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基于信息获取的视角.pdf

Vol.44 No.5（213）202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基于信息获取的视角杨志海1，张一凡1，2，辜香群1（1.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2.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摘要】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基于信息获取渠道视角，分析了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二者影响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其一，无论是互联网使用还是社会资本，均对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三个就业质量指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仅对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和工作保障具有促进作用。其二，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即当互联网使用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会被削弱。其三，两者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还存在着群体互补性，即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不同农民工群体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使用对新一代、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而社会资本则对老一代、受教育水平处于中低水平以及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正向影响更大。因此，相关就业帮扶政策的制定应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作用，同时为不同群体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关键词】农民工；互联网；社会资本；就业质量【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3.05.006【收稿日期】2023-01-05【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3）05-0070-14【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20JZD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6CGL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662020JGPY006）、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资助项目（编号：B21040）。【作者简介】杨志海，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张一凡，女，山东德州人，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辜香群，女，汉族，四川巴中人，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农民工群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规模高达2.9亿人，但就业质量整体偏低。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 649元，是同期城镇职工（居民）收入的84%，而无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比高达68.63%。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高低不仅关乎着这一群体自身福利状况的好坏，也是实现农民工 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2018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的追踪调查数据，全国基线调查覆盖25个省份，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整群抽样的方法，可以视为一个有全国代表性样本。702023年第5期 第44卷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Vol.44 No.5（213）2023市民化，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行为模式，在个体、家庭、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对就业选择、社会关系、经济贸易等一系列活动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12。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75.6%，不仅催生了众多新型就业形态，也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3。而在这种环境下，互联网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广泛应用是否会改变其就业信息获取，影响其就业质量，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信息化社会中农民工就业的演变，有助于完善农民工福祉的相关政策。研究发现，作为信息获取渠道，互联网的使用能够降低就业的搜寻成本，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4。尽管学者们较少全面地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但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工作收入、稳定性和保障性等维度证明了互联网使用的积极作用5-9。而传统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并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直以来，借助亲戚朋友或老乡熟人等社会资本介绍工作是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重要途径10。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产生的影响，已有部分学者展开研究并发现，包含亲戚、朋友与老乡熟人等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职业搜寻和工作收入具有积极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11-13。然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以及异地就业等因素导致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整体偏低12。此外，社会资本往往提供的是同质性资源和重叠性信息，往往仅有助于农民工实现低端就业，可能制约农民工向更高层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限制农民工的就业层次14。整体而言，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互联网使用，从信息获取渠道的角度来看，二者在促进就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作为新型信息获取渠道，所承担的功能势必会愈加重要。那么，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互联网使用又是否可以弥补传统社会资本的不足，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方面承担更多功能？倘若互联网使用的确能够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在未来农民工就业帮扶政策制定过程中，则需要重新评估互联网和社会资本两种信息获取渠道所应承担的功能。在当前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大幅增加，就业结构趋向于服务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工在二三产业之间转换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3。而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就业主体，利用互联网或社会资本获取有效的就业信息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择业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分析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及其差异，并比较这种就业质量效应在不同代际农民工群体和不同行业就业群体之间的差异，对于农民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而言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较为缺乏。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信息化背景下，较少文献同时分析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两类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对劳动力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并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大多文献仅关注农民工收入或者工作待遇等单一指标，从多个维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较为鲜见。三是缺乏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及其异质性问题的关注。由于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在就业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信息获取渠道对其就业质量的作用尤为重要。