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pdf

第 38 卷第 3 期2023 年 6 月Vol.38 No.3Jun.2023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ADMINISTRATIVE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摘要新冠疫情之前，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就呈现组织化、武装化的发展趋势，特殊群体和外籍人员贩毒情况突出，家族化、同乡化贩毒明显增多，大宗走私贩毒案件频发。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加强了边境管控，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中越边境疫情管控措施的放开，边境毒品犯罪又有所回升。边境毒品犯罪原因在于巨额贩毒利润诱惑、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边境管理和国际间禁毒合作机制开展不到位等多重因素造成。在后疫情时代，遏制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必须加强打击力度、加强边境管理、推动经济合作、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加强中越禁毒合作。关键词毒品犯罪；中越边境；后疫情时代；管控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28（2023）03-0057-07?一、问题的提出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CAFTA）的正式建立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历程中的里程碑，巩固和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包括中国与东盟诸多成员国在内的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国展开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全面性合作，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服务等有了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关系提升至一个新水平。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务实合作的同时，亦为不法分子在边境地区从事跨国毒品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东盟国家中，越南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其处于中国与东南亚毒源地“金三角”之间。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原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疫情本文简称“新冠疫情”或“疫情”）暴发之前，中越边境地区贩毒活动频繁，逐渐形成了“金三角 越南中国崇左中国南宁中国广东中国其他内地中国港澳”的国际贩毒通道。从广西警方近几年打掉的几个犯罪团伙可略见一斑：2018 年 4 月 30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指挥下，广西崇左市警方会同广东省广州、珠海、佛山等市公安机关，动用警力 230 多名，成功侦破公安部“2018-61”号毒品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17 名，缴获毒品海洛因 18.7 千克，气枪 1 支，子弹 50 发，毒资 110.8 万元人民币，涉案汽车 14 辆，切断了一条越南经广西崇左市的龙州、大新至广东的特大跨境跨区域贩毒网络，摧毁了龙州县金龙镇马氏贩毒团伙。2019 年 10 月 29 日，广西凭祥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展示缴获毒品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收稿日期2023-03-7?作者简介唐可（1974），女，广西玉林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犯罪学。参见林艳华、凌敏：广西中越边境连续破获多起跨国贩毒大案，https：/ 年6 月 20 日。57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海洛因 40 块重约 14 千克，缴获毒资 137 万元，查扣涉案车辆 5 辆，全链条打掉了以越南籍女毒贩欧某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从上述案例看出，新冠疫情之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问题日渐猖獗，毒品数量大，犯罪集团化，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较大的隐患。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为了切断新冠疫情的外来输入，中国边境地区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边境进行巡逻管控，人员跨境往来得到有效管理，从而也有效遏制了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上升势头。但是，随着各国的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越之间的边境口岸已经正常开放，边境地区的人员和经贸往来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势头，边境的巡逻管控也不可能再采取疫情期间那样特殊的强力措施，这就为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再次提供了滋生环境。也就是说，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必然要再次面对如何预防和管控中越边境的毒品犯罪问题。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疫情前的延续，但在 RCEP 生效后新的时代背景下，该区域市场将更加开放，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人员往来将更加频繁，进而也增添了边境地区防控毒品犯罪的复杂性。