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者简介：任保平（），男，陕西凤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转型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通信作者：李培伟（），男，福建上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任保平，李培伟（南京大学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摘 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黄河流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发展使命，即加快推进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涵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发展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遵循，是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悲观论”和“代价论”的中国式创新，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要求。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前提和保障。基于“条件 过程 结果”三维分析框架，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包含治理目标、治理模式、治理动能和治理效能 个维度。黄河流域治理模式的核心是流域协同治理，包含主体协同、利益协同、市场协同、生态协同、社会协同、文化协同和基础设施协同。现代化治理体系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推进路径为形成流域现代化发展理念、构建流域多维支撑体系、建设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并联式流域现代化。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现代化治理体系；黄河流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引用格式：任保平，李培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人民黄河，（）：，（，；，）：，“”“”，“”，“”，：；年 月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对“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战略思路的系统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第 卷第 期 人 民 黄 河 ，年 月 ，求”。可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黄河流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发展使命，即加快推进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涵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耦合协调需要以现代化治理体系作为前提与保障，以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黄河流域自然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耦合优化，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从而成为大江大河流域大协同、大保护和大治理的示范区、引领区，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杆。耦合协调的核心逻辑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黄河流域是我国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年底黄河流域人口总量占全国的，占全国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问题，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是最大的弱项。从生态资源环境层面来看，黄河流域在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且能源资源密集、生态资源丰富。但是，生态脆弱、水害灾严重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是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实现动态均衡的最大约束，如 年，黄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人均的、长江流域人均的，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却高于，对流域水循环系统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水资源的有效循环是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与人工生态平衡相统一的基础条件。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碳达峰碳中和层面来看，经济社会系统的碳排放和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将两大系统紧密联系起来，使得两大系统复合成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征的生态经济系统。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全国碳排放密度变化情况如图 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图 可知：一方面，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全国的碳排放密度均呈现下降趋势，趋势向好。另一方面，流域间、黄河流域内的碳排放密度存在较大差异。该时段黄河流域及其中上游地区碳排放密度明显高于长江流域和全国的，尤其是黄河上游地区的碳排放密度年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倍、长江流域的 倍，说明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污染、高排放和高耗能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应充分重视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均衡。在经济社会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同时，不仅应将生态环境代价作为发展成本，而且应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目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必然会成为我国其他流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模板和经验借鉴，有必要从经济学原理的层面进一步阐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核心逻辑，以说明生态经济系统动态均衡的理论机理。注：碳排放密度当期碳排放量 当期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参照 排放因子法，活动变量为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的当期消费量。图 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全国碳排放密度变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基本可以概括为，人们必须尊重自然并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既要求经济得到发展，又要求注重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传统发展理念相比，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下，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法则，通过意识主导、制度支撑、系统推进、全面实现等 个阶段来全面发展绿色生产力，减小经济发展代价、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成为黄河流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要求，即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体系为保障，以生态保护为约束，以社会和谐为目标，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加快形成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流域新发展格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曲线）倒 形线常被用来表示环境污染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见图）。图 中国式、西方发达国家和生态不可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传统 曲线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为模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串联式现代化路径。