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作者简介：肖琳，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农村留守老人达 万人口 流出地区的老龄化较为严重，：。民政部：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过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超，：。【乡村振兴与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肖琳（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摘要：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陷入价值边缘化困境，家庭地位和社区地位的边缘化导致留守老人遭遇自我认同危机。基于中部 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县级政府引导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通过内外联动，形成了以乡镇为单位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是社区层面缓解留守老人精神生活困境的重要方式。通过关系重建、空间重构和认知重塑，留守老人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重新建立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摆脱边缘化的价值体验。在县域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要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应重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将村庄社区重新建设为留守老人的精神家园。关键词：留守老人；互助养老；价值重建；人口老龄化；县域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十四五”时期，党中央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等三大体系为其中的主要内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农村是重点和难点。当前，在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特征日趋显著，留守老人构成农村地区的主要人群，其总量也在不断攀升。据统计，年我国农村留守老人高达 万人，在部分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他们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如何服务农村留守老人，是现阶段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战略的要点，也是县域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老年人生活分为经济和经济以外的生活两个部分，老年精神生活构成经济以外生活中的最主要方面。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强烈，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亟须引起重视。传统时期，家庭是老年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撑，也是最基本的赡养责任主体，承担着物质赡养和精神慰藉功能。随着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家庭赡养功能逐步弱化。当前，受制于代际空间分离、家庭结构核心化、子代家庭发展压力扩大等客观因素，仅仅依靠家庭已经难以为农村老年精神生活提供支撑，以家庭为唯一养老资源的传统观念已不合时宜，需要多维度拓宽供给渠道。有鉴于此，“发现社区”成为目前学界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有学者指出，作为老年人的具体生活实践场域，社区在老年群体精神生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如何发挥社区在精神赡养层面的功能，学界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一是老年服务视角，主张应当以社区为依托，以政府财政资源投入为基础，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活动空间和精神养老服务，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老年参与视角，即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尤其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回应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讨论集中于如何建立老年社会组织，包括老年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运作机制、社会基础等。互助养老是社区层面的一种新型养老实践。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就地养老模式，互助养老是指通过以老助老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互助型服务，尤其是满足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具体实践中，存在互助幸福院、结对互助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等四种模式。在研究者看来，互助养老借用既有的社区互助传统和社会资本，同时发掘老年人力资源，不仅能够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损，也能为家庭提供低成本的养老服务，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总体而言，在农村留守老人总量不断攀升、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在家庭之外寻找新的养老资源具有必然性。作为留守老人的生活场域，社区在构建老年精神生活支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尽管既有的研究对社区在精神生活层面发挥的功能已有诸多论述，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老年服务视角侧重于“物”的建设而忽视了“人”的面向，将精神赡养简单化为资源供给问题，并把老年人视为孤立的个体，忽视了老年人的社会属性，即老年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同样需要拥有群体生活。第二，老年参与视角强调老年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认为应当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弥补了老年服务视角的局限性。不过，其主要关注老年社会组织本身，对于互助养老这一具体的组织化养老模式，同样以互助养老组织本身的运作机制作为讨论重点。对于组织化实践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的内在机制，既有研究论述并不多。