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pdf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中国视点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 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胡湉湉 纪 莉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年 月 日），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沟通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跨文化情感传播研究”（编号：）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胡湉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传播研究；纪 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传播研究。湖北武汉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人民日报 中国环境报 南方周末 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环境报道 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 责任归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结晶，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和独特标识，对其加以传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中国本着不仅对本国负责、也要对世界负责，不仅对当代人负责、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的世界性、整体性思维，获得了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可。近年来，中国切实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年 月，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要求，“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现代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的作用。从实践来看，信息传播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等对任何社会治理都至关重要，媒体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媒体对促进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作用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一、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责任之争近现代以来，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影响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以至于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 人类世（）。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反思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要明白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并不是主宰者，进而探寻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从全球发展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特殊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中国独特的历史、文明传统与当今国情相互渗透，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且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的道路选择。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气候变化、疾病传播和粮食安全都与环境恶化有一定联系。在此背景下，现代环境主义诞生，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影响普通人，通常可以追溯到 世纪中叶。年，蕾切尔卡逊在 寂静的春天 中向人类发出严厉的警告：滥用杀虫剂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健康甚至生存。年，美国加州圣巴巴拉石油泄漏等一系列重大环境灾难，以及全球核不扩散运动的兴起等事件，表明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终于促使美国民众乐于听到人类健康和环境健康是相互交织的。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以政府为主体形成了 斯德哥尔摩宣言，郑重声明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承诺。环境保护正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自 年至今都是世界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如今逐渐显现引领者的风范。早期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进入对环境责任的讨论。鉴于该领域早期学者对多个交叉学科的认识，有必要理解与环境传播密切相关的两大领域中对责任的考察：风险传播和科学传播。并非所有的科学传播都与环境问题有关，但两者存在交叉和重叠，比如研究气候变化科学如何传播。科学传播关注科学家与包括公众、决策者和新闻媒体在内的多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旨在增强各方交流的有效性。风险研究关注的是“可以预见但往往看不见的、人为的、无法计算的、无法保证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是环境性的，如气候变化；也可能是技术性的，如数据泄露的风险；或是社会性的，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詹敬秋：生物多样性与人类世地球：挑战、威胁和希望，鄱阳湖学刊 年第 期。，“，”（），：，陈赟：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天府新论 年第 期。，“，：，”，：，“：，”，“：，”，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中国视点恐怖袭击的风险。考克斯认为环境传播是自然的“危机纪律”，并提出环境传播的伦理作用是“增强社会对与人类社区和自然生物系统福祉相关的环境信号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这一取向意味着人类在风险社会中的地位和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人类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全社会合力协作。然而，国家、企业等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的环境责任分配始终争论不休，常常出现责任分配不明晰、各主体间推卸责任的现实。