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pdf

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张 硕*摘 要：从夏代铜矿开采冶炼到南唐设置青山场院，至近代张之洞组建汉冶萍公司，乃至当代，大冶成为中国重要冶金工业基地之一，大冶历史的发展、文化特色的形成、城市精神的凝练均与矿冶文化紧密相关，矿冶文化是大冶具有标志性的特色文化，是大冶地域文化的根柢与灵魂。关键词：矿冶文化 荆楚文化 大冶 青山场院 汉冶萍公司湖北地域文化即荆楚文化，是由湖北地域内历代人民共同创造的地方特色文化共同体，包括域内各地市州历史文化，如襄阳文化、宜昌文化、孝感文化等，其中，大冶文化以矿冶文化的底蕴独具特色，堪称大冶地域文化的根柢、大冶文脉的灵魂。大冶历史悠久，有着近 30 万年的人类史、5000 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矿冶史、1000 多年的建县史、100 多年的现代开放史和近 100 年的革命史，悠久漫长的历史，勤劳智慧的人民，共同孕育了大冶异彩纷呈、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张硕（1966），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电子邮箱：961149692 。在大冶地域文化宝库中，矿冶文化独树一帜，其年代早、分布广、规模大、水平高、延续时间长。如年代方面，据目前最新考古调查成果，大冶境内最早的矿冶文化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距今 4000余年；在分布方面，据统计，黄石全市目前发现古矿冶遗址、城址 145处，以大冶境内分布最为密集，数量最多，古矿冶遗址、城址数量达124 处；在规模方面，如铜绿山遗址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铜炼渣初步估计达 40 万吨，估计提炼的红铜当在 4 万吨左右。在矿冶技术水平方面，以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为例，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采掘年代最长、冶炼工艺水平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古铜矿遗址，体现了当时中国矿冶技术的最高水准；在时间延续方面，大冶境内这些矿冶遗存从先秦一直使用至宋代，时间长达 3000 余年。如果仔细梳理大冶悠久、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博大精深的矿冶文化堪称大冶地域文化的根柢。在矿冶文化的滋润、引领下，大冶地域文化循着矿冶文化的根柢，不断发展、增益、壮大，但其底色永远是厚重、隽永的矿冶文化。下面，就让我们循着大冶历史的发展脉络，去探寻大冶文脉背后的根柢 大冶矿冶文化。一 大冶近 30 万年人类史：开启大冶矿冶文化先声湖北地貌类型复杂，岩溶洞穴发育，生态环境优越，生物资源丰富，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非常适合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截至 2020 年，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旧石器遗址和化石出土地点，在今湖北建始、郧阳、郧西、大冶、丹江口、江陵、长阳、武汉等全省大部分范围内都有发现，初步统计达 200 处以上，其中属于旧石器文化早期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出土地点的有：建始人遗址、郧县（今郧阳区）人化石、郧县梅铺人化石、郧西白龙洞人化石、大冶石龙头遗址等。98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黄石市博物馆编著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陈振裕主编 湖北文物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第 4 6 页。大冶石龙头遗址于 1971 年发现于湖北省黄石市大冶湖畔，遗址出土石制品 88 件，主要有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等。其中石核 34 件、石片 27 件、砍砸器 17 件、刮削器 10 件。石器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其次是燧石。石器制作方法主要为锤击法。石龙头遗址伴出的动物化石属华南型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为中更新世的典型动物。学者研究发现，石龙头遗址出土石器的特色比较明显，无论是石片、石核还是石器工具，均显得粗大而厚重；打片只用锤击法，导致石片和石核的形制极不规整；工具类石制品器形简单，仅刮削器和砍砸器两类，且以后者为主；修理石器多采用复向加工，工艺粗糙，从而导致器形不甚规整，刃缘曲折。正是基于以上特征，有学者将石龙头遗址石器文化称为“粗化文化”。所谓“粗化”，既指器物本身粗大厚重，又指其加工技术粗糙简单。经过铀系法科学测定，石龙头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28.4 万年，这个数据与该遗址出土石器的年代、动物群化石的年代也是吻合的。因此，学术界基本认定石龙头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 30万年左右。大冶石龙头遗址是长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文化面貌别具一格，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为了解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大冶石龙头遗址的发现，拉开了大冶文化史的第一道大幕，石龙头文化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大冶文化的萌芽过程。大冶石龙头遗址的发现，同时也说明在约 30 万年前，在今大冶湖畔，先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用粗粝的石刀、石斧等工具，生产劳作，为后世矿冶文化的兴起开启先声。091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原思训等：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人类学学报 1986 年第 2 期。