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时尚——魏晋士人“服妖”现象.pdf

时尚设计与工程丨反叛与时尚魏晋士人“服妖”现象Rebellion and fashionphenomenon of Fu Yao of literati in Wei JinDynasties张天逸 湖北美术学院时尚艺术学院【摘要】魏晋时期礼法制度的松弛与玄学思想的盛行，为魏晋时期士人的服饰文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的土壤，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名士群体，亦常以其放达不羁的举止与个性化装扮，引领着社会风尚与服饰审美。而在服饰与礼仪被视作互为表里的儒家思想中，坚持服饰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的士人无疑破坏了已成规范的礼制，他们的服饰行为成为了扰乱社会风气甚至亡国的“服妖”，而“服妖”现象的背后，展现的是魏晋士人融反叛与时尚于一体的服饰观念。【关键词】魏晋；士人；服妖；时尚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lack of ceremony system and the prevalent metaphysics inWei Jin Dynasties,the dress culture of literati improved freely,the literati had an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enter of society and culture,and they lead to the social tendency and costume aesthetics with the bohe-mianism of behavior and individual dress.But in the opinion of confucianism，the clothes and rituals had an interaction effect,the literati who insist-ed the individuation and freedom of dress broken up the ceremony system and to be theFuYaophenomenon,which meant perturbing the gener-al mood of society and destroying the country,FuYaophenomenon revealed the dress concepts of rebellion and fashion concentratedly.Key words Wei Jin Dynasties;literati;FuYao;fashion0前言自先秦兴起的冕服制度经过历代皇权制度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缜密完善的服饰体系，这种以礼为内核的结构体系被政治阶层视作巩固统治的利器，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感应天地与教化百姓的功能。在魏晋时期的朝代更迭与频繁战乱中，僵化的教条逐渐失去了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成为具有“觉醒意识”的士人们所鄙视的僵化牢笼。魏晋士人服饰常追求服饰上的超脱与恣意，常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人生宗旨，因而与礼教制度下的拥有各种清规戒律的服饰审美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矛盾，而在视礼乐服饰为正统之道的政权者而言，这是必须要被禁止与消除的，因此在魏晋时期便出现了以维护政权与礼教的角度来批评魏晋士人服饰的现象“服妖”。1“服妖”的定义关于“服妖”一词，从先秦时期便有记载，尚书大传 中有“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1意指当出现天灾祸端的时候便会出现服妖。班固也曾认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2“服”在史书中的概念，一般是指舆服，其内容包括具有礼仪属性的服装、配饰与出行的车旗等等，关于妖，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 引 左氏传：“伯宗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发生。”3从以上解释来看，“妖”首先是一种不符合天地之间自然规律的事物，或者超出人们认知范围内的事物，如草妖、木妖、鸡妖或者鬼怪妖魔之类，其次又引申为不符合社会道德与伦理的事物如“服妖”“物妖”等。因而“服妖”的本义即是指人的外在服装、配饰与车舆旗帜等超出常理，违背礼制规矩的现象。