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柯立《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pdf

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艾 讯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 一书于 2021 年 6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探讨地方社会中官府与民众之间信息沟通的过程,进而考察其在构建地方治理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书题中的“信息沟通”是作者研究的主体内容,亦是以此为线索考察地方社会治理秩序的生成。该书脱胎于作者 2006 年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 官民之间:南宋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这一选题是在邓小南所提倡的“活”的制度史影响下形成,也是较早实践此研究理念的成果。与作者十余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相较,书中第四、五章是全新的个案研究,其他章节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与扩充。书题中不仅加上了“治理秩序”一词,还将讨论范围从“南宋”扩展至两宋,使书中的观点更加完整,这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此问题不断深耕与思考的体现,也表明作者对信息沟通与秩序构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人的认识。以下,笔者将先对各章内容作简要介绍,再就全书学术意义、深化空间等方面略作探讨。一 内容与结构: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 沟通与治理秩序 简介 该书正文分为绪论、正文、附表、参考文献、后记等诸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六章,以上下编形式析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即为上编“通论”,是对宋代地方官府结构性的考察和信息渠道制度性的梳理;第二部分为下编“个案研究”,选择三个个案,重点围绕“人的行为”展开讨论,虽是三个不同的个案,但视域都聚焦于地方社会中官民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治理秩772序,并时刻照应上编中的制度性梳理。第一章“宋代地方官府的构成与信息沟通”,考察地方官府的结构、运作和活跃于地方官周边的人群。作者通过对信息流动的考察,揭示了掩盖在宋代地方层级管理下的事任管理和信息分类处理制度(第 47 页)。落实到现实层面,作者进而探讨了活跃于地方官周边的几类人群,即胥吏、亲戚随从与僧道医术之流。他们是地方官员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与地方社会交流互通的重要媒介。在官民信息沟通过程中,各级官府构成了一个多层级、多渠道、交错复杂的信息系统(第 76 页)。这维系了宋王朝对其地方的治理。第二章“政令的传布 粉壁与榜谕”,围绕州县官府的政令运作展开讨论,考察了宋代粉壁的空间分布和榜谕的形成、传布过程,并进而探讨官府和民众之间沟通交流的途径和实际状况。粉壁和榜谕是朝廷政令向基层社会传布的重要载体,也是民众知晓官府意旨、获得官方信息的主要途径。榜谕的形成需要官府向下主动调查、沟通,需要地方父老的宣讲与劝喻。而政令在实际贯彻中,又会受到抵制乃至公开反抗。此时,官府颁布新一轮的榜谕再次与民众展开沟通,粉壁与榜谕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州县官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成为信息沟通的渠道。第三章“宋代地方官府与民众的诉讼”,关注宋代官民沟通的制度性渠道 诉讼,考察了宋代民众诉讼的渠道、过程、文书,地方官府的裁判、覆核以及这一往复过程牵涉到的各方人群。民众在诉讼过程中,离不开法制文书。在这一过程中,与诉讼双方相关的各类人群都被卷人其中,文书的形成与运转也正是基于各种人群围绕诉讼过程所表达出的自我诉求。书铺与讼师即是其中关键性人物,他们充当了官民之间沟通的媒介。最后,作者强调司法裁判的推进离不开各种信息的流动,地方上胥吏、书铺、讼师所发挥的媒介作用是司法审判乃至地方治理秩序的关键因素(第 159 页)。第四章“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与台州政治”,考察了淳熙九年(1182)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起始及其深层次动因,进而探讨南宋地方治理秩序的形成机制。作者在辨析奏状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排比所见台州官府事务,发现台州地方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都有着很深的纠葛。唐仲友被劾实际上是唐仲友集团在施政过程中触动了地方势力、属872唐宋历史评论官的利益,与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分歧,而朱熹的到来则给了他们一个扳倒唐仲友的良机。该章通过个案研究揭橥了地方官府运行的细节和各种弊端,颇有代表性。最后,作者指出唐仲友与朱熹都在竭力获取对信息的掌控权,信息在一系列博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五章“名公书判:刘克庄的裁判与地方治理”,围绕刘克庄的书判展开论述,揭示了南宋后期江南东路治理的复杂面貌。刘克庄曾先后担任建阳县县令与江南东路提刑,在他的判文中,州县地方官、胥吏和豪强与一般上户之间发生了众多纠纷乃至激烈冲突。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态,其在任治政时需要处理好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任县令时,既要与胥吏周旋,又要直面地方上的权势力量;等到提刑任上时,更要平衡好与其他监司之间的关系。