谁该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治理承担责任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对多元主体的环境责任分配在不同学科和研究视域下关注点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在学术研究中，对国家责任、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关系研究发现，三者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不同时空下呈现复杂多变的纠葛，时而共振、时而争夺或相互推卸。在传统研究视域中，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可以分为国家（政府）、经济行为体和个人。亚斯明（）等采用动态博弈理论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的环境责任进行评估，认为为了明晰环境责任，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应该设计和执行绿色法规。然而，为了执行绿色法规，政府应该让民间社会更多地参与进来完成共同目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是建立在环境法治、公共需求、环境权和“善治”之上的。一国政府是参与环境治理的单位和重要主体。比如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体形成国际协定；在国内推行相应的环境政策。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制订计划和法律法规，也承担环境教育、培养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责任。文森特（）等提出，公权力机构和工业行为者对环境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切鲁蒂（）和吉登斯（）认为，个人也要意识到无节制的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也必须承认需要他们在保护当地环境方面发挥作用。伦理学中一种关于真正的美德的伦理观点认为，正直的美德要求道德主体在个人和政治层面协调他们的行动。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果一个正直的人认为他应该推动集体的、制度性的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那么他也应该努力减少他的个人排放。舒马赫（）将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绿色主张幻化成为一种对基层政治和某种形式的参与民主的信奉，把个体责任的研究落实在个体“参与”上：“绿色分子相信，更多的决定应当在基层水平上做出以鼓励更大程度的参与和负责任性”，使绿色思想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可见，个人主体与国家主体在现代社会中不是冲突性的关系，应当是共建、共治的，而媒介是其中很重要的形塑力量。，“：，”，“：？”，“，”（），刘刚、李德刚：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过程中政府环境责任分析，学术交流 年第 期。，：，“，”，“，”，“，”，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二、媒体的环境报道责任建构研究环境报道中的“责任”一直存在于报道框架和话语的研究中。由于环境议题的科学性、环境治理的政治性特点，媒介报道常见政策框架、环境正义框架、科技框架、冲突框架，除此以外还有经济后果框架、不确定性框架、可持续性框架、人类发展框架、国家立场框架等。无论“责任”是否直接出现在分析单元，几乎所有框架研究都有对责任的探究：一是从坦卡德（）提出的框架列表经典范式入手，关注报道的主体和消息来源；二是从报道的内容入手，塞梅特科夫斯基（）和瓦尔肯堡（）提出的欧美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五类框架中的归因框架是研究者们常用的责任归属框架。前者是指向媒介内容的主体和来源；后者则是通过指出在环境问题的产生或解决中谁负有责任来归因。在国际环境治理问题上，责任争端存在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之间，主要关注环境正义问题。塞尼亚（）等调查了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的报纸在 年、年和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如何报道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责任归因，发现这两类国家的报纸将更多的责任归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在 年的报道中，新兴经济体的参与者可能避免将太多责任转移给发达国家，以免赋予它们太多权力。作者认为，这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政治的信号，目的是在谈判中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把责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超国家层面 联合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或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这种既是国际参与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治理的重点问题，西方媒体采用忽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方法转嫁更多的责任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陆娇娇发现，德国媒体采取一种话语掩饰和转移，对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当前碳排放量穷追不舍，在话语中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建构为“气候变化主要责任国”，以此来逃避承担气候变化主要责任。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媒体通过隐没行动主体和消息来源的方式弱化了中国政府在国家内部的环境治理行动和成果。郭小平研究 纽约时报 报道中国气候变化的策略时指出，纽约时报 采用弱化，“：，”，“：，”，“：，”，“：，”，“，”，（），：，“：，”，“：，”：，“：，”，陆娇娇：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德气候变化新闻话语对比 以 年中德主流纸媒报道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中国视点中国政府消息来源的方式，遮蔽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治理承担的责任和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治理的贡献。已有研究发现，中国主流媒体把气候变化问题看作一种国家层面上的由政府负责处理的政治性事务，更多的是报道“政府做了什么”，这一特点在气候变化报道和生物多样性报道中均有体现。李静运用社会认知话语分析了 人民日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的气候变化报道后发现，中国媒体的责任归属话语表达与气候变化作为国际议题或国内议题采取不同的策略。作为国际议题之时，强调正义视角；作为国内议题之时，凸显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责任。但李静在研究中还发现，人民日报和 南方周末 逐渐强调民众在局部气象或环境风险下的个人责任，将个人“我”的责任与“我的国家”的责任挂钩。