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地区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_文关系考察.pdf

年第 期台湾研究集刊.(总第 期).“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欧阳月姣(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摘 要:日据时期台湾的日语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殖民统治者利用语言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的文化殖民过程 实际上由于汉字文化圈的特殊性在日据台湾早期的日语教育中存在着以“同文”为前提的日语教学法 在充分考察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教育汉文体”的概念有助于从日据台湾的日语教育有关汉文的实践和争议中探讨“同文”渗透“明治国体”、构成混合主义殖民策略最终为日本在东亚区域的扩张提供认识论基础和话语权的过程关键词:同化同文“国语”东亚殖民主义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甲午战后日本占据台湾采取“内地延长主义”(或称为“直接统治”)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体现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持续 年的“国语”(日语)教育 从国别史的视野来看这便是殖民者强制向被殖民者普及日语以此消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与中国认同的过程 的确从最初的、与日军由北向南侵占台湾全岛进程完全一致的“国语传习所”到之后初等教育机构“公学校”再到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完全废除汉文的“皇民化”运动都旨在泯灭台湾人的语言传基金项目: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字文化圈视野下的国语运动研究”()作者简介:欧阳月姣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统企图使他们认同殖民者的统治 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同化”而作为所谓“国语”的日语便是主要的工具与手段然而在日据时期的台湾种种形式的“汉文”长期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台湾知识分子自发和自律地引入“五四”白话文、创造出台湾新文学的汉语书写实践通常被归入五四新文学的支流来看待体现了强烈的文化反殖的民族精神当然来自殖民者方面的对汉文的规训和管制是同时存在的 例如直到 年废止私塾令之前传统书房在制度上是日语教育的辅助机构在 年下令废止汉文以后为了配合“南进政策”殖民当局仍允许发行通俗汉文杂志 理解上述现象需要东亚史的视野:以古典汉字/汉文为区域文化基础的“同文”实际上与“同化”一起构成了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双重逻辑因此本文以日据初期()在日语教育中短暂出现的一种汉文形态为切入口兼及同时期的“汉文科”与“国语科”的冲突以及日语本身与汉文传统的纠葛尝试在近代东亚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境况中考察在言文一致的“国语运动”兴起的时代里台湾的言/文关系所呈现的结构性转变以此窥探一种“东亚殖民主义”的特殊结构一、“同化”及其不能对于殖民教育是“同化”教育的笼统说法现有研究已经提出一些反驳 例如日本学者驹込武认为当时的日本在文化上以“语言国族主义”的原理包摄台湾人却在政治上以“血缘国族主义”的原理排斥台湾人其殖民统治是“差别的重层构造”而非单纯的“同化”台湾学者陈培丰从台湾人如何应对“同化”的角度认为存在着“同化于(日本)民族”与“同化于(现代)文明”两种选择台湾人可以自主地选择后者而拒绝前者从而在殖民经验中既获取现代性又保持主体身份从他们开始“同化”不再被视为讨论殖民统治时的分析概念其本身成为应被分析的对象显而易见他们分别站在明治日本与日据台湾的立场来审视“同化”概念再从中观照自身:驹込武从“同化”中析出明治日本同时作为“扩张的帝国主义”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时内在的自我分裂性陈培丰则从台湾人选择性地接受和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年 頁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王兴安、凤气至纯平编译台北:麦田出版 年利用“同化”教育的历史进程来寻找台湾现代性的可能路径 但是在探讨“同化”时往往容易不断扩大再生产二元对立式的分析框架即日本殖民者采取“在文化上同化/在政治上不同化”政策或者台湾人选择“同化于文明/不同化于民族”策略 实际上在日据台湾具体的日语教育情形里往往难以明确地一分为二例如一篇描述台湾人去日本内地旅行见闻的日语课文是属于传播近代“文明”还是了解“民族”文化?