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如何缓解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困境，以回应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本文以县级政府引导下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为研究对象。县域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阵地，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单位。在空心化、老龄化特征显著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县域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即通过面向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将农村建设为适宜留守老人生活的空间，满足留守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前，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需求得到基本保障，精神生活需求却被选择性忽视，留守老人面临价值边缘化的精神生活困境，自我认同感下降明显。作为社区层面的养老实践，互助养老是农村留守老人实现自我价值重建的重要路径。互助养老以村庄社区为载体，通过重新建立社会关联，让留守老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进而提升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留守老人建立起与村庄社区的本体性关联，社区也被建设为留守老人的精神家园，能够有效回应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笔者与所在研究团队于 年在中部三省九县开展了多次养老专题调研，重点关注农村老年生活、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本文以湖北省 县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作为主要经验基础，结合专题调研经验，深入讨论在县域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回应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年 县常住人口为 万人，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万人，占总人口的，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七普”数据显示，县城镇人口老龄化率为，农村为，高出城镇 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留守老人成为主要的在村群体，且面临突出的精神生活问题。为缓解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危机，在县级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县 乡因地制宜，率先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取得显著效果。本文的表述框架如下：首先，呈现当前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精神生活困第 期肖琳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根据学术惯例，文中的地名与人名均已做技术化处理。境，从家庭、社区、个体三个方面理解留守老人的边缘化处境；其次，介绍县级政府引导下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再次，分析互助养老实践缓解留守老人精神生活困境的内在机制，即留守老人如何通过互助养老实现自我价值重建；最后，提出县域乡村振兴应当重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二、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困境随着人口大规模的城乡流动以及现代性因素渗入农民家庭与农村社区，价值边缘化成为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精神生活困境。价值边缘化是农村留守老人内在的心理感受和价值体验，是指留守老人因家庭地位和社区地位弱化而产生的一种边缘感，这种边缘感导致老年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下降，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在农村留守老人群体中，价值边缘化已成为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这在高龄老人群体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家庭地位的边缘化家庭是老人的基本生活单元，也是老人的情感与精神寄托。传统社会中，以孝悌伦理为基础的孝道观念塑造了老人的家庭中心地位，老人在资源配置、情感互动和权力关系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伴随子代外出务工或迁居城镇以及子代家庭生活成本的大幅提高，当前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地位逐渐边缘化，老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强，老人在家庭中也越来越缺乏存在感。具体而言，留守老人家庭地位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代际资源配置过程中，子代向父代反馈的物质资源有限，高龄老人成为家庭的“结构性剩余”，“下位优先”演变为家庭资源配置的主要逻辑。调研中，不少老人表示，“他们（子代）的生活压力大，进城买房、买车，车贷和房贷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余力才会考虑赡养父母”。传统反馈模式的逐步解体使得老年父母特别是高龄老人的养老资源受到挤压，老人自身对家庭养老的预期也有所降低，对晚年生活抱持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内心的不安全感增强。二是在代际日常互动过程中，因居住空间分离，家人之间的日常性交往匮乏。由于子女大多在城市务工或定居，一般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日才返乡看望父母，老人基本上与配偶共同度过大部分时间，或者独自生活，缺少子女的情感陪伴。事实上，传统代际关系中子代承担的赡养责任不仅仅指物质赡养，也包括精神赡养，即精神上的关爱与情感上的慰藉。而当前在难以兼顾个人的工作生活、下一代的抚养教育以及对老年父母的陪伴照料的现实情况下，子代能够分配给老人的注意力资源有限，以至于留守在村的老年父母大多产生情感性孤独。三是在家庭决策过程中，老人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弱化。调研发现，现阶段在子代结婚、分家和孙辈教养等事务上，老人越来越说不上话，只能通过一些策略性行为来维持自身的家庭地位。相较于传统家庭父代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力与权威，如今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逐渐处于边缘位置，家庭事务的主导权主要由子代掌握。