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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集锦

日本人一般都喜欢茶，吃茶文化源于17世纪的翡冷翠，日本人将它发扬光大，用吃茶时间来谈生意、读书、写作、绘画、约会等等。日本的国家机关或一些公司，都有休息时间，这时，人们大抵一边谈笑，一边饮茶。
    　　茶道，起源于喝茶，从讲究沏茶的方法、姿式开始，进而研究喝茶的环境，即茶室、茶庭、喝茶的茶具及敬茶、喝茶的礼貌。这样就把沏茶、喝茶提高到精神、文化、审美的领域。因此被作为“道”而确立了。茶是养生延寿的珍品，而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高雅的饮茶礼节。茶道的基本精神是恬静和朴素，在百忙中挤出片刻闲暇，以达到和、敬、清、寂。实际上，茶道是一种饮茶的礼仪规范。它不仅要求有幽雅自然的环境，规定一整套点茶、泡茶、献茶的程序，而且还包括茶具的选择与欣赏，茶室书画的布置、装饰和茶室茶庭的建筑等等在内。也就是说，在讲求吃茶应酬之仪的同时，讲求环境装饰之美，使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二为一。日本人把茶道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会交际的手段，包含着艺术、哲学、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它是日本特有的综合性文化生活。日本茶道中最大的一派，也是被认为最正宗的佛教禅宗茶道。
    　　现在的日本人不仅喝茶，而且还吃茶。“茶膳”就是一种传统性膳食。米饭中放茶叶，酱汤中泡茶叶，油炸品中添茶芽，蛋羹中加茶叶，炸蔬菜、炸海鲜、蒸鱼、烤肉撒茶粉，餐后上茶冰激凌，或上茶糕点、茶酸乳……顾名思义，“茶膳”就是添加了茶叶的各种“日本料理”。除了“茶膳”，还有许多的茶食品，如茶面包、茶饼干、茶年糕、茶馒头、茶挂面、茶豆腐、茶糖、茶酒、茶果汁等。除了食用外，用茶叶制造生活日用品也出现了热潮。在这方面，对茶叶的利用包括茶叶本身和从中提取的茶儿素、黄酮类化合物等有用成分。据日本茶叶中央会调查，利用茶叶制作的生活日用品逐年增多，用途广泛，遍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大的是家庭日用品，如沐浴剂、香波、漱口液、手纸等护理用品和化妆品，室内用的防虫剂和除臭芳香剂，电冰箱中使用的防氧化剂等。
日本茶历史　　还是在唐朝的时候，日本僧人最澄在浙江天台山留学，回国时，不仅将天台宗带到日本，还将茶种带到了京都比睿山。后来的僧人荣西也在天台山研习佛法并修学茶艺，写成了著名的《吃茶养生记》，记录了南宋时期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制茶过程和点茶法，从而被誉为日本的“茶祖”。而之后的留学僧圆尔辩圆带回了径山茶的种子，种植在自己的故乡静冈县，茶风从此开始流传。
日本绿茶VS中国绿茶 日本出产的茶叶中过九成都是绿茶，从而使得绿茶的分类极尽细致之能事，依照制法和茶叶生长的位置，细分出各种名称的茶来，而这些茶的香气、味道、口感又各有不同，喝的场合也有讲究。在制作上，中国绿茶多用炒制杀青，泡出来的茶汤香味突出，茶味浓。日本茶叶多用蒸汽杀青，再在火上揉捻焙干，或者直接在阳光下晒干，这样的茶色保持翠绿，茶汤味道清雅圆润。从左至右依次是：玉露、抹茶、煎茶、番茶、茎茶、粉茶、焙茶、玄米茶
　茶道，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典雅致的文化修养，也是日本人接待宾客的一种特殊礼仪。日本人饮茶的风俗最早是由中国传入的，后来广泛流行于民间。如今日本的茶道人口约达1000万，将近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茶道不同于一般的喝茶，品茗，而是具有一整套的严格程序和规则。茶道品茶很讲究场所，一般均在茶室中进行。正规茶室多起有“XX庵”的雅号。茶室面积大小不等。以“四叠半”(约合九平方米)大的茶室居多，小于四叠半的称“小间”，大于四叠半的称“广间”。茶室的构造与陈设，基本上都是中间设有陶制炭炉和茶釜，炉前摆放着茶碗和各种用具，周围设主、宾席位以及供主人小憩用的床等。
　　接待宾客时，待客人入座后，由主持仪式的茶师按规定动作点炭火、煮开水、冲茶或抹茶(用竹制茶匙按一定动作将茶碗中的茶搅成泡沫状)，然后依次献给宾客。客人按规定须恭敬地双手接茶，先致谢，尔后三转茶碗，轻品，慢饮，奉还。点茶、煮茶、冲茶、献茶，是茶道仪式的主要部分，需要专门的技术和训练。　　茶道品茶分“轮饮”和“单饮”两种形式。轮饮是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单饮是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饮茶完毕，按照习惯客人要对各种茶具进行鉴赏，赞美一番。最后，客人向主人跪拜告别，主人则热情相送。　　茶道还讲究遵循“四规”，“七则”。四规指“和、敬、清、寂”，乃茶道之精髓。“和、敬”是指主人与客人之间应具备的精神、态度和辞仪。“清、寂”则是要求茶室和饮茶庭园应保持清静典雅的环境和气氛。七则指的是：提前备好茶，提前放好炭，茶室应冬暖夏凉，室内插花保持自然美，遵守时间，备好雨具，时刻把客人放在心上等。