又如公学校以集体仪式奉读教育敕语、合唱君之代是“文化”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在“文明”与“民族”、“文化”与“政治”之间难以确证清晰的界限诚如驹込武的研究所呈现的“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作为殖民政策而言具有表里不一的欺骗性 更明确来说即只要求效忠天皇的义务却不提供作为“日本国民”的权利 细分“同化”的范畴倒不如直视“同化论”在当时得以成立(或难以成立)的原理这也就是小熊英二所指出的“这种基于包容与排除二选一分类框架的统治政策无法有效满足统治者所抱持的多样化、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愿望”表里不一的“同化论”反倒暴露出当时的“日本人”这一概念的空虚 并非先有“日本人”的范本再以此“同化”被殖民者恰恰相反正是在不断地“包容”与“排除”他者的过程中所谓“日本人”才得以绘出并不稳固的边界“同化论”之所以成为文化殖民政策的主流话语恰恰源于日本作为后进的、东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事业”上的不自信以及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危机意识 至少在 年间在沸沸扬扬的“同化”话语之下可以用来“同化”的所需之形式却是匮乏的、需要被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那“不曾存在的作为国语的日语最需要它的地方是进行殖民统治的前沿”在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设计的日语教育“蓝图”里既包括以“我国语我风俗为主实施教化”的“自主主义”即“直接统治”的“同化”也吸收了“间接统治”所常用的利用殖民统治区传统文化以达成统治目的的“假他主义”借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同文同种”采取一种所谓“混合主义”的文化殖民策略混合主义并非殖民者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而进行的首要的、主动的选择它 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日小熊英二:“日本人”的界限:冲绳爱努台湾朝鲜从殖民地支配到复归运动黄耀进、郑天恩译台北:联经出版社 年第 页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关于伊泽修二在台创设的日语教育机构及其理念参见拙文:东亚殖民主义背景下“言文一致”的预演 伊泽修二与日据初期台湾的“国语科”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是一种折中的、被动的妥协因为这种混合不是将两个泾渭分明的文化共同体融合为一而是承认它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重叠性 打着“尊重旧俗”旗号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担心台湾人普遍在经学与汉诗造诣上高于日本人这一点有损殖民统治者的“威信”如果我们对比同样采取直接统治殖民手段的法国就不难发现日本式的“同化”()与西方殖民者的“同化”()之间的差距 日本式的“同化”并不具备法兰西式“同化”的文明自诩与文化自信反而还背负着自身原本处于东亚文化传统边缘的落后压力因此认识“台湾是一个东亚内部的殖民地”其核心在于军事上取得甲午战争胜利的日本如何在文化上重组传统东亚世界的权力关系“国语”正是在这种迫切需要“文化立威”的时代氛围下登场和最终成型的企图从上至下渗透近代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意识以消解古典的中华帝国文化版图 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面向是“国语”成立的过程也即日本将自身的汉文传统不断异质化、他者化的过程 因此不仅仅是日据台湾日本本土也经历着同时性的“民族国家化”转型规划“日本人”的界限这种转型在文化上无疑是通过重组东亚地区的言/文关系进而改造知识结构而得到的二、从对译法到直接法:言/文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年公学校的“国语”“读书”“作文”“习字”合并为“国语科”之外又单独成立了汉文科 既有观点认为此一做法提升了汉文的地位、“凸显汉文科的主体性”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将汉文科编排成单独的科目似乎让人觉得汉文科受到重视但事实上是为了方便废除汉文科”因为根据公学校规则汉文并非必修科目 上述看似相互矛盾的两种解释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把汉文看作台湾人的本地传统 也就是说以“国语”属于日本人、“汉文”属于台湾人这样一种构造作为思考的前提然而这种构造恰恰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创造即通过所谓“国语”的创制原本作为双方共同传统的汉文从日语的书写体系内部被分离了出去 汉文科的单独成立乃至被废除应放置于这样的脉络下去思考 