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pdf

179.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沙红兵摘要：古代文学批评在要求文学创作追求微言曲笔、含蓄褒贬的同时，也往往追求自身的隐微修辞与效果。无论是面对政治权力或文学的社会功能压力，还是表达某种文学主张、意见与评价，隐微修辞都是文学批评规避压力、涵养蕴藉的策略性反应。隐微修辞应用于各种复杂的文学关系，也呈现出十分丰富的表现形态：通过材料取舍、谋篇遣词等“笔法”曲传微旨，或假借典故、总集、别集、笔注和评点等侧翼迁回，寄托抑扬，或将散见于不同之处的批评见解并置以形贬，或寓规于颂，反言以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如何在较广泛的社会心理期待的基础上恰当解读文学批评的深微之意，也需要开放式的批评共同体的商量培养。关键词：隐微修辞；曲笔微旨；借事抑扬；互文见意；宫寓规于颂作者简介：沙红兵，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通讯地址：广州番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2 30 号，5 1 0 0 0 6。电子邮箱：。Title:Subtle and Implicit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ursues the effect of subtle rhetoric not only in its subject,namely the literaryproducts it critiques,but also in the criticism itself.Whether it is to face the political power or the pressure on literature to fulfllits social functions,or to express literary propensity,views and evaluations,the use of subtle rhetoric in literary criticism is astrategic response that avoids pressure and cultivates profound meaning.Subtle rhetoric is applied in various complex literaryrelationships and presents rich forms of expression:it conveys subtle meaning through careful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wording aswell as other“writing techniques;it takes a circuitous route to express emotions via allusions,compilations,collections,annotations,and comments as reference;it also employs juxtapositions of critiques and eulogies scattered in various literaryresources as well as satirical ironies.In the long run,th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ep and subtle meaning of literarycriticism based on the broad social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requires an open discussion among the community of critics.Keywords:subtle and implicit rhetoric;allusion with implicit and oblique expression;praise and criticism via minor events;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implied discipline via eulogyAuthor:Sha Hongbing,Ph.D,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Guangzhou University.His research focuses on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Address:No.230,Waihuanxi Road,High Education Mega Center,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 Province,China.Email:.自孔子删订春秋诗经以来，“春秋笔法”“（诗）主文而谏”就成为对古代文史创作影响深远的方法、观念与价值理想：通过对事件的笔削取舍、对叙述或抒情技巧的精心运用乃至特定字词的推敲选择，达到意在言外、含蓄褒贬的隐微效果。