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辩证审视.pdf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论证，推动这一命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从历史逻辑角度看，葛兰西所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并不违背唯物史观，尽管他的立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从哲学倾向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思维方法、思想前提与行动路径等方面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从现实实践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虽然存在既强调实践却又难以操作的局限性，但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一理论仍可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关键词：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逻辑审视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29(2023)03002506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西方理论界把它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认为这一命题属于唯心史观，体现“偶然性和非决定论”逻辑。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国内也有学者反对运用“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概念，主张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进行批判和清除，以避免这一思想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造成思想误判和不良影响。上述认识分歧看似纠结于一个话语词语的使用，但实际上涉及这个命题的逻辑、倾向、运用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厘清这一命题的历史逻辑、哲学倾向与现实意蕴，这无论对于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还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一、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历史逻辑 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有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并把这一原理成功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列宁对“领导权”的重视和运用是分不开的。但在列宁那里，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是政治领导权，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由政治领导权衍生出来并服务于政治领导权的必不可少的策略。也就是说，列宁是围绕如何取得和巩固政治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来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葛兰西那里发生了变化。葛兰西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探索中发现，东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大不相同。在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市民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国家以执行暴力职能为主，文化职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因而以夺取政治领导权为中心的革命方式是合理的。而在意大利这样的西方社会，国家政权只是现代社会“外在的壕沟”，在国家政权背后隐藏着发达的市民社会这一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这构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不攻克这个意识形态的“堡垒和工事”，革命很难取得胜利。因此，受列宁的启发并根据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葛兰西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并在实践运用中把它提升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样，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重要性就“历史地”凸显出来了。列宁和葛兰西提出“领导权”这一命题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但受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却试图从先入为主的假设出发去追寻这一思想的来历，并把这一命题说成是“偶然性和非决定论”的逻辑。在他们看来，“领导权”概念不过是填充了“历史必然性中被DOI：10.16297/j.nuaass.20230300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KSB025）。收稿日期：2023-02-17作者简介：姜志强，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打开的裂缝”1 1，因为它是在“积累了大量矛盾”和“大量的对抗倾向的”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破裂点”上出现的1 64，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和“普遍历史发展的崩溃”已经间接要求“领导权”概念的暂时介入，因此，这一概念“成了列宁主义的拱心石。最终，在葛兰西那里，这一术语需要超出战术和策略性运用的新的中心性类型，领导权 成为理解具体社会形式中统一的关键性概念。”1 1-2而且，“这一术语的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我们可以暂时成为 偶然性逻辑 的事物的扩散，在它的变化中，这一表达从破裂处滋生出来，并且退出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拱心石的社会 历史必然性 范畴的认识的地平线。”1 2此外他们还认为，列宁的领导权只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1 72，他所构建的“阶级联盟”是基于不同阶级的“一致利益”并依赖“权力主义”的外在操纵1 58-62，这更加证明了它的生成的偶然性、暂时性和不牢固性。即便之后葛兰西试图把领导权建立在“集体意志”的基础上，也无法改变这一命题的偶然性逻辑，因为即使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也是“历史偶然性的”，其斗争方式和意志也是多样化的，在这种“根本不确定性”面前，葛兰西的思想也不得不终止。这样，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被解释成偶然性的历史逻辑了。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这种解释，具有清晰的“理论演绎”的印迹，但这种抽象的“理论演绎”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是偶然性的巧合，那么人类历史就没有规律可循，完全成了主观任意的了。用这种抽象片面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很容易陷入唯心史观。虽然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成为主要概念，但马克思却为这个命题的形成提供了原初的理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观念认识、科学抽象或逻辑范畴，都不应是思想随心所欲的产物，而应是现实过程、现实条件或现实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因此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2 115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 冲 突，意 识 的 矛 盾，思 想 斗 争，政 治 斗 争，等等。”2 115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激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2 194在全面革命中，政治斗争是起决定作用的形式。既然要进行全面革命，既然要进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应该掌握政治领导权，成为领导革命的政治中心，为此就要“用理论掌握群众”以凝聚革命力量。在此过程中要重视教育工人，同时要团结和教育农民和其它革命阶级阶层，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种“革命合唱”，否则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已经隐含着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了，而这一思想正是产生于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各革命阶级以满足共同对敌的现实需要，这是它得以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所在。关于偶然性问题及其与必然性的关系，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认识和精彩论述。