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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家的衰亡，生活的艰难，设备的简陋，这些都无法挡住对音乐的痴迷和对知识的渴求。无限热爱祖国、曾把大床当舞台、从黑夜唱到黎明的音乐教授周小燕，是我们的楷模。从她的奋斗经历中我们应当能体会到现在学习的乐趣，生活的幸福。
“夜莺”周小燕
我88岁了，已是个跨世纪的老人了。我这人很少回忆，总是在想着今天我教哪几个学生，明天的课该怎么上，脑子里总是满满的。教授生涯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体力、心力，即使有两个生命也是不够用的。
在美国时，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我：“你一生也吃了不少苦，你从法国回来后悔过吗？”我理直气壮地说：“不后悔。这是我的祖国，我出力了，我不后悔；我不出力，才会后悔！”
我在抗日战争时离开祖国去巴黎留学，至今想来仍有一种歉疚感。我没出多少力，但祖国给予我的荣誉、桂冠实在太多了，对我来说总有一种“收支不平衡”的感觉。要使它平衡，只有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努力地培养声乐人才。
把大床当舞台
由于对音乐痴迷，我变得很贪婪。我学过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管、班卓、曼陀林、夏威夷吉他、西班牙吉他等，还学了不少民族乐器，琵琶名家张萍舟就是我的琵琶老师，我能弹《梅花三弄》等曲目。
外国有声电影为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刺激性的乐趣。这些大多是歌舞片的有声电影一上映，我看完片子，拿到歌片就能哼唱。我们几个孩子学着电影排练即兴创作的戏。我们把房间的大床当舞台，又唱又跳。以后又看了新歌舞片，灵感突生，又排演新剧目。父母发现后，笑嘻嘻地说：“干吗关起门来演，演给我们大家看看嘛！”这一下，我们把剧场从大床移到了大客厅，靠窗口放了两张桌子当舞台，还排好了观众座位，用红纸头做了入场券分发给大人。以后每到周末的公演，吸引了左邻右舍，每次都有老老少少几十个观众光临，有的还早早来抢占位子。
我唱歌的才华就是那时候被发现的。台下观众中有一位父亲的朋友说:“这小姑娘嗓子怪好听的，干吗不把她送到上海学唱歌啊？”我听了感到好奇：“唱歌还用学，不是一张嘴就能唱嘛！”
后来父亲真让我在18岁那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专学声乐。由于从小父亲常叫我在众人前自弹自唱，所以我从不怯场，到哪儿演，都像当年在家里的小舞台上演给父母看那样放松自在。
从黑夜唱到黎明
我常常会想起那些在我最困难无助时帮助过我的人。在巴黎，我以《蝴蝶夫人》中《晴朗的一天》一曲考进了巴黎师范学校，大家都爱称我“小蝴蝶”。后来我遇到音专的校友李献敏和她的丈夫齐尔品先生，转学到齐尔品父亲尼古拉在巴黎开办的俄罗斯音乐学院，在那里我解决了发声技术上的困难。不久巴黎沦陷，我们姐弟也跟着一个波兰籍向导（犹太血统）一起逃往德国南部，想从那儿转道回国，但已走不掉了，我们被德军用牲口车装回巴黎。我后来只好回到俄罗斯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此后，中法之间音讯断绝，父亲无法寄钱给我，幸亏得到法国华侨的资助借贷，得以勉力维持生活和学业。直到欧战结束，我主演了齐尔品作曲、萧子升写词的清唱剧《蚌壳》，一举获得成功。
当我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开了音乐会，得到了好评时，就有人说：“她大概是日本人吧！”似乎中国是出不了歌唱家的。我听到外国人嘲笑说“你们中国好比是汽车上的备胎”，我肺都气炸了。我明白，中国要不独立解放，繁荣富强，靠个人奋斗没有用！
1946年到1947年，我在法国、英国、卢森堡、德国、捷克、波兰等国举行了音乐会之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我留在国外定居，但我从来没想过不回中国，我拒绝了，不愿意在他国当“白华”。1947年我回到祖国，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白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我热血沸腾，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等学生会的邀请，一次次参加筹粮募捐义演。演完后，交通大学给我送了一面旗，上面写着“唱破阴死的天”。复旦大学还送我一面烫金字的旗子“从黑夜唱到黎明”。
解放后，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声乐教授，先后兼任声乐系主任和副院长职务。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我演唱了阿萨比耶夫的《夜莺》：“我的夜莺小夜莺，歌声明亮的小夜莺，你往何处飞翔？整夜你在何处歌唱？”这首歌被拍摄成电影，成为我花腔女高音的代表作。回首往事，多少事想做，而做成的事又很少。我这一生多么想排出一部能在世界艺林中站住脚的歌剧，我做梦都在排中国歌剧。人生苦短甜更短，一切都会过去，惟有永恒的艺术和我的命运结伴而行，我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摘自《夜莺的咏叹》（周玉明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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