刘克庄在处理各类事务的过程中,与路、州、县等各方势力发生密切接触,有冲突,亦有妥协。总之,保持地方社会中各种势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其治政的首要目标。第六章“宋代苏州地方官与地方社会”,以苏州为个案,讨论地方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第 237 页)。作者选取地方官与地方士人的唱和往来、地方志的修纂、地方公益事务、地方礼仪祭祀活动四个方面探讨地方官与地方社会中各阶层民众的往来互动。地方士人经由诗文唱和攀缘、结交地方官员;地方官则可借此交流信息,增强身份认同,加速融人地方社会。地方志的编纂与刊刻也需要地方官与地方士人开展沟通合作,除地方士人的集体推动外,地方官也急于参与其中。这一过程为双方提供了增进交流、加强认同的契机。地方上的公益事务与礼仪祭祀活动亦为地方官与民众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机会。作者认为,正是在日常的往来互动中,地方官与地方民户发生联系,成为地方官与地方社会沟通联系的非制度性渠道(第 320 页)。二 议题视角:高著之学术意义以文书与信息为视角来观察宋代政治沟通与体制,已成为 21 世纪“新政治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2001 年邓小南提出“活”的制度史,972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李全德:宋代的信息沟通与文书行政研究述评,邓小南、方诚峰主编 宋史研究诸层面,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 26 页。倡导“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提出三个研究视角即过程、关系与行为。在引人新视角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焕发新机,产生了不少新的议题,其中的主要两端即是文书制度与信息沟通。在过去十余年间,虽然学界围绕“信息沟通”这一议题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该书在议题开拓、学术视角等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该书将信息沟通的研究议题下延至地方社会。信息沟通这一议题自提出以来,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少有从地方社会这一维度立意来讨论信息沟通的。地方社会的稳定关乎王朝的长治久安,始终是朝廷关切的重大问题。地方官府的施政离不开与民众的沟通,能否及时获取“民情”是地方官关注的要事。因此,对地方社会层面的官民沟通展开研究本就具有重大意义。以往关于信息沟通的研究,视野多聚焦于中央层面,关注信息流转等问题。即使提到地方,也是关注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文书传递,研究的旨归依旧落在中央层面。该书所讨论官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则是在地方社会这一层面展开的(第 4 页),作者正面探讨了宋代地方社会中官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与沟通过程,使该书有别于学界既往侧重于中央内部、央地之间信息沟通的研究成果。从这一点来看,该书在议题开拓上的意义就应给与充分的认可。其次,对地方社会研究的新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基层社会的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热点,也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如国家主义、制度主义、地方主义等,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这些范式都各有偏颇。继而,有学者开始放弃此前国家与社会对立的二元论,开始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可以归结为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与代表基层的地方势力以及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作者力图突破二元结构论的082唐宋历史评论学界相关成果可参见李全德 宋代的信息沟通与文书行政研究述评,邓小南、方诚峰主编 宋史研究诸层面,第 2084 页。或是针对文书这一信息沟通的物质载体展开讨论,或是讨论信息传递中处于“关节”地位的机构、地点或个人,抑或是考察信息在传递过程所发挥的功能。这些成果后结集出版,如邓小南主编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邓小南主编 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关于基层社会研究的回顾,可参见廖寅、骆忠军 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宋史研究论丛 第 17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第 608623 页。束缚,以信息沟通作为视角考察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从而贴近地方社会的实态。学界既往积累了不少关于宋代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但多是以梳理、铺叙典章制度为主的结构性考察,对官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关注度有限,即使有所涉及,也并未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而该书在考虑地方社会时,引人信息沟通的视角,将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作为讨论主体,注重民众对信息自发、主动的获取。在信息沟通的微观机制中,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甚至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划分,因为后者常以非制度化的逻辑来反制前者。