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鎏金器赏析.pdf

cultural heritage 文博97汉代是历史上有名的“多金王朝”，其间用于赏赐、祭祀、贸易等的黄金数量惊人。金器的种类、工艺均在此阶段取得长足发展，鎏金器便是其中的代表。汉书王莽传中有记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大统一的社会环境，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黄金的储备，使得金器在这一时期迎来发展高峰，出现大量时代特色鲜明、工艺纹饰精湛、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的金器，鎏金器便是其中之一。中原地区作为汉时的帝都辅弼之地，出土鎏金器众多。河南博物院即收藏一批汉代鎏金器，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藏品，赏析其造型、纹饰等，并对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探索，以飨读者。一、鎏金工艺简介和发展历程（一）工艺简介鎏金，是一种在金属器物表面进行装饰的技术，亦称涂金、火镀金，最早见于后汉书祭祀上中：“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具体制作方法在明代物理小识中有翔实的记载：“以汞和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即按照一定比例，将金箔碎片在高温下熔于汞，即水银中，形成泥膏状金汞剂，再将金泥均匀涂抹于要镀的金属器上，烘烤加热使其中水银遇热蒸发，留黄金在器物表面。最后再经过抹金、开金、清洗、找色、压亮等步骤，使鎏金层致密均匀、平整光亮。（二）发展历程目前认为鎏金工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零散分布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东周洛阳城址内外的墓葬是鎏金铜器的集中出土地之一，但数量较少，且几乎出现的均是小件生活用铜器或装饰品，说明鎏金在当时使用还不普遍，但阶级属性已十分鲜明。秦汉时期，鎏金技术渐趋成熟，尤其汉代，鎏金器出土数量、种类、工艺远超前代，呈现井喷态势，特征之一是作为生活用具的鎏金容器数量大为增加，被称为中国古代金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书外戚传中也有所记录，“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展示了鎏金工艺的成熟与使用普遍。隋唐时期，鎏金技术越发娴熟精湛、发扬光大，呈现多样化趋势。宋元时期，鎏金器出土不多。明清时期，出土的鎏金器不胜枚举，工艺再攀高峰，除常见的装饰品外，还普遍用于寺庙佛像、宫殿寝陵，应用越发广泛。二、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鎏金器河南博物院藏鎏金器种类丰富，涉及饰件、兵器、车马器、容器、明器等，本文选取部分作简要介绍分析。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鎏金器赏析河南博物院吴萌萌王新（河南郑州）图 2鎏金团兽形节约图 1鎏金嵌玉饰cultural heritage 文博98鎏金嵌玉饰（图 1）直径 8 厘米，厚 0.5 厘米，1975 年 5 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玉饰整体呈圆牌状，以铜鎏金作器托，边沿部铸有凸凹形鸟兽纹饰，托上中间镶嵌一凸起圆形玉饰，刻有涡纹和云纹作装饰。以圆形玉饰为中心外，又镶以五个表面刻有兽面纹的石榴形玉，器物背面铸四鼻。这件玉饰以鎏金嵌玉制作工艺完成，工艺讲究，造型别致，玉质精良，是研究汉代不同材料的镶嵌结合工艺宝贵的实物资料。“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金和玉自古以来都深受喜爱，是身份地位、君子气节的象征。当二者联袂上演，截然不同的质地色泽交相辉映，又增添了“金玉满堂”“金玉良缘”的寓意，备受权贵追捧。鎏金团兽形节约（图 2）西汉铜器，一组多件，每件直径4.1厘米，厚2.6 厘米，河南省商丘市永城保安山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节约为圆形，以浅浮雕手法铸造出一个身体团起的小兽。小兽大眼长鼻，表情憨态可掬。双耳直立，耳后和四肢上的毛发清晰可见，并配以如意云纹作装饰。整体鎏金，局部有脱落。背面有四个焊接上去的半环形穿用以贯绳，用来连接马的辔头和辔带。“节约”，有节制、约束之意，中国文物大辞典上有记载，作为马具的“节约”在商代晚期已有铸造，可用来贯穿需要交叉或分开马身上的革带，以达到操纵的目的。车马在我国古代，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礼制身份的象征，鎏金节约的出现也正是王室贵族为彰显身份一掷千金的物证。鎏金翼马纹铜当卢（图 3）长 20.8 厘米，宽 7 厘米，河南永城梁王陵区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当卢为古代贵族驾乘之马额头上的饰物，该当卢其形如叶，镂空浮雕。主体图案为一匹卷曲呈反S形的骏马，辅以变化的鸟纹和云纹，丰满灵巧，极富飞动之感，是罕见的艺术佳作。值得一提的是，该马的形象受到鲜明的外来文化影响，原因是后肢翻转 180的动物造型，多见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骑马民族中，或在匈奴和鄂尔多斯式铜器中常见，而翼马纹周围的云气纹则又是中原传统风格。