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藏先秦铜镜中的中国古代天文思想.pdf

6869第26辑实践与个案国家博物馆藏先秦铜镜中的 中国古代天文思想Ancient Chinese Astronomical ought in the Bronze Mirrors of Pre-Qin Period Displayed 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王 开摘要：从国家博物馆藏先秦铜镜中与天文相关纹饰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些早期铜镜不仅是用以照容的日常用品，更是先民探索天地规律的见证之物。齐家文化铜镜纹饰是日月星辰在先民心目中的早期形象，商代铜镜纹饰开始呈现天体运动的轨迹特征，两周时期先民赋予围绕北斗七星的二十八星宿以四神形象，并建立起独特的星象系统和星占文化。流传数千年的铜镜忠实地记录了这种递进式的发展变化，表现了当时人们朴素的天文观念和为观象授时、保障民生做出的长久努力，反映了先民在宇宙天象探索中取得的重大进步，同时也印证了早期铜镜的圆形形制应确有象天之意。关键词：中国国家博物馆；先秦铜镜；古代天文思想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astronomical patterns on bronze mirrors in the pre-Qin Dynasty housed by China National Museum.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se early mirrors were not only used to reflect images,but were also testimony to ancestors exploration of the laws of heaven and the earth.For example,the decoration of bronze mirrors appeared in the Qijia Culture represented the early image of the sun,the moon and stars in the minds of the ancestors,while that in the Shang Dynasty began to show the trajectory of celestial movements.And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the ancestors gave the twenty-eight stars around the Big Dipper the image of“the Four Gods”and established a unique astrological system and culture.Such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was faithfully recorded by the bronze mirrors.The collections of bronze mirror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simple astronomical concepts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age-long efforts to observe the stars and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s,but also reflected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ncestors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Finally,this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at the circular shape of the early bronze mirrors was meant to be a symbol of the heaven.Keywords:National Museum of China,Pre-Qin Bronze Mirrors,Ancient Astronomical Thought参考文献1糜杨凡.梁同书书学思想研究 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6-7.2 刘勇先.金和玉粹瞻风度松挺兰芳见性情安博珍藏状元、探花、宰相、大学士对联集锦 J.东方收藏,2011（9）:66.3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卷二十二）M.南海黄氏保粹堂刻本,1916.4朱曙辉.清代浙派研究 D.苏州:苏州大学,2007:9.5厉鹗.樊榭山房集 M.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2.6钱伟强.倪涛六艺之一录研究 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3:71.7吴修.复园红板桥诗后记 G.丛书集成续编（第 116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444.8刘正平.