实践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转折点往往超过生态阈值，即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已经无法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平衡状态，只能依靠经济系统的环境管制、治理、修复来遏制生态退化。如此反复，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出现生态不可逆 曲线所示的发展路径，环境退化水平逐渐趋近于生态退化极值。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是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悲观论”和“代价论”的中国式创新。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见图 中中国式 曲线）。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核心是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并联式现代化为根本发展路径，构建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经济社会系统干预调节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系统，将环境转折点（碳达峰点）有效控制在生态阈值之下，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跨越碳中和点，实现黄河流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实现协调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实现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对立统一，不断通过涨落达到有序，不断实现量变和质变的交替，逐次地向更高层次的耦合系统优化。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依赖路径是会聚式的循环层次增加，即逐次向更高循环层次、更复杂的非线性生态经济系统跃迁。而这本质上要求在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现代化治理能力，通过他组织运动来正确认识和有效运用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寻求发展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相统一的动态均衡，形成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同可持续增加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黄河流域向更高发展质量的新稳定态进化，打造具有良性循环发展特色的流域新发展格局。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三位一体的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必然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关键前提和解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耦合协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是实现流域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涉及 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大要素。黄河流域治理体系因发展的特殊性而应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基于“条件 过程 结果”三维分析框架，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包含治理目标、治理模式、治理动能和治理效能 个维度。治理目标明晰治理目标，才能进一步确定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成和发展方向。黄河流域治理目标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文明经济效益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黄河流域的治理基础表明，流域的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文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文明是指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实现先进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生产力的现代化改造，完成技术保持先进、制度趋于合理、资源效率较高和实现低碳经济的现代化转型，持续提高经济效益水平，持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进入中国式 曲线的下坡区段。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生态文明生态效益是生态要素观的体现，生态文明是生态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财富观的体现，生态财富的形成以生态要素的形成为基础，因此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是生态效益实现最大化。生态要素观认为，一方面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竞争性使用，因此需要市场价格调节，使得生态价值得以产生和体现；另一方面生态资源具有内生性，水、自然环境、空气等天然物质要素或第二自然要素均是生产要素，属于生产函数变量组中的关键变量，重视环境污染改善、降低资源消耗等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形成绿色生产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同最大化。生态财富也就在生态资源成为生态要素、提升生态效益的过程孕育而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观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文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文明的内涵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 个维度，一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化水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体现在身体健康、科学教育、思想道德和精神财富等方面的有效提升；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参考系下，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化水平体现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对于民生发展相对滞后的黄河流域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流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维度。现阶段，黄河流域共同富裕的治理目标主要包括：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提高，区域间、城乡的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个标准。效益共同最大化的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从系统演化理论角度看，生态系统本质上是自组织系统，可以在自然规律下的正负反馈机制中实现自我演化优化过程，而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客观出现的人工系统或他组织系统。那么，在这三大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生态系统会逐渐向他组织方向演进，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在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会逐渐向自组织方向演进。因此，实现系统动态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大系统内和系统间的自组织、他组织的统一。在该动态均衡下，发展成本可以实现最小化，发展净收益可以实现最大化，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模式在黄河流域治理目标下，治理模式的核心是“流域协同治理”，主要包含主体协同、利益协同、市场协同、生态协同、社会协同、文化协同和基础设施协同 个维度。主体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构建“政府 市场 社会”三位一体的黄河流域治理主体格局，充分发挥政府规制、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看，政府可以维持公平与秩序，市场可以提供效率与效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成为流域治理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但是，“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可能会同时出现，从而使问题失控，系统将处于无序化状态。