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利用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政治动荡，或者其它原因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有利时机进行革命，认为这些偶然情况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 偶然性 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4 210关于偶然性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它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 偶然性 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4 210历史正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自己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5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的确离不开偶然性因素的推动，但这些偶然性因素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外在表现。因此，这一命题又是必然性的，是应时应运而生的。在这个问题上，企图否定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并把这一命题归结为纯粹“偶然性”和非决定逻辑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荒谬的。按照上述观点，显然，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提出并不违背唯物史观，但葛兰西对这一命题的独特解释却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马克思是从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26第 3期姜志强：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辩证审视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他认为，这样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历史过程，从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2 92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物质交往形式或经济关系的领域，作为经济基础，它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与马克思的认识不同，葛兰西主要是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的。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的总称，它包括教会、工会、学校、政党、新闻媒体以及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等。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国家政权只是“外围”，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是西方社会的纵深“阵地”。因此，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鉴于市民社会在西方的高度发展，葛兰西提出“完整的国家”的概念，认为西方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职能是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把市民社会作为革命重心，并在这个领域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以形成“历史联合体”的“集体意志”。葛兰西上述设想，也许是基于西方国家经济比较发达这一事实，同时也是出于反驳“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自发“经济决定论”的需要，因此他过分突出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这反而陷入了“文化决定论”，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因此带有唯心色彩。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哲学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最初源于对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面对革命失败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危机，处于同一时期的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这一结果归诸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针对这种只讲物不讲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主观因素的机械论错误，他们重视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同一，主张恢复意识形态的地位，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意识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葛兰西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的过程中，把凡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同时又强调意识形态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统统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这样，葛兰西就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列，而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也被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对之后意识形态流变的影响，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对这一命题的“后结构主义”解读，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似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天然地内含着偶然性和非决定论逻辑，这就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放在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这种理解显然不科学。以卢卡奇为例，葛兰西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思想表面看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若是根据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两者有着很大区别。相比之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具有如下理论特征。第一，本体论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在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 这本书中，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的传统”进行了恢复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尝试。他把人作为“实体主体”，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是人所创造的，但作为客体它又以完全的客观性与人对立着，这就限制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只要找到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现实力量，就能实现“人”的解放。黑格尔曾经求助于“绝对精神”，但“绝对精神”早已瓦解了。现在，这个现实力量已经历史地出现了，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自觉实践推动社会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主体对客体的“包摄”和主客体之间的同一，从而使这个阶级的命运成为总体的社会的命运。因此，当“人”被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时候，就能克服异化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卢卡奇的观点是为了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但却不自觉地走向了极端。既然社会世界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世界的客观性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作为主体的“人”就被抽象化了，成了与“绝对观念”没有什么区别的精神实体了，所以卢卡奇只能得出“我们只能被认识所解放”的结论。再者，“主体包摄客体”这一规定所实现的只是主客体的“同一”而不是“统一”，“同一”意味着矛盾双方中的一方被取消以及矛盾对立性的取消，矛盾统一体不存在了还会产生历史动力吗？辩证法被否定了还会有革命精神吗？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所恢复的只是黑格尔的唯心思27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辨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与卢卡奇不同，葛兰西强调实践的作用，主张从实践角度去理解人、自然和历史。葛兰西并不赞同“一般的人”和一般的“人的本性”的先验性概念，他认为一切活动都受世界观的支配，而人的活动总是体现着“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尽管有时候可能不是自主的）。因此，“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同某个社会集团相联系的进行具体实践的现实的人，而无产阶级正是试图通过他们的世界观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集团，以达到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的统一”。