南屏诗社考论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9.9刘正平.南屏诗社考论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7.10刘和文.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 D.苏州:苏州大学,2009:65.11夏飘飘.厉鄂与康乾诗坛 D.杭州:浙江大学,2014:87.12厉鹗.樊榭山房集 M.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2.13张斌.绍兴历史园林调查与研究 D.杭州:浙江农林大学,2011:49.14郭婷婷.华喦花鸟画艺术研究 D.天津:天津美术学院,2019:9.15朱千华.余荫山房:“大雅含宏”J.同舟共进,2020（4）:18.16鹿苗苗.郭麟年谱 D.上海:上海大学,2011:67.17叶玉琼.赵睿荣和悔木山房诗稿研究 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08:29.18钱咏.履园丛话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174.19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 M.天津:天津徐世昌退耕堂,1929:1589.20赵尔巽等.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913.21赖元冲.华喦交游考 J.龙岩师专学报,1991（1）:92.22邹泉生.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华喦诗作品选 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95.23马振君.孙星衍年谱新编 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5:299.24陈洪森.陈年谱新编（下）J.中国经学（第 24 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0.25吴光耀.梁同书书学观念研究及年谱简编 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102.26吴修.佳句录（二十卷附录一卷）M.清道光七年青霞馆刻本:2.27马幼梅.梁同书书法赏析 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1（5）:38.28容庚.丛帖目 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85、1086.29吴光耀.梁同书书学观念研究及年谱简编 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121.30潘中华.钱载年谱 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47.王开（1987），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科技考古、博物馆学、博物馆信息技术方向的研究。7071第26辑实践与个案自新石器时期先民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向定居农耕之后，观象授时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史记天官书载：“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古代政府设立各类机构专司观测天象和占验，以及时指导疆域内农业活动的开展。这些对宇宙天体的早期探索既体现在文献记载里，也一定程度上从生活装饰中表现出来。铜镜作为先民使用最广泛的日用品之一，渗透在婚丧嫁娶、驱邪避害、占卜信仰等各个领域。铜镜常铸成圆形，一方面或许因为圆形与人的面部形状相近（但事实证明方形铜镜映照区域更广），另一方面可能蕴含了特殊的思想。马克彭德格拉斯特认为圆形的镜子既能映射太阳，又是太阳的模仿品，但论据比较薄弱1；而中国最早的天文思想“盖天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铜镜的圆形或许可以作为象天的一种表征，这个假设能否成立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镜背纹饰是否与天象直接相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一千八百余面，从新石器时代绵延至明清时期，均有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梳理了其中先秦时期的铜镜资料，发现一些纹饰与古人对天象的观测和认知存在密切关联，详述如下，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一、新石器时期齐家文化铜镜与天体形象上古时期铸造铜镜的记载，文献中早已有之。轩辕黄帝传 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潜确居类书有“昔黄帝氏液金以作神物,于是为鉴,凡十有五”与之呼应，又 广物博志 称“黄帝内传 云：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则镜始于轩辕矣”。明天中记云：“舜臣尹寿铸镜。”本草纲目载：“尧臣伊寿作镜。”也有东汉宋衷为世本作注称“尹寿，黄帝臣”。这些记录多带有神话色彩，或相互矛盾，不足以引为铜镜起源。