这在创作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相比之下，易为人所忽视的是，这种微言曲笔、寄意遥深的隐微修辞也被不少古代批评家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不仅如此，这种隐微修辞还超出了文学批评领域，深植于广阔的古代文化的脉络之中。我们180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的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意旨与功能，揭示其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的策略运用，以及这些策略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心理、文化价值理想及批评家之间不断相互形构的共同体意识。一、隐微修辞与古代文学批评的策略古代文学批评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之中，隐微修辞就是面对这些关系所作的策略性规避和调整，有着广泛的运用场合和功能。刘文心雕龙不满当时文学靡丽的种种流，主张回归六艺传统和经典。但在齐梁时代，统治阶层像梁武帝、萧统、萧纲等都是当时文学风气中人，刘在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之际就须慎重考虑，不能与统治阶层发生直接冲突。文心雕龙最终主要以战国到东晋时期的文学为具体批评对象，简单提及刘宋文学，并不直接针对身处其中的齐梁文风。这种批评方法是刘从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得到的启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公羊传注疏4 7 7 4）“所见”指自己及父辈的时代，“所闻”指祖父辈的时代，“所传闻”指曾祖父以前的时代。对刘来说，“所见”之世即所处的齐梁，“所闻”指刘宋时代，“所传闻”相当于东晋以前。在文心雕龙相关篇章中也能看出公羊传的影响，如“史传”篇云：“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苟况称录远略近。盖文辞则阙，贵信史也。”“时序”篇云：“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拘。【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由此不难体会到刘避免直接论及，而通过过往时代迁回进人当代的谨慎态度与策略（兴膳宏37 7）。后人也恰是据此来领会和解读文心雕龙的，如“诠赋”篇最后云：“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揉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纪昀眉批云：“篇末侧注小赋一边言之，救俗之意也。”“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黄霖37）再如“铭”篇谓、铭：“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擒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铭寡用，罕施后代。”纪昀眉批云：“此为当时惟趋词赋而发，亦补明评文不及近代之故。”（黄霖4 6）文心雕龙的隐微修辞是在直接的政治压力之下所作出的灵活反应。而封建统治者甚至文人阶层、文人个体，都期望文学与文学批评具有安邦兴国的社会政治功能。此外，古代社会将诗文推尊为正统文体，小说、词曲是小道，这又形成了正统文学的长期传统与规范。面对这些要求和规范，隐微修辞自也应激而发，如瞿佑剪灯新话自序云：“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海淫，藏之书筒，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日：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雏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瞿佑3)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 西厢记）法云：“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王实甫2）佑与金圣叹一个是作者“自解”，一个是为批评对象回护，都将被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文学的传统、正统所轻视的文体与诗经等经典建立起联系，达到“尊体”目的。除了适应政治利害关系、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文学本身的特点、要求等以外，隐微修辞还充分考虑到与批评对象的微妙互动以及批评本身的迁回含蓄。试比较一下有关苏轼同一轶事的两则记载。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鲁直以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晃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显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邵博1 1 0）朱弃记述大体相同，唯结尾稍异：晃载之“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朱弃，曲旧闻2 0 4）。