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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摘要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关键词碳排放；生态过载；文化生态；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DOI编号10.14180/ki.1004-0544.2023.09.015中图分类号G05;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23）09-0142-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21ZD04）。作者简介：傅才武（1966），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威亚（1992），女，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傅才武，何威亚引言2022年的全球性高温干旱以及气候异常引发了全球粮食、能源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人的胜利”与“自然的溃败”不断重演1(p21），人类对于人类文明可持续性的焦虑，异常明显地呈现在人类社会面前。随着经济和市场全球化的到来，“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2(p35)，一国的生态环境资源滥用会外溢为全球性“生态环境过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国家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制与全球生态环境整体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使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业已超出单一国家或者单纯环境问题框架，日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3，民族国家如何承担治理责任以应对全球性生2023.09人文新论142态危机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要旨。尽管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经过不断更迭，正在从以国家间安全关系和霸权竞争为目标的安全同盟体系转型为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4(p5)，但随着民族国家各自追求经济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的挑战5(p14)。面对全球治理秩序失衡，尽管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但真正要于操作层面形成全球性治理体系，为时尚早。有研究者提出，2010年以后“全球气候变化”与“命运共同体”研究主题的出现，是全球治理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体现6(p69)。目前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基础、生成逻辑、内涵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党的十九大以后，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新冠疫情及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其中也有学者指出要厘清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透视和剖析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中的价值观及其伪善本质，正确处理生态治理背后的利益问题。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命运共同体概念、理论、内涵、构建路径等层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讨论不多，在文化维度上尚未充分展开。学界关于生态治理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总体呈现出生态环境生态危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趋势。其中，研究重点之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别是碳排放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碳排放权的分配与碳减排任务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建构。有学者统计了现有文献中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结果，发现具体影响因素涉及人口、人均GDP、技术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工业规模7(p151)等，其中以人口、经济参见方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话“世界社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南京社会科学 2022年第10期；李后强、黄进：从统一场理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参见杨伟宾：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思想教育研究 2023年第2期；刘勇、何苗：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与评论 2018年第3期；黄黎明、喻卿：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生成逻辑，甘肃理论学刊 2017年第6期。参见丛占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甘代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年第1期；韩庆祥、王炳林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4期。参见张玉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学术探索 2023年第3期；张新平、代家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世界意义与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年第3期；陈道武、吕洁：新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参见杨永清、李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第4期。参见耿步健：生态集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2期。参见黄陈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内涵及方法论展现，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参见牛方曲、封志明等：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回顾与展望，资源科学 2018年第4期。参见方凯、李帅等：全球气候治理新进展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研究综述，生态学报 2020年第1期。参见郭承龙、徐蔚蓝：基于STIRPAT模型的江苏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中国林业经济 2022年第1期。143发展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为重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各异，其中便涉及碳排放治理问题的公平性原则。从治理价值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对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先发展后治理发展模式的革新。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学术层面上仍然没有建立生态环境危机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连接，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范畴提供了一个宏大叙事的解释框架，但在中观层面上，与之相匹的共同观念（生态文化史观等）与治理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等）尚未在这一宏观框架下得到明确的阐述和普及。本文拟通过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环境过载”行为进行阐述，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提出一种结构性文化生态史观。一、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逼近“生态过载陷阱”（一）2022年的干旱和气候异常引发全球性治理危机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 2021年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 强调全球与区域性的复合型极端事件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险，随着未来全球升温的进一步加剧，复合型极端事件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8(p15)。一方面，极端天气的频发、新冠疫情的持续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导致粮食危机加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 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显示，全球面临粮食不安全并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和生计支持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82021年4年间经历饥饿的人口数量从1.13 亿增加至1.93亿，年均增长率高达14%，2022年约有2.05亿人处于“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级别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另一方面，水资源危机也日益严重。