为了能更加有效地预防并打击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毒品犯罪行为，本文拟结合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特点、趋势，分析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原因，并以之为基础对后疫情时代的预防管控对策进行研究。二、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特点和趋势疫情期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尽管有效遏制了毒品犯罪行为，但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边境管控恢复到正常时期的状态，这种边际效应也会随之减弱，进而可能使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特点、趋势再次延续。此外，自边境地区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后至今时间尚短，暂时无法以具体事例分析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特点、趋势。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分析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特点、趋势。根据上文案例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和相关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在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一）有组织的跨国犯罪为主要犯罪形式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在起初表现为零星的毒品贩卖行为，零包贩毒、少量出售较为普遍，涉案人员一般为一或二人。但是，随着毒品市场需求量的迅猛攀升，有组织的跨国毒品犯罪成为主要形式，犯罪分子发展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一个“供、运、贩、吸”的固定关系网。在前述两个案例中，贩毒团伙在组织和运作体系上相当严密，内部分工也较为明确，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组织有序。由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幅员辽阔，山高林多，加上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区遗留的枪支以及近年来走私、贩毒分子的需求等因素，涉枪贩毒情况增多，尤其在较为专门化和集团化的贩毒活动中，武装贩毒更为常见。另外，从近年来两国警方查获的跨国贩毒案件来看，武装化的特点逐渐凸显，这就极易诱发众多牵连犯罪，无疑增加了跨国毒品犯罪的危险性和打击跨国毒品犯罪的难度。（二）特殊群体和外籍人员参与贩毒活动突出近年来，在中越两国禁毒部门的强大攻势之下，边境内外贩毒分子不断变换方式，利用现行法在打击特殊群体贩毒活动方面存在的盲区以及对此类人群的特殊关怀，采用利益诱惑或胁迫的方式组织特殊人群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责任，致使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治理变得异常困难。毒枭们还充分利用残疾人、孕妇、小孩、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运货。特别是动用大量的外籍妇女运毒，也是一个令参见刘康、赖春飞：娶的越南媳妇竟成女毒枭，毒品多到可办展，https:/ 年 6 月 20 日。58人头疼的问题。据广西友谊关边防派出所工作人员透露，其所在派出所曾经查获两例外籍孕妇携毒案件。这两个孕妇当时已经到了预产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这两个孕妇安置在检查站的招待所里，派了一个班的战士轮流站岗，免费提供吃住，直到她们生下孩子，并带着孩子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年半，直到孩子 18 个月大，可以送幼儿园了，才把她们移交给有关部门115。女性犯罪率与日俱增是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一大特点。在实施毒品运输行为的女性中，多数人因家庭经济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不高，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较差，在受到利诱和教唆之后，就会沦为毒品犯罪的工具。在有些案件中，作为犯罪主体的女性曾经也是受害者，她们在受欺骗或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吸食毒品，然后深陷毒瘾不能自拔，毒枭以继续提供毒品为交换条件，胁迫她们通过体内藏毒的方式运输毒品。过去，在抓获的贩毒分子中，女性比例不足一成，但近年来，女性比例快速上升，所占比例接近四成115。另外，据一位一线缉毒干警披露，在广西抓获过来自南美、非洲、中东、越南、泰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贩毒人员，且外籍人员贩毒比例逐年上升。（三）家族化、同乡化贩毒明显增多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交界的偏远落后地区，往往是全家人乃至同村人参与贩毒。因为大家相互之间了解情况，存在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在大宗毒品贩卖活动中，更需要具备信赖关系的多人一起参与完成。正是在血缘关系和同乡义气的维系之下，毒贩们建立起坚固的贩毒联盟，以致在实施犯罪活动前就商量好一旦被捕就由一人承担所有罪行，而其他成员负责做好顶罪者家属的安置工作。家族化和同乡化增强了贩毒活动的隐蔽性和秘密性，故使边境地区毒品犯罪活动的打击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四）贩毒数量越来越大，大宗跨国走私贩毒案件频发近年来，中越警方查获的涉案毒品数量较之前明显增多，且以运输水果、茶叶等常规货物为掩护的毒品犯罪大案要案居多。在以前，东南亚的大宗毒品会经“金三角”一带固定的贩毒路线流入中国境内，但随着近年来沿线的缅甸、老挝、泰国不断动用军警参与禁毒，毒贩们不得不借道越南，迫使越南成为东南亚毒品进入中国的集散地和中转地。而越南所邻接的中国陆地是进入中国的最短路线，地形错综复杂的中越边境线，在为大宗毒品的运输提供便利之余，增加了警方打击犯罪的难度。2013 年 6 月 22日，南宁、崇左、佛山三地警方联手打掉一个跨国武装贩毒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缴获毒品海洛因109.3 千克，毒资 815 万元，贩毒车辆 10 台，霰弹枪2 支、子弹 17 发，数量大得惊人。