正因为以口语体为基准的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文化統合 頁李佩瑄:从汉文读本看“日治”时期公学校汉文教育的近代化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年第 页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史台北:编译馆 年第 页“言文一致体”在教学课堂里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汉文才会“被独立”或者说有了被废除的可能 此一节将以日据台湾“国语”科目教学过程中汉文的位置与功能为线索考察两者关系的变化(一)对译法:以汉字为中介的发音互译按照国府种武的梳理自芝山岩学堂以来至明治三十一年()为止此创设期的日语教授方法是所谓的“对译法”即以汉文为中介由日本教师注上日语的读法同时让懂汉文的台湾学生注上闽南话的读法 此种对译法在 年所谓“古安氏语言教授法”(直接法)出现之前是全岛“国语传习所”、公学校在日语教育中使用的唯一方法 年后在地方公学校也仍然长期采用在对译法时代汉文并非处于与日语对立的位置反而可以说是日语与闽南话两种不同的“言”所共同的“文”正如主导此时教育方针的伊泽修二所言“讲习员与土人两方都识汉字且讲习员也大致通汉文两者之差只不过在于发音而已”以对译法编纂的早期日语教材主要是日本语教授书()、新日本语言集甲号()、台湾适用会话入门()、台湾适用“国语”读本初步上卷()等 前两部书均由芝山岩学堂的日本教师编写给“国语传习所”的学生当作教材又兼作简单的日汉字典台湾适用会话入门以东京盲哑学校训导石川仓次的著述为底稿修改而成附闽南话对译教台湾人学日语的同时也可以供日本人学习闽南话 这三部教材的编排形式大致相同以日语假名、汉字、闽南话读音假名、汉字译文的顺序编排 其中日本语教授书注重课堂形式附记了不少教授时的要诀例如在教授单词方面“先用片假名教若干语待学生熟读以后在旁边写汉字使学生领悟其意味”如:爱柄 上 鱼 秋 桶 池蚊木 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当时的日本人称之为“台湾语”后文除引用原始文献外一概使用“闽南话”表述弗朗索瓦古因()法国教育家专长外语教育 他从侄子学语言的过程中领悟了“系列教学法”并写出教材于 年自费出版 这本教材被霍华德斯旺()翻译为英文出版即桥本武所读到的 ()在当时的日语教材中古因被译为“古安”国府種武台湾於国語教育展開台北:第一教育社 年 頁伊沢修二楽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国書刊行会 年 頁台湾総督府日本語教授書吉岡英幸监修台湾総督府日本語教材集 第 巻東京:冬至書房 年 頁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日本此时尚未统一假名的书写法课本此处特别提示要用一定的假名表示一定的读音比如“上”就标记为“”而不写成“”这种使假名“标准化”的做法应出于在殖民统治区树立日语权威性的考虑 另一方面这里的汉字不能理解为“翻译”而是这些假名读音所对应的汉字标记即日语的视觉符号但同时又能够被识字的台湾人所理解 新日本语言集甲号没有课堂教授法的说明格式上更加工整全部采用上栏日语(假名读音、汉字)、下栏闽南话(假名读音、汉字)的形式排列:芋芋仔在这种编排体例里“芋”既可以是日语的汉字同时也可以是闽南话的汉字呈现出清晰的“同文”特征 除了日常单词与对话此教材还编排了军队及警察用单词与对话另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换算图表等实用意味浓厚台湾适用会话入门在体例上分为“请求及诺否”“疑问及应答”两部也是上栏日语对照下栏汉文译文及闽南话读法:上野 動物園 往来 我去 上 野的动物园来 了 可见以汉文为轴心这些教材确实体现出“两者之差只不过在于读音而已”的对译特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汉文”已经融入了日语的语法特征因为需要尽量逐字对应所以出现了“去来了”这种在汉语中并不存在的句子结构以对应日语的“往来”这种作为日语学习的润滑剂、吸收了日语语法要素的汉文可以称为“教育汉文体”它注重通过文字的视觉性来进行解释让学生尽量理解日语的语法结构这种特殊的汉文文体在台湾适用“国语”读本初步上卷中被有意识地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新日本語言集甲号台湾総督府日本語教材集 第 巻 頁台湾適用会話入門台湾総督府日本語教材集 第 巻 頁渡边俊彦从文体论的角度分析了台湾适用“国语”读本初步上卷里面“的物”“的样”“的事”以及文首的“又”分别对应了日语的“”“”“”和“”他将这种融入日语文法的汉文文体称为“教育台湾语”考虑到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呈现笔者在此称其为“教育汉文体”参见渡邉俊彦対訳日本語教材伊沢修二教育観台湾語文体拓殖大学語学研究 期 年 月 頁扩大使用正如编纂绪言所言:“此书原以传习国语为要旨故译为台湾语(引者注:指闽南话)之际亦务求遵循国语之典则直接传授国语固有之语法”所以译文较诸旧来之汉文“往往多有新奇之文字章句”相对于前述三部教材主要是单词及会话对译的工具书这部教材已初具现代日语教科书体例内容以博物、地理等实学和日本国体为主共编排了 篇课文上栏为日语原文下栏为“教育汉文体”没有附记闽南话读音 如第一课“”(桃仔)的译文:今日、我要、与大家、讲桃仔的事 