世界水发展报告2020显示，目前全球36亿人口居住在缺水地区，全球水资源需求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2030年可能面临40%的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都是导致水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自2022年7月以来，长江流域遭受罕见的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逼近枯水位，8月底洞庭湖水体面积减少四分之三。重庆 66 条河流断流，长江水位出现“汛期反枯”的异常现象9(p10)。在全球都面临着自然环境问题挑战的时候，单一国家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文明发展需要，必须形成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二）“生态过载陷阱”：一种文明史的解释截至2022年11月，世界人口达到80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对资源的需求持续增加，且随着碳排放增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威胁以及极端天气的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日渐陷入“生态过载陷阱”。从人类文明的长时段来看，平衡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命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晰的提示并形成人类社会的共识，相反，伴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这一问题越发凸显。所谓“生态过载陷阱”，是指人类社会人口日益增长，碳排放逼近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而又没有产生人类社会整体性理性自觉的潜在危机状态。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在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的条件下，可持续承载人口数量、经济强度及社会总量的能力10(p20)。人口增长、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是导致现代社会陷入“生态过载”的重要因素，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趋近极值，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及气候灾难频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等。近年来的环境治理焦点是碳排放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之下，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公共环境资源分配，尤其是碳排放权分配以及碳减排任务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方向演变的关键，但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倡导的人均趋同方案1112以及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人均累计排放趋同方案131415，虽然在理论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责任承担上都是以国家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国家利益为基点，因此很难形成国际共识。全球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时，必须要形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的共同观念以及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理性自觉，才能形成解决参见李治国、原子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甘肃科学学报 2022年第2期。144生态环境“过载”的基本前提。“生态环境过载陷阱”在人类历史上也反复出现过。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一个文明体的生成与演进，其生态环境条件是支撑文明体的重要一维。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来看，一个文明体（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载体）包含某一时期的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共同体、文化行业系统以及认同系统五大要素组成的结构化系统（见图1）16(p117)。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是国家文化系统得以运行的基础，人类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皆依赖于生态环境系统，且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诞生及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过载不仅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历史上四大文明起源地皆为生态环境优质区域，而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文明衰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中华文明能赓续至今也与此息息相关。人类早期文明诞生地，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多瑙河河谷等都出现了文明衰退现象。过度开垦、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洪水泛滥、气候恶化是其共同的根源。中华文明在农耕制度之下，因不成熟的开发技术、不合理的农耕方式，加之古代战乱频发，也有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现象出现，在特定历史阶段甚至造成黄河流域文明的退化。历代黄河中游屯田，“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清“黄河斗水，沙居其七”，决口达180次17(p56)。此外还有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的过度砍伐、开垦，造成了土地沙漠化、盐碱化等恶果；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从肥沃的农业资源生产地逐渐变成沙漠地区等。恩格斯在研究古代农业文明的时候，也发现生态环境恶化是导致局部文明衰退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失去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这导致这些地区旱涝交替，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成为不毛之地18(p519)。文明体的发展进程因此而受到重大影响。二、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框架难以超越“生态环境过载陷阱”国家共同体作为全球性治理的基本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利益的竞争性结构，对于保障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短期得分有效，但却难以应对“生态环境过载”这种“文明变量”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业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造成了民族国家发展短期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长期目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民族国家人口再生产与全球生态环境“过载”之间的矛盾人口是维持文化共同体发展的根基，民族国家成长的短期目标是人口促进国家经济增量，但从长期来看，庞大的人口总量以及极高的碳排放总量造成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与生态危机。21世纪以来，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WMO出版的 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19702019）显示，在过去50年间，全球44%的灾害和洪水有关，热带气旋和干旱造成了72%的因灾死亡人口，灾害数量增加了五倍，经济损失增加了七倍19(p60)。2020年，南北极气温都达到历史顶峰，南极大陆气温达到18.3，北极气温极值38则出现在俄罗斯小镇维尔霍扬斯图1：人类文明体基本结构图145克。2021年格陵兰岛大暴雨，导致大面积冰川融化。世界气象组织整合6个主要国际温度数据集后显示，2022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5摄氏度，是全球年度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至少高出1摄氏度的连续第八个年份，冰川融化、气温上升导致登革热等病毒流行性增强，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酸化等问题进一步凸显，给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坏20。极端天气多发，随之而来的是更为严峻的资源短缺问题。巨大的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应对全球性问题，需要打破民族国家治理的界限，政治权威的扩散和多层治理改变了国家中心主义政治，并向一种新的复杂的多层全球治理形式转变16(p12)。全球人口再生产与全球生态环境“过载”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庞大的人口数量是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印度与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低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二者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居高不下，2019年中国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达到世界总量的 2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 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热火朝天显示，为了实现 巴黎协定 2的温控目标，截至2030年，世界每年需要减少1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量。