花道又称“插花”,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它起源于佛教的供花,是随着佛教一起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这种艺术讲究的是将鲜花的素材结构与天、地、人的形态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优美的形态。插花艺术的流派有2000—3000个,最大的要数池坊了,据说100万名弟子,其次是小原流、草月流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立花是书院壁龛的装饰花,是池坊专庆在室町时代创造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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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道是日本书法的综合艺术，追求的是意境、情操和艺术美。日本书法分两类，一类是汉字书法，一类是假名书法。书道也称日本书法，是当代日本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     传说日本天平年间光明皇后普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王羲之典雅的笔风博得许多日本人的爱好，为世人所推崇。日本正仓院内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是当年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时的随身嫁妆。日本平安时代假名文字已经确立，迎来了书道的全盛时期。对于皇亲贵族的子女来说，书法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课。实用的书法转变为技艺之道则是在日本镰仓末期至室町时期。同其他的艺道一样，书道界也产生了不少的流派。     明治初期中国人杨守敬来到日本。他将中国的六朝书风传入日本，如同一股春风吹进日本书道界。日本书道开始由尊重个性，保持流派传承向注重自由表现的方向发展。     战后，日中两国书法家之间的交流，更是连绵不断。 　　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之一，略带神秘色彩的艺伎表演一直是外国游客追捧的对象。近年来，日本不少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也开始利用这项古老的艺术聚集人气。
  艺伎表演。在餐厅里，用餐者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艺伎伴随着由老年男性或女性弹奏、名为三味线的乐器翩翩起舞并曼声歌唱。    艺伎在表演时会把自己的面部和颈部涂白，化上很重的妆，在头上梳起体积很大的古典盘头。她们穿着的华丽和服均由手工缝制、价格不菲，并且衣领处开口很大，有意向后倾斜，露出白皙的脖颈，完全有别于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普通和服。据说，这是艺伎最性感、迷人的地方，但也因此让这项纯粹的舞台艺术被人误读为带有色情成分。     记者了解到，艺伎行业的门槛很高，除了要掌握传统日本舞、传统歌谣、三味线演奏技艺外，甚至还要精通茶道、吟诗等。尽管昔日的繁华不在，但时至今日，艺伎在日本仍是一项受到尊重的职业。     在跳舞时，艺伎或空手或手持折扇，节奏缓慢，一停一动均有讲究。为吸引游客，除了舞台表演外，艺伎还会和游客一起互动做游戏。     一名来自法国的游客告诉记者，艺伎表演让他对日本有了新发现，原来日本人不只严肃谨慎，也有轻松幽默的一面，舞台上的表演非常有趣（除歌舞伎外，当天还有类似于小品的表演），让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表演组织者表示，东京保留着诸如艺伎、歌舞伎、相扑等许多传统技艺，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客人，提升人气，也能让游客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文化。　　最近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则华裔初中生来到日本后才发现李白的名诗《静夜思》存在两种版本的趣闻。据称，在日本流传的“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是李白的原诗，而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则是明朝以后为普及诗词而改写的。可以说日本完整保存了这首诗的原初面貌。     日本文化界人士表示，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一直是日本学习崇拜对象。虽然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帝国主义的行列，但学校里仍设有“汉文”课，学习中国的基本古典。