李炎贤等：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4 年第 2 期。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黄石文化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 5 页。二 大冶史前矿冶文化遗存：实证中华 5000 年文明史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经发明冶铜技术，已经开始制造并使用青铜器。冶铜的出现，折射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关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有城市、农业、金属用具、文字、礼制礼仪等多种提法，中外学者持论各异，众说纷纭，但金属冶炼的发明与金属工具的使用，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世界各地使用青铜器的时间不一样，其中以今伊拉克、土耳其及伊朗南部一带使用青铜器最早，至少有 5000 多年的历史。目前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国古代最早被人类认识、制造、使用的金属工具也是青铜器。中国制造并使用青铜器的年代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比较早的。在我国，初期文明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铜器手工业的兴起。在我国东到山东、西到甘肃、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北的 20 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各类铜物质遗存 30 余件，主要是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这些早期铜器代表了史前社会生产和技术工艺上的一项突出成就，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湖北，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年代已经进入夏代）的天门邓家湾遗址、肖家屋脊遗址、印信台遗址中都发现有许多孔雀石小块，最大块直径有 2 3 厘米，有些孔雀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蜂窝状。经科学检测，这些孔雀石均为铜矿石。同时，石家河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多件小铜片。与此同时，石家河遗址出土大量的夹砂厚胎缸，学者推测其有可能用于冶铜；石家河文化玉器制作异常精美精细，学者推测当时已开始使用铜质工具来进行玉器加工。19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 794 795 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大冶及其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相关遗址遗迹，如大冶香炉山遗址、蟹子地遗址及阳新大路铺遗址等地石家河文化前后的冶炼迹象，不仅彰显了四五千年前大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为实证“早期中国”文明基因贡献了大冶力量。香炉山遗址位于大冶市金牛镇，发现有石斧、彩陶片等，同时还采集到矿冶遗物 25 件，包括炉壁、挂渣炉壁及炉渣 3 种。挂渣炉壁、炉渣经北京科技大学测定，可分为锑青铜、锡铅青铜、生铁三大类型。这是鄂东南冶炼遗址的首次发现，说明香炉山遗址拥有复杂的冶金技术，也预示着大冶地区乃至鄂东南甚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可能存在着完整的青铜冶金产业体系，故考古专家初步推断，“在新石器晚期，至少是商代以前，这一带有冶炼行为”。蟹子地遗址位于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东北，在遗址后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出土 1 件孔雀石、1 件石砧（可能用作粉碎矿料）及炼渣等。学者认为，蟹子地遗址时期的先民们可能就在蟹子地遗址及其周围进行过矿冶开发。大路铺遗址位于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夏商至西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遗址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出土矿石、炉壁及少量的“疑似冶炼溶渣和一片残铜片”。矿石为孔雀石、石英、高龄石、辉石等；4 件炼渣中有炉壁残块 1 块，其他 3 件都是炼铜渣。炉壁的矿物成分为黏土矿物、石英、长石、炭屑、纤维等，应是炼铜的坩埚渣。对残铜片检测的结果显示，这是一件以铜、锡、铅为主要成分的三元合金物的锈蚀品。这些遗物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路铺居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采矿技术、金属铜冶炼技术以及合金铜铸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我国出现了三大部落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三苗集团。大冶地处长江中游，属三苗集团。考古学家研究291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王文平等：湖北大冶市香炉山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 2015 年第 2 期。罗运兵等：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 2009 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 2010 年第 4 期。唐丽雅等：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第四纪研究 2014 年第 1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阳新大路铺（上），文物出版社，2013。发现，长江中游两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主体民族就是三苗集团。