桃仔、在本国、亦在台湾、大概、是载在礼的四围虽然在本国、桃花、是三月间开、在台湾、至正月初、就开彼号花桃花、在本国、亦在台湾、是共一样的桃红色、真美虽然在台湾、桃仔、至五月初、就能食的、在本国、无至七月、不能食的桃仔、至分会食得的叫作成熟可见这种“新奇之文字章句”完全是对应日语的语序来排列汉字一方面解释课文的意思另一方面显示原文的语法结构这种“教育汉文体”或可认为是最早的“殖民地汉文”充分体现了伊泽“以汉字为利器”的日语教育的特点 但是对译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日本教师与台湾学生都须具有“汉文素养”如果教育对象是不识字的儿童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在假名旁边标记汉字来使学生领悟其意味更不可能以汉字的视觉性来提示日语的语法结构 因此对译法实际上只适用于具有汉文素养的“国语传习所”甲科生 年以乙科生为 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台湾適用国語讀本初歩上巻此处引文为笔者所译 参见温鸿华台湾草創期日本語教材一考察 台湾適用国語読本初歩上巻場合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編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合冊巻 年 頁温鸿华台湾草創期日本語教材一考察 台湾適用国語読本初歩上巻場合 頁陈培丰创造“殖民地汉文”这一概念以统称日据时期在台湾出现的各种变体汉文 这些变体汉文包括“和式汉文、中国白话文、帝国汉文、汉文训读体、殖民地汉文、台湾话文、混成汉文”参见陈培丰:想象和界限:台湾语言文体的混生台北:群学出版公司年第 页 另外需注意的是“变体汉文”并非日据台湾所特有而是东亚汉文圈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日本“纯汉文”指的是依照中国汉语词汇与文法创作的文章“变体汉文”则是虽然全部使用汉字标记但按照日语语法连接起来的文章 参见峰岸明変体漢文東京:東京堂出版 年基础的公学校设立以后“古安氏语言教授法”(直接法)在“国语学校”教授桥本武的译介下被引入课堂 年在“国语学校”第一附属学校进行试验 由于被认为效果显著总督府于 年先后出版古安氏言语教授方案台湾公学校“国语”教授要旨以期推广此种直接法(二)直接法:“教育汉文体”的退场与汉文存废论争此阶段以直接法为宗旨编纂的代表性教材为“国语科”话方教材()与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国语科”话方教材为参与“古安氏语言教授法”的“国语学校”教谕山口喜一郎所作 教材内容根据两年半的试验经历选择和编排在形式上最明显的特征是汉字/汉文完全消失卷一全部为片假名标记卷二、卷三出现汉字标记只不过此汉字是日语中作为符号的汉字并非作为翻译的汉字/汉文 教材内容的选择和排列次序先是从与课堂有关的一系列行为如“敬礼”“读书”“拿出砚台”“磨墨”教起再推进到日常生活层面的“穿衣”“洗脸”“打扫卫生”在家里吃饭时的母子会话、出门购物的会话等最后进展至桃太郎的故事、历史人物小野道风介绍以及描写自然现象的秋以及蜜蜂南瓜等博物类课文 最后课堂上尽可能地以日语进行教学随着学童日语能力的长进尽量少用乃至不用闽南话可见此教材的编辑策略正是台湾公学校“国语”教授要旨里所推崇的直接法讲究以模仿儿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习日语因此直接法所预设的教育对象是如“白纸”一般的幼童而非对译法时代有汉文基础的青少年及成人 同时语言的工具性与学习日语的功利性色彩明显减淡而强调人格培育 在桥本武翻译的古因(古安)著作中传统的语言教学法 通过字典和翻译 被认为与学习者的个体性与真实生活无关古因(古安)创造的“系列教学法”()则能够克服此种弊端 在“系列教学法”里概念、词汇或表达方式都不是在抽象情境中教学而是建立在具体事实或者学生已知事实的基础上 学习一门语言就意味着需要“重新塑造我的完整的个体性一点一滴地重构我的所有观念”此种理念与上田万年所言“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一说结合起来从“国语”教育与“国民”育成的关系来看直接法较之对译法显然更符合“同化”的目标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国語科話方教材绪言台湾総督府日本語教材集 第 巻東京:冬至書房年 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第一卷第一课从日常生活的行为“”(男孩起床了)开始体例为课文在先、应用练习在后应用练习附有“土语读方”以片假名和八声符号标记闽南话的翻译和读法课文与应用练习均有醒目配图以便从场景印象和动作联想直接通往日语的声音 读本直到第五卷才开始出现汉字它们是日语中作为符号的汉字而非对译法里面作为视觉性解释的汉字 在以“古安氏语言教授法”制作的教材里面前述桃仔这样的“教育汉文体”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不仅如此桥本武与同为台湾教育会成员的平井又八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废止公学校汉文科的争议(年 月 年 