邵博侧重苏轼所直陈的“文章妙决”：作文先要平和，有了充足积累方可追求奇怪；朱弃则侧重苏轼所主张的隐微委曲的批评态度与方式一一显载之太早追求奇怪，但“不可直云”，应透过“讲磨之语”，慢慢启悟，讲究批评的方法和艺术。同样，葛立方韵语阳秋也记载了苏轼委婉批评的另一个例子：“东坡跋李端叔诗181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卷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参禅。盖端叔作诗，用意太过，参禅之语，所以警之云。（葛立方4 8 3）李之仪作诗太嗨涩，苏以好诗如参禅作比，微讽喻之。在各种社会文化关系中，隐微修辞当然也不能无往而不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在这些关系之中注人了润滑剂，让文学机器运转得更顺畅，减少了摩擦和噪音，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与诗意，也带来了益人神智的启悟。即使是当权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为这种隐微艺术所习染。宋史文苑传记载：“元夕，上（宋真宗）御乾元门观灯，（夏侯)嘉正献五言十韵诗，其末句云：“两制诚堪羡，青云侍玉舆。上依韵和以赐之，有狭劣终虽举，通才列上居之句，议者以为诫嘉正之好进也。”（脱脱1303113032)在隐微修辞的作用下，权力在某些时间、场合也收敛起惯常的生硬和冷酷。二、以笔法见微旨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不仅有着广泛的应用场域，还有着十分丰富的表现形态。文学批评作为论说之体，虽与文学及叙事之体有异，但“理形于言，叙理成论”，也离不开所谓经营位置，章法用笔，常通过材料取舍和详略处置，或者通过章法布局和遣词造句，来达到“词深人天，致远方寸”（刘32 9）的隐微效果。这方面可举萧统文选序为例。长期以来，人们高度重视文选序的文学观，但似很少注意其笔法。文选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夷，加之剪截？”（萧统2）文选除诗、赋、骚、颂等以外，只编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等短篇作品，其“能文”“翰藻”的选文标准是与“姬公之籍，孔父之书”的儒学传统有所差异和偏移的，但萧统把选文和选文的意识集聚在这个传统的旗帜下，依旧将向传统之外发生的差异和偏移宣示为传统之内的变化。这也是文选序自始至终采用的笔法组合。文选序开头从伏羲氏八卦讲起，并引用易经有关“天文”“人文”的名言，看似溯古，但接而云：“若夫椎轮为大铬之始，大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萧统1）通过椎轮与大、积水与增冰两个比，将重点暗渡和潜移到文章的随时变改，实际上已在为文章越发华美的趋势张目。换句话说，溯古是古人论文的通行模式，如文心雕龙逆流而上，强调不偏移古代之源的通变，而文选序却利用这个模式顺流而下，表达随时变改的意旨。接下来，文选序论赋、论诗、论颂，也都有一个共同点：从诗经讲起。如论赋先云诗之六义，再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萧统1）论诗先云关睢麟趾，再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 之作，降将著河梁 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萧统2）最终，赋、诗、颂与、戒、论、铭、诏、诰、教、令、表、奏、笔、记等文体一起，“譬陶异器，并为人耳之娱；懒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萧统2）。文选序真正主张的是随时变改的文学新变，重视的是辞采、文华及其“人耳之娱”“悦目之玩”。但这些主张和观点都掩藏在“溯古”“征圣”等旗号之下，与传统认同的经典和观点混杂在一起，相互交错着次第推进和呈现。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家十分注意文章写作的迁回跌、摇曳多姿，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也同样如此。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便是一例。与苏轼认为晃载之、李之仪等后生可教不同，欧阳修对乐秀才实有拒绝之意。欧阳修在贬所，乐秀才多次上门，又接连寄来或托人挡来书信、文章。欧阳修信中借一一列举收到乐秀才来信、文章的各种情形，寄托自己复杂的心绪，耐心中有厌烦，感愧中有错。乐秀才的目的多半是期望引荐和请教科举时文作法，欧阳修以为这是对方“过听”之过，言外之意是只钦慕“虚名”，而未能真正领会自己的文章志业：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夫时文虽日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仆天姿不好而强为之，故比时人之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窃名誉者，顺时故也。