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传统刻印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建构.pdf

2023.4 1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出版见证人类文明的悠久历史，在思想文化的存续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几千年来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出版更是深刻地熔铸其中，肩负着存续文化火种的重要使命。正因为这份特殊的使命与责任，在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过程中，以出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不可少。2022年5月，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的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目标，对于出版业的数字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设出版物数字资源总库、升级出版生产呈现方式与创新数字内容消费场景等已经成为当前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关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时代语境，出版必须审视自身、开拓创新，明确文化传承的初心与方向、把握面向未来的创新形态、探索形成更好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建构高晓虹李尽沙内容摘要：出版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或缺。出版以文化传承为本质功能和职责使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延续提供基础载体，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实践的结合开拓媒介创新的进路。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融合出版已经成为出版面向未来的创新形态，需要面对内容呈现手段与知识体系延展、用户消费观念与产品选择依据、用户互动关系与内容付费观念等多方面的新变化。融合出版必须以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良性循环为双向促进，推动传统出版社、新型互联网平台和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多层互动合作，构建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实现增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媒介担当。关键词：文化数字化；融合出版；数字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融合传播创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编号：23ZDA093）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4.0012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本刊特稿本刊特稿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一、使命自觉：文化传承作为出版的本质功能出版活动几乎存在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全过程之中，但是“出版”这一名词在我国出现与使用是在19世纪末。也就是说，出版行业的实践自觉要远远早于理论自觉，出版作为一种学科门类更是近年来才逐渐推动完成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对于出版的探讨，更多是在行业实践层面而非学术研究层面。但随着近年来出版特别是新形态出版在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专门聚焦于出版研究的“出版学”得到了逐渐发展。2022年9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出版与新闻传播学等并列在文学大类下，作为单独的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这不仅意味着出版业获得的关注日益增加，也意味着对于出版的研究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上，更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实现出版学基本规律研究的关键突破。这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明确出版的本质功能和重要价值。纵观各类对于“出版”的定义，尽管在产业环节、产品形态等方面存在争论，但基本都会体现出这样一种共识出版使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是文化的源头和依托。这种对于文化传承的基础性承载与推动作用，是出版区别于新闻、传播等产业行为的本质所在，也是推动出版创新发展模式的方向所在。在今天，出版对于文化传承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延续提供基础载体无形的思想文化需要依靠物质载体才能得以延续，出版通过各类媒介载体的编辑、制作和传播，凝结了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文明每一个历史时期提供了文化繁荣的保障，也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文明火种的传递成了可能。出版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催生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通过手抄复制的形式记录思想文化、供少数读者阅读，出版就已经具备了初步形态，但是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无法满足社会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需要。唐宋时期印刷术等技术手段的发明，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活动与出版产业逐渐形成，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文化传播的效率，真正实现了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积累，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迈上了新的台阶。出版活动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接触到丰富多元的思想文化，并且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新的智慧。也正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的思想争鸣中，真正代表着时代的思想文化内涵、代表着时代精神价值追求的优秀文化，会从众多的社会文化中脱颖而出，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延长了优秀文化的生命周期，使得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这种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物、特别是书籍的客观物质属性上，能够使其中承载的思想文化内容更好地保存下去；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出版活动不是一味地保存与传播，还包含着编辑选择的过程。越是在社会中得到人们共同认可的思想文化作品，越可能成为在不同出版2023.4 3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物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内容，更好地留存给后世。