该书即充分考虑到民众如何影响地方官府。这体现出作者“眼光向下”的学术视角,也使该书的面相更加丰富,层次更为立体。再次,该书从沟通的主体、渠道、行为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有着“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典型意义。制度本身是“规范”与“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的落实更要依靠具体的“人”。作者对处于“关节”地位的人尤为关切,如胥吏、官员的亲戚子弟、僧道、讼师、地方人士等。他们构成了官与民之间的“中间地带”,为地方官与民众提供多层次沟通渠道,各类信息亦经他们上传下达。作者紧紧抓住处于关键环节的人,从具体案例人手分析地方官民之间的合作、博弈,呈现出地方社会更为复杂的一面。此外,该书对连接制度起讫两端“路径”的考察也值得注意。邓小南即强调“路径”才是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据此才可以观察到制度“活动”的过程。第二章讨论的“粉壁”“榜谕”是地方政府传布政令的制度性渠道,由此人手考察了制度的起讫两端,即地方官府政令传布的方式和民众的反应,还着重分析了各方势力围绕“粉壁”“榜谕”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中间地带”的人群都可以被纳人有关“路径”的讨论,他们与地方官的合作、博弈正是制度在地方层面推行的实态。该书以信息沟通的视角182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参见康武刚 宋代地方势力与基层秩序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贾芳芳 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等等。渠敬东: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期,第 84 页。邓小南主编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第 16 页。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年第 4 期,第 58 页。去看官民之间的互动状态,这不仅贴合历史实际,还体现出“活”的制度史所强调的“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最后,作者在材料搜讨、分析上也显现出独到之处。历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而南宋除初期外,缺乏像 续资治通鉴长编 那样编年明确、叙述完整、史料丰富的基础史籍。该书选取的个案时间集中于南宋,材料的零散是必须直面的困难。作者在充分利用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广泛搜讨了地方志、文集、官箴书、碑刻等资料。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见解。例如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此前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过探讨。但作者在重新梳理史料,引人信息沟通视角加以解读后,发现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作者对朱唐事件的重新解读,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对这一公案的新认识,更是借此探讨了南宋地方治理秩序形成的机制(第 164 页),甚至是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处理议题、材料的方式。书中此类例证还有不少,如对于监司的分析(第四、五章)等。三 白璧有瑕:高著深化之可能前文中已提及该书的基础是作者十余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此次成书虽有新增个案,作者的整体认识也更为深人,但仍有些许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笔者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作者与学界方家。其一,对北宋时期官民沟通的探讨较为缺乏。从材料上来看,该书所用大都是如 名公书判清明集 后村先生大全集 等南宋时期的史料。从讨论内容来看,无论是上编所论粉壁、榜谕与诉讼,还是下编的个案研究,也大都是南宋时期的案例。就阅读感受而言,北宋时期地方官民之间282唐宋历史评论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 2003 年第 3 期,第 100 页。黄宽重: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 三重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8期,第 162 页。信息沟通的面貌还稍显模糊,相关描述也多是制度条文的静态梳理。但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变动、调适。以“胥吏”为例,神宗熙宁变法后,差役变为募役,胥吏作为地方社会的一支新力量崛起,这对地方社会的构成产生极大影响(第 49 页)。但是熙宁变法之前,尤其是北宋前期,在幕职州县官体系逐步形成的背景下,地方上官府与民众之间互动交流的情况是怎样的,现在看来,尚待进一步廓清。若进一步叩问,北宋如何在五代乱世后建立起地方上官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它在重新建立北宋基层统治秩序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南宋时期,官民之间相对成熟的沟通渠道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两宋之间是否存在明显不同?则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其二,书中某些叙述稍显不当。该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官民之间:南宋地方官府与民众的沟通,但当作者将研究时段扩展到北宋时,其并未适时将一些针对南宋时期的论述加以调整,导致某些行文看起来并不圆融。