其中，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是积极承担国际减排责任的表现，但仅靠单一的民族国家推行减排措施并不能缓解全球面临的高碳危机。因此合理抑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碳排放产生积极影响。（二）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国家经济发展是影响碳排放的另一重要因素。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了“零增长论”“平衡稳定的社会论”“小型化经济论”以及“调整人类活动的物理、生物、经济和社会诸方面整体结构”的“整体结构调整论”等理论21(p9)，目的是要追求二者的平衡发展。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追求经济发展是国家职能中最重要的目标。但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均碳排放也随之增加。大多数实证研究证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世界GDP前十的国家，GDP总量占全世界65.8%，碳排放总量占全世界61.3%。除中国、印度外，其余皆为发达国家，且都已实现碳达峰。虽然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碳达峰后人均碳排放呈逐渐下降趋势，英国从 13tCO2/人的峰值水平下降到2020年的4.7tCO2/人，美国从1973年的22.5tCO2/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13.4tCO2/人22(p25)，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人均碳排放量在上升。有学者借用“脱钩理论”阐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多处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弱脱钩状态，中国已经明确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以碳达峰为标志将实现从弱脱钩到强脱钩的转变23(p18)。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产业转移也是发达国家碳排放总量降低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倚靠新兴科技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采取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发展绿色经济等是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不断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三）人类劳动支撑人类社会结构与人类劳动技术可替代性之间的矛盾人类劳动是支撑社会结构的基础，人类劳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现代科技把自然变成征服对象和原料索取处，一切自然物都被纳入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生产系统24(p68)，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等盛行，“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25(p49)的伦理困境已然形成。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矛盾的加深，科技已经成为解决矛盾问题的重要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科技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愈益受到重视，人类劳动的可替代性不断提高。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智能化及生态化等特点即“带来了新兴的技术社会形态与新兴的文明形态，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机遇”26(p119)，但另一方面，信息化科技革命146也对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一个问题是大量失业；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失去了劳动，生活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生活也就不知道如何度过了。”27(p34)首先，科技带来的劳动创造效应可以缓解人口就业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孙早28(p77)（2019）等人的研究认为智能化应用对中低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大，增加了高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孙雪29(p188)（2022）等人从劳动供给的视角对 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人工智能应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了机器人对就业的正向推动作用。尽管机器人替代了一部分劳动力，但是机器人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带动了就业需求，因此抵消了劳动力的替代，总体上看机器人的使用增加了就业需求。即机器的专项专业技能超过人，并不会形成“失去劳动”的问题。此外，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出全新的职业甚至全新的行业，从而增加就业岗位，推动劳动力重新配置，相当于提高有效劳动力供给。需要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需要人类拥有更高的专业技术，因此，人类仍面临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的危险。其次，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性作用，给劳动岗位和劳动意义带来双重压力。老龄化社会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人口的减少，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可以缓解这一情况，而不是单纯依靠“催生”政策的推动。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总量依然庞大，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63.35%，农村也存在着人口过剩的情况，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并不会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国劳动力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有学者提出，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可以通过“生命周期财富效应”和“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30(p94)，但这都难以成为根本性的应对策略，唯有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实现机器劳动（人工智能）的无限供应，并配套建立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机制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22年，人工智能将替代75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也将创造1.33亿个工作岗位，净增5800万个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创造的工作岗位是替代掉的工作岗位的1.77倍。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37年，人工智能会让英国减少7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也会创造720万个就业岗位。德勤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5年中，人工智能已经在英国取代了80万个低技能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创造了350万个新工作岗位31(p30)。麦肯锡报告称，2030年，有8亿人的岗位将会被技术取代，近亿中国人面临职业转换，全球大概有3.75亿人口将面临重新就业32(p10)。韩民春33(p36)（2020）等人对我国18个省级地区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与制造业就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就业总量的减少。闫雪凌34(p86)（2020）等人也从微观视角证明了机器人引入部分劳动替代性强的行业，会带来劳动力技术性失业现象。刘骏35(p158)（2021）等人对5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机器人每年大约可以替代 6000083000的劳动工作量，大约可以替代3946个劳动力。一系列的研究证明，机器人的使用可以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再次，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消解千百年来由劳动积累而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导致“人的异化”。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随着科技的发展，由劳动所构成的人的根本属性可能会渐渐地被边缘化，丧失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与生存意义。社会的数字化和高智能化，特别是智能生产、智能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人正在沦为庞大、复杂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正如阿伦特在 人的境况 中提到的，“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36(p94)。科技的运行机制自身具有机械性、自动性、程序性等特点，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序去“劳动”，且人的劳动与工作都被智能机器替代之后，人们的生活便会陷入虚无感，成为生活的旁观者，失去人的主体性。