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人们结合自身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对于原本的价值观念进行不断地取舍完善，使得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产生新的内涵。出版为跨越几千年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者提供了传承与对话的桥梁，使得精神命脉得以不断延续，始终能够适应中华民族的发展需求。（二）出 版 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筑牢思想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实践现实密不可分，是出版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另一根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899年相关出版机构在报刊上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到俄国十月革命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融入大学课堂，并通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期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版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可以说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萌生、探索与中国式演进的历史征程，就与中国知识分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的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五四运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过程中，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展开激烈争鸣，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否指引中国发展等问题更是越辩越明，逐渐成了人们的共识，进一步开启民智、汇聚民心。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陆续被翻译为中文，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出版见证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历史进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探索，需要继续发挥出版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建设过程中，出版工作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传播手段和媒体格局被深刻重构，互联网空间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媒体成为重要的传播场域，在思想文化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发挥关键效用。出版工作必须适应最新的技术手段，不断以创新的数字内容形态占据主流发声地位，并且要加强对于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研究、阐释与传播。十几年来，出版界专家学者提出的主题出版概念，就是强调出版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在出版领域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从现实成效来看，主题出版业务已经成为出版单位工作任务之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主题相结合、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打造出了一批质量水准高、读者反馈4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本刊特稿本刊特稿好的主题出版精品，获得了读者群体的广泛喜爱，并且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展示了中国实践、构建了中国理论。这些良好反响，凸显了出版工作在总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在互联网时代筑牢思想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中的重要职责与关键作用。二、时代机遇：融合出版作为出版面向未来的创新形态出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前沿技术手段带来的巨大理念变革却是近年才发生的事情。在出版的发展历程中，纸质媒介长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出版也形成了清晰的流程规范。通过观察学术研究动态可以发现，2006年以前，我国出版领域的理论探讨基本上集中在传统出版的产业化发展上，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数字出版”，对于数字出版的研究探讨开始增多；2010年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对于数字出版进行了全面的界定阐释，此后数字出版的学术研究一直维持了较高的热度。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生态的不断发展，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引发了出版业态的第三次革命。出版的载体形态、核心内涵与前沿热点都发生了变化，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新业态，进一步催生传统出版与数字业务相融合的新兴出版业态；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突出了融合出版这一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融合出版通过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以融媒体为载体，以跨平台的方式促使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其内容形态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乃至线上线下服务等多形式、多要素、多介质融通的资源聚合体。因此，融合出版是在数字出版基础上更具有创新性和生命力的出版活动形态，是今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既为融合出版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机遇在于融合出版可以通过全新的数字化手段扩展内容呈现的方式，丰富出版物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内容，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也能够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挑战在于社交媒体、动漫游戏等多样化的文化数字化业态已经能够灵活地运用最新技术手段提供文化娱乐内容，不断占据人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挤占融合出版物的生存空间。在此情况下，出版既需要保持传统形态的基础作用，也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潮流，开展形式多样的融合出版创新活动。