈士陵园，不仅仅让我了解了很多的历史事迹，也让我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自豪心和自尊心，这有助于树立我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烈士陵园中不仅仅是有着烈士墓碑，它还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同时也弘扬着中华民族烈士们勇于奉献、勇于斗争的精神。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努力进取、为祖国的建设积极贡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把爱岗敬业和艰苦奋斗精神贯穿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强化奉献意识，努力创造辉煌业绩。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一定要以先辈们为榜样，勇挑重担，展望未来，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五篇：观猴有感观猴有感
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XX省XX县区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XX县区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XX县区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
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关于母系社会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五龙口猕猴群中我们发现，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据匡书明老人介绍，从来未发现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与竞争猴王的拼杀。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前提。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在搏击厮杀的强力时代，是根本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而在家庭中，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制，曾经出现过母系家庭形式。他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6]母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二是确定财产继承关系。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继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上，超出这个范围来使用母系就“不大恰当”了。他批评巴霍芬[7]说：“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8]可见，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内，认为只是一种“家庭形式”，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发现，即便在母权制时代，担任部落首领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说：“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9]因而，在“母权制”时代，妇女并未承担部落的管理责任。所以，认为母系社会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过去，在传统生物学课程中学到的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而动物则没有，动物只是靠条件反射来作出反应，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条件反射和第二条件反射理论。也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1]等。通过对猕猴群的观察，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过去人们以为公猴争夺王位与争夺交配权是一回儿事。但实际上，争夺交配权是在猴群发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为，而争夺猴王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属于“政治行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理需求，体现出公猴的思维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在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以上事例说明，猕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只是我们人类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思维能力大小、思维层次高低的差别，而不是有无的差别。很多高级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比较高的思维能力，甚至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一些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12]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而人则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点思考。如果能给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一些启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正本清源，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则吾愿足矣。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5]《史记·管晏列传》。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巴霍芬（johannjakob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权论》一书中，论证群婚制和母权制的存在，以及从群婚制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Иван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年），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出人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信号系统，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产生直接反映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符号反映功能。
[1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18岁进入柏拉图学园求学。公元前343年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系统总结了古希腊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修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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