如张正明先生就指出：“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三苗部落解体后，夏朝建立。夏商时期，大冶隶属扬越东鄂之疆。扬越东鄂文化在大冶兴起，并一直延续至商和西周熊渠伐鄂，最终融入楚文化之中。也就是说，三苗、扬越文化在大冶连续发展了数千年。大冶境内新石器晚期至夏代遗址中多处矿冶遗存的发现证明，至迟在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大冶地区的三苗、扬越先民受高温制陶的启发，借助简陋工具，拣选矿石，置炉冶炼，终于天工开物，炼出了人类有意识合金化的早期产物 金属铜，开启了大冶矿冶文化的源头，也为此后大冶矿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 先秦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跃上中国古代矿冶文化最高峰夏朝，大冶属九州之扬州；商至西周时期，大冶为扬越东鄂辖地；春秋战国时期，大冶为楚国所辖。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夏商周时期大冶成为多元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华夏文化兼容“蛮夷”文化，风格独特的楚文化后来居上，地域文化异彩纷呈。在矿冶文化方面，商中期以后，大冶采冶业进入鼎盛期，特别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充分反映了大冶乃至当时中国矿冶发展的最高水平，大冶矿冶文化也因此一跃登上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大冶铜绿山铜矿采矿区内，1973 年，铜矿工人采矿作业时发现了该处古矿冶遗址。从 1974 年至 198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11 年间，在 2 平方公里范围内，出土了不同时代、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盲井、斜井数百座，无支护竖井 10 多座，大小平巷近百米，以及不同时期的各式炼铜竖炉 29 座，39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张正明主编 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第 1 3 页。古炉渣总量超过 40 万吨，还出土有一大批劳动生产、生活用具。2014 年，考古工作者在铜绿山矿区四方塘遗址东部岗地发现一处与号矿体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管理和生产者的墓葬区。发现古代墓葬123 座，其中西周墓葬 3 座、春秋时期墓葬 120 座；共出土两周时期铜、陶、玉、铜铁矿石等质地文物170 余件（套）。从墓葬位置、规格、随葬品等，可以了解墓主人生前不同地位和身份，这为研究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采冶生产管理者及人力技术分工等一系列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研究发现，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始于殷商时期，经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历时 1000 多年，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为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技术最先进、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处古矿冶遗址，其采掘和冶炼工艺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很多空白，如铜绿山遗址发现的冶铜炉，实际上已经具有现代冶金中的高炉雏形，说明早在 3000 多年前，大冶先民就开始使用鼓风竖炉炼铜，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又如，经化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的古炉渣的含铜量仅 0.7%，说明当时大冶地区的冶铜技术炉火纯青，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矿井支护、排水、通风和选矿等技术，都非常先进，对现代矿山生产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毫无争议地入选“20 世纪中国 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除铜绿山遗址外，大冶境内先秦时期铜矿采冶遗址也星罗棋布，初步统计如下：保安镇 3 处、大箕铺镇 21 处、陈贵镇 21 处、金湖街道办事处12 处、灵乡镇11 处、金牛镇19 处、罗家桥街道办事处6 处、茗山乡 3 处、还地桥镇 2 处、铜山口镇 4 处、刘仁八镇 16 处、殷祖镇 3 处、491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5 年第 2 期；胡永炎：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江汉考古 1981 年第 1期；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 1982 年第 1 期；黄石市博物馆编著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编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王文平等：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 2015 年第 5 期。黄金湖乡 1 处。采冶遗址数量众多，也说明先秦时期大冶矿冶技术的普及与水平的提高。这里还必须提到，大冶境内还发现多处先秦时期的冶铁遗迹遗物，如大冶陈贵镇李德贵湾花炉山发掘出的 9 座冶炼铁炉，大冶灵乡镇大庄村君次纪湾虾子地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直銎铁斧，铜绿山遗址古矿井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斧、铁锥、铁凿、铁锄等，铜绿山四方塘两座春秋墓葬边龛里排列有序的铁矿石，等等。