兹举一例,该书在第三章考察整个宋代时期民众诉讼的渠道时,提到“次第陈诉,即按照县、州(府)、路级监司以及部省的层级逐级上诉”。如此表述似乎并不准确,至少在北宋元丰改制之前并不会出现民众上诉到“省”的现象。这一论断的史料似直接来源于 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的陈鉴兴讼案:陈鉴因贪人资财,无端兴讼,“自县而州,自州而监司,自监司而省部”。众所周知,名公书判清明集 大体成书于宋理宗时期,主要记载一些南宋“名公”(如朱熹、真德秀、胡颖、蔡杭等)判案时的判词,将其中所体现出的制度规章对应整个宋代,恐怕并不合适。其三,在官民之间的沟通方式上,似应充分考虑到形式的多样性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该书考察了地方官获取信息的多层次渠道,在渠道的两端,“官”与“民”都有对信息获取的诉求。但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要竭力获取各类信息控制地方舆论,以求地方社会的稳定。宋代某些地区出382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闫建飞: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期,第 94105 页。高柯立: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第 119 页。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 卷一三 挟雠妄诉欺凌孤寡,中华书局,1987,第 504 页。现了以张榜或依托神灵的方式来交换、传递市场信息的现象,但作者并未详述地方官府如何看待此类信息在社会上的公开传递。又如作者在第六章以苏州为例讨论了地方官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该章中的民众实际上主要指地方士人,但作者似并未予以地方士人明确的界定,亦未考虑到地方士人在两宋不同时期的含义可能也略有差别。再有,地方官与地方士人之间能否作截然区分也值得考量。在该章的小结处,作者认为在日常的往来互动中,地方官与地方民户发生联系,成为地方官与地方社会沟通联系的非制度性渠道,这与赋役、诉讼事务中的征调、裁判构成了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两个方面(第 320 页)。换言之,如榜谕、诉讼等是官民之间展开沟通的制度性渠道。如此区分可能遮蔽了某些面相,比如民众在上诉的过程中,胥吏、讼师是关键性人物,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非制度体系内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并非截然两分,而是彼此关联、相互渗透。其四,似应充分关注北宋、南宋之间官民沟通的差异。韩明士在 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 一书中提出“精英地方化”这一观点,于此,学界已有数篇评论对其进行批评。但两宋之际发生较大变化,南宋时期士人对地方社会的关注较北宋为多似并无疑义。这一时期,地方士人更为深人地参与到地方建设中来,地方官员对其依赖程度也随之加深。在此情形下,地方社会中官府与民众之间产生更多的沟通、联系。简言之,相比北宋,官民之间的沟通在南宋可能更有空间。该书对此点着墨不多,并未涉及北宋、南宋之间官民沟通的差异及其缘由所在。其五,书中某些细节方面的行文亦有舛误之处,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说明。(1)个别史料存在衍字的情况,书中第 107 页下方第四个注释中作者引用了 黄氏日抄 卷七八中的一段材料:“粜及二千石以上,本州岛.保482唐宋历史评论如吕祖谦 东莱集 卷一五 人越录 载浙东地区出现“屡愒逆旅,墙壁横斜多市侩榜贴”的现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50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 133页。关于借神灵形式传布市场信息的内容可参见龙登高 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第 105 页。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 政治家与绅士 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 第 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 653671 页;魏峰:宋代社会的理想化分析 评韩明士 政治家与绅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第 9399 页;鲁西奇:“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 读韩明士 官僚与士绅,中国图书评论 2006 年第 5 期,第 1925 页。明并量其资品或径从本州岛.借补充节制司准遣本州岛.保明具申朝省。”(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段史料在三处“本州”后都出现了“岛”字,当是衍文。(2)作者在论述刘克庄调停陈氏兄弟之间的争讼时写道:“至此,吴氏与陈谦、陈寅母子稍肯就和。”(第 230 页)这里的“吴氏”显然是“陈厚”之误。(3)书中第五章第二节,作者拟对江南东路的地方势力影响地方治理的情况进行论述,写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不过从后文看,显然作者将其分为四个方面加以论述。(4)“在在构成了一系列信息渠道”(第 326 页)中“在在”当是衍字。(5)书中第 101 页第六个注释中所引张文一书,“宋代”当为“宋朝”之误。余 言虽然笔者以为该书还有一些遗憾之处,但其作为宋史学界第一部以“信息沟通”为题的专著,富有牵动与启发意义,能够为相关议题的继续深人提供借鉴。第一,该书将信息沟通议题引人地方社会,并且体现出区域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相结合的研究取向。这既是视角的转换,更是研究的深人,显示了信息沟通议题中的新气象。该书中的不少问题可以继续追索,并进一步生发新的议题。