曾繁旭等研究 议题报道时发现，人民日报 与 科技日报 重在阐述政府部门的战略部署，关心的是“政府已经做了什么”。两家媒体的信源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专家，体现出明显的精英化取向。在报道本国内部的环境治理问题时，与日本 朝日新闻 相比较，人民日报 的报道以政府为首要责任主体和治理主体，提供的信息与普通人生活遥远，似乎很难产生共鸣。朝日新闻 结合日本国内的科研人员对国内环境进行的研究，传播与国内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气候变化科学议题可能更能让受众产生气候变化与自身的联结。在最新的研究中，纪莉等对报道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中国主流媒体进行分析时发现，报道的最主要主体仍是政府机构。总体而言，以往媒体对中国的环境报道预设了一种认知模式，即国家或政府是责任主体。三、责任建构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媒介报道的责任建构影响公众的认知在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中得到诸多验证，责任归属框架影响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公共议题的态度或政策支持度已经得到相当关注。宫贺等分析 年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中公众对危机的责任归因对政府部门、企业、医疗系统的信任问题，验证了卡尔波坦（）提出的共创模式，即“意义”由公众和组织共同界定。政府和媒体应当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利益共同体。另外两起公共危机的研究也印证了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责任归因是危机沟通策略选择的重要依据。其一是，有研究者认为，在 年丽江打人事件中，尽管大部分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地方政府的社交媒体沟通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属于防卫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危机沟通的效果。其二是，尹章池与吴慧通过观察 年榆林产妇坠亡后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媒体不及时且不真实地指出悲剧的责任主体容易造成受众的误解和混乱的舆论场面。可见，媒体报道对危机事郭小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环境形象建构 以 纽约时报“气候变化”风险报道（）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 年第 期。纪莉、胡湉湉：讲好中国环境故事：从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媒介呈现出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李静：谁的责任：中国媒体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话语研究 基于 人民日报 和 南方都市报（）的气候报道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曾繁旭、戴佳、郑婕：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科技传播 年第 期。王寅：人民日报 和 朝日新闻 气候变化科学类报道新闻框架分析，科普研究 年第 期。宫贺、韩冬、张庆园：多元归因与信任重建：危机传播情境理论的中国情境 以 年问题疫苗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 年第 期。钟伟军、杨则扬：责任归因与地方政府社交媒体危机沟通策略 基于丽江打人事件的个案分析，电子政务 年第 期。尹章池、吴慧思：新媒体语境下反转新闻的归因、归责和规制研究 以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为例，东南传播 年第 期。件、重大舆情的责任归因不仅能“创造”公众对事件的理解，还能左右公众的判断。对于环境问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媒体的报道，首先是媒体曝光度的影响。费尔德曼研究发现，更高的暴露水平与增加政策支持或相信政府有责任缓解气候变化有关。白永亮等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解释了当前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是影响公众参与行为意愿的根本原因，超过了水生态环境状况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环境传播领域的学者们多采用跨学科、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对责任归因对公众的环境责任和环境参与的影响展开研究。廷尼克（）等综合运用语料库、框架分析等方法，以神经伦理学切入研究科学报道的框架对公众参与认知的影响，证实了除个人经历外，报道的话语和框架能很大程度上左右公众的认知。安可（）等学者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媒体对国际气候变化会议等事件的关注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还有研究者们通过小组调查得出结论，重要事件可能会导致有限的舆论变化；强调媒体的特定内容和特定细分市场可能对公众参与有重要影响。哈特（）运用主题式框架和片段式框架分析了在报道气候变化对北极熊的影响时，两种框架对相关议题分别产生的影响。其中，主题式框架是指提供气候变化的大致趋势和信息；而片段式框架则是分析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案例。该研究表明，主题式框架明显让人们更加支持政府承担缓解气候变化责任的政策。国内现有大量环境报道的研究提取出的消息来源主要为政府，报道主题主要为政治性议题，体现出精英主义取向。多数学者分析认为此举阻隔了公众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让公众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不利于公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调查显示，中国公众整体上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概念和内涵仍处于认识不足和理解偏颇的阶段，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了解也很少，这极大地阻碍了公众出于责任感做出绿色选择。意识、态度、行为 中国公众生物多样性认知调查报告 揭示，大部分公众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宏大而重要的事业”，个人是“被动而有限的参与者”；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仅有三成认为个体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在国外的研究中，斯彭斯（）等和科纳（）等认为在促进公众行动参与上，强调政府或社会责任比强调个体责任更有利。他们的研究证实，对个体责任的凸显往往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对公众而言是一种威胁，反而不利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行动。因此，何种报道框架的责任指向更利于增强中国公众的环境保护责任感，唤起公众参与的意愿，有待进一步验证。媒介研究和公众参与都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白永亮、程奥星、成金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 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 份问卷调查，资源科学 年第 期。