182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若仆者，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是以不敢出其所为者，为此也。(欧阳修 6 6 0 6 6 1)欧阳修首先将科举时文与上溯“两汉之风”的“自立之言”区分开来；其次提醒时文亦不易为，要做到“顺时”，满足考试程式、流行文风及主考官的特殊趣味等；再次，时文与志在自立、干预现实的文章的世俗后果也不同，前者可以晋身取誉，后者则可能逆时遭贬遭。但欧阳修并不直致表达，而是两两盘旋而下，语意若隐若现，几番踏之后仍然指出：时文须顺时而学，然终“不足学”，自立之文超越时文，有为而作，然“慎不可学”。最终，欧阳修似也未曾给出对方所期待的明确答案。清代批评家王元启云：“欧公虽与之（乐秀才）书，其实拒之，恐其得书后又来缠绕，故自叙其所以答书之由，而终之日幸察，欲其知所止也。”虽然王氏对这封信的总体评价为“措辞微婉，不作伉直语，较为可味”（王元启2 9），但对“幸察”等的理解还是太直截了些。另一方面，欧阳修也不是故意茹而不吐，而是文学与文学批评本就十分复杂，充满着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幸运与磨难等种种落差与矛盾；固未尝悬而不断，但也雅不欲将一已之断强加于人。清代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也是一篇较重要的批评文献。文选序在儒家传统的掩映下提出已见，与荆南乐秀才书以精妙的行墨遣辞让批评意图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而张惠言序文的形式特点则在于：模仿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曾国藩茗柯文序曾将张惠言的文章特点概括为：“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侍。”（张惠言2 7 0）显然，张氏模仿天下篇等古代学术名作，主要不在沿袭具体的学术观点，也不表现在一些句式甚至段落的相似，而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从荀子、屈原直到庾信等二十二名赋家置于赋体长期发展的历史中，“考镜”彼此的源流正变，“辨章”各家的体性异同。因此，张惠言在“模仿”中一方面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收敛隐藏，另一方面让隋以前各家赋作的赋史地位与特点通过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如其所是地显示出来。当然，将主观情感“退然若无”，并不意味着没有一已价值判断。但张惠言并未像庄子、荀子一样“非”尽天下各派而最后归美自家一派，只在序文开头论赋乃继六经特别是诗经而作，亦当“统乎志”“归乎正”。这实际上提出了看待赋史与赋家的标准。接下来，张氏似乎径与开头一段脱节，只详列二十二赋家的特点及相互的传承变化。读者须将张氏的客观描述与开头所列的标准一一对照，细细体味。曾国藩茗柯文序在“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侍”之后，接着评价云：“其蕴藉者厚，遇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敛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与？”（张惠言2 7 0）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作为批评文章，也有着蕴籍深厚、敛而愈光的特点。三、以假借寄抑扬魏泰东轩笔录曾记载北宋沈括、吕惠卿等人一起谈诗，沈括云：“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近古。”吕惠卿表示不同意见：“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魏泰1 4 1）吕惠卿巧妙套用元棋评价杜甫之语：“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元6 0 1）借此暗示他认为韩愈的诗胜过杜甫。假借故典是文学批评常用的隐微修辞。北宋元祐党人遭，苏轼所撰的上清宫碑也被毁而令蔡京别撰。有人过临江驿题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胡仔2 6 5）这首诗，赵令時侯录、陈岩肖庚溪诗话、胡仔茗溪渔隐丛话等皆载之。侯录以为乃江邻几或张文潜所作；胡仔引他人之言，云此“乃东坡窜海外时作，盖自况也”（胡仔2 6 5）；王士祺云：“此诗因坡公而发，特以退之准西事为警，非元和间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时党禁方严，故托之前代云尔。以为直言准西事者误。娄坚以为东坡诗尤误矣。”（王士祺，居易录4 1 7）其实，这首诗即使是元和年间的唐人所作，也无妨宋人甚至苏轼自己以此事“为譬”，有所寄托：当年唐军平叛淮西，韩愈撰平淮西碑归功裴度，虽因李翘及部将等不满磨碑而令段文昌另作，但还是以韩愈所撰在后世影响更大；与此相类，上清宫碑的价值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风向转移而183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没。