这是新时代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2023.4 5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经之路。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多形式、多要素、多介质的融合出版，出版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不变，但是所面对的价值生产方式、文化消费体验、产品交互需求等已经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融合出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并结合自身的优势抓住机遇、实现良好发展。（一）价值传播方式上，内容呈现手段与知识体系延展的变化在传统出版中，出版物所承载的内容会受到载体的物理限制，因此内容呈现基本局限在文字与图像两种元素上，内容总量有限，对于动态的人类文化艺术活动的记录效果也有限。因此，作为传统出版物的书刊对于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有较高的要求，限制了出版物的传播效果。而融合出版则利用多样化的展现手段和线上线下的资源联通，真正改变了这些情况，是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优势特征。首先，融合出版借助多种媒介形态的综合利用，使得文化内容的呈现更加真实、丰富、多样。静态的纸质出版物许多时候需要人们发挥想象力，在自己的脑海中还原出版物所描绘的景象，这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也许有独特的价值，但是不利于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表达与有效传承。而融合出版物通过视频、VR、AR等最新的技术手段，能够将出版物承载的内容动态化，让读者直接看到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本来样貌，从而获得更准确的认知。其次，融合出版借助数字空间的海量资源，能够扩展出更加系统而全面的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内容精深，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出版物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只能呈现出一部分内容，并且对于一些文化内涵的详细阐释只能标注相关的参考文献，寄希望于读者自行购买或借阅其他书籍。而借助线上线下空间的快速切换，融合出版物所承载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能够将浩如烟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景式的呈现，引导读者扩展对于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最后，融合出版借助数字内容的实时更新，能够不断给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新的时代解读。传统出版物所保存与凝固的是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且由于出版周期的存在，当出版物真正与读者见面时，所传递的内容可能已经不是最前沿的思想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可能已经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现实需求等产生了变化。而融合出版物既能够记录下特定时刻的思想观点，又能够借助数字内容的实时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研究动态呈现给读者，极大地提升了传播效率，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二）文化消费体验上，用户消费观念与产品选择依据的变化现代社会中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快速变革，带来了人们文化消费诉求的不断变化。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人们既保留着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感与憧憬向往，又追求更加个性化、潮流化的产品形态。这种追求传统与追求潮流并重的文6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本刊特稿本刊特稿化消费心态，也是融合出版所必须认真考虑的客观现实。一方面，在日常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对于充满感官刺激、标新立异的文化产品会有浓厚的兴趣，但也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追求，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内在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产生了独属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文化追求。因此，无论其他文化产品能够带给人们怎样多元化的消费体验，人们始终会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保持浓厚的兴趣，会希望通过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对于在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有所涉猎但未曾深入了解的文化瑰宝，国人在日常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会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去发掘其中的深刻内涵。而在人们接触各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产品时，往往对于出版社为代表的各类官方机构更加信赖，对于专家学者的权威解读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这是在当前新媒体语境下出版机构能够留住忠实用户群体的一大优势。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思潮的改变使得人们不再喜欢说教的方式，而是喜欢更加平等的对话，喜欢更具潮流感、更符合当今轻量化、碎片化趋势的文化表达。长期以来，我国各类文化机构承担着文化传播与文化科普的重要使命，但是过去往往更习惯使用说教的方式去进行思想文化的传递。但随着互联网时代文化内容供给的极大丰富，人们对于相关文化内容的获取也有着更多的渠道，如果出版机构仅仅依循原本的方式去进行文化内容的展现，就会逐渐丧失人们原本对于出版机构的信赖与兴趣。因此，融合出版必须紧密结合各种当下最新的技术手段，创造多形态的呈现方式以贴合人们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首先要贴合文化消费中的最新潮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粒子特效、MG动画、三维建模、数码手绘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呈现手段相结合，并且与社会热点话题相契合；其次要贴合文化消费的日常场景，通过有声读物、短视频等方式，增添碎片化与轻量化的产品形态，满足人们在不同时间地点进行阅读欣赏的诉求。（三）产业运作管理上，用户互动关系与内容付费观念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导向思维正在影响着各行业的发展，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中，也要坚持读者本位，将用户导向贯穿于从出版物设计生产到消费服务的全过程。融合出版在今后的产业运作中，所面对的群体是读者，更是用户，需要注意到互动关系所发生的多方面变化，根据其产品体验诉求的变化对产品进行及时调整。首先，是从单向信息传递到多向信息交流的变化。传统出版物往往只有单向度的内容传递，很难提供出版社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的交流渠道与平台。