而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别农民工及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但较少文献关注这些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两种影响在就业质量各个维度的不同作用与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二者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 CNNIC第47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2月。71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4 No.5（213）2023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行业差异，以期为新形势下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二、文献综述（一）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越高，生产率越高，相应地，就业机会越多，越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就业。与此同时，学界普遍认为互联网使用至少在信息传播与知识更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8，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其一，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渠道，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扩大信息传播范围4。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创造了巨大的信息交流平台，丰富了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工及时获得就业信息，提高了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可能9，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雇主与农民工之间的搜寻成本，提高就业效率，打破常见的“熟人社会”介绍工作的局限性。其二，互联网有助于农民工更新知识。农民工可以利用互联网学习知识、技术，缩短学习时间，降低学习成本，进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因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而对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15。其三，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介，还将现代的生活理念传播给农民工，网络的价值观和舆论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农民工传统的就业观念，提升农民工就业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的同时，也促进农民工创业16，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农民工通过互联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劳动法知识，可以提高信息甄别能力，丰富择业经验，提高就业保障和稳定性17。基于此，可以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积极影响。（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社会学家布迪厄（1974）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外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个人和团体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在十分注重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资本主要基于亲缘和人缘关系等形成，在农民工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0。具体而言，其一，借助社会资本获取就业信息，并在就业过程中及时沟通与互助，一直是农民工实现就业甚至于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1214。一般情况下，农民工通过亲友、老乡等途径获取就业信息，甚至直接运用这种社会资本实现城市就业。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农民工往往更有可能获得准确、可靠的就业机会和就业信息，在降低搜寻成本的同时，能够提高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概率。同时，对于雇主来说，信息不对称导致雇主很难了解农民工真实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偏向于信任熟人、企业员工等社会资本渠道的推荐，并将这种信任迁移到推荐来的农民工身上，并通常会给予较高的薪酬13。其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信息渠道，在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信息互通的同时，强化了人情往来关系，有助于农民工与雇主形成良好的非正式契约关系，而这种关系型契约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也就是说，通过社会资本获取工作，不仅可以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18，同时出于人情关系的顾虑，工作的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11，进而对就业质量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可以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积极影响。（三）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和交互效应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作为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主要是通过工作搜寻的途径，解决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息流动，帮助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19，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获取渠道，除了可以提高工作搜寻的效率，降低搜寻成本之外，还可以通过知识、观念的传播带来一定的技术效应，提高农民工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互联网还可以打破社会资本这一传统信息获取渠道存在的同质、重叠的局限性，对提高农民工的就业 722023年第5期 第44卷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Vol.44 No.5（213）2023质量有更广泛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社会资本与互联网这两种渠道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中还存在交互效应。一方面，有学者研究表明，跨越日常核心关系网络获取的信息价值更大、资源含量更丰富、选择的机会更多20，而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突破社会资本创造的“熟人社会”中信息趋同性较高而带来的就业质量局限。因此，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农民工由于互联网使用程度高而得到更多的就业质量红利时，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产生的边际效应可能会被削弱，即互联网使用会降低社会资本对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边际贡献，两种信息渠道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中存在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拓宽社会资本的维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资本的强度14。譬如，借助互联网，农民工能够扩大并维护社交网络，掌握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进而有助于强化社会资本作为信息渠道对就业质量产生的积极作用。即互联网的使用也可能会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两种信息渠道可能存在互补效应。因此，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交互效应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负向。三、数据、变量与模型（一）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2018年的全国调查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的追踪调查数据，全国基线调查覆盖25个省份，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整群抽样的方法，可以视为一个有全国代表性样本。CFPS中关于个人互联网使用的变量非常丰富，且在以往相关研究中也经常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本文以“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和“是否是农业户口”作为农民工样本的筛选依据，在剔除部分指标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2 372个有效样本。（二）样本农民工特征从样本农民工的基本特征来看，受访者男性较多，占61.72%。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占55.99%，接受过初中及以上义务教育的占70.41%。从行业分布来看，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基本持平，其中第二产业占比49.96%，第三产业占比48.65%。