老人一旦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弱化，这在高龄老人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二）社区地位的边缘化传统农业社会以长幼有序作为基本原则，年龄是长老尊卑排序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年龄越长者其权威越大，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养老之礼和“尊老”观念。作为集经验、知识、权力于一体的权威形象，老人在村庄社区中占据主要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维系着“长老统治”的格局，是社会制度、统治秩序和伦理观念的物化形式。然而，当前农村留守老人的社区地位逐步衰落，留守老人在社区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边缘感。第一，在社会认知上，“老年”“老年人”被贴上负面标签。步入现代社会后，老年人创造的经济价值有限甚至成为纯粹的资源消耗者，被视作包袱和负担，消极负面的老年价值观遂成为主流。老人不再是经验和权威的绝对象征，而被贴上“落后”“固执”等标签，负面的老年集体形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象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认知。调研时发现，有些年轻子代因为嫌弃老年人不讲究卫生，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老人自己也说，“现在很少去别人家串门了，担心被嫌弃，就自己坐在家里玩”。第二，在社会交往上，老人成为被孤立的个体。村庄社区中面向老人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较少，已有的一些公共活动空间对老人并不友好。比如村庄中的小卖部成为中青年人打麻将、打扑克的聚集地，对老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不少老人只能靠坐在家门口、在村里闲逛等方式打发时间。此外，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代沟。笔者在 乡调研时，曾有老人讲到，“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跟老人聊天？你跟他说不上话，有些年轻人，你跟他说，他不听，大多数都不愿意听你讲”。由于社会交往机会有限，特别是高龄老人因行动不便，社会关系网络明显收缩，社会性孤独成为部分留守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第三，在公共参与上，老人缺乏参与村庄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的机会。传统社会中，老人因掌握了丰富的农作及生活经验，对村庄社会的风俗习惯、民风民情熟稔于心，往往被视为智慧的化身，是地方性知识的担纲者，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辈分与年龄最长者通常担负着治理乡村社会的责任，或者负责组织红白事、祭祀等仪式性活动。然而，受年轻化话语的影响，年轻人登上村庄公共舞台，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主导者，老人因“观念不够先进，跟不上形势”，或者缺乏经济实力，被迫隐退到后台。（三）留守老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地位和社区地位的边缘化，使得老人在主体层面产生了自我认同危机，即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弱化，自我效能感低，由此产生无助、焦虑、不安、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缺乏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感。这是当前农村留守老人遭遇的更为深层的精神危机。社会地位的下降导致留守老人对“自我”的认知发生变化，家庭与社区对待老年人的普遍态度转化为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调研发现，在高龄老人群体中，“人老了就没用了”“对社会没什么贡献了”等想法较为普遍。即便老人在生活上有所诉求，如日常照料需求和情感慰藉需求，但不少人认为“和家人提了也没用”，内心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无用感和无助感。当老人患病或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将进一步加重，甚至视自身为家庭的负担。对于留守老人来说，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尊重、重视与认可，另一方面又自知现实难如己愿，对此他们往往选择接受现状，一些负面情绪日渐积攒于心。少数留守老人因长期缺乏家人的陪伴与关心，内心的负面情绪未得到及时关注和疏导，甚至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三、县级政府引导下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实地调查发现，解决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精神生活问题，是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功能，日常生活照料则是次要的。为了缓解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困境，乡率先在农村地区发展互助养老模式。三级互助养老组织体系构成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当地的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最初由社会内生力量发起成立，在县级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互助养老组织体系逐步扩大与完善。通过内外联动，乡最终形成了以乡镇为单位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为农村留守老人供给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一）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 乡是 县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源地。年，为了解决农村留守老人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孤独、价值感丧失等问题，乡退休老干部斗书记在家乡河村牵头成立老年人协会，之后又在第 期肖琳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院落”“团转”建立老年之家。初见成效后，斗书记先后在另外 个行政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并在县乡政府的引导下成立老年服务中心。目前，乡已形成由“老年服务中心老年人协会老年之家”构成的三级互助养老组织体系，服务范围涵盖 个行政村，其中包括 个老年人协会和 个老年之家，共有 位成员，在 个行政村的老年人口中占。从性质来看，当地的互助养老组织属于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成立的社会内生组织。在组织成员方面，精英老人和积极老人是互助养老组织的主要成员。精英老人是指退休乡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产业经营者等乡村能人。他们经济条件较好、社会资本充裕，有公心、明事理，或有一技之长，是留守老人中的中坚力量。积极老人多是为人热情友善、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有才艺有技能的低龄老人。