至于人如何发挥作用，葛兰西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思辨，主张在实践前提下实现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思想或意志作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来源，构成了实践的基础，而物质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具有意义，因此它只能存在于人类实践和历史之中，这样主体和客体就在实践中实现了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因此，所谓的创造性，应该被理解为通过思想改变大多数人感受现实的方法并因此改变现实，而“现实”则始终存在于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中。葛兰西对于精神因素的过分强调以及他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企图，使得他的哲学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在他的实践一元论中，外部世界并没有因此被否定，只是成为依存于人的实践的一方，主体与客体作为对立统一的双方依然构成一对矛盾统一体，因此不能说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第二，历史观上的必然性逻辑。卢卡奇试图用“主体包摄客体”的原则实现“主客体的同一”，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原则是与自然界独立于人的客观性相矛盾的。为了消除这一矛盾，他主张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因此他极力否认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存在辩证法的观点，由此延伸到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以及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这样，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就成了一种不受任何客观规律制约的神秘力量。卢卡奇的本意是使具有能动性的“人”成为历史的主人，但经过他的论证，人成了不受约束的精神实体，而历史则重新成为精神外化的产物，这样历史的发展就是任意的了，没有任何趋势和规律可循。按照这种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发展很容易被解释成“偶然性逻辑和非决定论”，这与主张尊重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离的。反观葛兰西，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唯我论”，应该把“符合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人的意志实现的前提，这样人的意志才是“合理的”，而不是“随便的”。但他同时强调，不能把为实现“集体意志”的冲动所必需和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我们认为是智力行为的复合体的一定的文化水平分割开来，因为当人们在这一前提下构成一套以人民大众的信念的形式有力地发挥作用的“信念和信条的复合体”的时候，必然性就存在了。所以，葛兰西把集体意志“定义为对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定义为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剧的主人公。”6 7葛兰西还重申了马克思的“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观点以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命题，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迷信的 奇迹 般一切机制和每一痕迹才能被消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必须提出能动的政治集团的形成问题以及归根到底甚至伟大人物的历史功能问题。”7 124可见，在对历史的认知上，葛兰西并没有像卢卡奇一样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也没有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和非决定论基础上。第三，实践中的政治行动意识。卢卡奇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理论为依据，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物化”社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中，工人作为主体进行劳动却反过来被自己劳动所控制，成为一个个抽象的孤立的原子，这种影响深入到工人的内心深处，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物化意识”，这是工人之所以被束缚和控制的原因。要打破这种束缚，必须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即“总体意识”。而“总体意识”的形成，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实现“主客体的同一”，当无产阶级通过自我觉醒意识到外部世界不再独立于自己，就能成为包摄所有客体的总体，从而产生“总体意识”。因此，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在于把握“总体意识”以克服“物化意识”。卢卡奇等人据此提出了“总体革命”的道路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具有启发意义，但实际上回避了实际问题和革命斗争实践，“由于他们是从 黑格尔式的同一 出发，把思想批判也说成是一种革命行动，把理论研究也说成是一种实践，因此所谓的总体革命实际上是主观革命。”8这表明，这一哲学并没有达到恢复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目标。与卢卡奇的做法不同，葛兰西反对把理论研究和思想批判当作实践斗争，强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实践，即进行28第 3期姜志强：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辩证审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葛兰西认为，任何一种历史行动只能由“人的集体”来完成，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的意义是为了把世界观变成人的行为准则，把分散愿望建立在“统一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因此，“不要把哲学活动看成只是 个人 对于系统的、融贯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 心态，传播哲学方面的新鲜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这些新鲜事物在它们变成具体地也即历史地和社会地普遍的范围内，是 历史地正确的。”7 31实践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为传播新事物而进行文化战斗”的哲学，它是一种注重实践的“行动的哲学”，其内在要求是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实践哲学只有被广大群众普遍接受，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哲学”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群众由不自觉的经济斗争阶段上升为争取领导权的政治斗争的阶段，加速历史发展的进程。可见，葛兰西虽然把无产阶级斗争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并以此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但这一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与卢卡奇也是不同的。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在思维方法、思想前提还是由此形成的行动路径上，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明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它与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有些方面的区别甚至是原则性的，因此把葛兰西首创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并不妥当。三、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实践局限 葛兰西一直以富有创新精神而著称，他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高度，强调无产阶级要把政权全部夺取过来必须首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他的一大贡献。葛兰西对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第二国际自发的“经济决定论”的质疑和批判。在他看来，“经济决定论”把“经济”视为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毫无例外地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没有摆脱传统哲学企图把一切东西都归于一个最终的和最后的简单原因的思维模式，这种机械教条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方向完全相反，其错误在于它忽视和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们陷入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因此，葛兰西高扬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旗帜，突出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发挥人的意志或精神在革命中的能动作用。葛兰西的这种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哲学精神，但由于葛兰西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思考阶级斗争，没有去“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9这就难免造成实际操作的困难，从而使他的理论在逻辑上陷入“既强调实践但又难于实践”的困境。