1975 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出土一件素面铜镜，距今约 4000 年2。随后的 1976 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一面带有几何纹饰的齐家文化铜镜3（图 1），出土时位于墓主胸口，上有两孔，可能为悬挂或佩戴之用4。另一件传世几何纹铜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传为甘肃临夏出土，因整体形图1 七角星纹镜（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第1页彩图，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2 重轮星芒纹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第2页彩图，文物出版社，1998年）制、纹饰风格特征与出土齐家铜镜极为相似，故虽比出土铜镜直径更大、铸造更精美，依然被学者认定为齐家文化产物5（图 2）。这三件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镜实物，之所以判断为铜镜，在于它们基本具备了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和镜缘6。抛开素镜不谈，另外两面铜镜背后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几何纹饰引发众多讨论。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纹饰均以凸弦纹分区，以放射状分布的三角形组成环带。出土铜镜背后纹饰由 7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七角星，间以 7 个填充斜线的三角形作底纹；传世铜镜内区为 13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的十三角星，外区为 16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的十六角星，间以等数量填充斜线的三角形作底纹。有学者根据纹饰分别称其为“七角星纹镜”“重轮星芒纹镜”7；有学者认为其模仿太阳纹饰，是反映古人太阳崇拜的实证8；也有考据称这种“重环间饰三角纹”的组合纹样“可能是以早期先民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文化和心理基础的”9。早期先民对自然物的认识主要来自感官可直接感知的外部特征10，最常见的即为彩陶上刻画的太阳、山川、鱼等象形图案，构图简洁明了，含义并不晦涩。这两面齐家文化铜镜上的纹饰从象形角度来看，似乎与太阳光芒更为契合。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青海地区而言，太阳纹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十字纹、卍字纹、鸟纹和写实太阳纹等11。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 845 座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 7500 件陶器中，有一件彩陶为写实太阳纹，图案与两面铜镜纹饰似乎有一些渊源。而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陶器图案中以变形鸟纹代表太阳居多，其中鸟纹彩陶器在平视状态下显示为朝向相同的成排单鸟纹，在俯视状态下则呈现出群鸟围绕器物口沿旋转的情景，这一俯视构图的垂直投影与铜镜上的多角纹饰也颇为神似。齐家文化作为马家窑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又与宗日文化有一定联系，其铜镜纹饰与斜线填充或许是在马家窑文化写实太阳纹与宗日文化鸟纹的基础上变化融合的结果，以多角几何纹作为太阳的象征具有一定可能性。同时，若该纹饰意指星象，也有图像可作呼应。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双首猪玉鹰身体中央的八角星纹饰在整体风格上与星纹镜的纹饰简化后极为相似，仅星纹三角数量不同。结合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相关考古发现与两汉星图中将猪或绘于北斗位置、或与北斗七星合绘的有力指向，可以看出古人以猪比附北斗七星的古老观念12，双首猪玉鹰以同体二猪样式作为彰显阴阳的北斗变式，其身体中央纹饰象征星辰也较为合理。再结合星纹三角数量，7 和 13 在星象中都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古人常以“7”作为北斗的象征，南斗六星与北斗七星相对，有以北斗、南斗分主生死的古老观念13。山西吉县柿子滩曾发现一幅朱绘岩画14，画面中间为一位头戴羽冠的女巫，头顶有 7 颗星点，脚下踏 6 颗星点。冯时以 7 颗星点为东西方向的位置分布计算遗址年代，结果显示与北斗七星指向二分点的年代完全吻合，应为新石器时代，因此推断岩画中的圆点代表的就是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15。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墓葬曾出土一批钻有圆孔的石刀16，圆孔数量均为 113 范围内的奇数，如以孔数为 1、3、5、7、9、11、13 的七件石刀为一组，其孔数之和49正是古代方士禳星告斗之数，一组石刀可能是古人崇祭北斗的礼器17。