这些发现充分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大冶地区冶铁工艺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江汉间崛起，声势煊赫，国力日隆，极盛时期疆域东至大海，南至南岭，北上六国，影响及于云贵，学者认为，楚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强势崛起，除了与楚民族筚路蓝缕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实干密不可分外，与楚国占有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也不无关系。在铁器出现以前的青铜时代，铜产量往往就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因此铜料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资源。所以，拥有丰富储量、发达技术的铜绿山地区，在先秦时期的战略地位，就尤为突出和重要。楚君熊渠审时度势，开疆拓土，向东一直攻打到鄂地（今湖北黄石、鄂州一带），占领了鄂地境内的铜绿山铜矿。这次行动，是熊渠一生所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也是他所建立的最辉煌的功业。依仗丰富的铜矿，楚国制造出锋利的武器，组建了精师锐勇，开始迈出振兴崛起的步伐，最终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从目前全国出土的东周铜器来看，楚国铜器的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形制之巨，独步天下，令当时的中原列国望尘莫及。如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出土的楚王鼎，高 1 米多，重达 400 多千克，至今为两周铜鼎之冠。还有学者根据炉渣的重量推测铜绿山所产的铜，可以制造 6000 万把青铜剑或 4059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黄石文化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 63 64 页。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黄石文化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 66 页。刘玉堂主编 楚脉千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亿枚箭头。楚国青铜器工艺之精、造型之美，更是世所罕见，令人惊叹。如在铸造方面，楚人已经采用浑铸、分铸、失蜡法熔模铸造等多种冶铸技术；在装饰方面，采用平雕、浮雕、圆雕、透雕以及错金、镶嵌、铜焊、铆接等多种工艺技术。此外，楚国在青铜铸造方面的工艺创新还包括复合剑技术、铸镶工艺、双音钟技术以及最早的合金配比技术等。著名学者张正明先生指出：“没有铜绿山，就没有楚文化。”可以说，正是借助以大冶铜绿山为主的丰富的铜矿资源，楚国不仅强势崛起，其青铜文化也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据文献及金文记载，商周时期，产自包括大冶在内的南方地区的铜料经开采、冶炼成铜锭后，源源不断运到商周王朝都邑所在的中原地区，再铸造成青铜器。这条古老的铜锡之路被称为“金道锡行”。殷商时期，为了保障南铜北运的顺利进行，商人在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建立了军事据点。盘龙城遗址既是商王朝势力伸向长江流域的桥头堡，也是商朝铜料运输线上的重要中转站。西周时期，曾国受命于周王朝，掌控随枣走廊，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重要职责。所以，在先秦时期，大冶丰富的铜矿资源、高超的采冶技术，不仅发展了地域文化、壮大了楚国国力，还源源不断地北上中原，大冶之铜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紧密相连，影响了整个早期中国，为辉煌的中国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也支撑了先秦诸侯国的崛起。总之，大冶铜绿山古铜矿上起商末，下至汉初，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延续最长、矿石品位最高、采冶技术最先进、炼炉保存最完整、青铜产量最大的古铜矿遗址。以铜绿山为代表的先秦矿冶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高峰，也一举成为大冶地域文化的基础与主干，成为大冶地域文化最鲜明、最亮丽的底色。691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 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 172 184 页。四 秦汉以后 2000 余年：大兴炉冶，绵延不绝西汉时期，随着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大冶铜绿山地区也结束了其历时 1000 多年的大规模的采冶活动，其兴盛之状已经不复往日。但大冶的矿冶文化如炉火熊熊，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成为不同时期大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大冶地域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色与亮点。秦汉时期，大冶地区的矿冶业有过一阵短暂的衰退期，但在西汉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大冶的矿冶也走出低谷，开始冶铁生产。如铜绿山号矿体斜巷（编号 X1）中发现西汉初期一批采矿铁质工具，包括铁斧 5 件、铁锤 2 件、铁柄耙 1 件、六角锄 2 件、带榫凹口锄 1 件等。战国至汉代的大冶铜绿山岩阴山脚遗址、金湖卢家垴遗址发现的探矿井、炼炉、炼渣等遗迹遗物，说明大冶也是汉代重要的矿冶基地之一。此外，距离铜绿山西北 2.7 公里发现一处西汉早期城址，面积约5.5 万平方米。该城址扼矿产区与大冶湖间，位置重要，有可能是西汉早中期专司大冶地区矿冶事务的城址。221 年，孙权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县，设置“武昌郡”，是东吴最重要的郡之一，大冶属之。出于新生政权经济与军事的需要，孙权大力发展矿冶业，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南朝陶弘景 古今刀剑录 云：“吴主孙权黄武五年（226）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中国铁矿志 也载：“吴王采武昌之铜铁，铸刀剑万余。”