此时，社会参与就成为“第三只手”。在制度、道德和文化的约束与激励下，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成为黄河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第三主体，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发挥互补作用和长尾效应，进一步推动流域治理现代化。利益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构建“利益协商 利益补偿 利益共享”三位一体的黄河流域利益协同机制，形成“流域式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格局。利益协商是基础、利益补偿是过程、利益共享是结果。利益协商机制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打破传统利益分割界限，加强利益分配协商合作，形成“流域利益最大化、利益分配更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即以黄河下游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利益和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来补偿上中游加强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同时又以上中游生态保护所形成的生态利益回馈下游，形成流域利益共享机制。市场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黄河流域统一大市场”，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流域市场协同机制。黄河流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需要以有为政府为前提，基于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社会信用制度和司法监管制度，破除流域内、流域间影响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障有效市场可以充分整合流域要素集，在流域内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提高发展效益水平。黄河流域统一大市场形成后，流域市场主体可以发挥治理作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交易成本可以显著下降。生态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一体化的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机制，形成统一监管、统一保护和统一规划的生态治理原则。一方面，生态保护区往往横跨多个省份，省际边界成为生态保护统一治理的障碍；另一方面，废气、废水等污染物存在由上游向下游的流动趋势，各省份的环境监管和环境规制也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会受到省际边界的影响而失去效能。因此，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由黄河流域九省（区）共同建立统一的流域生态保护行政组织，赋予其一定的生态保护立法权、监管权、司法权和规划权，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的治理格局。社会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黄河流域社会协同机制，形成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参与治理的新模式。黄河流域在社会发展基础层面最大的优势是社会动员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社会资本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参与、合作、互动和组织的能力，是与人的现代化直接相关的资本要素。而要把社会资本引入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则需要构建制度，保证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可以多层次参与治理事务，发挥基层治理的长尾效应，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无法解决的社会复杂性、差异化和个性化问题。文化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在以黄河文化为主体、流域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原则下，深入挖掘流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培育现代化治理的内在精神动力。文化既是现代化发展要素，又是有效的非正式约束。因此，一方面黄河流域文化协同要求构建具有流域本土特色、现代化特征的文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经济带和文化旅游带；另一方面要求文化成为现代化治理过程中的有效非正式约束，利用先进文化的内生精神动力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即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由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转变，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黄河流域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增强的积极作用。基础设施协同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应在遵循多维性、系统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的建设原则下，构建“传统基础设施全面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合理布局”的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格局。如数字基础建设促进了数字通信产业发展，提升了流域系统间的信息传递效能，系统愈加稳定、更具有韧性。可见，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形成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但黄河流域要避免数字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缓慢的问题。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的总体思路是，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规制为引领，统一规划、系统布局、集约高效、经济绿色和动态更新。治理动能黄河流域协同治理模式的推进需要培育治理新动能，以全面赋能流域协同治理，加快流域治理目标的实现。新动能主要包括有效的治理技术、完善的治理制度、合理的治理组织和良好的国际合作等 个方面。治理技术动能黄河流域治理技术动能分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层面，硬技术层面是指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流域治理，软技术层面包含通过政策制定、文化的道德约束等提高治理效能。其中：硬技术是流域协同治理的根本，主要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黄河流域生态质量、污染水平等的实时监控、有效分析和智能决策等，同时也可以打破流域省份间的信息交流壁垒，推动信息实时共享和分工协作机制的建立等；软技术是流域协同治理的保障，是为了防止硬技术的“异化”效应，抵消负面影响，实现人文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主要包括人文技术、管理技术等。治理制度动能黄河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黄河流域协同治理模式的推进需要完善的治理制度予以保障、约束和激励。一方面，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包括行政制度、产权制度、绿色税制、社会参与和监督制度等。制度中最权威、最有力和最具有长期效应的是法律，但其只能反映黄河流域存在性而无法反映流域发展性，而非正式制度即良好的道德和文化基础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保证流域治理制度体系的存在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实现流域治理“经济人”“道德人”和“文化人”的统一。治理组织动能黄河流域治理组织动能的形成包括政府内部、各级政府间、地方政府间、治理主体间、统一流域行政组织的五维组织变革。政府间的组织变革既包括纵向的层级数量日渐减少，也包括横向的部门壁垒日趋瓦解，整体组织结构向网格化发展。黄河流域治理主体间的组织变革要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参与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数字政府 灵活市场 智慧社会”的新型治理组织结构，这是技术支撑流域治理的直接体现。