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对此也有记载，并别有发挥：“苏端明为上清宫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诗嫁名唐代云近时朱检讨彝尊，因事斥出南书房，亦有一绝云：海内文章有定评，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二公意皆有所指。”（洪亮吉36）洪亮吉从朱彝尊诗里读出与临江驿诗相似的微意：朱彝尊康熙年间因携抄书手入值南书房遭同僚弹劾，他以庾信、徐陵自比，以不及徐、庾的北齐祖斑比同僚；而经由洪亮吉将苏轼故事与朱彝尊近事的并置，从徐、庾到韩愈、苏轼、朱彝尊，构成了一个贯穿绵延的不断假借的线索。此外，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云：“尝读茅鹿门与查近川太常书，痛柳子厚一斥不复，而怪韩退之由考功晋列卿，光显于朝矣，竟不能为子厚稍出气力。李穆堂谓茅氏不考韩、柳时世，退之光显乃在子厚既卒之后。今按茅氏之书，乃是诗之比兴，欲望查太常之援手，而借古事以为抑扬，义取断章，固不必泥韩、柳之实事也。”（章学诚5 5 8）有人指摘茅坤对韩柳真实关系有欠考证，但章学诚认为茅坤借讨论韩柳关系吁请查姓官员施援，不必拘泥，因为在隐微修辞的传统下，文学批评也可以像比兴赋诗一般，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采取断章取义的灵活态度。除故典以外，古代批评家还假借其他媒介，如别集或总集的编撰、篓注和评点等。王安石编撰四家诗选即颇具代表性，在当时和以后都引发关注和讨论。吴沉环溪诗话载：“仲兄云：近时荆公作四家诗选，如何添永叔？环溪云：荆公置杜甫于第一，韩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盖谓永叔能兼韩、李之体而近于正，故选焉耳。又谓李白无篇不说酒色，故置格于永叔之下，则此公用意亦已深矣！”（吴沉1 31）李纲书四家诗选后云：“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诗选以尽唐人吟咏之所得。然则四家者，其诗之六经乎？于体无所不备，而测之益深，穷之益远；百家者，其诗之诸子百氏乎？不该不偏，而各有所长，时有所用。览者宜致意焉。”（李纲7 1 1)其关注的重心都落在古今诗人中为何推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四家，以及四家排名次第的意图；李纲还联系王安石所编的另一部百家诗选，说一是诗中六经，一是诸子百家。与环溪、李纲的关注重心不同，蔡启蔡宽夫诗话则关注四家诗选的（未）人选篇目：“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其律诗多至百韵，本末贯穿如一辞，前此盖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诗选，而长韵律诗，皆弃不取。如夔府书怀一百韵，亦不载。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而诗选亦无有。”凡此种种，蔡氏以为“皆不可解”，但同时承认王安石所以如此，“公宜自有旨也”（郭绍虞39 3）。围绕着王安石选诗，可以看到假借总集的隐微修辞大体包括两类：一是通过作家、作品的取舍，隐微表达某种文学观；一是从主流意识形态出发，隐微表达向“六经”看齐的“正”的文学观。与前者类似，宋代周弼编三体唐诗，“盖以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调之弊，与沧浪诗话各明一义，均所谓有为之言者也（永1 7 0 2）。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录历代之诗，独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永1 7 1 7）。清代姚鼎古文辞类纂不录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黎庶昌古文辞续纂选录汉书外戚传，篇末评注云：“司隶解光奏（即举发赵飞燕姊弟罪状之奏），古雅绝伦，其所据即今世办案口供也，然不易学，恐流人于僻，观姚氏不录柳子厚段太尉逸事，则知此中微旨矣。”（黎庶昌1 8 3）与后者类似，朱熹楚辞后语序云：“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而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朱熹2 2 1）在自编别集方面，古人也每每借此传达某种特殊情感与看法。如词人张元韩在胡诠上书乞斩秦桧遭贬之际，作贺新郎词为胡氏送行，在李纲疏谏和议罢相时又寄词一阈。二阈词作慷慨悲?。张元韩词风本以清丽婉转为主，但其自编芦川词，仍“以此二闵压卷，盖有深意”（永1814）。王逢梧溪集花大量篇幅记载宋元易代之际的忠孝节义事迹，并“作小序以标其崖略，足补史传之未及，盖其微意所寓也”（永1 4 5 7）。张元韩、王逢都借别集曲传不畏权奸及民族大义立场。在注方面，南宋绍熙年间，赵汝愚被贬永州安置，至衡阳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周密30）。明崇祯年间，黄文焕坐黄道周党184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下狱，在狱中著楚辞听直，“盖借屈原以寓感。