（五）随着新型毒品不断出现，边境地区毒品犯罪路径呈双向化近年来，在已查获的中越跨国走私毒品案件中，不乏大麻、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但是以冰毒、摇头丸和 K 粉（氯胺酮）为代表的新型毒品亦占据重要比例。在传统毒品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新型毒品的迅猛蔓延无疑使中越两国的禁毒形势更趋复杂化和严重化。以前在广西查获的新型毒品主要来源于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但近些年来，新型毒品不断通过云南和中越边境地区向中国内地渗透，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制造出的新型毒品会由毒贩经东兴贩运至越南。三、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原因分析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大力开展经贸合作的背景下，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呈现出以上新特点、新趋势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参见向志强、王秋凤：广西有史以来最大毒品案告破，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25262.shtml，访问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59（一）毒品消费市场巨额利润诱惑2019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 指出，截至 2019年底，中国有吸毒人员 214.8 万名。吸毒人群的大量存在，刺激毒品消费市场异常繁荣。毒品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彻底消除，追本溯源还是其牵涉到巨额的经济利益，正是在高昂的贩毒利润的引诱下，贩毒分子竭力扩大毒品的生产规模，穷尽一切手段刺激毒品消费市场，贩毒活动继续呈现出高发态势。为了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的生产与销售，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在毒品重灾区“金三角”推行名为“绿色禁毒计划”的跨境毒品替代种植运动。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甘蔗、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为代表的替代种植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产生了可观的收益，当地农民已经成功摆脱对罂粟等传统毒品作物的种植依赖。然而，毒品“替代种植”方法却犹如一把双刃剑，由于国际社会支持的“金三角”毒品“替代种植”作用明显，反倒使国际黑市上对来自“金三角”的高纯度毒品需求旺盛，“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将“金三角”毒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提升了 2 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将“金三角”地区作为打击边境走私、贩毒重点地区后，国际贩毒团伙将目光移向中越边境地区。（二）中越边境历史与地理原因观望历史，自古以来中越边境两地的边民通婚不断，形成了相互交织的亲戚朋友网络，而且这种亲友网络随着两国跨境通婚人数的增多而不断扩张2。族源相通，语言、文化相近等因素，一方面为中越边民的正常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随之产生的非法跨境人口流动更为隐蔽而难以管理。随着边境地区人口的频繁流动，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非法移民、跨境拐卖妇女儿童、跨境贩毒吸毒、跨境赌博、走私等跨国犯罪也随之增加，无疑给中国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在CAFTA 的新环境下，中越边民在享受自贸区带来的便利之余，也深刻地感受到跨国毒品犯罪带来的危害。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西南边境地区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交界，国境线长达数千公里。中越陆地边界线长，其中有些边界没有天然屏障，于是毒贩们有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进入中国的通道，这就在地理因素方面决定了中越边境禁毒管理工作的难度。另外，与世界毒仓“金三角”地区有着特殊地缘关系的越南，在“金三角”原有贩毒通道遭到沿线各国严厉打击被迫中断的情况下，成为东南亚毒品流入中国的黄金通道。据调查显示，广西边境的毒源几乎全部来自邻国越南，而越南的毒品又主要地源于“金三角”和越西北地区。（三）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它们在为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亦使原本处于不利依附地位的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冲击与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贫富差异。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受政治因素、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影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较为突出，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仅就中越两国而言，越南经济虽然较以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越南经济基础薄弱、结构脆弱，对外依赖性强，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于中国。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被境外毒品贩卖者所青睐，被境外毒枭视为理想的毒品销售“天堂”。此外，有人看到其他人凭借贩毒发家致富，为了摆脱贫困，就主动地或在他人的唆使下加入贩毒的行列中，使得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不断蔓延。贸易区内人口的高速流动，也加剧了两国毒品犯罪形势的严峻性。（四）涉毒者法律意识和医学常识欠缺在以往侦破的毒品案件中，涉毒人员中大多数的毒品买受者和吸食者，是文化程度不高、整日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受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知道自己买受和吸食毒品的行为违法。