这类老人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渴望走出家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老年人协会则为其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凭借自身的社会声望与社会资本，斗书记通过关系动员和情感动员，吸纳一些精英老人和积极老人进入互助养老组织，并依靠这些老年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组织资源方面，互助养老组织的物质资源主要来源于县级政府和社会力量。组织者需要积极向外争取资源，同时政府与社会力量也会主动输入资源。物质资源主要用于阵地建设、组织日常运转以及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县级政府提供的资源支持构成互助养老组织的资源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项目制的方式分配资源，支持阵地建设。每个老年人协会成立前，县民政局会拨付 万元项目资金用于阵地建设。年，经县民政局争取，省民政厅给 个老年人协会各拨付 万元项目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二是协调零散的非专项资金，支持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三是通过召开互助养老现场会，吸引领导注意力，并向外链接社会资源。社会力量提供的资源支持则主要借助组织成员缴纳会费和社会力量自愿捐赠两种方式获取。在组织规则方面，互助养老组织中的规则体系包括正式的、明文的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在双重规则的监督与约束下，互助养老组织形成了良性稳定的运转秩序。一方面，在县级政府的指导下，互助养老组织设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如制定老年人协会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对协会组织原则、协会经费用途、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监督考核制度等做出规定。此外，县民政局在老年服务中心安排了一位专理会计，对财务开支进行监管。另一方面，组织内部确立了不成文的社会规则。这种不成文规则形成于日常交往过程中，或由组织者、参与者口头约定，比如自发形成的卫生规则和互助规则。借助人情、面子等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些规则同样能够有效发挥规制作用。（二）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经过长期实践，乡形成了常规稳定的互助养老工作模式，即“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这种工作模式为留守老人提供了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一是组织老人开展自主学习。具体包括：（）学习相关政策。各个老年人协会每月以开例会的形式，组织老年人集中学习，向老人宣传国家政策，或是介绍本村近期开展的工作。（）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警惕意识，不少老人的合法权益容易遭受侵害，为此，老年人协会组织老人共同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老人的反诈骗意识和维权能力，以加强老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农业经营能力，老年人协会组织老人学习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由于适应了老人的农业生产需要，技术学习深受欢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在当地，“院落”“团转”是指以血缘（两代亲属关系，如父子、亲兄弟、叔伯兄弟）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自然形成的地域单位，也是家庭以外最基本的互助单元，一般由十几户构成。二是组织成员为弱势老人提供帮助。通过结对子和设立老年互助活动中心户，协会成员对高龄、残疾、独居、半失能等弱势的留守老人进行帮扶，老年人协会也将确定帮扶对象、建立“一对一”的帮扶关系作为入会条件。互助内容具体涉及生产、生活和情感等方面，比如帮忙运茶、打理菜园，帮忙购买生活用品、理发、送老人上街，不定期探望独居老人、残疾老人，和帮扶对象聊天等。河村老年之家家长康某经常帮周边的留守老人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平常也会随时关心了解同村患病老人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请医送药。三是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活动包括日常性活动和仪式性活动。前者主要是在老年之家聊天、打牌、下棋、跳广场舞，不定期为偏远地区的老人送戏下乡，组织老人外出旅游等。后者则是在一些重要节日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如重阳节、丰收节、元宵节庆典。文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比如打连厢、打快板、敲锣鼓、划彩船、抬轿子、讲故事等。协会成员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或农村生活实际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既符合大众口味，又富有教育意义。四是动员成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例如鼓励协会成员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工作，宣传防火、防诈骗政策，宣传孝善文化，调解赡养纠纷等。自 年起，各村成立乡风文明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与老年人协会成员基本重合。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老年人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协会会长组织成员参与“三园四化”活动，让协会成员分工认领绿化工作，改善村容村貌。老年人协会也会不定期宣传孝文化，评选好媳妇、好子女、好家庭，公开对其进行表彰和奖励，以此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四、农村留守老人价值重建的机制分析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以村庄社区为载体，在不脱离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前提下，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留守老人的自我价值重建。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建构以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构建面向留守老人开放的公共空间，留守老人得以重新建立社会关联，重新进入社会生活。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针对老年人的价值体系得到重新塑造，留守老人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改变对自我价值的认知，进而重新建立自我认同感。（一）关系重建：建构以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互助养老以组织化的方式将农村留守老人重新联结起来。