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纯技术的活.doc

教育不是一个纯技术的活
　　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在诗歌鉴赏课上，约翰·基廷老师要求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教材的序言部分，那里面提议可以引入数学座标系统来理解诗歌，把一首诗歌在艺术上的得分标画在横轴上，把诗歌主题的重要性的得分标画在纵轴上，然后二者相乘，计算出覆盖面积，最终以所得面积大小来判断一首诗的优劣。基廷老师认为这种把诗歌量化的观点是“狗屁”，因为这是在谈论诗歌而不是安装水管。于是他建议全班同学动手把自己手中教材上那一页撕掉，后来干脆要求把整章序言部分统统撕掉。
　　其实，我们都知道，教育是需要技术来做基本的支撑的，因为教育技术是“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但基廷老师为什么要让学生撕掉那些教材呢？因为教育不是一个纯技术的活。
　　某报曾刊载过一位教师给专家的留言：你能在教育思想的引领下为一线教师做点实事吗？如写写教案、制作一些课件、搜集一下每年的中考试题、指导一线教师如何复习等。
　　其实这位教师的观点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老师在听专家报告、参加教师培训后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认为教育情怀是空洞的、毫无价值的，他们需要的是能提高成绩的实在的东西。
　　他们需要技术上的指导和提高，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提升。如果哪位“教育家”能够写出一本教学技术上的《九阴真经》，那一定会很快被抢购一空。
　　勿庸讳言，在教育技术方面，基层教师的确处在饥饿状态，有许多需求。如命题能力、课件制作等基本功，许多人是欠缺的，这些技术性的能力不掌握当然也是不行的。应该说，基本功等教育的技术层面的能力是教学的基础。只是许多老师把这些全部寄希望于别人，希望得到现成的教学秘笈，就让人费解了。名师的课堂固然精彩，可直接应用于我们自己的课堂，可行吗？名校的试题固然优秀，可直接应用于我们自己的考试，适用吗？
　　我们知道，好的教育技术可以让我们的教育教学更轻松，更便捷。如思维导图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可以让教师方便地进行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变抽象的思维过程为具体形象，操作起来就可以提纲挈领，统筹掌握了。再比如心理学中的各种量规的操作，使一些不可触摸的教育问题变成了可以分析的数据，为我们的教育教学提供了可以看得到的参考。
　　于是，就有人把教育技术的功能无限夸大化，把一切教育问题都寄希望于教育技术的提高。于是，各种量化也越来越多地蔓延开来。教学过程要量化、教学结果要量化，甚至一堂课的评价、一学生的成长、一次学生问题的转化也要用量化的方法。当我们的教育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的时候，我们的教师变得越来越累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越来越繁复的数据的时候，当我们只是通过数据去判断我们的教育教学的时候，当我们只是依靠数据就判断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时候，我们其实离教育的真相越来越远了。
　　对于教育技术的夸大还表现各种“模式”的创造上，因为相信技术是可以复制的，于是，有人就开始总结教育成功人士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并进行了所谓的归纳和提升，上升到“模式”的高度，企图利用“模式”的复制创造一个又一个教育的神话。
　　技术提升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和提升，但对于教育来说，绝不只是一个纯技术的活，因为教育的对象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品。技术再高超，模式再成熟，我们也不可能用同一个优秀的“模子”造就出全部一样的优秀人才来！
　　可以说，在名校林立的当下，各种“模式”层出不穷，但“模式”成功复制的案例我们却闻所未闻。为什么呢？因为教育的成功绝不是只依靠技术，技术的背后有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教育的情怀。可以说，如果一味追求技术而舍弃情怀，那就丢失了教育的魂。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是有思想的人，所以，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有教育的情怀。因为我们要传递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思想；我们要塑造的，是生命，是灵魂。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人推崇的教育之道，其实，这个“道”里面就包括了技术，更包含着情怀。当教育缺少了情怀的时候，教育就缺失了应有的温度。因为教育只有技术就够了，那些复杂的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复杂的生命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那些复杂而微妙的生命现象，就会利用一个又一个可以复制的技术来处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教育者的生命与被教育者的生命的远离。
　　当有人与教育之“道”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许多名师、大师的背后，有一些良师正向我们走来，他们所倡导的，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用生命唤醒生命，用自己生命的成长去陪伴另一个生命的成长。
　　这些良师给我带来的，不是教学的秘笈，不是升职的高招，也不是教学的法门，而是教育的情怀，是为师者的良知与追求。
　　作为一名教师，在掌握必备的技术性的教学基本功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在精神方面的追求，思想上的充实和丰富。
　　精湛的、高超的教育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更高效；先进的、美好的教育情怀会让我们的工作更愉快、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