统一黄河流域行政组织的形成要求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流域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主体的参与下，共同选举并形成唯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行政组织，赋予其较大的立法权、监管权、司法权和规划权，全面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国际合作动能从地理位置上看，黄河流域地处“一带一路”陆路的重要地带，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通道；从治理体系上看，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又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由此，客观决定了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推进需要开放发展赋能，核心是以内需为导向推动流域内循环市场的发展，进而推动流域外循环市场的嵌入，充分引入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农牧产业、现代化能源产业等，再逐渐从比较优势向质量、技术、品牌等竞争优势转变，最终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模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形成黄河流域双循环发展格局。治理效能治理效能是对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结果评价，是流域治理活动成效的衡量标准。根据流域治理效能的现实评价，及时调整流域治理模式和治理动能，是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自组织和他组织、发展性和稳定性相统一的表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黄河流域治理效能应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测量的客观中立的指标，即构建黄河流域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即对国家治理进行评估与测量。在国际层面上，影响较大的是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包括言论与问责、政府稳定和不存在暴力、政府效率、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 个方面，其他还有联合国的“人文治理指标”“民主治理测评体系”及经合组织的 项目（梅塔戈拉项目）等。在国内层面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后，国内智库和研究机构开始尝试建立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发展指数、北京大学的中国治理评估等，而较为全面的是南开大学的国家治理监测指数，包含政府、市场、社会 个方面共 个指标。鉴于黄河流域发展的特殊性和基于上述“条件过程 结果”的三维分析，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治理目标为理论基础进行建构，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个维度。其中：经济效益包括经济规模、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经济创新、经济开放和数字经济 个指标；社会效益包括健康水平、教育水平、文化繁荣、脱贫攻坚、公共服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 个指标；生态效益包括水资源、能源安全、防洪安全、绿化水平、空气质量、生态保护、环境质量 个指标。现代化治理体系下耦合协调的推进路径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研究思路出发，有必要对黄流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作出实践逻辑上的进一步阐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上升至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从而实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形成黄河流域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向和发展行动，具有根本性、指导性和长远性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下，黄河流域首先需要形成生态财富理念和物质财富理念。生态财富理念要求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物质财富理念要求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这就要求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系统协同推进。）发展数字经济是根本方向。物质财富理念的本质要求，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应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流域共同富裕、实现人的现代化，应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目前先进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成为物质财富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推进路径为：持续更迭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的“四化”发展道路。同时，应有效发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经济规律的作用。）发展绿色经济是本质要求。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决定了生态财富理念应与物质财富理念同等重要。生态财富理念一方面明确生态环境也是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另一方面要求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以最适宜的人类文明方式介入生态环境。生态财富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绿色经济发展。推进路径为：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形成绿色创新体系，完善流域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生态产品、生态要素、生态成本和生态保护贯穿于发展过程。同时，应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完善相关环境污染规制体系，从绿色发展方式和有效环境规制两方面促进黄河流域发展路径向中国式 曲线靠近。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 构建黄河流域多维支撑体系支撑体系是现代化治理体系有效发挥作用、承受外在压力和突破发展约束等外荷载的结构体系，也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黄河流域多维支撑体系的构建应贯彻流域现代化发展理念、深化流域协同治理模式，从而成为推进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能载体和保障支撑。）组织保障支撑。一是选拔并培养一批具有专业化、知识化和规范化的高素质公务员，为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人才支撑；二是以数字技术减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联系的层级结构，破除地方政府之间影响有效协商的壁垒，确保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快速、高效运转；三是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市场参与和社会共治的新格局，即“数字政府 灵活市场 智慧社会”的新型治理组织结构；四是探索建立具有立法权、监管权、司法权和规划权的黄河流域治理行政组织，形成以系统化思想推进流域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模式。）政策保障支撑。打造黄河流域“协同互补”的政策体系，形成以中央政策为引领、地方政策优势互补的流域政策生态，充分发挥地方政策的正外部性作用，强化流域子生态经济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黄河流域政策的发展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统一的前提是九省（区）间的及时沟通和有效协商。在黄河流域政策的制定上，应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以及促进竞争和推进协同的统一。黄河流域政策还应注重时效性，明确当前和未来的关系，保持政策先进性和有效性。）体制机制保障支撑。体制机制是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式，所以应优化制度建设、完善制度运转、发挥制度作用，在制度运转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化、科学化、现代化。在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抓住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目标，深化流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通流域要素流通体制机制障碍，尤其是要提升创新要素、数字要素和绿色要素的流通效率。加快形成黄河流域治理的“利益协商 利益补偿 利益共享”的三位一体利益协同机制。