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大冶及周边黄石、鄂州铸造的金属器具主要是兵器、农具、铜镜、钱币等。由此可见，三国时期大冶地区已经由单一铜的冶炼发展成为以铁为79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黄石市博物馆编著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黄石文化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 118 120 页。大冶县博物馆：大冶县发现草王嘴古城遗址，江汉考古 1984 年第 4 期。主，铜、铁相兼的综合冶炼，并且冶炼技术较为先进且形成了一定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诸侯割据，战火不断，但在大冶地区，依旧“置炉烹炼”，炉火不息。据 湖北通志舆地志 卷六记载：“白雉山（与大冶铁山一体，又名白纻山）前有狮子岭，后有金鸡石，西南出铜铁（指铁山）。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今山口墩或谓之铜灶，其遗迹也。”可见南北朝时期，大冶依旧“置炉烹炼”，炉火不息。特别是大冶铁山铜铁矿藏丰富，且矿石出露地表，成为历朝历代采矿冶炼和制刀剑、铸大钱的主要矿山。据 大冶县志丛祠（同治版）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363 422）为增强国力，命人在铁山采铜铁冶炼，铸钱铸兵器，以图北定中原，统一华夏。422 年，刘裕临终前嘱其子刘义符葬衣冠于铁山。宋文帝继位，下诏在铁山修筑宋高祖庙，以纪念刘裕开发铁山的功业。南宋诗人王十朋游铁山，到宋高祖庙凭吊，慨叹今日中原沦陷，作 宋武帝庙 诗：“规模仍旧晋乾坤，遗恨于今失所尊。庙食铁山精爽在，铸兵思欲定中原。”隋唐五代时期，因为铸币的需要，大冶地区的采铜规模得到扩大。隋、唐两代在铁山设十炉冶铜铸钱，据 隋书食货志 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先后诏令天下设立采铜冶炼铸钱四处二十五炉，而大冶铁山独占十炉，占全国 40%；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政权（902 937）在永兴县（今阳新县）设立盐铁及矿冶专门机构青山场院，此后的南唐时期，以青山场院为基础设立了大冶县。这些史实充分说明了大冶地区的铜矿采炼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唐末五代“胆铜法”的发明，以及这一先进冶铜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使中国的冶铜技术领先于全世界，因而大冶的矿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科技、文化意义。因此，隋唐五代时期，大冶矿冶文化继续发展，成为大冶 4000 年未曾间断的矿冶文化的重要一环。宋元是大冶地区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矿冶业在前代基础891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曹元宇编著 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冶不仅拥有铜钱监，南宋时期重要的铁钱监也多位于本地，铜、铁、金、银冶炼发达，大冶成为南方重要的矿冶业中心。如大冶铜绿山铁屎包冶炼遗址，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1.2 2.4 米，包含 17 座地炉型炼炉，充分体现了当时铁冶业的发达。宋乾德五年（967），大冶尚属南唐王朝，南唐国主李煜升永兴县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个乡与之合并建县，取自殷商以来一直“大兴炉冶”之意，定县名为“大冶”，并一直沿用至今。矿冶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大冶的设县，矿冶文化底蕴最终成为一县之名，这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大冶设县，以“冶”为县名，是千年古县大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矿冶文化对大冶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的一个例证。明清时期，在经历明初短暂开办“兴国冶”之后，晚清名臣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揭开了大冶近现代工业化序幕，更是大冶矿冶文化的又一高峰。明初，江南的矿冶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 明太祖实录 记载：明洪武六年（1373），全国置铁冶机构 13 所，其中，江西的进贤冶、湖广的黄梅冶和兴国冶年炼铁额位列前三，兴国冶的年产量达 1148785 斤。兴国冶就位于今大冶县城城东 20 里处。除冶铁外，大冶银矿开采也有较大规模。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其著名的“湖北新政”。张之洞将在广州筹设的铁厂迁往湖北，经反复勘察建厂地点，最后确定以含铁量高达 64%的大冶铁矿石为铁矿源，在汉阳大别山（龟山）之北建立铁厂，湖北炼铁厂因此亦名汉阳铁厂。张之洞还主持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 大冶铁矿，开发了大冶王三石煤矿，招商兴办了大冶钢铁厂，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个跨区域钢铁煤联合企业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即汉冶萍公司）。这批企业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兴起，大冶成为中991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湖北省大冶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大冶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的摇篮，大冶地方经济由此也得到大发展，近代城市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大冶境内兴办了 20 多家大中型厂矿企业，采掘金、铜、铁矿石，大冶成为我国重要的冶金工业基地之一。至此，4000 余年炉火不熄，矿冶文化绵延不绝，成为大冶地域文化显著的特色，也是大冶地域文化最深厚的底蕴。