此外，他们对毒品在生理方面的严重危害性也缺乏正确的认识，或者根本一无所知，错误地认为吸食毒品可以释放精神压力，改善抑郁情绪，甚至能够有效地缓解病痛，提升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60身体的机能。于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或纯粹为寻求刺激，或在他人的威逼引诱之下堕入吸食毒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众所周知，沾染上毒品非常容易，但彻底戒除毒品的成功率却微乎其微，而毒品又是一种价格极其昂贵的物品，吸毒者想要长期吸食下去，难免会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这无疑使吸毒者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中，也使得贩毒形势更趋恶化。（五）打击毒品犯罪合作机制存在缺陷国内打击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推行存在一定难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进行毒品交易时非常警惕，交货方式极为隐蔽，且属于无被害人的案件类型，导致侦查中的证据收集难度较大3。二是因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禁毒队伍专项工作的开展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地形稍显复杂且涉毒犯罪高发的地段，无法利用先进的缉毒监控设备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控，导致禁毒“死角”大量存在。三是在禁毒工作责任追究机制上存在缺陷，有关人员缺乏责任心与紧迫感，禁毒措施落实不力，地下毒品交易活动猖獗；对具有制毒隐患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物品等的监管力度不足，尤其对生产经营此类药品的行业专项检查的缺位，致使该类药品进入非法制毒渠道。这些因素削弱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中越双方尽管在案件情报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等方面不断加强沟通与协作，使禁毒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中国与越南立法及执法上的差异，加上与国际公约和双边及多边国际条约衔接不够，因而在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的过程中刑事司法协助的渠道和形式比较单一，在信息共享方面不够明确，在引渡和追捕逃犯等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快速反应机制4。四、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预防对策在后疫情时代，随着 RCEP 的正式生效，各成员国都将会把握 RCEP 带来的市场开放机遇，致力提升区域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发展。这为中越两国经贸、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使得作为中越合作“副产品”的跨国毒品犯罪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成为中越两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难题。根据疫情前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的特点和趋势及原因，结合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新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进行预防管控。（一）增强对中越跨国贩卖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在毒品犯罪中，贩毒者是联系沟通非法种植者、制毒者和吸毒者的桥梁和纽带，没有贩毒者，毒品的非法种植、加工市场和需求市场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基础。贩毒者为从毒品中获取巨额利润，不惜害人民害社会，实属毒品犯罪中的罪魁祸首，罪大恶极，因而是严打严惩的重点对象5。而且，贩卖毒品罪在跨国涉毒犯罪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故严厉打击跨国贩卖毒品犯罪，严惩贩毒者，是跨国毒品犯罪趋势能得以控制的直接和有效手段。为巩固打击贩毒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应当在常规缉查的基础上，重点部署专案侦查工作，重拳打击跨国贩毒集团。为此，中越两国应互通情报，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专项联合行动，彻底摧毁已知的跨国贩毒网络，将贩毒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此外，对于跨国“雇佣贩毒”案件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幕后组织策划贩毒的毒枭仍要坚持严惩，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发挥对跨国毒品犯罪的威慑作用。参见王雪、冯抒敏：广西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http：/ 年 6 月 26 日。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61（二）强化边境管理，保持边境执法队伍的廉洁性由于中越边境特殊且复杂的地理位置，高比例的外来流动人口以及通晓两国语言的边民参与，令中越边境地区打击毒品犯罪的难度日益增大。除外地参与毒品犯罪的人员较多之外，拥有通晓两国语言优势的边民，正在占据中越边境毒品犯罪的重要一席，他们或活跃于中越边境直接参与毒品贸易，或为贩毒者所用从事毒品走私和运输。因此，中越公安边防部门应积极发挥其在缉毒一线的查控作用，在边境地区设多重关卡查缉，尤其加强对涉毒高危人群的出入境管理，引进缉毒技术含量高、毒品分辨率强的查毒监测设备，严守边境连接内陆的水陆交通要道，加大巡查执勤力度，提升查缉效率，封锁毒品内流的各种渠道，竭尽全力将毒品堵截在边境一线上，这是应对中越边境地区毒品犯罪所呈现的跨国、跨境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隐藏在毒品犯罪背后的巨额暴利，是贩毒分子甘冒生命危险实施犯罪活动的动力。