所以，尽管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对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研究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葛兰西转向”和新葛兰西主义的形成，使西方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歧，但他的理论影响基本限于哲学文化领域，并没有转化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具体实践模式，即使在他的理论影响下所形成的名噪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道路，也是旋起旋落、无果而终。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虽然具有实践的局限性，但体现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西方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适合西方革命道路的尝试，不管这一愿望是否实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显示了极强的历史张力。时至今天，这个思想依然是他理论体系中最闪光的智慧，尤其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价值。例如，葛兰西主张用非强制、非暴力的方法达成“集体意志”，形成有着共同政治方向的、思想同质的“历史集团”，同时也强调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唤醒工人阶级和其它革命阶级的政治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对手的历史地位和局限”。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在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高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增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抵制批判落后错误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葛兰西将无产阶级政党视为“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6 5，认为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知识和道德改革”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和发展，为“实现更高、更完整的现代文明形式”奠定基础。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葛兰西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中间桥梁作用，强调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统治集团所提29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供的社会生活方向、统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在“生产界的职能”所规定的同意。这种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视，对于我们更好地培养意识形态方面人才、壮大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健全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葛兰西主张在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进行“阵地战”。这一策略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增强“阵地意识”，加强对民间社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思想引导，依然能够提供重要启迪。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无疑是富有历史穿透力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瞿秋白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取得了葛兰西曾经设想过却又不曾达到的实践成就。关于葛兰西与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相通之处，杜克大学教授刘康指出：他们都认为文化革命问题极其重要，都认为知识和道德改革的任务同国民文化运动紧密相关，他们对语言形式重要性的认识几乎一致，都从根本上改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10关于葛兰西和毛泽东领导权思想的共同点，有人认为：他们都重视精神和意识等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都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先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都改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则。11东西方革命探索中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印证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现代社会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虽然葛兰西的思想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但他所展示的高度理论自觉、理论的系统规范以及珍贵的话语资源，值得后人珍视。对此，我们应该本着“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12的原则，积极吸收借鉴其有益观点，并结合党的百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这不仅有助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学科话语体系，而且能够为分析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和问题、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话语工具。参考文献:1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的政治 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6葛兰西.现代君主论 M.陈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7葛兰西.实践哲学 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9.10 KANG LIU.Aesthetics and Marxism：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68-71.11 黄卫星，李彬.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J.清 华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12（3）：125-133.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9.A Dialectical Examination of Gramsci s Proposi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JIANG Zhiqiang(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Jiangsu 211106,China)Abstract: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Gramsci s great emphasis on and systematic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promoted this proposition to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Gramsci s proposi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does not violate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although the premise of his argument deviates from Marx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inclination,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Gramsci s proposi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Western Marxism,but it is more inclined to Marxism in terms of mindset,ideological premise and action pat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action,although Gramsci s proposition has the limitation that emphasizes practice but is difficult to operate,it can still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discourse resource for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at have acquired political power.Keywords:Gramsci;ideological leadership;logical examination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