总体来看，样本农民工表现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稳定性较差且工作保障较少的特点（见表1）。（三）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分析1.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是反映具体就业状况优劣程度的综合性概念，学者们普遍采用多维法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一般而言，获得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首要目标21。同时，由于劳动市场上针对农民工群体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更需要对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和工作保障等权益进行保护22，因此学界普遍从工作收入与工作保障等维度测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借鉴明娟、曾湘泉（2015）23与毛宇飞等（2019）15的研究，从工作收入、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三个维度来衡量就业质量。其中，工作收入的衡量指标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就业的稳定性根据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单位共同衡量，若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是工作单位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且每周工作超过30小时，则定义为稳定就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工作保障则根据是否享有各种就业保险来衡量，若享有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中的一种及以上，则定义为有工作保障，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当前研究大多采用“是否上网”来衡量互联网使用2425，但本文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简单地使用“是否上网”来衡量，无法体现互联网丰 7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4 No.5（213）2023富的内涵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的不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当前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比例越来越大，使用“是否上网”作为互联网使用的衡量指标，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采用通过互联网学习、工作、娱乐、社交以及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作为衡量指标，来表示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并将“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指标。3.社会资本。由于社会资本是无法直接观测得到的潜变量，部分学者从社会网络规模、社交紧密度和社会网络成员差异度等维度来衡量18，也有很多学者采用单一指标对其进行测度。中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家庭人情礼金的支出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建立、维持和拓展社会网络的途径和机会26。因此本文借鉴杨汝岱等（2011）的做法27，并结合社会资本的定义，采用家庭人情礼支出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4.控制变量。借鉴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譬如李中建、袁璐璐，2017；肖小勇，2019；毛晶晶等，2020）28-30，本文将从农民工自身和外在环境两个层面考虑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农民工职业特征（务工地点离家的远近程度、是否有工作经验、从事的行业）、农民工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拥有的房产总价值）和就业地区特征（就业地区、务工地点2018年的人均GDP）。最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四）模型设定在就业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中，由于工作收入为连续性变量，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析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收入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yi=0+1Interneti+2RSCi+n=1Nnxin+i（1）由于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为二值虚拟变量，因此本文将采用二元离散选择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工作稳定性与工作保障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P(y=1|x)=0+1Interneti+2RSCi+n=1Nnxin+i（2）（1）和（2）式中，Interneti为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程度，RSC为社会资本，xin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职业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就业地区特征等。0为常数项，1、2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n为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i为随机扰动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使用是农民工个体的决策，直接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存在由于反向因果或者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譬如，就业质量较高的农民工可能会由于工作需要而增加对互联网的使用，一些难以识别的学习能力因素也可能会同时提高农民表1样本农民工基本情况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从事行业工作收入就业稳定性工作保障定义及赋值男女老一代农民工（40岁及以上）新一代农民工（40岁以下）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于平均收入（3 649元及以上）低于平均收入（3 649元以下）稳定就业非稳定就业有工作保障无工作保障样本量1 4649081 0441 328702941729331 1851 15489814747441 6288391 533比例（%）61.72038.28044.01355.98729.59539.67130.7331.39149.95748.65137.85862.14231.36668.63435.37164.629 742023年第5期 第44卷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Vol.44 No.5（213）2023工互联网使用程度与高质量就业概率。而社会资本在解释农民工就业质量时一般被认为不存在内生性，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网络格局主要体现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当控制了家庭因素和地区效应之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风险是比较小的26。现有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做法通常是采用普通的工具变量法，例如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但由于内生变量互联网使用是一个离散变量，基于连续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可能会失效31。因此，本文采用条件混合估计法（CMP）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由David Roodman（2011）提出32，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寻找工具变量并估计其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再把结果带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并参考内生性检验参数以判别变量的外生性。如果内生检验参数显著，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CMP方法结果更优，反之，则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更为准确。由此，本文借鉴马俊龙、宁光杰（2017）的做法33，选取2018年农民工所在村庄其他农户互联网使用率作为农民工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既要保障与内生变量相关，又要满足外生性条件，而农民工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村其他村民相关行为的影响，且村庄内其他村民互联网使用行为在理论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个人的就业质量。