    其实，日语里有很多从中国传下来的四字成语。日本人也把“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简称为“鸡口牛后”、“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为“瓜田李下”等等。包含数字的成语更多，诸如“朝三暮四”、“四分五裂”、“五里雾中”。日本人对有些中国成语的来源“一知半解”，但成语在日语里可谓“四通八达”。
    专家还指出，有意思的是，漫长的时间过去后，有些东西在中国失掉或者改变，反而在日本保留了原样。比如，日本人把和服也叫作“吴服”。日本历史书《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吴国”应日本天皇的要求，向日本派出四名纺织缝纫技术专家的故事。中国战国时代和汉朝的服装是宽衣博带，很像日本和服，穿短衣裤子是北方骑马民族进入中原以后的事。在日本除了骑马的武士阶层和劳动需要外，大部分人一般不穿裤子，装束一直保持宽衣博带，明治维新后才开始穿短衣裤子。
切腹，为以刀切开腹部的自杀仪式，一般认为源自日本。    切腹自杀者日语称为“切腹人”，而切腹人如为了追随师父死亡而自杀，过程称为“追腹”。剖腹后由于未必会即时死亡，剖腹自杀者为了减轻激烈的痛楚，可能会于剖腹后进行介错，即找来助手在最痛苦一刻替其斩首。　　介错是和日本武士切腹自杀有关的词语。由于切腹的过程太过痛苦，故很多时切腹者也会找来介错，就是把切腹者的头斩下来以减轻切腹所带来的长久痛苦，而到了后来很多时只是象征性把刀碰到腹部而不需要造成致命伤口就被斩首了。【为保仪态，女性剖腹会绑起双腿】
　　剖腹的起源和沿革 永祚元年（西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
　　剖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著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意识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著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五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但事实上直到战国末年，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这个名词才最早见于文字资料。（优秀的一面）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比起欧洲的骑士精神来说，一点也不稀奇。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果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向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须智勇全，无谓的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1600年伏见城最后两百名德川家守军，开城不断迎击西军，正是此类的英勇行为！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武士道仍长存于二十世纪的日本陆军及日本海军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为规范一样，也有负面的地方。武士经常残酷的对待俘虏，因为俘虏放弃了武士道。许多武士的敌人在作战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处决。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通常会被监禁数年)可以用赎金赎回，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从未采取用金钱换回俘虏的类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战场上被生擒，通常都会不光彩地死在俘虏者的手下。
（残忍的一面）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过在二战时候的电影，日本人集体自杀的场面，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是什么促使他们宁死也不可投降呢，答案只有一个“武士道精神”。相比之下，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无数的汉奸与几百万日伪军，这也是中国当时挨打理由。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用樱花比喻武士。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知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解，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狮城岛国没有四季。