，“：，”，“：，”，“？，”，世界自然基金会：意识、态度、行为 中国公众生物多样性认知调查报告，年。，“：，”，“，：，”，参见罗伯特考克斯：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中国视点量，同时也是环境传播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媒体在促进公众参与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发挥作用，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命题。现有媒介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在公众参与中承担的角色与作用、不同的媒介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差异、媒介暴露与公众注意力、媒介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进行意义建构，但对如何生产更多、更高质量的媒体内容以及更好的内容将如何产生影响的研究不足。四、我国主流媒体在第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责任话语本文以第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案例，根据上述对环境治理责任主体的阐释与媒体在明晰公众的环境责任和影响其环境参与上的重要作用，结合新闻框架研究对责任的解读，观察此次中央级党报 人民日报、生态环境部主管的国家级环境保护报纸 中国环境报 和专设环保专栏的市场化媒体代表 南方周末 在国际重大环境治理事务中的责任话语。第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埃及召开，搜索在此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关键词，剔除仅仅是提及气候变化而没有深入展开叙述的报道后，筛选出 人民日报 篇、中国环境报 篇和南方周末 篇报道。总体来看，与前些年的气候变化报道相比，这些报道呈现出以下几点新的发展和特点。第一，随着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发展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部分，生态理念逐渐完善而成熟。由此，在媒体平台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表达上比过往更加笃定和自信，展现出引领者风范。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责任话语上，人民日报 和 中国环境报 明确体现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全球整体性思维。南方周末 则没有特别强调中国立场和态度，报道均以联合国、主席和缔约方各国为主体。南方周末 陈述了多国态度和立场，“各国领导人在演讲中纷纷提到 行动 一词，共同实施（）”，单独陈述了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对中国立场的表达为“中方期待与各方一起，将 打造成以 落实 为主题，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气候资金为成果亮点的大会”。人民日报 作为我国官方性质的权威媒体代表，在报道中论及合作时强调：“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更大贡献。”这体现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希冀打破区隔和意识形态藩篱，期待与全球其他国家一道共创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理念。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尽管当前不少发达国家受地缘冲突、能源危机影响，气候行动有所回摆，但中国仍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这体现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坚定地实践承诺的行动力，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重要角色的体现，也是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的必要环节。第二，报道仍呈现出以区域和国家为边界区分责任，多采用正义框架，但言辞较以往更温和，更多的是呼吁团结合作的特点。前些年“硬仗”“暗战”“加时赛”“最后一搏”或“激烈交锋”等隐林方舟：“应对气候变化，依靠的是落实，而不是口号”专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南方周末 年 月 日。黄培昭：联合国气候大会发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声音 “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气候融资承诺”，人民日报 年 月 日。张倩：中国：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气候治理的行动派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侧记，中国环境报 年 月 日。解树：埃及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倒退不可接受，南方周末 年 月 日。含对抗含义的表达时常出现在标题中，而在本届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最为激烈的言辞虽然依旧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仍是国际环境法的全球共识。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多次明确提出“多方呼吁发达国家的承诺不能成为空头支票，必须尽快补齐历史欠账”，“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对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补偿”，但更多凸显蕴含“天下大同”的生态文明理念，呼吁“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这与西方媒体推诿责任、逃避责任的话语不同，中国式的责任观是力求“说到做到，多晒成绩单”，顾及全球万物生灵的整体统一。中国环境报 同样重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变化大会的“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中强调“支持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推动损失损害资金安排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南方周末 的报道呈现的主体是全体 缔约方和联合国，专门论述“损失损害”问题，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承受极端天气恶果，而发达国家大量碳排放加剧气候危机，需为此承担责任，并向贫穷国家提供补偿”。但其在报道中写道“不过这项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在多届气候大会悬而未决”。第三，在国内环境治理报道中，国家仍然是最重要主体。在某些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上，能够较好地将企业和公众联系起来。但在报道中，个体的“我”往往是作为被国家引导和支持的主体，缺乏主动的生态意识。