因此，采用村庄层面的表2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变量工作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保障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否党员工会成员健康受教育年限迁移距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作经验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房产价值东部中部人均GDP赋值及含义农民工个人工作月收入（元/月）签订了合同或者工作单位为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且每周工作时长超过30小时=1；否=0享有工伤、养老、失业、生育保险；否=0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娱乐、社交及商业活动的频率（18）礼金支出（元/年）男=1；女=0年龄（岁）年龄的平方已婚=1；未婚、丧偶或离异=0党员=1；否=0工会成员=1；否=0自评健康程度（15）受教育年限（年）村内=1；乡镇内他村=2；县内他镇=3；市内他县=4；省内他市=5；境内省外=6；境外=7从事行业为第二产业=1；否=0从事行业为第三产业=1；否=1取得这份工作之前的工作经历（次）家庭人口数（人）家庭每年的人均收入（元）当前房产总价值（万元）务工地点属于东部地区=1；否=0务工地点属于中部地区=1；否=0务工地点所在省份2018年的人均GDP（元）均值3 649.0660.3140.3544.3005 036.4820.61738.5191 637.4270.7940.0190.0563.2808.7452.8120.5000.4870.6404.63222 959.17041.1950.4290.2798 622.043标准差5 174.4910.4640.4782.3586 415.8630.48612.4001 043.1200.4040.1350.2311.1264.1941.6490.5000.5000.4802.11832 217.86093.4450.4950.4493 398.774 75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4 No.5（213）2023互联网使用率作为农民工互联网使用变量的工具变量有一定合理性。四、估计结果与分析（一）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1.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收入的影响在开始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互联网使用变量存在的内生性，在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后（表3），本文使用CMP估计方法。表3中方程1报告了模型（1）的CMP估计结果，atanhrho_12参数显著，表明CMP估计结果更加准确。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收入有正向影响，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互联网使用的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工作收入越高。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也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 868.13元，而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 083.20元。其中，互联网使用程度得分为14分、56分、78分的农民工群体，平均月收入分别为3 159.08、3 795.25和4 670.52元，呈现出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增加，农民工工作收入逐渐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的确对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表明社会资本的拓展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收入。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传统信息获取渠道的社会资本，还是新型信息渠道的互联网，都可以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有效的信息，降低农民工就业的搜寻成本，进而提高他们获得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这与王春超（2013）、马俊龙和宁光杰（2017）等人的研究结论较为接近3334，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收入的提高的重要作用。2.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类似地，在使用CMP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检验后，结果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直接使用Probit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更为准确。由表3中方程2的结果可知，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有正向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农民工使用互联网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农民工求职的过程中，相较于社会资本，互联网可以为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提供更加及时、多元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增加就业机会，有助于其寻找到匹配度更高的工作35，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而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社会资本可能由于提供的信息趋同性较高，不能有效地发挥这种作用。3.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保障的影响同样地，在使用CMP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显示工作保障回归模型并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此时使用Probit估计结果更为准确。由表2中方程（3）的结果可知，农民工使用互联网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找到一份有工作保障的工作。农民工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到更多的工作信息，进而提高其找到有保障的工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向，这表明亲友、熟人介绍等传统的就业信息获取方式，依然有助于农民工提高工作保障。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农民工在就业之前可以通过亲友、熟人等中间人更加了解工作情况，从而能够更加有 对于外生性的检验，由于是恰好识别，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本文借鉴段志民（2016）35的做法，采用一种替代方法，将被解释变量分别回归于内生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两者都显著，而将被解释变量同时回归于内生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通过内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是外生有效的。762023年第5期 第44卷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Vol.44 No.5（213）2023选择性地委托中间人介绍工作，提高其就业的工作保障28，实现高质量就业。综合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和工作保障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互联网作为新型信息渠道，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社会资本这种传统信息渠道对于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也依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前面的推论。（二）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交互效应分析基于上述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变量的交互项，在加入模型后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表4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工作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存在显著影响，但估计系数为负。这表明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收入和稳定性的影响越小。或者说社会资本积累越高，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收入和工作稳定性的影响越小。由此可以得出，对农民工就业质量而言，互联网与社会资本这两种信息获取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意味着，对于农民工而言，尽管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均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但他们更可能会侧重于依赖某一类信息获取渠道，而且两类信息获取渠道之间并未产生叠加的正向强化效应。对于互联网使用程度较高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已经通过互联网获得了较多的就业红利，那么此时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甚至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也反映出，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情关系等社会资本带来的就业效应会越来越被互联网带来的就业红利所替代。这一定程度上与李练军（2015）11研究得出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积极效应逐步减弱的结论不谋而合。