其日听直，即取原惜诵篇中皋陶听直语也”（永1270）。关于朱熹注离骚，纪昀还以为：“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篓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永1 2 6 8）就像章学诚刻意忽略茅坤考据方面的问题一样，纪昀也提示朱熹的笔注不尽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要求，它同时是寄托之书。此外，在评点方面，谢枋得文章轨范所选“放胆文”“小心文”，皆各有批注、圈点，所选岳阳楼记祭田横文等，皆有圈点而无批注，所选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永1703）。谢氏对于诸葛亮、陶渊明之文不批注、不圈点，并不是认为它们不如被批注、圈点的文章，恰恰相反，作为宋遗民的谢氏在诸葛、渊明的文章为人中找到“大义清节”的笙磐共鸣。四、以互见形褒贬艇斋诗话引王安国为韩斡画马所作画马跋云：“所见画病马甚，疑少陵所谓画肉不画骨者，殆于此有遗恨爲。然少陵为翰赞，则又爱其骏健清新，疑其论曹、韩二人之词，不能无抑扬耳。善论文者，当知昔人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因此可以求著书之意。”（曾季狸32 0）王安国发现杜甫在诗与赞等不同文体中对韩画马评价不同，领悟到杜甫在曹霸、韩翰两人之间实有抑扬褒贬之分。同时，不仅限于画评，王安国也很敏锐地抓住了古代文学批评隐微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言非一端，须将散见于两端或多端的批评意见并置和综合考察，在互见、比较中领会作家或批评家引而待发的真实意图。而所谓“互见”，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不同文本、不同场合的批评观点之互见，一是同一文本内部的批评观点之互见。首先，不同文本、不同场合的批评观点之互见。欧阳修在诗、文两方面开创“宋调”，在诗方面，他与梅尧臣、苏舜钦等是同道，在文方面，则与尹洙等携手。不过，对于他对梅尧臣等人的看法，一些批评家将散见于其诗集的诗作收集起来参校，不无微妙发现。王直方诗话引刘壮舆之言云：“欧阳公自谓吾畏慕不可及者圣俞、子美。及赠诗云：“文会添予盟，诗坛推子将。又日：维诗于文章，泰山一浮尘。既日：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又日：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凝秋草。是其自谓不如者，乃所以过之也。”（郭绍虞35)朱弃亦云：“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世人咀嚼不人，唯欧公独爱玩之。然欧公之论不及者，盖有深旨。后有知圣俞者，当自知耳。”（朱，风月堂诗话1 0 6）刘壮舆、朱弃都认为，欧阳修透过不同诗句表示梅尧臣等人的诗作有特色，但诗的重要性不比文章，有特色的诗作也不一定就有重要性；朱弃更以为欧阳修只是在兴趣互补的意义上对梅诗表示欣赏。在文的方面，欧阳修也同样如此。陈善扪虱新话云：“予观国初文章气体卑弱，犹有五代饶习及欧阳公、尹师鲁辈出，然后国朝之文始极于古。然欧阳公作师鲁墓志，但言其文章简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断自师鲁始也。”（陈善4 7）尹洙文章名重一时，但欧阳修在墓志里只称赞尹文简而有法，并不许之为宋文的开创者。对此，陈善借孙权、刘备故事推测云：孙权初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备，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日：“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使敌乘其隙，非长计也。”权复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日：“汝欲取蜀，吾当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权既召瑜还，备遂自袭蜀，取之。古人于临事切要处，未尝不自留一著也。今观欧阳公言，若以古文始自师鲁，则前有穆修及有宋先达甚多，此岂其本心哉？无乃亦自留一著乎？（陈善4 8)欧阳修在开创古文的原则问题上必欲暗示当仁不让。传统上固然很多文人相轻互低的例子，但像欧阳修这样不失地步而又不失风雅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明代王世贞、归有光也有瑜亮情结。王氏归震川先生像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始伤。”（州续稿三1 7 9）似终对归氏俯首。但书归熙甫文集后自述与震川始末云“客有梓其集贻余者，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也。”书词后云：“读归熙甫时义，厌其不可了，若千尺线。”（读书后卷四5 6）只有对照这些文本，才能得185.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出王氏对归氏的全面、真实看法。在不同文本的批评观点中，还有不同时代的文本之互见。赵翼注意到新唐书与旧唐书不同“于文士尤多回护”（赵翼2 0 2）。