从这些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遗迹来看，铜镜上特殊的七角、十三角如果作为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的象征，也存在一定可能。目前因年代久远缺乏证据，尚无法准确判断这些铜镜纹饰的具体象征意义，但它们均应是对当时天体形象的直观记录，是上古时期中原以外地区先民观天的早期写照。7071第26辑实践与个案自新石器时期先民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向定居农耕之后，观象授时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史记天官书载：“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古代政府设立各类机构专司观测天象和占验，以及时指导疆域内农业活动的开展。这些对宇宙天体的早期探索既体现在文献记载里，也一定程度上从生活装饰中表现出来。铜镜作为先民使用最广泛的日用品之一，渗透在婚丧嫁娶、驱邪避害、占卜信仰等各个领域。铜镜常铸成圆形，一方面或许因为圆形与人的面部形状相近（但事实证明方形铜镜映照区域更广），另一方面可能蕴含了特殊的思想。马克彭德格拉斯特认为圆形的镜子既能映射太阳，又是太阳的模仿品，但论据比较薄弱1；而中国最早的天文思想“盖天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铜镜的圆形或许可以作为象天的一种表征，这个假设能否成立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镜背纹饰是否与天象直接相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一千八百余面，从新石器时代绵延至明清时期，均有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梳理了其中先秦时期的铜镜资料，发现一些纹饰与古人对天象的观测和认知存在密切关联，详述如下，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一、新石器时期齐家文化铜镜与天体形象上古时期铸造铜镜的记载，文献中早已有之。轩辕黄帝传 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潜确居类书有“昔黄帝氏液金以作神物,于是为鉴,凡十有五”与之呼应，又 广物博志 称“黄帝内传 云：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则镜始于轩辕矣”。明天中记云：“舜臣尹寿铸镜。”本草纲目载：“尧臣伊寿作镜。”也有东汉宋衷为世本作注称“尹寿，黄帝臣”。这些记录多带有神话色彩，或相互矛盾，不足以引为铜镜起源。1975 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出土一件素面铜镜，距今约 4000 年2。随后的 1976 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一面带有几何纹饰的齐家文化铜镜3（图 1），出土时位于墓主胸口，上有两孔，可能为悬挂或佩戴之用4。另一件传世几何纹铜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传为甘肃临夏出土，因整体形图1 七角星纹镜（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第1页彩图，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2 重轮星芒纹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第2页彩图，文物出版社，1998年）制、纹饰风格特征与出土齐家铜镜极为相似，故虽比出土铜镜直径更大、铸造更精美，依然被学者认定为齐家文化产物5（图 2）。这三件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镜实物，之所以判断为铜镜，在于它们基本具备了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和镜缘6。抛开素镜不谈，另外两面铜镜背后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几何纹饰引发众多讨论。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纹饰均以凸弦纹分区，以放射状分布的三角形组成环带。出土铜镜背后纹饰由 7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七角星，间以 7 个填充斜线的三角形作底纹；传世铜镜内区为 13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的十三角星，外区为 16 个空白三角形构成的十六角星，间以等数量填充斜线的三角形作底纹。有学者根据纹饰分别称其为“七角星纹镜”“重轮星芒纹镜”7；有学者认为其模仿太阳纹饰，是反映古人太阳崇拜的实证8；也有考据称这种“重环间饰三角纹”的组合纹样“可能是以早期先民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文化和心理基础的”9。早期先民对自然物的认识主要来自感官可直接感知的外部特征10，最常见的即为彩陶上刻画的太阳、山川、鱼等象形图案，构图简洁明了，含义并不晦涩。这两面齐家文化铜镜上的纹饰从象形角度来看，似乎与太阳光芒更为契合。