而融合出版物可以通过数字空间的建设，实现读者与内容创作者、相关研究者以及其他读者等不同主体之间多向度的交流对话，不仅可以针对出版物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进行深入探讨，还可以针对出版物的内容呈现方式等进行建言献策。这种变化能够为出版物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呈现空间，让读者能够进一步增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出版机构更及时地了解读者对于出版物各2023.4 7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方面的反馈建议，及时改进产品。同时，融合出版物提供的线上交流空间能够使读者更具有归属感，并且相比于传统意义上读者自发组织的书友会、读书小组等，使得出版机构有参与讨论、推荐新产品、培养忠实用户群体的商业机遇。其次，是从一般产品到个性定制产品的变化。传统出版物借助印刷复制技术实现了大范围的文化传播，但完全趋同的产品在今天已经很难得到人们的青睐。尽管传统出版也可以通过对同样的内容推出不同的版本来加强读者针对性，但是最终只能定型为某一种特定的面向，付出的成本较高，最终对读者的触达效果也不甚理想。而融合出版物借助实体产品与数字内容的配合，可以极大地满足读者的个性需求，尽管在纸面上呈现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数字空间的操作界面样式、内容呈现方式、扩展延伸空间等，都可以根据读者的特点和偏好进行智能切换。例如，同样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展示，针对儿童就可以用更加可爱的互动界面和更加温柔缓慢的视频解说，针对青年就可以提供更加现代化的互动界面。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数字内容的定制成本更低，更容易获得读者的青睐。最后，是从一次性买断付费到多次扩展付费的变化。在传统的出版产业运作中，利润来源主要是读者购买出版物的一次性买断付费，针对同一内容的二次购买意愿相对较小，并且当出版物进行二次流通时，并不会为出版机构带来新的收入。但在融合出版物的语境下，对用户身份的识别与绑定既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产品，通过不同端口、设备的配合实现阅读消费的无缝切换，又可以当出版物二次流通后激发新读者的购买需求；对线上数字内容的不断更新与拓展，可以推出新的精品付费内容，实现同一读者的多次付费。这种产业运作模式的改变为出版机构提供了更大的收入空间，也能够激励出版机构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并将其凝结成优质数字内容，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三、多维并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模式建构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建设出版强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及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对于推进融合出版提出了详细的量化指标，给出了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多方面的指导建议，充分反映出构建新时期融合出版创新体系的紧迫性、重要性与复杂性。作为当前出版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面向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必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传统出版机构和新兴互联网平台，关系社会文化生产中众多主体的利益。立足于文化传承的本质功能，把握数字时代价值传播方式、文化消费体验、产业运作管理等多方面的机遇与挑战，是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系统性建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需要从以下层面展开工作。（一）核心原则：坚持主流价值的有效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8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本刊特稿本刊特稿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在社会快速发展变革的新时期，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坚持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对于出版业更是如此。坚持主流价值的有效引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的起点。具体而言，就是在出版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要自觉贯彻主流价值，“将主流价值观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在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的各个环节中”。在出版运营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辩证分析出版内容能否准确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要求。在出版团队的建设过程中，也要坚持主流价值的思想引领，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待出版工作，积极思考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助力社会发展的出版选题。坚持主流价值的有效引领，也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模式的落点。面对社会中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与价值观念，出版不是“一言堂”，要审慎观察并选取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现象和观点，吸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潮流元素，积极思考如何将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解读，揭示其中的思想文化价值。在利用最新技术手段实现出版传播的过程中，也要坚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既要有能力融入现代社会的文化消费语境，又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立场，有底气、有实力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二）双向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良性循环为了真正实现主流价值有效引领的核心目标，在出版物的创作过程中，要兼顾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形式层面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内容层面的关键是文化创意，前者是打开文化市场、吸引读者群体的关键，后者是留住读者群体、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二者各有侧重又相互促进，共同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在当今文化消费社会的竞争力与生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出版业要深刻认识到融合发展的紧迫性。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上下游对接的各类主体也都已经全面适应了互联网数字环境，如果出版依然遵循传统出版的生产规律与运营逻辑，就会被读者放弃、被时代淘汰。