互助养老组织是展开互助养老实践的基本载体，本质上是一种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可以看到，互助养老组织将精英老人和积极老人吸纳为组织成员。这些老人属于留守老人群体中的骨干力量，在互助养老实践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是连接其他留守老人的中间环节。通过结对帮扶，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学习活动等方式，作为非组织成员的普通老人和弱势老人也被纳入互助网络，成为互助活动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关系网络的建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在城乡流动背景下，村庄社区已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但对留守在村的老人而言，村庄社区依然是其展开日常生活的主要场域，具有熟人社会性质。不仅同一自然村中的老年人彼此熟悉与了解，同一行政村内的老年人之间也相互熟识。正是借用熟人社会中既存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互助养老组织重新建构起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熟悉、亲密、信任是这种关系网络的基本特征。同时，关系网的建构也充分借用了同辈群体的优势。尽管农村留守老人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但总体上社会分化程度和文化差异较小，而且基于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老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与支持，相第 期肖琳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三园”是指蔬菜园、种植园和养殖园，“四化”则包括硬化（后改为亮化）、净化、绿化和美化。这是 年田村老年人协会开创的一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鼓励老年人参与环境整治，美化村庄环境，为村庄公共事务发挥余热。互关心与尊重。总体上，重新建构的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让留守老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依托这种关系网，老人不仅可以在仪式性活动中展开社会交往，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日常性的社会互动和人情往来。比如各老年人协会的文艺队多由 岁的留守妇女组成，平常文艺队成员在排练结束后会一起做饭、聚餐，成员之间也会相互分享一些自制的农产品，或者互相倾诉和开导，排解内心的消极情绪。对于这些女性留守老人而言，文艺队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社会支持体系。（二）空间重构：构造面向老人开放的公共空间空间排斥是导致留守老人产生边缘体验的主要因素之一，构造属于留守老人自身的公共空间，有助于老人实现心理上的“去边缘化”。事实上，公共空间不仅是指实体化的物理空间，也指超越物理空间的社会文化空间。从互助养老实践来看，公共空间的构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设留守老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客观物质载体，二是激发一种“在一起”的主观心理感受。无论是老年人协会还是老年之家，都配备了一定的活动场所，这是面向所有老人开放的自由空间，也是老人展开关系实践的场域，老人是这些空间中的主要行动者。老年之家一般设置在人口聚居处或交通便利处。平常老人可以在老年之家打牌、打麻将、聊天、看电视，女性老人或在老年之家的院坝上跳广场舞，或坐在院坝边上观看。老年人协会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内部也设置了活动中心，供老年人消磨日常的闲暇时间，也是文艺队的排练场地。通过这种空间集聚与集体活动，老人会产生一种“在一起”的感觉，即意识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共同归属于某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存在联结，进而生发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本质而言，在公共空间中开展的关系实践为留守老人创设了一种集体生活方式。老人走出封闭的个人生活空间，进入开放的公共生活空间，在其中老人可以自由、主动地开展社会交往，与他人进行面对面互动，或共同参与一些休闲娱乐活动。生活方式的集体化让老人摆脱了个体化的生活状态，有利于缓解老人内心的孤独感和孤立感。有老人就说，“一直坐在家里没有意思，还是要出来走一走。跳舞让大家从家里走出来看看。我们在一起就会摆摆龙门阵，比如今年种了什么，种得怎么样，你给我一点种子，我给你一点其他东西，人也变得更加开心了”。（三）认知重塑：塑造肯定老年价值的社会认知留守老人面临的精神生活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人性事务，老年人的边缘体验也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心理感受。互助养老则把这种私人性事务转化为公共性事务，将隐蔽的个体感受转化为一种集体现象，在公共层面重新塑造针对“老年”和“老年人”的价值观念，重新发现老年价值。首先，建立公共平台，让老人从后台走向前台。互助养老让留守老人成为被看见、被关注和被重视的对象。一方面，留守老人的生活需求得到正视，老人的需求表达也被赋予正当性。尤其是对于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弱势老人而言，平常少有人给予其关心，同辈群体的陪伴与倾听让他们产生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重新肯定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一些老人走出家庭，进入社区，在公共平台上展现自我，并且意识到自身是被需要和被尊重的。比如精英老人和积极老人是互助养老中的骨干力量，基于个人所具备的优势，他们在互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为老人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以老助老是互助养老的核心理念，即通过老年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实现养老服务的自我供给，此时老人不再是被动的服务获取者和资源消耗者，而是能够独立提供服务的价值生产者。此外，互助养老让留守老人重新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如参与村庄治理事务、参加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代表村庄外出参加比赛等。对于已经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的老年人而言，参与公共生活让其获得新的社会角色。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老人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经验优势，展示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才艺，从中获得深刻的价值体验。最后，公开表彰，对老人予以认可。