据魏晋以前的记载，“服妖”所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形：首先是指人的穿戴举止不合乎规矩或服制，如东汉权臣梁冀妻子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魅惑”；其次是上下阶层的服饰发生错位，服饰穿戴者与自身地位不符合，如汉成帝喜着庶民之服、西汉刘贺使奴隶戴“冠”等；再次是指服饰性别的混淆或错置，如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是男女不分，如夏朝君主夏桀宠妃妹喜戴“男子之冠”；最后是指穿戴者突破服饰常规有所创新，如春秋时期郑子臧喜好戴以鹬鸟的羽毛制作的方术之冠4。可以认为，在“服妖”的书写之下，古人的自然属性与个体精神被掩盖在古代服饰制度之下，若不按照本身的身份层级来穿戴规范化的礼制服饰，则往往会被谴责批驳，甚至赋予祸国之罪名。无论是做事合乎时宜，或是服饰的场合与身份的对位，在古人看来“服妖”已经成为上天予以人们的警示预兆，是天人合一背景下的天意人格化的体现。63丨时尚设计与工程2魏晋士人与“服妖”由于东汉末年的宦官乱政与外戚专权，致使魏晋时期是伴随着战争开端的，而儒教的整套礼乐制度在朝代的频繁更迭中失去了其约束力与影响力，人们在面对政乱灾祸与生灵涂炭时，礼教的繁文缛节与教条规训已经成为僵化的谶纬之说与形式主义的产物，因此，魏晋士人在此种背景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服饰上便是穿着方式与服饰形式的个性化。古之以来，政权统治者往往将礼乐服饰当作政治工具，人们都被规训在封闭的教条服饰之下，超出教条的服饰事件也鲜有发生，一般都被视为灾祸与国家动荡的预兆，而在魏晋时期士人群体却敢于挑战禁锢个体思想与自由的服饰制度，成为了正史当中所记载的“服妖”。2.1服饰颜色白色服饰与缟素之服代表着肃杀之意，但白色的便帽“白帢”却是士人日常穿戴之物，如山涛的大儿子山该，文学家陆机等人都曾戴过。在魏晋之前，白色的服饰常集中在祭祀与丧服之中，在魏晋时期逐渐被贵族和士人所喜好，如 太平御览 服章部 记载有“太子纳妃，有白縠，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5这里就有贵族用白色作为婚服的颜色。2.2服饰性别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常意味着亡国之兆，而曹魏名士何晏身着妇人之服，谢遏手把香囊，北周宣帝命少年穿妇服而歌舞也是深受何晏的影响。同时，魏初也有男方女圆的木屐规定，但至泰康初年，木屐则一律为方头，因而消解了性别差异被视为灾祸。2.3服饰穿着关于穿着方式这里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不穿衣服裸身而行，竹林名士刘伶是代表人物，“纵酒放达，脱衣裸形”，裸体被视作为貌不恭，贵游子弟纷纷以裸体为尚，成为后来“五胡乱华”的预兆；二是穿着佩戴之时改变式样，如王敦将羽扇改为长柄，减为八羽，“改十为八者，将未备夺已备也”，而这被视为引起战争与亡国的征兆。晋代流行褒衣博带却戴着小冠，但冠小服阔则被视为“上小而下大，此禅代之象也”的征兆。2.4服饰身份单衣最初指的是一种单层无里子的衣服，生笺单衣是指由生丝细布做的外袍，而生丝细布却是前朝做丧服的布，主要是诸侯为天子服丧时穿着，在西晋永嘉时期，士大夫争相穿着生笺单衣，因而被批驳为不合时宜，是亡国之兆。3“服妖”现象的文化内涵虽然说魏晋时期“服妖”现象的主体对象不仅是针对士人群体而言，而且存在对于皇权阶层“服妖”现象的批驳，但士人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则使这些本属于“妖”的服饰现象走向了世俗化。如在正史的记载中，维护皇权与礼教者往往是借批判不合礼仪规定的服饰事件来规训人们的思想，但 世说新语 中用截然不同的态度来评价士人们的放达自由的服饰形象，对违反礼制的服饰行为给予了肯定甚至赞美。3.1身体的反叛魏晋士人的“裸体”“好着妇人装”等行为被批驳为“服妖”，这种身体上的裸露与性别措置，无疑是对封建儒家“尊礼而行”的挑战。以刘伶、阮籍为代表的名士群体以裸体行径对抗陷入谶纬之说的儒家教条，以示自己任诞通脱的自由精神，他们的裸体行为像是一种被酒神精神所鼓舞与迷醉下的身体狂欢，并试图由此进入生命与天地自然合一的境界之中，这无疑是体现了道家思想对“裸体”的温和态度，也是自身无寄于外物的精神体现。这无疑是从道家玄学层面对士人群体裸身的正面回答。魏晋时期的男性追求身体与容貌的美丽。他们敷粉施朱，以肤白为美，并且不吝于对男性美丽的赞扬，这种将男性的美貌直接视作为审美对象的风气无疑是对身体自然美的发现。此外，该时期男性喜好穿着女装，也突破了传统审美观念下的男性应具有“阳刚之美”，儒家观念中的男性与女性之间不仅仅是要遵守各自穿衣的规定，且不能够互相借鉴与逾越，而男性穿着女性的服饰是不符合纲常伦理的，因其阴柔之态也会受到耻笑，这也深刻地显示出了魏晋时期儒道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士人以身体作为载体的反叛之举。3.2服饰的时尚受到社会及环境的影响，魏晋士人们的服饰从整体上呈现出闲散、玄远、飘逸、荒诞等规矩以外的个性化风格。在种种对“服妖”现象的记载中，不乏鲜明实例。如何晏好着女装、山涛戴“短帢”、刘伶赤身裸行、阮孚喜爱木屐以及晋末时期的贵族雅士戴小冠、褒衣博带等等，在士人中广为盛行。“服妖”现象从侧面展现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了魏晋士人服饰的时尚流行机制。