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青海地区而言，太阳纹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十字纹、卍字纹、鸟纹和写实太阳纹等11。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 845 座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 7500 件陶器中，有一件彩陶为写实太阳纹，图案与两面铜镜纹饰似乎有一些渊源。而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陶器图案中以变形鸟纹代表太阳居多，其中鸟纹彩陶器在平视状态下显示为朝向相同的成排单鸟纹，在俯视状态下则呈现出群鸟围绕器物口沿旋转的情景，这一俯视构图的垂直投影与铜镜上的多角纹饰也颇为神似。齐家文化作为马家窑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又与宗日文化有一定联系，其铜镜纹饰与斜线填充或许是在马家窑文化写实太阳纹与宗日文化鸟纹的基础上变化融合的结果，以多角几何纹作为太阳的象征具有一定可能性。同时，若该纹饰意指星象，也有图像可作呼应。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双首猪玉鹰身体中央的八角星纹饰在整体风格上与星纹镜的纹饰简化后极为相似，仅星纹三角数量不同。结合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相关考古发现与两汉星图中将猪或绘于北斗位置、或与北斗七星合绘的有力指向，可以看出古人以猪比附北斗七星的古老观念12，双首猪玉鹰以同体二猪样式作为彰显阴阳的北斗变式，其身体中央纹饰象征星辰也较为合理。再结合星纹三角数量，7 和 13 在星象中都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古人常以“7”作为北斗的象征，南斗六星与北斗七星相对，有以北斗、南斗分主生死的古老观念13。山西吉县柿子滩曾发现一幅朱绘岩画14，画面中间为一位头戴羽冠的女巫，头顶有 7 颗星点，脚下踏 6 颗星点。冯时以 7 颗星点为东西方向的位置分布计算遗址年代，结果显示与北斗七星指向二分点的年代完全吻合，应为新石器时代，因此推断岩画中的圆点代表的就是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15。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墓葬曾出土一批钻有圆孔的石刀16，圆孔数量均为 113 范围内的奇数，如以孔数为 1、3、5、7、9、11、13 的七件石刀为一组，其孔数之和49正是古代方士禳星告斗之数，一组石刀可能是古人崇祭北斗的礼器17。从这些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遗迹来看，铜镜上特殊的七角、十三角如果作为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的象征，也存在一定可能。目前因年代久远缺乏证据，尚无法准确判断这些铜镜纹饰的具体象征意义，但它们均应是对当时天体形象的直观记录，是上古时期中原以外地区先民观天的早期写照。7273第26辑实践与个案二、商代铜镜与天体运动商代铜镜数量不多，除素面镜外，从纹饰特征来看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一为四分区构图，多以线条和小圆圈装饰；另一种为多环带构图，环带内部空白或以线条填充。两种构图方式恰与西周以前先民对天象的认知理念有所重合，四分区构图或可追溯至北斗，多环带构图则似为“盖天说”思想中“七衡六间图”的衍生图案。1.四分区铜镜与北斗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铜镜是上述两类构图的典型代表，均为半环形钮，圆钮座，每种均有纹饰相近的一大一小两面18，各有一面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先讨论四分区构图的两面铜镜。一面（编号 786）出于棺椁之内，这面叶脉纹铜镜的主区纹饰被与镜钮垂直和平行的四个空白条形组成的“十”字分割成四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内细分为四个放射状条形区域，其内均匀分布多条斜向短线，相邻两个条形区域内短线组成正向或反向箭头，镜缘一周饰有小圆圈组成的“连珠纹”带（图 3）。另一面出土于填土之中，四个空白窄条将镜钮外分割成四个小扇形，每个小扇形中细分为两个放射状条形区域，均匀分布斜向短线组成朝向镜钮的箭头，镜缘分布一周小圆圈组成的纹饰带（图4），与上一面铜镜的区别在于与镜钮垂直或平行的是四个扇形区域的中心线，空白条状区域组成的也并非垂直的“十”字，纹饰间以双凸弦纹相隔。相似的还有 1934 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冈 M1005 出土的一面商代几何纹铜镜，圆形，半环形钮，镜缘最外侧的双凸弦纹与镜背中间单凸线纹形成环带，其内填充排列规则的“3”字形纹，单凸线纹与镜钮间等分为四个区域，单区域内填充平行分布的多条直线，相邻区域直线相垂直（图 5）19。