乡的互助养老实践取得显著成效后，不仅组织者斗书记被授予各种社会荣誉，一些做出积极贡献的留守老人也广受村民的赞扬和好评，并被媒体广泛宣传报道，获得上级领导和社会大众的认可与肯定。这些肯定性的社会评价为留守老人带来了充裕的面子资本。对生活在社区中的老年人来说，荣誉、名誉、评价带来的面子资本往往比经济资本更为重要。而价值激励不仅有利于消解留守老人内心的无用感和无意义感，改变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也能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再生产。五、结论在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村庄空心化、老龄化已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普遍特征，留守老人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生活主体。因此，如何服务农村留守老人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点，也是县级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点。现阶段，留守老人的生存需求已得到基本保障，精神生活需求正日益凸显。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留守老人普遍面临价值边缘化的精神生活困境，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亟须引起重视。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农村互助养老从社区层面出发，缓解了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困境。中部地区 县的经验表明，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以社会内生组织为基础，在县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逐步发展为以乡镇为单位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留守老人的自我价值重建。通过重新建构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关系网络，构造面向留守老人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及重新塑造肯定老年价值的社会认知，留守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得到提升，逐渐摆脱边缘化的价值体验。进一步，通过重建社会关联，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在空心化、老龄化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以留守老人为中心的生活共同体，其不仅是留守老人展开社会生活的场域，更是老年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撑，充分发挥了社区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支持功能。基于此，当前在空心化和老龄化趋势显著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应当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县级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应当重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建设和完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以此回应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从 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互助养老组织。鼓励乡贤等地方精英群体将农村留守老人组织起来，激活和调动潜在的社会文化资源，组建属于留守老人群体自身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留守老人的主体性。县级政府在其中则主要发挥资源支持、工作指导和规范管理等作用。第二，加强村庄公共文化建设。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结合留守老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需求，建造面向老人开放的、友好的公共空间，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为留守老人搭建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平台，提供社会参与渠道。如此，不仅农村留守老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重建，空心化、老龄化的村庄社区也将被建设为老年人的精神家园，重新焕发活力。参考文献：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慈勤英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孙薇薇，景军乡村共同体重构与老年心理健康 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社会学研究，（）：刘颂老年精神生活：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老年人群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南京社会科第 期肖琳互助养老模式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重建学，（）：宋娜，李俏政府服务视域下的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供给研究社会福利（理论版），（）：伍小兰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分析和政策思考人口与发展，（）：杜鹏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 基于湖北 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甘颖农村养老与养老自组织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金华宝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瓶颈与完善路径探索，（）：杨静慧互助养老模式：特质、价值与建构路径中州学刊，（）：王伟进互助养老的模式类型与现实困境行政管理改革，（）：杨康，李放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现实路径长白学刊，（）：夏柱智，夏日县域社会：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阵地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杨华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重庆社会科学，（）：周晓虹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浙江社会科学，（）：何倩倩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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