魏晋时期名士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自然会引起社会群体的模仿与追随，时人为了显示自身玄远，学着他们衣裳宽大或者袒腹裸体等，将自身的服饰行为沦为身体表演性质之流。而晋末时期由于儒道矛盾的逐渐调和，“裸体”与“褒衣博带”等行为已经不再如最初具有任诞毁礼与玄远脱俗的意义，而是一种社会流行下的时尚产物。（下转第67页）64时尚设计与工程丨时尚理念，购买者需按要求提供一张照片，设计师会根据照片中人体动态、体型打造出专属个人数字形象。因为不涉及制作、包装等流程且无需运输，数字服装很好地实践了环保可持续理念。数字服装在疫情期间快速增长，人们足不出户购买实体服装的需求减少，数字服装成为了更佳的选择。对于品牌来说，不得不转向虚拟展厅和在线活动来展示他们最新的时装设计。多个服饰品牌推出了首个虚拟服装系列，以独家限量版虚拟时尚物品增加品牌曝光度。在互联网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消费者购买服装只是为了在社交媒体展示一次，数字服装符合当前追求着装多样化的人群的使用习惯。购买数字服装在社交媒体进行展示避免了制作实体服装所产生的浪费，且数字服装款式、面料可实现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效果，如使用金属材料、液态物质等制作服装，满足了追求另类、新颖服装人群的需求。数字时装因其“量身定制”的特性也更具包容性。虽然服装行业中一直在推动扩大服装尺码，但大码顾客在服装店选购时仍然面临不平等待遇，同时很多服装产品对残疾人来说很难穿着，数字服装给了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更多的选择，增加了时尚的平等性和包容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创建虚拟服装变得更容易，3D、AR等效果和滤镜可以将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物品和材料添加到虚拟服装中。在版权方面，利用区块链技术，可确保数字时装藏品的正版与不可复制性。5结束语通过探讨手工生物面料与天然染色技术的应用，零废料设计，服装情感化设计，数字服装设计这4种可持续设计趋势，探讨了可持续设计理念在服装中应用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为服装设计工作者在可持续设计发展方向上提供了参考。随着科技的进步，先进制造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服装可持续设计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环保染色工艺、一片成型织造技术、3D打印技术、再生纤维织造及虚拟数字技术等在服装上的应用也将愈加广泛与成熟。参考文献：1王文静,惠若木,祖倚丹,等.植物染服装产品的开发应用及可持续发展J.上海纺织科技,2021,49(6):1-4.2唐颖,刘伦伦,刘妍兵,等.可持续服装的情感化设计J.服装学报,2020,5(6):503-506.作者简介：刘琦（1994），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时尚艺术设计。4结束语反叛与时尚是魏晋士人“服妖”现象的一体两面。魏晋时期之所以诞生如此多以士人为主体的“服妖”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为了摆脱礼教的束缚以达到超越现实的自然之境，将服饰行为视作一种表达个体意志的媒介与路径。台湾学者蓝珮文认为，在时空的推转下，传统与秩序所划分的服妖界限与位置，也悄然移动了6。曾经被视作为“服妖”的服饰，经过历史演变又成为了新一轮的风尚之物。“服妖”现象的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已经固定成型的风俗礼仪的承认与固守，和对新生事物的抵抗与恐惧，但是“服妖”现象也从侧面表达了古人对于服饰创新的期望与个体自由的渴望。参考文献：1郑玄注.尚书大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8.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227.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756.5李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74.6蓝珮文.魏晋南北朝服妖现象书写的文化内涵M.台湾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206-207.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尚艺术研究中心一般项目 魏晋士人的时尚审美研究（IFA-2022-02）。作者简介：张天逸（1988），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接第64页）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