但是，跨国毒品犯罪是中越两国重拳打击的犯罪，毒贩们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寻求“保护伞”，想方设法拉拢边境缉毒执法人员，对他们展开强大的金钱攻势。不可否认，边境执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其中也有少数人意志不坚定，难抵金钱诱惑沦为毒贩的眼线，怠于执法，掩护毒品犯罪活动甚至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参与贩毒，这不仅弱化了执法的威慑力，为犯罪分子规避法律的严惩提供便利条件，也为跨国毒品犯罪的治理埋下了隐患。故保持边境缉毒执法队伍的廉洁性，防止缉毒人员与毒贩相勾结，强化边境禁毒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完善缉毒执法监督机制，严格实行禁毒责任追究倒查制度，是边境禁毒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三）积极推动中越双方的经济合作巨额的经济利益是涉毒犯罪的主要诱因。严厉打击虽然是治理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但要收获突破性成效不能单纯依靠这种刚性手段，还要结合特定地区具体的经济状况，综合分析出治理对策。中越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边境地区的农村，经济尤为落后，农民收入较为单一，他们为了摆脱贫困的生存条件，甘愿冒着犯罪的风险贩卖毒品牟利。所以，要使中越合作禁毒之路有效地进行下去，必须消除导致中越边民贫困的经济因素，将帮助边民摆脱贫困列为禁毒工作的核心。如今，在 CAFTA 和RCEP 创造的良好经贸环境下，构建区域性多边及双边合作机制，强化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是消除贫困的最佳方式。目前，中越两国已经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合作协议，将两国经贸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为双方平等友好地开展贸易活动提供了平台。相信随着中越各种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两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抵制毒品犯罪利益诱惑的能力自然会有所增强，也会自觉放弃从事毒品贸易，加之各种管理制度落实到位，一定能为中越两国人民营造出一个无毒、和谐的生活环境。（四）肃毒工作的重点是宣传教育从犯罪学理论中的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的关系上讲，真正意义上的犯罪控制应该是对潜在犯罪人行为的控制。犯罪控制的触角应该伸及每一个公民，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越轨6。所以，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借助现代新闻传媒资源的影响，大力宣传毒品的危害、国家颁布的禁毒法律和出台的禁毒措施，增强全民对毒品的防范意识和禁毒意识，提升对毒品的抵制能力，是预防和打击毒品犯罪工作的重中之重。中越两国都应多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介绍禁毒知识，积极动员民众参与到禁毒斗争中，利用民众的力量推动禁毒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在中越边境树立一道坚固的毒品“防火墙”，必将收获良好的社会效果，实现有效预防涉毒犯罪的目的。（五）提高中越两国禁毒刑事司法协作效果中越无毒边境的建立不仅有赖于边民觉悟的提高，同时两国还应根据惩治毒品犯罪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扩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司法协助，构建可操作性强的禁毒长效协作机制，内容应当涵盖毒品犯罪的警务合作机构的组建、情报交流、侦查协助、证据收集、完善引渡、对外国判决有条件地承认、移管案犯等。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62然而，中越两国在毒品犯罪的国内立法上的差异，亟待两国的法律工作者强化研究协调，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最终形成一种双方均认可的合作方案。为此，中越两国于 2011 年 4 月就双方的司法合作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签署了司法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司法合作扩展到法官培训、审判经验交流、法律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双方执法合作培训等方面，使中越司法合作进一步深入。2013 年中越边防部门为共同打击边境违法犯罪活动签署协议，双方边防部门自此开始每季度举行定期会谈，建立热线电话和联络员制度，以及跨境犯罪案件信息交流制度，共同研究和打击边境地区非法出入境活动，这些举措已经取得较好的成效。但是，仍有较多方面的合作还只是停留在高层互访和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层面上，具体合作方案不够全面，合作行动的推进缺乏长效机制和责任机制。在当前毒品犯罪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下，中国与越南在惩治跨国毒品犯罪问题上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国际禁毒合作显得异常重要。中越两国应当结合区域内跨国毒品犯罪的现状与特点，共享禁毒资源，加强区域性禁毒司法协作，将相关框架协议内容具体化，明确操作规程，建立责任机制，以提高双边合作的实际效果。参考文献1崔晓林.中越边境“毒祸”调查J.中国经济周刊，2010（25）.2梁茂春，陈文.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J.南方人口，2011（4）：22.3廖天虎.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1）：55.4伍光红.CAFTA 环境下的中越跨国贩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13.5骆晓玲，高晓东.当前中国毒品犯罪的特点与对策探析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9（2）：68.6黎国智，马宝善.犯罪行为控制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60.责任编辑覃珠坚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唐可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