五 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是大冶地域文化当之无愧的根柢大冶，一个因“大兴炉冶”而得名的城市，是我国矿冶文化当之无愧的一部“鲜活史书”。早在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大冶就已经出现了矿冶文化的萌芽。出土文物表明，大冶先民已有了辨别矿石的知识与能力，已懂得用孔雀石、赤铜矿、蓝铜矿、赤铁矿等作为矿冶原料，已会制作碎矿的石砧，已学会用坩埚、木炭冶炼，已能炼出铜锡铅合金的铜片。铜绿山古铜矿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西汉，持续 2000余年。铜绿山古铜矿的矿冶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可以这么说，殷商时期大冶地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使中华民族站到了当时世界冶炼技术的最高峰。铜绿山遗址因此也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和“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铜绿山古铜矿的开发，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迅速崛起和保障中原地区的用铜需求，尤其是古代中国青铜文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铜矿采冶的基础上，大冶地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铁冶，楚国最先使用了铁制兵器。00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 黄石文化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 261 262 页。三国时期，大冶地区由单铜的冶炼，发展成为以铁为主，铜、铁相兼的综合冶炼业。晚唐、五代时期，大冶先民首创“胆水浸铜冶炼法”，并实现了广泛运用。这是世界冶金科技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宋代，朝廷在大冶设置了负责铁矿采冶的专门机构 磁湖铁务。近代，因为有着悠久的矿冶历史和深厚的冶金工业的基础，随着张之洞“湖北新政”的推行，一批现代化的冶金企业在大冶拔地而起，大冶一跃成为近代民族钢铁工业摇篮。新中国成立后，大冶继续成为我国重要的冶金工业基地之一，大冶的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仍在全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看出，大冶矿冶文化起步早、历史久、持续长、水平高，直接影响了大冶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大冶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关于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较为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正是这些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的百花园，如同长江、黄河一样，既流脉千条，又终汇成了滔滔主流。我们如果仔细梳理中华大地上异彩纷呈的各地域文化，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能够自成一格，是因为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如荆楚文化就是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楚人创造的楚文化为主干与基础，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也就是这样的关系。“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从夏代铜矿开采冶炼到南唐设置青山102根柢与文脉：矿冶文化与大冶地域文化关系蠡探 场院至近代张之洞组建汉冶萍公司，乃至当代大冶成为中国重要冶金工业基地之一，大冶历史的发展、城市精神的形成与矿冶文化紧密相关，矿冶文化是大冶具有标志性的特色文化，是大冶地域文化的根柢与灵魂。Root and Context：Exploration on Relationshipbetween Mining Culture andDaye Regional CultureZhang ShuoAbstract：In Xia Dynasty，copper mining and smelting started.Everfrom then to the building of Qingshan Yard in Southern Tang Dynasty，and tomodern times when Zhang Zhidong build Han Yehping Company，as well ascontemporary Daye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allurgical industry basesin China：Dayes development，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ity spirit areclosely related to mining and metallurgy culutre，whic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Daye iconic culture，and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Daye regional culture.Keywords：Mining and Metallurgy Culture；Jingchu Culture；Daye；Qingshan Yard；Hanyeping CompanyAbout the Authors：Zhang Shuo（1966-），researcher，Institute ofChu Culture，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Mainly engaged in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 and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E-mail：.20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