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治理报道中，凸显国家和政府作为最重要主体。在 会议报道中这一特点显而易见，因为国际谈判中政府是最重要的谈判主体。但在国内治理部分，大部分报道仍然把政府作为最重要主体大篇幅报道，没有足够顾及其他重要参与主体。比如，“绿色供应链”是为打造企业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采购等，在报道中全篇介绍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绿色供应链”的措施和未来规划，没有报道企业在其中的参与情况、前景等。中国环境报有多篇报道聚焦与普通人生活紧密相连的话题，譬如 讲好核能供暖故事 讲述了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项目，还讲述了应当如何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提倡绿色低碳的方式。人民日报 的 “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项目创新科研组织模式 把固碳减排技术送到牧民家，把“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项目的来龙去脉、技术路线和牧民的实际执行效果讲述得很清晰，阐释了低碳生产模式与牧民的生存发展之间良性的互动过程。纵观 期间个体如何实践低碳生活的报道，往往也是大篇幅解释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对个体的具体阐释不足。例如，气候大会中国角举行“绿色生活，共建共享”主题边会 近 篇幅介绍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所做的工作部署安排，仅在结尾处泛泛提及“增强社会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公众践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报道国际谈判或许难以与个体建立强烈关联性，但是在对企业和个体的报道中忽视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结，或许难以让民众感知气候变化不仅是国家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事、也是自己的事。李静：谁的责任：中国媒体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话语研究 基于 人民日报 和 南方都市报（）的气候报道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黄培昭：联合国气候大会聚焦落实承诺，人民日报 年 月 日。黄培昭：联合国气候大会首次将气候赔偿问题列入正式议程，人民日报 年 月 日。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 年 月 日。张楠：绿色供应链“能量”可不小可带动链上相关企业节能减碳，推动实现零碳发展，中国环境报 年 月 日。三江鱼：讲好核能供暖故事，中国环境报 年 月 日。李鹏：“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项目创新科研组织模式 把固碳减排技术送到牧民家，人民日报 年 月 日。气候大会中国角举行“绿色生活，共建共享”主题边会，人民日报 年 月 日。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中国视点五、结 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方向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理性主义环境治理模式走向环境民主（），强调保护公民平等的环境权利，追求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问题的科学性、公共性、开放性和复杂性特点，也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由于我国政府在早期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公众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使得其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不够强烈、也缺乏深度参与的能力，导致公众的环境权责分离。环境治理应当是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构筑“五位一体”行动框架，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落后的环境意识造成公众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从而推卸环境责任，容易发生环境冲突事件，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本质上讲，环境冲突发生的根源是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利益的争夺和责任的推卸。要化解冲突，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强化公众的环境意识。根据上文论述，媒体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提升多元主体的责任意识，清晰化和系统化权责分配迫在眉睫。同时，为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最大化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确认公众的主体性地位，让公众认识到，保护环境和参与环境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所在。简言之，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无论是在重大国际环境事务的报道中，还是在日常环境问题的科普中，确立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培育公众的环境保护责任感，让每一个“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分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责任编辑：田夫）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年 月 日），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第 页。刘红梅、王克强、郑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郑保卫、杨柳：从中外纸媒气候传播对比看我国媒体气候传播的功能与策略 以 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卫报 为例，当代传播 年第 期。张保伟：环境冲突的生态文明视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参见何露、张永勋、闵庆文、赵贵根：三江源移民安置区居民对太阳能资源的认知、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资源科学 年第 期；白永亮、程奥星、成金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 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 份问卷调查，资源科学 年第 期；贺新春、黄伟良、黄梅珍：关于农民生态道德及生态伦理教育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成人教育 年第 期。徐梓淇：生态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曹海林、赖慧苏：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