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批判.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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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源培：论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摘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扬弃“左派”共产主义，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列宁对之批判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发表，具有重大的启迪。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国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正是出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即被列宁批判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左倾”思潮。这股思潮的创始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曾分别参加或参予领导了本国的革命斗争，但先后都失败了。原因首先是因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罪恶。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相对抗，表现出革命的要求。问题在于这些自称的“新左派”从一开始就患上了幼稚病。１９２０年６月，继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列宁读了卢卡奇在《共产主义》杂志第六期上的《论议会制问题》的文章，列宁写了《＜共产主义＞》一文，批评卢卡奇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指出这些患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２８９页）后来这些人不仅没有治好“左倾”学理主义的病症，而且走向另一极端，对列宁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追根溯源，应当从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开始。
    　一、列宁剖析“左派”共产主义的根源
    “左派”共产主义思潮在当时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了在它当露头之际就予以及时医治，列宁首先揭示了“左派”共产主义产生的根源。　　　　　　　　　　　　　　　　　　　　　　　　　
    首先列宁认为，“左派”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是某些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即存在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或小商品生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不断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给它带来无政府主义和极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１８８—１８９、１８９页）
    其次“左派”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联系着的。列宁认为：“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上书，第５５３页）这些人缺乏革命锻炼，不能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他们教条主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把它运用于变化了的具体情况。他们害怕困难，缺乏革命的坚韧性，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无产阶级革命必需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善于克服困难，企图依靠革命的激情摆脱困难，这就导致“左”的冒险主义。
    再次“左派”共产主义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西欧工人运动中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右倾机会主义搞叛卖性的妥协和议会道路，部分工人对这种改良主义的愤怒不满，极容易情绪化的导致另一个极端，产生策略上的片面性和“左倾”。因此，列宁写道：“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同上书，第１８９页）这就要求科学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在注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防止“左”右摇摆。出于这种考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并不仅仅限于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在书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主张，指出“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同上书，第１７９页）
    第四，“左派”共产主义产生的又一根源，是理论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应当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列宁特别回顾了俄国进步思想界寻找革命理论的艰辛过程，说明俄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但“左派”对此是很不理解的。鉴于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对“左派”错误的批评，非常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使本书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
    　二、揭示革命的基本规律
    “左派”任凭革命的愿望和激情，似乎只要有一批革命者想干，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并且很快的取得胜利。列宁批驳了这种主张，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同上书，第２３４页）依据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列宁深刻地指出“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的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２３９页）列宁的这一论述，为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战略中正确估计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确定斗争形式和方法是共产党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极其注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生动活泼的，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斗争形式。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更难予料，将来哪一种斗争形式更为有利。因此列宁号召，第一，“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同上书，第２４９页）；第二，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共产党人应当掌握一切形式，甚至是最古老的、“散发霉气”的形式。但是，同时要求“改造”这些形式，丰富这些形式，“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当提供……在原则上最新的……东西。”（同上书，第２６４页）第三，“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同上书，第２５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则顽固地拒绝利用某些旧的形式，拒绝学会用一种形式去代替或补充另一种形式，他们的错误则在于“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避道路。”（同上书，第２５７页）
    　三、论述革命道路的曲折性。
    “左派”的一个特征就是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根据，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得纯粹又纯粹。针对这种幼稚病，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论述了革命与妥协，前进与后退的辩证关系。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指出自车尔尼雪夫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曾经遭受到无数的牺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艰难困苦中进行的伟大事业，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即成。无产阶级在进行这样的事业，列宁强调，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时，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必要妥协辩证地结合起来。
    列宁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革命的妥协，这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是为更好的前进而后退，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动摇革命者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都推到客观的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实利，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自己的长子权，或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或迷惑于资本家的收买，甘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左派”不愿意开动脑筋，去正确确定某一种妥协的真正性质，而是异想天开地企图编造出一种适合于现在任何情况的共同药方。列宁认为，这是忽视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主观设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脏。”（同上书，第１９４页）当然，在政治上决不总象这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容易分辩，但是革命家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学会这种本领。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或者“不作任何妥协”，就会把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划清，这是很荒谬的，因为“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上都是有条件的。”（同上书，第２２４页）
    列宁对革命道路曲折的论述，后来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改良的看法。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改良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因此，反对用改良取代革命的改良主义。但是，列宁作为辩证法的大师，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同上书，第５８０页）列宁要求人们冷静地思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检查一下“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应该善于在什么条件下按革命方式行动，以及应该善于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即改良的方法。（同上书，第５７９页）
    列宁指出，他关于改良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和胜利以后的不同提法，“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那么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基于这一看法，１９２１年列宁明确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同上书，第５７４页）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四、阐述历史发展中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法
    “左派”幼稚病的再一个特征是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将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让人们思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列宁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统一性和多样的辩证法。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深入探讨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既没有纯粹的普遍性，也没有纯粹的特殊性，“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９８—４０９页）正是在这样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１９１６年他明确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贪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列宁全集》第２３卷，６４页）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国家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越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就能愈可靠愈迅速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９１页）
    十月革命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它是否具有国际的普遍意义呢？考茨基等人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出现在落后俄国的偶然事件”，“不能期待历史的重演”，当然对先进的欧洲也是没有指导意义的，针对这种右的倾向，列宁指出，尽管落后的俄国同先进西欧有很大区别，但是特殊之中具有普遍性，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十月革命“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列宁也反对教条主义的“左”的倾向。这些人只会依样画葫芦的机械照抄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不懂得它的实质，更不懂得要把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列宁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普遍国际意义是“按最狭义来说的”，而不是按“广义来说的。”（《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１７８页）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指它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指它的所有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如果把俄国的全部做法都来个机械照搬，按照一个尺寸和固定的程序制造出一个模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思想懒汉，又犯了“一种极大的错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指导思想上的统一，但决不取消民族差别和统一前提下的多样性。它要求“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国家的差别”。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自己的革命任务时，“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同上书，第２４３页）在这方面必须反对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完全雷同，需要的是革命的创造精神。列宁在领导共产国际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注意反对教条主义。
    列宁特别关于东方革命。他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但是，列宁十分肯定的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必定是具有自己的特点。“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上书，第６９０页）“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同上书，第６９２页）因此，列宁谆谆嘱托东方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同上书，第１０４页）
    　五、提出具体分析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中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方法论的重要贡献，体现了唯物论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列宁的毕生活动中，上述观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虽然明确提出是１９２０年，但这一原理的最主要的内在要求早在１９０５年就已揭示，这就是：“真理总是具体的。”他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个原理只是（d）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r）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３５卷，第２３９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左派”的批评，差不多每一篇文章都贯穿着真理具体性的论断，１９１８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是列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典范。他在《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一文中，说到关于“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口号时，就反对抽象而空洞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用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它就会变成空谈。”（《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５１页）“一切抽象的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以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列宁全集》，第３卷，第４５９页）“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况下提出问题……。”（《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０页）再譬如对待妥协，列宁也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进行具体分析。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果不善于进行具体分析，要求拟定一个适合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原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荒谬的。
    共产国际中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表现出思想方法的“死板”和“僵化”。针对他们的教条主义习气，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真理和错误的转化。恩格斯早就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恩全集》第２０卷，第９９页）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左派”教条主度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常常企求包治百病的丹方，喜欢讲“过火”话，做“过头事”。许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确性的观点和办法，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谬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机械套用真理，背离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针对他们的教条习气，列宁深刻地指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人的认识只要多走一步，那怕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２５５—２５６页）这就告诉人们，确定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是掌握、运用和深化真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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