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整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党建超市”数字平台研究.pdf

382023.8 理论探索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2021 年 7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建引领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务资源不断精细化地投入到基层管理中，却缺乏一个整合能力更为强大的引领主体，表现为分散式的基层治理情境：一是治理主体分散。许多基层单位没有从区域层面考虑工作重点，仍然停留于自身建设中，各个主体条块分割，部门间壁垒严重。二是区域资源涣散。资源分散、隐蔽，难以凝聚为阵地优势，进一步弱化了基层组织的协商配合，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升。三是整合机制缺位。基层组织间的多元互动逻辑被替代为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合作共建演化为项目制的治理手段而受到了“事本主义”逻辑的限制，区域内各主体无法形成长期而共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国内学界亦是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学术探索。第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必要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浪潮裹挟下的单位制解体，使“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朝着“流动性”变迁，流动化、碎片化、多元化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部分学者以组织力视角为切入点，提出基层组织的价值建构、基层党员的整合吸纳以及社会力量的凝聚参与，其背后的根本逻辑在于组织制度的构建和政治精神的融入。第二，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两者耦合的范式转化和经验嬗变。学者王名、张雪提出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认为邻里嵌入和社区文化嵌入分别代表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认同情感和非正式关系。在此基础上，学者王东杰、谢川豫提出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的软嵌入，且创造性地提出“认知嵌入”以说明党建引领需要高度的价值契合。从上述文献梳理，不难看出，党组织不仅在组织动员方面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势能，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充当着社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然而，以上研究观点侧重于从党组织主动嵌入社会治理为起点，而忽略了社会各个单元本质上也存在着融入治理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期望。二、数字党建超市的“整合式行动”数字化的“党建超市”平台是数字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应用与拓展。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新技术运用对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已进行了多样化的实践。福州市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先行区，在“红色领航工程”的基础上探索数字党建载体。（一）平台的高数字化耦合互动的技术支持数字载体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形式，高新技术的嵌入在促进基层治理组织结构“多元整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党建超市”数字平台研究 陈晓伊摘要：社会组织的分散性、居民群众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基层治理需要一个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引领主体。通过对福州市“党建超市”实践的观察发现，“党建超市”通过突破基层治理难题，积极动员社区、群众以及非公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实现了社区的良好“自转”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公转”。笔者以福州市“党建超市”为例，探讨数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试图为基层治理的中国范式提供实践依据与本土资源。关键词：基层治理；党建引领；整体性治理39 2023.8 理论探索调整、治理资源整合和群众参与形式创新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效应。在具体实践中，“党建超市”依托一体化的“数字载体”，让党建工作、群众需求和区域资源通过数字空间得以识别、利用和转化。基层治理要超越权责边界回应复杂性治理难题，创造一个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平台，这成为“党建超市”破解难题的实践靶向。“党建超市”以党组织力为视角，把多元治理主体纳入集体行动框架之中并且形成政治上的向心力，实现数字与党建引领的高位政治融合。执政党在运用政治教化机制规训权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使命责任”体制，通过“党员党组织”的强缔结，将流动党员和单位党员共同纳入数字管理，在无形中也充实了基层治理队伍。（二）社区的再组织化治理主体的协同整合实现区域化数字党建对社会治理的真正有效引领，离不开对社会主体的协同整合。在我国的社会组织治理实践中，各个社会主体正在逐步加入治理场域之中，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缺乏深度融合，这不仅制约着公共治理的整体效率，同时也会导致部分公共权力过度膨大而被滥用的风险。在数字空间载体中，社区党组织成为整体运作的轴心组织，由内向外逐渐辐射至党员、区域内行业单位、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数据“盘活”资源使区域内的闲置场地通过“需求对接”能被有效再利用。除了前端共享功能，“党建超市”后台还具备管理功能，各级党组织可以实时查看本区块各自参与的大数据，了解本区域党组织和党员对接街道社区的活跃情况、资源利用情况，为党组织评判组织与党员融入基层情况提供指标和信息。（三）资源的跨区域化服务供给的多位参与社区作为基层组织轴心角色，面临着资源分布不均、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报到单位职能优势发挥不充分等问题，社区的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社会主体。社区本身的场地限制、资源单一，意味着当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发展集中到顶峰时，社区作为基层组织的单位将会不堪重负。“党建超市”的中的“商品”以社区资源为中心，不断向区域内非公企业、“两新”组织延伸，报到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职能和资源优势，将所能提供的服务活动进行汇总，列出区域内可提供的资源项目清单，为“党建超市”提供充足“货源”。社区党支部负责收集本辖区居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服务需求，分类梳理出党群共建、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环境整治等服务需求清单，通过平台定期更新发布，实现需求与资源的强力对接。