如新唐书王维本传不载其人侍太平公主、弹郁轮袍、求及第等事；收人刘禹锡自作的子刘子传，助其自辩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误；全文补录旧唐书未载的柳宗元与萧免、许孟容二书，用于陈述柳氏被罪之由，代为其昭雪。特别是韩愈，旧唐书本传列柳宗元罗池神碑讳辨毛颖传等为近于讥戏、文之不当之例；韩愈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为时人所非，唐文宗尝诏史臣添改，但遭到韩愈女婿李汉等人阻挠。新唐书在韩愈本传中将以上情节、议论全数删除，推崇韩愈为文奥衍宏深，沛然有余。对于这些不同于旧唐书的修改，赵翼以为，宋祁“本文人，故有气类之感。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赵翼2 0 2）。在不同场合的批评观点中，还有公开发言与私下意见之互见。清代王士祺对于杜甫的看法即颇堪玩味。王氏门弟子众多，在与他们谈话时每每称赞杜甫律诗是“究竟归宿处”（王士祺，然灯纪闻1 2 1）。不过，王氏私下里却对杜诗大加“批抹”和“伤”（李重华9 38）。赵执信谈龙录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 之目以语客。”（赵执信1 0 一1 1）杜甫在清代的地位远比在北宋初年杨亿的时代稳固得多，所以王氏也不敢公开攻击，即使他真心推崇王维等人那样冲和淡远的诗（钱锤书，中国诗与中国画2 1 5 2 1 6)。其次，同一文本内部的批评观点之互见。王定保唐撼言云：“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日：“文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或谓文公以观文止高乎当世，盖谓已高乎古人也。（王定保9 8）韩愈以“文”与“行”“当世”与“古人”对举，虽不一定自谓高乎古人，但对年轻早逝、未臻成熟的李观之文可能确有进一步的期待。严羽沧浪诗话评李白、杜甫，于二人并列处总是不分轩轻，下笔极有分寸：“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严羽1 6 6）不过，他提倡盛唐诗，实际并不赞成杜甫那种精工的当、纯熟至极的律诗，而是欣赏那种保留着汉魏古诗中浑朴气象的诗歌（周勋初2 2 9）。李白诗歌中保留的汉魏成分就比杜甫的诗歌多得多，所以严羽一再称赞李白这方面的优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严羽1 7 3）古代批评家还习惯将两个或更多的警喻放在一起，让人在对这些警喻的互见中领略其批评判断。钟嵘诗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条云：“汤惠休日：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钟嵘2 7 0）彦周诗话亦云：“宋颜延之问已与灵运优劣于鲍照，照日：“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此明远对面褒贬，而人不觉，善论诗也，特出之。”（许颤39 0）许颤将论诗人从钟嵘所谓汤惠休易为鲍照，但两个譬喻未变，同时指出这种论诗方式“对面褒贬，而人不觉”。南史卷三十四又云：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日：“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日：“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李延寿8 8 1）南史引鲍照之语论颜、谢优劣，但下文又引颜延之薄汤惠休之语，颇似节外生枝，文气不贯。而诗品卷下齐惠休上人条也有数语论及颜延之与惠休、鲍照：“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钟嵘4 2 1)将风格相似的惠休、鲍照二人一起与颜延之相对。如此看来，南史插人薄汤惠休数语，盖休、鲍乐府，时人均目为隐艳，延之以薄惠休而实鲍照，亦意在言外（曹道衡沈玉成36 5 36 6）。也因此，那条论谢、颜“芙蓉”“错采”的评语，无论是出自鲍照还是惠休，对颜延之都有相似的暗讽效果；同样地，南史没有像诗品那样记颜延之听闻评语，“终身病之”，而是薄惠休又连带敲打了鲍照。五、以颂赞寓规速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孔颖达186.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疏云“其作诗也，本心主意，而依违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孔颖达5 6 6）古代文学批评以委婉隐微甚至榆扬颂赞的方式达到规速谏改进的效果，使现实生活中的上下关系在相对平和温婉的氛围中扁平化，批评双方都得到感化与启悟。宋书谢弘微传载谢混“尝因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日：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隽，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诚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標兰讯，直窖鲜不题，抑用解偏。