我们以为自己错过了什么，空下来便飞出去，原因可以是肤浅地为了穿戴温暖的、有气质的秋冬时尚。 　　少了生活体验和细节经营，我们无法真正感受到大自然四季赐予人们的纯粹情感。光是身临其中，再浑浊的思绪与情念也能获得净化。 四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在每年的三四月会以樱花花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拜倒樱花树下。　和台湾、韩国不同的是，樱花在日本拥有数百年文化历史的底蕴。再加上时代的润饰，年复一年，每一代日本人都能在樱花树下遇到美，和美所牵带的创造灵感。 　樱花所带来的美感体验，在日本不一定要到公园，它可以在住家门前、在每天放学回家经过的百年庙宇庭院、在水流淙淙的小川旁、在回家路上火车轨道的某一处。在你不假思索，习以为常的生活角落。 只要樱花树冒出粉红或白，人们便知道，春天要来了。 一株樱花树，从零散地开花到全株盛放，到随风凋零，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发生完成。 　只要见过在蓝天白云下，全树樱花盛放的情景，任何人都不难被“完美”征服。这份震撼是言语承载不来的，也是一生记忆淹没不了的。所以从古到今，日本人用绘画、糕点、纺织、歌谣、电影、时尚，留住樱花带来的诗意与画语。 看着眼前那如流星凝眸注视，花雨随风起舞的丰美，你可以在那纯净的片刻放下工作上的烦恼、生活中的杂念。 日本人钟爱樱花，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是日本政府规定的“樱花节”。在这期间，日本人纷纷走出家门，外出赏樱花。他们有的举家前往，有的邀上三两好友一同欣赏，有的公司还组织员工集体赏樱……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樱花的情结，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据说在平安时代之前，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就有人开始外出欣赏野生的山樱。为了赏樱花，当时的持统天皇还多次前往吉野山。到了平安时代，人们开始把野生的樱花树移栽到城内，这样，不用出城也能赏到樱花。据说现在赏樱的做法是嵯峨天皇“发明”的。公元9世纪，嵯峨天皇为了赏樱花而在其宫内的南殿种了很多樱花树，每年樱花盛开时，就在樱花树下设宴边品尝美味佳肴边欣赏樱花。从那以后，赏樱就成了贵族们春天的娱乐活动之一。之后，这种赏樱法慢慢地在武士、庶民之间传播开来并延续至今。 樱花分野生的山樱和人工栽培的里樱两大品种。山樱包括山樱、大山樱等9个种类；而里樱至少也分300多种。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染井吉野樱，染井吉野樱的花为粉红色，据说日本80%的樱花都是染井吉野樱。樱花绽放时绚烂多彩，可惜花期较短，一般从开花到凋谢只有半个月左右，要是遇上强风暴雨的恶劣天气，也许一夜之间多姿婀娜的樱花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当樱花盛开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欣赏。 　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樱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方依次开放，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前线”。在南部的冲绳，1月中旬樱花就已经盛开，而位于北部的北海道则要到5月中旬才能看到樱花开放。有报道说，一个“樱花迷”为了看樱花，从冲绳一直追到北海道，前后历时将近4个月，狠狠地过了一把“樱花瘾”。 　　4月上旬的东京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这几天，以樱花而享有盛名的上野公园、新宿御苑、北之丸公园和千鸟渊绿道等，到处是赏樱的人群。而地铁半藏门线、东西线和都营新宿线的九段下站就在附近，给来此赏樱的人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而全东京最有名的赏樱处便是上野公园。上野公园没有围墙，无需购票，出入自由。这里交通极其方便，多条城轨和地铁线在此交汇。公园内分布着60多个种类的1200多棵樱花树，使之成为东京名副其实的最佳赏樱去处。每天上午，许多日本年轻人会提前来到公园“占地盘”，等着与下班的同事们一边痛饮，一边欣赏慢慢飘落下来的樱花，一起享受这最让人陶醉的时刻。 　　国际台驻东京记者站附近有个小公园，种有十几棵很大的樱花树，站在树底下抬头望去，浓密的樱花把天都遮住了。周边住家的孩子们在樱花树下踢足球、荡秋千、嬉闹着，旁边是席地而坐，喝着饮料看孩子们无忧无虑玩耍的主妇。 　　酷爱樱花的日本人，把樱花作为与瑞雪覆盖的富士山并列的两大国家象征，而樱花的魅力和影响力也早已慢慢渗透到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日本文化与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