（四）机制的强契约化共建联结的制度保障签约共建作为一种合作缔结形式，主要在区域范围内开展，联结不同类型、不同优势的组织达成合作共识，被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以弥补社会组织的缺位。但是，基层组织与驻区单位内的共建结对停留在书面仪式、机制空转的现象时有存在。许多共建活动扎堆凑数，单位参与社区治理事务较少，对社区以及居民未产生实质性的帮助。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对所应产生的效益和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及时性的监督，治理效果只有定性评价而没有量化考评。“党建超市”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其要求街道社区、机关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按照网格进行实名登记报到，推动线上精准对接、线下开展服务，对每个共建单位党组织参与社区重点治理事项进行量化考核，同时将服务结果呈现在数字“党建超市”平台。三、党建引领整体性治理对分散式基层治理的超越（一）区域统筹不同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整体性治理强调的是超越传统官僚制组织结构单向运动的特征，将思路转向为协同与合作的多部门共同发力的运作模式，而这正是克服基层治理实践中政出多门、交叉重叠、缺越并存等弊端的重要方式。数字技术重构了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大众等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互动关系，为政府数字化转型准备了必要条件。数字技术在不取消政府各部门边界的前提下打破时空受限，以整体性治理理念统筹多元主体的多位参与，形成无缝隙的治理网格。党建引领之所以能够嵌入到基层治理中，是由于其本身强大的动员能力，特别是对城市区域内的组织与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效率，同时又潜移默化地推动区域内组织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适与优化。（二）条块协同政府长期面临着职责同构、条块并存、行政402023.8 理论探索体制碎片化等协调难题。从本质上来看，数字赋权为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路径，即以数字技术重构和再塑纵横交错、条块分割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块”上体现出政社协同的向心力，率领“条”上的各个部门间横向联动与合作，这不仅能够弥补公共产品与服务“单向供给”可能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还能够规避“治理重负”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对平台进行统筹设计的同时，加强了契约以及机制保障，并且直接纳入绩效考核，防止各部门之间的执行效果流于形式，推动资源向集约化、可持续良性发展。（三）上下联动上下联动指的是顶层整体制度设计，以发挥主导性、方位性和解释性作用。“党建超市”基于“权威服从”逻辑，建设“政府执行基层响应社会吸纳”的主体结构，以强力的主导性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一的“整体强力”型行动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由基层政府牵头，社区党组织开展再熟悉再深化的培训工作，配合社区单位发挥指导性的解释作用，对数字平台系统的运行、操作方法做出流程介绍模板，同时对相关人员集中培训和学习指导，这有利于在熟悉平台功能的同时，加快完善平台信息。在此基础上，基层政府牵头完成情况较好地方的街道、社区、共建单位以分享会的形式，围绕平台推广、平台使用、平台管理等方面，探索本辖区的创新做法，这有利于形成地区特色的“品牌方案”并加以推广。（四）价值动员共同的信仰或价值理念是社会整合的深层要素，是重构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前提。分散式的治理情境不仅表现为各个社会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割和行动上的涣散，也同样表现为价值理念的差异。从本质上来说，各个社会主体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大都存在着围绕自我利益为核心并以此作为行动依据的问题。多元化的政策执行主体及其不同价值诉求，使得基层治理的难度逐渐增大，吁求价值理念的更新再造，以期推动意识形态话语的延续与创新。因此，“党建超市”的出台是在政治引领的功能下通过共同价值的构建与整合，对治理场景的连接与整合、重构与优化、创新与创造，支持实现多元主体的广泛连接与沟通互动，有助于推动业务的高效开展及价值的共创共享，实现跨边界、跨领域的整体性治理以及“部门利益群众需求公共利益”的三级转化，为社会主体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不竭动力。四、结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组织不仅在组织动员方面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势能，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充当着社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平台的高数字化、社区的再组织化、资源的跨区域化、机制的强契约化打造了区域社会各类主体的多元整合。整体性治理之所以能应用到中国的治理情境中，一是中国社会具备协调利益关系的强大政党，二是数字技术赋予治理突破主体边界的可能。进一步讨论党建引领基层工作，仍有许多经验和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例如，党建引领以促进基层治理的未来是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以及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极大丰富，但是如何避免资源与服务的泛化问题值得深刻思考。此外，如何处理好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也至关重要。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整合，其目标并不是要消灭分化与差异，而是在适度分化、承认差异基础上进行适度整合。未来，如何不断优化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参考文献：1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 J.探索,2018(6).2 王名,张雪.双向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自主性的一个分析框架 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2).3 王东杰,谢川豫.多重嵌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以 A 省 T 社区为例 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22(6).4 孟天广.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机制与路径兼论“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向驱动 J.治理研究,2021,37(1).5 郁建兴,樊靓.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及其限度以杭州城市大脑为分析对象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1).6 彭勃,杜力.“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J.理论与改革,2022(1).（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责任编辑 田 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