建设黄河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物质财富理念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黄河流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流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即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但是，要辩证地认识经济发展带来的两种生态效应，即必然导致资源逐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以及逐渐形成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正面效应。因此，将生态财富理念下的绿色经济贯穿于高质量发展过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形式就是建设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分工体系是原则。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黄河流域不同河段、不同区域差异巨大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必须形成分工体系。黄河流域现代化分工体系以不同区域的专业化水平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以“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因事制宜、因水制宜”为原则，形成“产业分工城乡分工生态分工”的流域内分工体系和“国内分工国际分工”的流域外分工体系 个交叉维度，通过干中学效应产生流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乃至长尾效应，推动流域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的形成。）现代化市场体系是基础。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现代化分工体系的形成受制于市场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现代化市场体系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性公域的更好结合。黄河流域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构建要以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出发点，以构建流域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在经济发展层面，构建现代商品市场和现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生态环境层面，完善水权、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现代生态产品市场；在有为政府层面，完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转，以“制度激励制度约束”来保障有效市场的运转和社会性公域的参与。社会性公域旨在以道德和文化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载体来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代化创新体系是动能。创新驱动是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之后的高级动能驱动，旨在以低能耗、低污染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突破经济发展的自然界限，持续拓展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这对长期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黄河流域来说尤为重要。黄河流域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以协同创新为目标、以产学研用一体化为模式、以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发展为方向，构建现代创新主体格局和现代技术供给体系。现代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形成“个人 企业 国家”多元创新格局，充分发挥个人创新创业精神和国家创新的举国体制优势。现代技术供给体系同时包含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即数字化创新和绿色化创新的协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式。黄河流域应在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因事制宜、因水制宜”的现代化分工体系的原则基础上，以数字产业化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和产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制造业体系的构建，摆脱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上游长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采掘业为支撑的过分倚能倚重、单一化和低质化传统产业体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流域水资源保护之间的长期矛盾。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形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四个轮子”驱动，全面推进流域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实现并联式黄河流域现代化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下，我国可以通过“并联式”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落后且生态环境脆弱的黄河流域来说，现代化的参考系需要再上一个台阶，将绿色化贯穿于并联式现代化，将生态保护上升至与高质量发展同样重要地位。因此，并联式黄河流域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简称“五化”）的协同推进。并联式黄河流域现代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城镇化的主体是人，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推进路径只能是基于“共同富裕、人本主义”原则的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水平达到现代化，流域现代化才能应运而生。农业发展关乎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农牧业发达的黄河流域为其他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后盾和保障，但农业用水趋增凸显了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水资源的严格约束下，推进智慧灌溉技术的应用、适应性新作物的培育和作物复种指数的科学调整。信息化是创新驱动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式，以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和重构生产关系，广泛应用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绿色化是实现黄河流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并联式黄河流域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流域中国式现代化，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应该注意的是，并联式黄河流域现代化的推进路径不是同步现代化，而是“五化”的协同推进。首先，要求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带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现代化进程。其次，信息化和绿色化开始逐渐贯穿于共同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正反馈机制，其中信息化是根本动能，而绿色化既是动能又是约束，应辩证看待。在该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会随之逐渐加快。最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又会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形成“良性循环、协同推进”的“五化”发展模式，实现黄河流域的共同现代化。参考文献：任保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学家圈碳中和的逻辑：位国内外一线专家深度解读碳中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任保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及其模式选择人文杂志，（）：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现代化，（）：任保平全面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社会科学辑刊，（）：曹沛霖制度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刘铮“硬技术”与“软技术”：论米歇尔福柯的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 赵宏伟】人 民 黄 河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