可以说，融合发展已经成了决定出版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出版业要积极思考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通信、VR/AR等一切最先进的数字技术与概念如何应用到出版业的数字生态当中。要推动元宇宙出版、云出版、语义出版、大数据出版、融合出版、智能出版等创新业态的积极发展，思考出版业创新的新方法。推动多种媒介形态的融合发展，研发线上线下无缝切换、不同场景智能衔接的最新方法，充分发挥智能算法的个性定制作用，为人们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特别是对2023.4 9赓续传统 刻印未来于人们可能在各种媒介渠道有所接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通过形式的创新增强出版内容的新奇感。在文化创意方面，出版业要牢牢把握住内容生产的核心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对于优质文化内容的需求更加强烈。融合发展的科技创新手段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优质内容更好的传播，只有具备了创新的文化内容，才能获得读者的真正肯定。尤其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而言，描述性、科普性的知识介绍早已经成为互联网上开源共享的一般性资源，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平台轻松获取相关信息，只有积极进行内容创新，才能使得出版物在互联网环境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方法多种多样，既可以发挥出版机构的传统优势，整合相关文化内容建立内在关联，邀请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果，结合时代主题引导经典重读；也可以结合融合出版的最新探索成果，多方位优化出版作品的呈现效果，利用线上空间呈现系统的知识体系，组织探讨交流的高质量社群，根据社会热点推荐相关内容。（三）三元互动：传统出版社、新型互联网平台和高等院校的通力合作面对快速的数字技术迭代与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意，都对于出版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融合出版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不能依靠单一主体的孤军奋战，而是要充分综合协调各方力量，特别是要发掘传统出版社、新型互联网平台和高等院校的各自优势。传统出版社的优势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雄厚基础。这些基础首先体现在独立知识产权的文化资源积累和联络紧密的专家学者网络等资源上，能够帮助传统出版社创造出内容质量相对较高的产品。其次体现在规范完善的审核校对制度、成熟发达的线下宣发体系以及更适应专业化内容出版的产业运作等能力上，使得传统出版社能够高质量地完成产品生产，并且始终占据线下销售渠道的主动位置。最后则体现在过往优质出版物积累而来的品牌上，这使得人们保持对于传统出版社的信赖与支持，在权衡购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深刻主题相关的产品时，愿意首先关注传统出版社的最新作品，并且有着更高的付费意愿。新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对于互联网生态极强的驾驭能力。尽管学界对于新型互联网平台能否算作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的行为主体等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各大互联网平台已经纷纷加入融合出版的发展探索中。其优势首先体现在能够准确把握互联网用户的最新潮流和需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法及时掌握甚至预测社会文化的前沿热点，在思考这些热点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时占据先机，并使得融合出版物更切中互联网用户的现实关注点。其次体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前沿的技术手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拥有更前沿的呈现方式，并且在核心内容确定后，能够快速处理成人们所熟悉的各类互联网产品形态，更好地适应人们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最后体现在掌握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主动优势，能够借助推送提醒、热搜榜单、个性推荐等各种方式，为广大用户第一时间精准推送10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本刊特稿本刊特稿相关内容，对于实体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都有极好的引流效果。高等院校，特别是以出版学科、新闻传播学科为专业优势的院校，则拥有独特的智力支持作用。首先，出版活动作为商业行为，可能会在创新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高等院校则能够通过对于行业现象的客观观察，及时指出其错误。其次是促进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循环上升，各类出版机构取得的发展成果，需要通过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进行理论抽象，才能更好地为其他机构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而改进后的产业行为，又促进了理论的再创新，形成良性循环。最后是为行业的发展输送优质人才，面向未来的融合出版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只有借助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强大力量，建设起涵盖各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产教研协同体，才能培养出真正能够适应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双重要求的优质人才。传统出版社、新型互联网平台和高等院校三方各有所长，而面向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对于整个出版行业而言可谓重任在肩。在今后的发展中，只有三方通力合作，通过积极的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品牌共享，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助推出版业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结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命题中，出版必须发挥其为中华优秀文化繁荣与延续提供基础载体、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筑牢思想阵地的本质作用。面对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的关键要求，出版需要依托融合出版把握时代机遇，坚持主流价值有效引领的核心原则，坚持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双向促进，推动传统出版社、新型互联网平台和高等院校的通力合作，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模式，为增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独特贡献。（作者高晓虹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尽沙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讲师、师资博士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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