赫伯特 马尔库塞则在其专著 单向度的人 中指出，在技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的异化成为一种合理化了的存在，使147得人们成了单向度的人、附属于技术和机器的人，看似自由的生活的背后是人对自由和创造力的主体性丧失37(p31)。而随着拟人化人工智能的研发，若将来智能机器拥有人的情感和人的意识，就可能对人类文明产生冲击，因此有学者提出要为人工智能设置安全阀门“哥德尔炸弹”38(p7)。最后，技术带来的不平等性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积累而被激发和放大，甚至会造成对人类社会传统秩序的挑战。在人工智能等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越来越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技术红利取代日渐式微的人口红利39(p857)。中国制造2025 规划明确指出，要“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未来的“中国制造”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智能化是其显著特点之一。三、探索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在耶鲁大学2022开学日典礼上说道：“当毁灭性的山火、局部严重干旱和历史罕见的洪水等昭示着灾难性的气候挑战时，一些人却笃信毫无根据的怀疑论，无视广泛建立起的科学共识。在美国的一些县城里，一半的居民还不相信全球气候变化正真实地发生着。”他认为，“恶毒可以在缺少真理的环境中猖獗。因此，在对真理的持续探索中，人性本身也岌岌可危。”40为应对“生态环境过载”对人类文明的挑战，需要在全球建立广泛的科学共识，必须首先在人类社会确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观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一）中外学界对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的探索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 文化变迁理论 一书中对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作了阐释，并提出了“生态适应”概念，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41(p120)。其后内廷、拉帕波特、贝内特等学者继续在这一理路上深化和拓展，但他们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平等，其理论和方法论只能解释静止事物，而无法解释动态问题，缺乏对文化变迁的“现在时”“将来时”的分析。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哈里斯、墨菲、克里克等学者开始主张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观点，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42(p7)。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传入中国，国内学界一系列学者对文化生态的内涵、特征、分类及结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讨论，通过对文化生态失衡现象的批判，扩展了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使该理论本土化。其中，冯天瑜教授对文化生态理论的研究较早且持续推进，形成了结构性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极大拓展了这一理论的应用领域。他以中国文化生产机制为视点，提出了结构性的文化生态“三层次”说，并关注中华古典生态智慧对人类社会“现代病”的借鉴与启示，重视生态危机问题。1997年在其 世纪之交的文化断想 中，冯天瑜开始关注生态危机问题，如资源匮乏、人口爆炸、自然生态恶化等，指出人类唯有“居安思危”，实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43(p4)。在1998年 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 一文中，冯天瑜从东亚智慧中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并且明确指出，东亚智慧中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暗喻”，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东西方智慧的互补互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友好对话，促成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方有可能创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参见冯天瑜：文化生态界说，开放时代 1989年第1期；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国外社会科学 1999年第6期；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第期；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系统辩证学报 2003年第3期；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人文地理 2005年第4期。148的光明前景44(p75)。2002 年在 人口革命论 序言中，冯天瑜提出人口压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大制约因素。2006年他在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异文明对话乃为求得互动共进之法，东西方智慧二者的综合，也许正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出路45(p56)。2008年他在 “五伦”说：建构和谐社会应当汲纳的历史资源 中，以太极图为例指出人类与自然要相亲和、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46(p212)。2013 年其 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及限定 一文提出，面对黄河泥沙淤塞、河西走廊荒漠化等日益尖锐的生态问题，要通过借鉴古典生态思想，摒弃建立在“人类独尊”观念基础上以征服自然和征服他人为目的的价值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治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促成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化47(p8)。2014年他在 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中指出，环境问题已经全球化，任何国度、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以及水质污染的威胁。“和谐”与“中道”、“绿色意识”、协和共济的人伦观等中国古典智慧，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启示48(p1)。同年，他在 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当代启示 中指出，人类社会不可“上逆天道，下绝地理”，要走出“人类独尊”的误区，以“民胞物与”为目标，实现“弱人本主义”49(p77)。在2013年出版的 中国文化生成史 中，冯天瑜以中国当下的生存实态为窥探口，反顾历史，比较中西方，从自然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构成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及特点。其中特别指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比例周期性失调这一现象，提出“两种生产”须适应性发展的主张，即人口总量、人口增长速度同消费资料生产总量及生产增长速度相适应，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同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劳动人口质量同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从前近代到近现代两种生产的协调问题的讨论中，冯先生进一步指出人口、资源比例失衡问题的紧迫性，国家发展必须考虑耕地、淡水、矿产资源的承载力，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经济39(p381,846)。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冯天瑜在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一文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深广。迫于新冠疫情的全球发生，如人类能够减轻对环境的压迫，地球应该可以对人类社会作出良性回应。因此，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维系生态平衡是人类的第一要务50(p9)。2021年他在 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中强调要发展“绿色文明”，以东方智慧观照现代文明，科学应对“现代病”51(p391)。通过30多年来的持续观察和持续性思考，冯天瑜教授提出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为应对目前出现的生态环境过载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二）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对“生态环境过载陷阱”的超越一般性文化生态理论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将人类文明视为一种自然文化系统，通过环境和资源利用的互动形成文化体系和文化共同体，强调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适应关系。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农耕技术作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直接接触方式之一，其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价值观念，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农耕社会的环境系统。