（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由表3可知，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的工作，说明在当前的农民工就业市表3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变量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否党员工会成员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迁移距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作经验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房产价值东部中部省人均GDP-相关性检验-外生性检验常数项N方程1工作收入0.152*（0.061）0.033*（0.013）0.403*（0.025）0.055*（0.006）-0.001*（0.000）0.033（0.035）-0.083（0.086）0.019（0.051）0.043*（0.011）-0.004（0.005）0.066*（0.007）0.341*（0.100）0.185*（0.099）0.092*（0.026）0.013*（0.006）0.118*（0.015）0.024*（0.009）0.001（0.040）0.008（0.033）0.105*（0.047）1.142*（0.090）0.126（0.077）3.736*（0.465）2 372方程2工作稳定性0.207*（0.068）0.069（0.054）-0.205*（0.108）0.019（0.031）-0.000（0.000）-0.238（0.148）0.367（0.351）1.821*（0.231）-0.011（0.047）0.108*（0.016）0.172*（0.031）0.074（0.476）-0.503（0.477）1.128*（0.121）0.012（0.027）0.168*（0.070）-0.012（0.036）-0.125（0.175）-0.368*（0.145）0.153（0.202）-5.828*（2.020）2 372方程3工作保障0.255*（0.065）0.213*（0.052）0.100（0.103）0.117*（0.030）-0.001*（0.000）-0.176（0.144）0.514（0.351）1.912*（0.252）0.013（0.045）0.109*（0.015）0.052*（0.030）-0.583（0.417）-1.070*（0.418）0.531*（0.107）-0.003（0.026）0.252*（0.069）0.078*（0.037）0.055（0.167）-0.112（0.138）0.041（0.195）-7.569*（1.941）2 372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差，下表同。77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4 No.5（213）2023场中，男性劳动力的就业优势依然较为突出。年龄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和工作保障两个方面。这与肖小勇等（2019）29的研究结论相同。成为工会成员能有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体现为工作稳定性增强和工作保障增多。这是因为工会成员拥有与雇主谈判的权力，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工作保障，提高稳定就业的可能性。健康对农民工工作收入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对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不存在显著影响。“多劳多得”是就业市场工资获取的基本原则，而身体健康有助于农民工提高工作效率，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与赵建国、周德水（2019）36的研究结果相近。受教育程度能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这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进入政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工作有关。迁移距离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增加，工作稳定性增强。这说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就业机会多、就业待遇优，农民工离开农村实现跨县、跨市甚至跨省务工，有助于提高其就业质量，这与李中建、袁璐璐（2017）28的部分研究结论较为接近。工作经验变量对农民工工作收入、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工作经验越丰富，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这是因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多，工作经验的积累，农民工不仅工作效率可能会更高，其权利意识往往也会增强，这将有助于他们谋求福利待遇更好的工作，实现稳定就业。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民工重要的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显著影响。良好的家庭禀赋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好的就业资源和更多的选择机会，有助于其实现高质量就业。（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再次估计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借鉴学者们经常采用的“是否移动上网”或“是否电脑上网”的单一指标来衡量互联网使用变量，本文将两个问题进行合并处理，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代理指标。社会资本采用问卷中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自评“您人缘好吗”来定义。表5中汇报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作用方向还是显著性水平，估计结果与表3中的结果都较为一致。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上述研究结果较为稳健。表4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变量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否党员工会成员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迁移距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作经验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房产价值东部中部省人均GDP常数项N工作收入-0.038*（0.016）0.153*（0.061）0.038*（0.013）0.402*（0.025）0.055*（0.006）-0.001*（0.000）0.034（0.035）-0.082（0.086）0.022（0.051）0.042*（0.011）-0.004（0.005）0.066*（0.007）0.341*（0.100）0.185*（0.099）0.092*（0.026）0.013*（0.006）0.117*（0.015）0.024*（0.009）-0.001（0.040）0.009（0.033）0.108*（0.047）3.740*（0.465）2 372工作稳定性-0.120*（0.055）0.209*（0.068）0.111*（0.057）-0.208*（0.108）0.022（0.031）-0.000（0.000）-0.235（0.148）0.345（0.348）1.847*（0.233）-0.016（0.047）0.109*（0.016）0.174*（0.031）0.090（0.478）-0.486（0.479）1.129*（0.121）0.012（0.027）0.164*（0.070）-0.011（0.036）-0.126（0.175）-0.368*（0.145）0.154（0.202）-5.850*（2.022）2 372工作保障0.017（0.052）0.254*（0.065）0.208*（0.054）0.100（0.103）0.117*（0.030）-0.001*（0.000）-0.176（0.144）0.518（0.351）1.908*（0.252）0.013（0.045）0.109*（0.015）0.052*（0.030）-0.584（0.417）-1.071*（0.418）0.531*（0.107）-0.003（0.026）0.253*（0.069）0.078*（0.037）0.056（0.167）-0.112（0.138）0.040（0.195）-7.567*（1.941）2 372 782023年第5期 第44卷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Vol.44 No.5（213）2023（五）异质性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的差异，本文从代际、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行业三个维度，对互联网和社会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1.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就业质量效应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家庭负担、行业偏好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均存在明显差异38，而且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在寻找工作时会进行更多的挑选，对就业质量有更高的要求37。由表6的估计结果得知，一方面，对于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而言，无论是互联网使用还是社会资本，都对工作保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这两种信息获取渠道都能够有效增强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对工作收入的正向影响只在老一代农民工中显著，对新一代农民工并不显著，而互联网使用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和工作稳定性的积极影响均更为显著，这说明两种信息获取渠道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着代际差异。互联网使用作为新型信息获取渠道，是新一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手段，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对互联网这种新型信息获取渠道的使用和掌握能力较差，因此社会资本作为传统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