另陕西省淳化县文化馆曾收藏一面出土于官家乡赵家庄的铜镜，呈不规则圆形，半环形钮，钮外饰两周凸弦纹，之间以四个以单圆圈居中的条图3 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786铜镜摹本（此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04页，图六五，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4 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75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二-2）图5 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二-4）形区域分隔为均匀的四部分，每部分内填以多条放射状短直线，边缘为一空白环带（图 6）20。四面铜镜均表现为内部四分区与外部单环带的组合构图，妇好墓出土的两面铜镜相对更加精美复杂。由于早期铜镜出土数量有限，学界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涉及分型分式21，功能、寓意和使用22，纹饰内涵23，铸造技术24，起源传播25等各个方面。就纹饰研究而言，学者对殷墟铜镜关注较多，尚未将四面铜镜归为一类进行探讨。罗佳将殷墟两面铜镜单独归为“重环间饰十字形纹”，通过与青海柳湾半山类型彩陶盆纹饰对比，指出“早期几何纹饰镜上的十字形纹饰布局特征想必也是对甘青地区彩陶纹饰传统的借鉴”26，含义可能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太阳神说”“生命说”“方向说”“趋吉避凶说”“巫术说”“表示天地万物及其变化”等27。这些判断都基于这两面铜镜纹饰为“十字纹”，但通过铜镜与彩陶上“十字纹”的对比不难发现，铜镜纹饰中不仅酷似“十”字的分区不如彩陶那样严格垂直，还较彩陶纹饰多了一个重要的构图部分圆圈或波浪形纹环带。王煜曾撰文指出，殷墟 786 号铜镜纹饰与钟离君柏墓 20 条放射状土带和其外的半圆形遗迹十分相似，放射状土带恰与战国以前古人对星宿的认知“四宫二十宿”一一对应；而土带之下沿墓坑周边连续堆筑的 18 个半圆形土丘遗迹分别是宇宙边际“形埒”和大地边际“八极”的象征28，与镜缘上由圆乳组成的纹饰带恰好一致29。然冯时先生在研究中指出，“形埒”图像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已有显示，通常以单弧线或多重弧线表示30，战国及汉代均有类似的连弧纹铜镜出土，而并非各自独立的圆圈纹环带。由此可见，独立分析编号 786 铜镜纹饰象征“二十宿”和天地兆界“形埒”的解释或许稍显勉强。考虑到上述四面铜镜均采用四分区和单环带组合的构图方式，其在纹饰表意上应具有相近内涵。四分区的含义在先民的生活与生产中十分常见，如地理方位中的四方向、历法中的二分二至四节气、天象中的四象星宿与北斗指示的四季变化等。前两者本属同源，古人通过观察日影的变化测定方位，比较日出与日落时的日影位置，当两个日影完全重合时日出的方位即确定为正东方，日落的方位为正西方，一年中日影重合的时间仅有两天，分别是现在的春分与秋分，随后通过平分两分日的距离确定了夏至与冬至，夏至时太阳运行至最北方，其后南移，冬至时太阳运行至最南方，其后北归，从而定下以二分二至主四方的格局。另一种分至日的观测和判断来源于偕日法，也与方向密切相关，即通过观测日出之前东方地平线依次出升的恒星与日落之后西方地平线依次没入的恒星来定二分二至，春分“日中，星鸟”，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虚”，冬至“日短，星昴”，尧典与尚书大传中均有记载31。分至日时称“中气”，通过甲骨文的释读，殷代已有体现分至四中气的四方风系统32，甲骨文全集中 36975 号甲骨也指明了东、南、西、北四方位，但还没有发现有关东南、西北等细分方位的概念；同时，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商代人已经通过建筑技术熟练掌握方、圆、直线、平行、垂直等知识，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定子午线和方位33。在四分区铜镜纹饰格局中，若以镜钮为正方向，则分区边界既非严格的彼此垂直，又非完全与正方图6 陕西淳化赵家庄M1出土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三-1）7273第26辑实践与个案二、商代铜镜与天体运动商代铜镜数量不多，除素面镜外，从纹饰特征来看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一为四分区构图，多以线条和小圆圈装饰；另一种为多环带构图，环带内部空白或以线条填充。两种构图方式恰与西周以前先民对天象的认知理念有所重合，四分区构图或可追溯至北斗，多环带构图则似为“盖天说”思想中“七衡六间图”的衍生图案。1.四分区铜镜与北斗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铜镜是上述两类构图的典型代表，均为半环形钮，圆钮座，每种均有纹饰相近的一大一小两面18，各有一面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先讨论四分区构图的两面铜镜。一面（编号 786）出于棺椁之内，这面叶脉纹铜镜的主区纹饰被与镜钮垂直和平行的四个空白条形组成的“十”字分割成四个扇形区域，每个扇形内细分为四个放射状条形区域，其内均匀分布多条斜向短线，相邻两个条形区域内短线组成正向或反向箭头，镜缘一周饰有小圆圈组成的“连珠纹”带（图 3）。另一面出土于填土之中，四个空白窄条将镜钮外分割成四个小扇形，每个小扇形中细分为两个放射状条形区域，均匀分布斜向短线组成朝向镜钮的箭头，镜缘分布一周小圆圈组成的纹饰带（图4），与上一面铜镜的区别在于与镜钮垂直或平行的是四个扇形区域的中心线，空白条状区域组成的也并非垂直的“十”字，纹饰间以双凸弦纹相隔。