由此可见，此鎏金当卢是中原和北方文化杂糅的产物，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多元性与共存性。鎏金铜牛（图 4）高 4.8 厘米，长 7 厘米，宽 3.5 厘米，1974 年偃师县（今洛阳偃师区）寇店乡李家村窖藏出土，河南博物院藏。图 3鎏金翼马纹铜当卢图 4鎏金铜牛cultural heritage 文博99牛是农民耕种的重要工具，代表勤劳肯干的形象，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象征。东汉风俗通义有相关记载：“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汉代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牛的数量大大增加，甚至设有专门的畜牧养殖机构，汉旧仪中“太仆帅诸苑三十六所择取给六厩牛羊无数”。据研究，汉代牛主要用于耕种、运输、粮食加工，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也催生了牛文化观念。例如牛是祭祀时的“至尊之物”，是等级观念的反映。汉时以牛祭祀还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汉代白虎通义载：“祭五祀，天子、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时祭牲也。”在盛行神学的汉代，牛也被赋予神仙角色，是驮着人们通往极乐世界的引路者，由此可窥鎏金铜牛作为陪葬品的原因。三、汉代鎏金器文化价值简析（一）融会贯通的时代产物汉代在我国金银器史上被称为承前启后的时期，汉代鎏金器则是其中融会贯通的代表。稳固强大的统一国家、发展迅速的社会经济、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为金银器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迸发独特的时代风采。之于鎏金器，金的广泛采集应用，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王室贵族对金器的重视，带动了对鎏金工艺品质和创新的追求；汉代足够漫长的时间跨度和足够广阔的国家版图，使鎏金器不仅能承接前代累积的工艺基础，而且在西汉、新莽、东汉时期得以各有侧重地继续发展，并在北方、中原、南方、西域、滇南等地区杂糅吸收地方特色。此外，汉代使用武力征服匈奴后，又引入了属于游牧民族的器物风格，马匹、马具等形象开始飘逸在中原金器之上。这都使鎏金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技术得到极大丰富。（二）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内部稳定刺激向外开发。汉代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商品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有效经营、农业和纺织业的高速发展，均为和外界的交往提供了有利客观条件，为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伴随着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线的开通，中西贸易交往日益频繁。西亚的金银器皿，通过贸易和朝贡等手段开始广泛进入我国，其制作工艺和造型纹饰也被引入，如掐丝工艺、葡萄纹饰等，再经本土工匠的掌握发展，融合创新，使中原金器有了新发展。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迅速且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青睐，流光溢彩的鎏金佛像此时开始流行，起到彰显功德，吸引供奉的作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鎏金器呈现出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三）方士神学思想的物化金器向来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自然为皇室贵族垄断，因而一定时期的金器实际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喜好倾向。汉时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灵魂不灭，羽化升仙，方士思想中的“黄金可以使人长寿”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史记孝武本纪中就有记载西汉方士曾对汉武帝献上长生之术，“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也由此大大推动了各类黄金器皿的流行。同时，祥瑞动物纹、仙气飘飘的云纹等纹饰题材和装饰风格这时也被较多使用，与统治者追求富贵长生的理想和由此而发的审美意念相吻合，是在神仙思想影响下潜移默化的产物。四、结语综上所述，鎏金器在汉代能迎来发展高峰，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状况等都密不可分。作为我国古代金属装饰工艺中的巅峰技法之一，鎏金技术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鎏金器是无声胜有声的历史见证者，需要我们在保护中加以利用，在传承中加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