例如胥吏,它是官民沟通的中介,在地方官府的政务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但由于身份等原因,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历史文献中基本是“失声”状态。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士大夫在现实事务中不得不依赖胥吏,但在情感上又多鄙夷。士大夫笔下的胥吏大都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胁迫州官,呈现出全盘的负面形象,几近“脸谱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能更准确认识吏在地方官府中的地位,对既有形象进行“祛魅”,值得思考。除了走出原先合作、对抗视角的二元论外,更广泛地发掘史料也是一端。就如题名记、绘画材料等,如果能转换视角,将这些以前没有得到学界充分重视的材料加以利582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黄震:黄氏日抄 卷七八 四月十九日劝乐安县税户发粜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 册,第 794 页。高柯立: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第 230 页。高柯立: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第 222230 页。用,想必能够获得新认识。第二,将研究时段向前延伸。当下,转换以往研究中的王朝史观,在时间维度上打通断代日渐成为学界流行。该书以南宋为讨论中心,但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唐到北宋以来一系列变化的收束期,这期间变化纷繁,因而将唐中叶至南宋这一时期整合起来,做长时段的观察是必要的。例如唐宋之际在基层的水利修理、营造方式上发生显著变化,由地方政府直接派役,中央划拨财物进行修理变为地方政府总领,依靠社会力量筹集资金,招募人力修理。变化的背后实际是地方政府处理政务机制的变化和职能中心的转移。这种官府职能定位的变化会对官民之间的信息沟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探索。第三,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信息”视角。“信息”本身即带有动态色彩,其关联着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以其为视角去进一步发掘、解读史料,同时借鉴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探讨时代整体面貌的可能路径。除此之外,对于是否能转换研究主体,将“信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仅是研究视角,作者即指出要从正面审视信息渠道与信息沟通研究,运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去研究信息渠道和信息沟通,思考中国古代信息的诸多层面的问题(第 20 页)。第四,反思同一议题在不同时段的处理方式。历史学研究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两宋的资料分布显然不一,这也就决定了同一议题在不同时段的研究深度可能有别。北宋虽有 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文献总量少于南宋,尤其是便于讨论地方社会的地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等材料。以该书为例,探讨北宋时期官民信息沟通的难度显然较南宋更大,这也是书中该部分情形并不明朗的原因。未来,如何进一步深耕宋代地方官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问题呢?南宋时期,重视文集、方志是深人发682唐宋历史评论孙丰琛就通过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和绘画资料考察在宋代社会中非常活跃的幹人,参见孙丰琛 宋墓壁画所见幹人形象初探,形象史学 2021 年春之卷(总第 17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190 页。掘材料的必要途径。而北宋时期,相关资料零散,除了对既有史料深人解读外,更要充分搜讨。例如墓志,其中有不少关于地方文人与地方官接触的材料。近年来,学界更是有不少新出墓志,如果能仔细翻检,或许能有所裨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另有一篇 “空言”的力量:南宋平江府学田诉讼中的沟通渠道与信息博弈。此篇文章以南宋理宗年间平江府的一桩学田公案为中心,从信息沟通的视角重新审视平江府学田的诉讼裁判过程,讨论了南宋朝廷、各级官府、府学与地方豪强之间的错综关系。整个案件诉讼裁判的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南宋时期地方信息的传递与博弈,与该书议题相当符合,或是因为篇幅,并未整合到书中。总之,该书在问题意识、视角选择、史料分析等方面多有独到之处,是近年来关于信息沟通研究少有的佳作。作为第一部研究地方社会官民之间信息沟通问题的专著,该书在视角和方法上皆具有很强的启发和示范意义。以该书为起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界同好关注宋代地方层面的信息沟通问题,涌现出更多的学术成果,从而推动相关议题的研究走向深人。(高柯立: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782高柯立 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材料,中国史研究 2013 年第 2 期。参见何新所编 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文物出版社,201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21。高柯立:“空言”的力量:南宋平江府学田诉讼中的沟通渠道与信息博弈,邓小南、方诚峰主编 宋史研究诸层面,第 6376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