相似的还有 1934 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冈 M1005 出土的一面商代几何纹铜镜，圆形，半环形钮，镜缘最外侧的双凸弦纹与镜背中间单凸线纹形成环带，其内填充排列规则的“3”字形纹，单凸线纹与镜钮间等分为四个区域，单区域内填充平行分布的多条直线，相邻区域直线相垂直（图 5）19。另陕西省淳化县文化馆曾收藏一面出土于官家乡赵家庄的铜镜，呈不规则圆形，半环形钮，钮外饰两周凸弦纹，之间以四个以单圆圈居中的条图3 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786铜镜摹本（此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04页，图六五，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4 殷墟妇好墓出土编号75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二-2）图5 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二-4）形区域分隔为均匀的四部分，每部分内填以多条放射状短直线，边缘为一空白环带（图 6）20。四面铜镜均表现为内部四分区与外部单环带的组合构图，妇好墓出土的两面铜镜相对更加精美复杂。由于早期铜镜出土数量有限，学界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涉及分型分式21，功能、寓意和使用22，纹饰内涵23，铸造技术24，起源传播25等各个方面。就纹饰研究而言，学者对殷墟铜镜关注较多，尚未将四面铜镜归为一类进行探讨。罗佳将殷墟两面铜镜单独归为“重环间饰十字形纹”，通过与青海柳湾半山类型彩陶盆纹饰对比，指出“早期几何纹饰镜上的十字形纹饰布局特征想必也是对甘青地区彩陶纹饰传统的借鉴”26，含义可能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太阳神说”“生命说”“方向说”“趋吉避凶说”“巫术说”“表示天地万物及其变化”等27。这些判断都基于这两面铜镜纹饰为“十字纹”，但通过铜镜与彩陶上“十字纹”的对比不难发现，铜镜纹饰中不仅酷似“十”字的分区不如彩陶那样严格垂直，还较彩陶纹饰多了一个重要的构图部分圆圈或波浪形纹环带。王煜曾撰文指出，殷墟 786 号铜镜纹饰与钟离君柏墓 20 条放射状土带和其外的半圆形遗迹十分相似，放射状土带恰与战国以前古人对星宿的认知“四宫二十宿”一一对应；而土带之下沿墓坑周边连续堆筑的 18 个半圆形土丘遗迹分别是宇宙边际“形埒”和大地边际“八极”的象征28，与镜缘上由圆乳组成的纹饰带恰好一致29。然冯时先生在研究中指出，“形埒”图像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已有显示，通常以单弧线或多重弧线表示30，战国及汉代均有类似的连弧纹铜镜出土，而并非各自独立的圆圈纹环带。由此可见，独立分析编号 786 铜镜纹饰象征“二十宿”和天地兆界“形埒”的解释或许稍显勉强。考虑到上述四面铜镜均采用四分区和单环带组合的构图方式，其在纹饰表意上应具有相近内涵。四分区的含义在先民的生活与生产中十分常见，如地理方位中的四方向、历法中的二分二至四节气、天象中的四象星宿与北斗指示的四季变化等。前两者本属同源，古人通过观察日影的变化测定方位，比较日出与日落时的日影位置，当两个日影完全重合时日出的方位即确定为正东方，日落的方位为正西方，一年中日影重合的时间仅有两天，分别是现在的春分与秋分，随后通过平分两分日的距离确定了夏至与冬至，夏至时太阳运行至最北方，其后南移，冬至时太阳运行至最南方，其后北归，从而定下以二分二至主四方的格局。另一种分至日的观测和判断来源于偕日法，也与方向密切相关，即通过观测日出之前东方地平线依次出升的恒星与日落之后西方地平线依次没入的恒星来定二分二至，春分“日中，星鸟”，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虚”，冬至“日短，星昴”，尧典与尚书大传中均有记载31。分至日时称“中气”，通过甲骨文的释读，殷代已有体现分至四中气的四方风系统32，甲骨文全集中 36975 号甲骨也指明了东、南、西、北四方位，但还没有发现有关东南、西北等细分方位的概念；同时，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商代人已经通过建筑技术熟练掌握方、圆、直线、平行、垂直等知识，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定子午线和方位33。在四分区铜镜纹饰格局中，若以镜钮为正方向，则分区边界既非严格的彼此垂直，又非完全与正方图6 陕西淳化赵家庄M1出土铜镜摹本（图片采自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0页，图三-1）7475第26辑实践与个案法覆盘”，认为天地是两相平行的曲面，设定“日冬至在牵牛，极外衡”，“日夏至在东井，极内衡”，在内外衡之间加入均匀的五个环带代表其他十个中气，以北极为中心，形成“七衡六间”日道系统，用以表现一年中人在地面看到的太阳高度变化46；又有“天离地八万里，冬至之日虽在外衡，常在极下之地上二万里”等假设，以北极正南 10.3 万里处为中心，以 16.7 万里为半径画一圆，在此圆范围内人们才能见到日月星辰47，例如中衡二分日时，太阳应沿着 CHD 构成的弧线运动。殷墟铜镜上的重环结构恰好与“七衡六间图”的日行轨迹在数量与形制上完全一致。事实上，这种多环带结构并非独见于铜镜上，祭祀遗址、墓葬和其他器类中也多有出现，如红山文化的三环圜丘48、金沙遗址出土同心圆纹有领玉璧49、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时期重环玉璧、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战国时期四环玉璧50、陕西凤翔秦雍城出土五环玉璧51等。