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葡，勿轻一少，进往将千仞。”（沈约1 5 9 1）阿多即谢曜，通远即谢瞻，微子即谢弘微，与谢灵运一样，都是谢混的族中晚辈，谢混作诗对他们加以训勉，将须改进之处巧妙嵌入赞扬之中。如对于谢灵运，在赞扬他颖悟通脱的同时，诫勉不走极端，自我检束；对于谢弘微，在赞扬他一意向学，孜孜不倦之余，期望不捐细故，积久为功。这就是所谓寓规于颂。这也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批评线索。李涂文章精义云：“退之志樊宗师墓，其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盖与“凿凿乎陈言之务去，戛戛乎难哉”意适相似，深喜之。然铭谓文从事顺，各识职则，宗师之文不从字不顺者多矣，亦微有不满意。”（1 1 7 2）王应奎柳南续笔卷四云：“盖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学者求之于文从字顺，而不必如绍述之好奇耳。郑权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称其贵而能贫，为仁不富，盖反言以讽也。”（1 0 8）李涂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看出韩愈深喜中微有不满，王应奎则引另一篇韩文辅助解会，韩愈不直接批评某人豪奢，偏赞其“贵而能贫，为仁不富”，对樊宗师也同样反言以讽，暗示其文存在文不从字不顺的问题。再如秦观词，苏轼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引秦观及柳永名句概括二人词作风格，摘句以颂，浑然本色，但以秦、柳并提，又暗含苏轼对秦观的拳拳规劝之意，提示他不蹈柳永径，对词格要有高于柳词的要求。（叶梦得1 37）谢混、韩愈、苏轼的批评，对于子侄及门弟子来说,是“上”对“下”的颂规。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史也不乏“下”对“上”的讽谏。史绳祖云：“黄鲁直次东坡韵云：我诗如曹，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谓至，而自况可谓小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人律也。曹、邻虽小，尚有四篇之诗人国风。楚虽大国，而三百篇绝无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骚称，为变风矣。”（史绳祖7 4）史氏对黄庭坚的次韵诗作出独特解读，认为在表面的颂赞之下暗含讽谏苏诗律不严之意。潘德舆云“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予不以为然”（2 0 1 5），不太认同史氏看法。结合苏黄之交的实际，潘氏的意见颇有根据，但一生敬重，在特定情境下一时而生不服与比试之心，似也不违人之常情。此外，张孝祥于湖集由门人谢尧仁作序，序云：张氏每作诗文，问视苏轼何如，尧仁答以先生笔势，读书不十年，当可与苏轼比肩。对于张氏之作，纪昀等四库馆臣以为：“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而根底稍薄，时露竭蹶之状，尧仁所谓读书不十年者，隐寓微词，实定论也。”（永1 36 6）而撇开所谓上下关系，以讽领寓规谏，实际上也是文学批评隐微修辞的常见现象。杜甫春日怀李白几成“公案”之一：“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密也。”（罗大经100)罗大经此说不为无据，因为杜甫苦心雕琢诗句，改罢长吟，李白援笔立成，诗律欠严，都是诗史的事实。就像后来的苏黄，苏诗有失漫与，黄诗坚守诗城，也都是批评家的共识。不过，罗大经径谓李杜彼此讥嘲，将双方的诗句互赠看作箭尖互抵，也不免有煞风景。金圣叹论春日怀李白云：“言白也人称其“诗 遂“无敌”，我谓其思 则“不群 有之耳。下紧接“清新“俊逸”四字，皆是思不群边字。吾闻温柔敦厚，深于诗者也。清新”“俊逸”，于诗且无与，此非文人相轻，实是前辈定论。”“看先生细”字重 字，信知作文不易。夫文岂“飘然不群 四字之所得了哉！”（金圣叹2 7）金圣叹从杜甫诗评里更多地看到“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他与罗大经都没有否认杜甫可能对白诗含有微意，但他的似有还无，与罗大经的无趣坐实，也形成较鲜明的对照187古代文学批评的隐微修辞虽然没有李杜、苏黄的例子那样知名和聚议纷绘，但以下两例同样耐人寻味。一例是明代陆奎章（子翰）模仿韩愈毛颖传作香四友传，以镜、梳、脂、粉为前四友，尺、剪、针、线为后四友，徐淮题香查四友传后对之赞赏有加，以为能像当年韩愈一样对所写对象随物婉转，最后云：“余得而读云，累日不厌。自幸晚年获此珍异，子翰真有助于余哉！抑余尝闻昌黎因文以见道，余又不知原道与毛颖传熟为后先也。子翰年富力赡，博极群书，当有佐佑六经之文，如原道者，其肯终惠我乎！”（徐准30 5）徐准笔锋一转，认为韩愈除了游戏之作毛颖传以外，更有原道那样的大文章，陆氏如也能成功摹写，同样不要忘记赠阅，以让自已受教。规之意溢于言表。一例是清代施闰章曾在与王士祺门人洪升的谈话里，将已诗与王诗作对比：“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施氏通过两个不同的譬喻，暗示两人作诗有“虚悟实修之别”，不仅如此，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