以疆域广阔的中国为例，在传统农业社会，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国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占比皆位于世界前列。但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两种生产比例的关系在农业文明时期与“王朝兴衰”律相对应。“生态环境过载”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对于资源、环境使用引起的稀缺性问题52(p36)，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要求科学认识自然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它强调社会文化结构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成机制中强化了生态内涵，并将地理环境视为“文化生态的物质前提”，将经济结构视为“文化滋生繁衍的土壤”，将 社 会 制 度 视 为“文 化 生 态 运 行 的 操 作 中枢”51(p54,138,246)。其中的核心要义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体现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两种生产关系比例问题。当人口数量所需要的资源量超149过生态环境承载力时，就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环境负担过重，生态系统受到破坏。过多的人口数量对能源、水资源、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可能导致资源过度开采、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的退化，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环境质量下降也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人口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合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确保人口数量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这需要各民族国家共同努力，在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下采取包括人口规划、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可持续农业和食品生产、环境教育和意识提升、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以及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内的综合性措施。第一，树立人类社会的忧患意识，构筑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念基础。东方智慧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忧患意识“提供的是一种沉毅清醒的理念，可以帮助人们从一片升平气象中觉察隐患，这正是现代人所特别需要的富于穿透性的理念和清明如镜的心态，它可以使现代人从科技的背后洞见人类面临的危机，从而预作谋划”53(p363)。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类文明的进程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及处理方式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树立生态文明观，在“自然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指导下，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4(p54)。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全球意识，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等全球性挑战。第二，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趋势，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重建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平衡机制。全球人口总数从 1804年的 10亿增长到 2022年的80亿，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是日益紧缺的资源以及环境恶化，全球气温、温室气体浓度皆创历史新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共识。2022 年全球平均气温比 18501900年平均温度高约1.15，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的浓度达到历史新高，南极海冰面积在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低水平55(p3,4)。全球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粮食短缺情况也在多国发生。因此，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是缓解全球性资源、环境、粮食、社会经济压力的重要方式。结构性生态理念将经济（技术）结构纳入文明史观的范畴。当前，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引起社会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革，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其对劳动力的替代与创造效应将会带来结构性的转变，但同时也不得不注意到这场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后果，即虽然这场革命能创造惊人的财富，但需要政策变化来分配这些财富，更需要考虑将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56，例如需要建立相应的AI治理系统等。第三，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加强民族国家间以及非政府组织间的协作。1972 年诞生了第一个全球性环境保护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提出“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资源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此后，1992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的 京都议定书 以及2016年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签订的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2年召开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CBD COP15）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证明国际社会一直在为环境治理努力。在全球性人类危机面前，民族国家应该且必须加强国家之间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虽然目前民族国家在政治格局中难以跳出利益竞争的藩篱，但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为全球治理的实现提供了方向，有利于各国超越本国利益的藩篱，履行本国应承担的环境治理责任与义务，推动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实施。四、结论与建议“生态过载”问题是现今每个民族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生存环境逼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国家之间甚至是文明间的冲突。近代以来，因“生态过载”引发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噬”一再提醒我们：人类并非超越生态的万能宰制者，而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具有理性的成员，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必须合理有节。人口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150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关系的失调，意味着生态压力的增加以及不可再生资源更大的消耗，从而造成全球生态环境过载的加速恶化。另外，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干的全球治理框架，围绕资源而产生的国家冲突和文明冲突也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必须谨慎看待人口问题。从长时段来看，经济长足发展推动文明的进步是每个民族国家的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必须重视碳排放问题，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绿色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新一代科技革命带来巨大的行业变革，要根本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只能依靠现代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甚至会对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冲击，但也不应该忽视科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华先哲们的生态观念虽然未能得到较好的实践，但可为今天解决生态文明危机提供一种理论支撑，“现代人需要重建的新宇宙观，从中国传统与自然关系的建构中，将可以获得丰富而有价值的启示”57(p10)，以文化生态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世界文化生成机制，构建命运共同体，协调治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关系的有效途径。参考文献：1刘洋.全球现代性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N.人民日报，2019-04-29（02）.4张贵洪，杨理伟.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J.当代世界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