冯时在研究中指出西水坡宗教祭祀遗迹是“七衡六间图”的典型代表。对于多环带中的三环，盖天说的理论也能够覆盖，将“七衡六间图”简化为由内衡、外衡、中衡组成的基础“三衡”，便可作为二分二至日太阳运动轨迹的表现。冯时认为作为礼天之器的玉璧上雕琢的多重圆环具有与“七衡六间图”“三衡图”相同的含义52，邓淑提出玉璧上不加装饰的内外两环造型可视为二至日道的象征53，张坤在将三环阐释为日行轨迹的同时，还支持其代表了易学中由天、地、人构成的“三才之道”54。这些讨论都基于周髀算经，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图”其实是通过术数的假设和计算，在二分二至基础上对太阳运动轨迹进行了可视化呈现，这种论据是否可靠值得商榷。周髀算经成书于公元前 100 年55，虽然在计算上存在较多错误，仍对后世王充的“平天说”、虞耸兄弟的“穹天说”、佛家的“须弥山说”、萧衍的“金刚山说”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向平行或垂直，其代表的可能并不是依照“二绳四方”定下的东、南、西、北四方位与二分二至四节气。有学者推测殷墟叶脉纹铜镜可能为妇好日常使用的化妆器具34，魏泽华通过对比商代铜镜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及与其他随葬品的关系，认为殷墟出土铜镜并非商人铸造，它们更契合游牧文化的生活方式35。结合目前的考古材料，以及这些铜镜与后世相比尺寸较小、适合携带的实际情况，后者的推断更具有说服力。游牧民族对方位与节气的认知与农耕文明略有区别，游牧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期在一个地方停留测量日影，而夜间便于直接观测的星象，则相对更具神圣性和指引意义。游牧民族活动区域位于北纬 30以北，北斗及其周围的拱极星因一直处于恒显范围而被重点观测，史记天官书中记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与北斗七星位置往复同步的便是季节更替，先民结合星象变化与体感差异便可轻易感知和建立起四季系统，加之前述新石器时代岩画已有用圆点象征星辰的先例，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些铜镜背后的四分区与单环带构图反映的很可能是古人对星辰运动的观测、记录与经验总结。同时，从商代铜镜均出土于高规格墓葬来看，即便青铜器铸造非常发达的商代，铜镜也依然是贵族的专属用品。将只有统治者才能掌握的星象变化信息抽象提取，并在以圆形象天的铜镜背后加以装饰，也一定程度上彰显了铜镜在当时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并非简单作为生活用品，而是对天象观测的现实映射。2.多环带铜镜与“七衡六间图”殷墟妇好墓填土中发现的另外两面铜镜纹饰均属于多环带结构：编号 45 的铜镜（直径 11.8 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钮外部均匀分布 7 道凸弦纹，将钮外主区分隔成 6 个同心圆环带，每个同心圆环带中填充多条与环线相对垂直的放射状短线（图 7）36；编号 41的铜镜（直径 7.1 厘米）镜钮外部分布 6 道凸弦纹，将钮外主区分隔成 5 个同心圆环带，除最靠近镜钮的同心圆环带为空白外，其他 4 个同心圆环带内均分布有与环线成一定夹角的斜向短线（图 8）37，倾斜方向以两圈为一个对称组，构成顺时针的麦穗形状。与之相仿的还有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一件重环纹铜镜38（图 9），半环形钮，圆钮座，由 3 道凸弦纹与铜镜外缘共同将镜钮外部区域分隔为 3 个同心圆环带。图版模糊不易辨认，线图中显示环带内空白无纹饰。1983 年甘肃平凉征集的一件商代晚期39多环带纹铜镜40，镜钮外部分布双凸弦纹两道，其间分布多条与环线相对垂直的放射状短线。1988 年青海省湟中县出土两件卡约文化多环带纹铜镜，一件钮外饰弦纹 3 周，与安阳大司空村 M25 出土铜镜相似；另一件钮外主区饰弦纹 2 周，其间填以疏密有致的直线，与甘肃平凉铜镜相似41。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收集的两件多环带纹铜镜（原编号：E1639），从线图看钮外饰凸线纹 5 道（包括镜缘位置），将镜背划分为 4 个同心圆环带，填充以多条与环线相对垂直的放射状短线。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一面夏至商代中期铜镜，与内蒙古铜镜相似，钮外也饰有 5 道凸弦纹42，另辽宁喀左道虎沟也曾出土一面商以前以放射状短线构成的单环带铜镜43。多环带结构铜镜在西周时期也有部分出土。王煜认为殷墟铜镜上的七环带结构源于古人盖天观念中对天的运动形式的认知44。“盖天说”是中国最早产生的天地结构理论，包括平天说、周髀算经盖天说和周髀家盖天说三个主要流派45，其中周髀算经盖天说将天文与术数关联，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梁代祖暅天文录中有相应记载，称“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太平御览卷二）。周髀算经将天地形态描述为“天像盖笠，地图7 安阳殷墟出土（编号45）铜镜摹本（此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04页，图六五-2，文物出版社，1980）图8 安阳殷墟出土（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