月)此时公学校教育体系里并无独立的汉文科桥本武所言的汉文科应理解为分散于读书、作文、习字里的汉文教育尤其是读书科里关于四书五经的内容相对于驹込武将二人的论争放置于伊泽修二留下的“自主主义”与“假他主义”之间的对立认为论争“到最后平行无交集地结束”长志珠绘特别注意到桥本武呼吁废止公学校汉文科是在日本本土进行演说并由日本本土的教育杂志(教育时论)整理发表的而平井又八则是在殖民统治区也就是作为“外部”的台湾本岛的教育会机关刊物(台湾教育会杂志)上发言反对废止汉文 桥本武呼吁废止的理由在于台湾的汉文教育向来以科举取士为目的意味着向清帝尽忠这显然有违“同化”这种把汉文与中国相联系而将之视作“外部”因素加以排除的理论与同时期日本本土上田万年等人在甲午战后的汉字废除论是一脉相承的 平井又八则是考虑到现实的教育经费以及日据台湾的文化传统认为贸然废除汉字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这种看法显然是立足于台湾而言与日本本土的“国语论”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在此要强调的是桥本武废止汉文科的主张与日据台湾日语教育中直接法的理念与实践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他的论述中汉文无法被简单地看作台湾的“文化传统”而是一种时时会威胁到所谓“国语”的干扰项 他坚信透过汉文或汉字的翻译日语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这种极端对立的观念在伊泽修二主导的对译法时期的日语教育里是难以想象的从“国语传习所”的教科书到公学校的“国民”读本“国语”与“汉文”的关 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文化統合 頁参见長志珠絵近代日本国語東京:吉川弘文館 年 頁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对译法的时代日语和闽南话都可以被认为是相对于书写语言的“汉文”()的某种地方俗语()因此形成了“日语发音汉字(汉文)标记闽南话发音”这样一种“言文言”的对等式结构 对译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在根本上有赖于此种对等式结构的稳定性 然而当日语不再只是“言”而要自我更生为言文一致的所谓“国语”的时刻对等式结构里作为中介的汉文被排斥出去汉字以被限制数量的形式残留下来变为“国语(言文一致的日语)闽南话发音(言)”这样的不对等结构也就是直接法得以成立的原理 显而易见在此一不对等结构里作为“言”的闽南话最终也会消失正如山口喜一郎的“国语科”话方教材所设计的那样当学生的日语能力足够时也就不再需要闽南话 然而当言文一致的日语替代汉文成为日据台湾的书写语言日语的“文”与闽南话的“言”却不能构成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 当台湾儿童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习日语之后他们真正的母语却失去了书写标记的符号 如果说公学校的汉文科是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为了缓解此种不对等结构所造成的紧张关系而做出的暂时性妥协那么书房的汉文教育就是作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为了保存自身语言文化而进行的长久性抗争即便这种抗争随着古典汉文世界的衰落而变得越来越微弱它也不得不寻求新的语言文体形式(白话文/闽南话罗马字)来与逐渐上升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语相对抗三、“同文”的应用:“明治国体”、混合主义殖民策略及其延伸 在 年期间的殖民教育体系里汉文与日语的关系从相互缠绕走向彼此分离在这之后随着日语普及运动的逐步深入汉文渐渐被排除于公学校的体制之外无论台湾人如何抗议 年总督府最终废除了汉文科因为“汉文一科始终召唤中国人心理”在废除的时刻汉文被总督府赋予了明显的国族主义意味说明在日语极度扩张的“皇民化”时期汉文与日语的对立关系已经完全不可调和 但是在殖民初期汉文的国族主义色彩实际上并不稳定其属性更倾向于一种双方共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台北:南天书局 年第 页享的传统书写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同文”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日语努力摆脱汉文书写体系走向言文一致的民族国家共同语 在这一进程中日据台湾被强行统合进日本的“国语”框架里既无可能自行发展出独立的言文一致的现代民族语言也被切断了与祖国大陆“国语运动”的联系 虽然台湾的知识阶层努力引入祖国大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但是显然不可能如公学校一样在所谓“国家教育”层面将之普及给一般民众 因此在日据台湾的语境中汉文的意涵是复杂多变的它有时仅指文言文有时又容纳日语以外的各种汉文变体有时被认为是古典传统有时又具有现代意味有时被日本人以“同文”的理由利用来笼络台湾旧文人(如 年的“扬文会”)有时又成为台湾人抵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的工具(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相关的报纸台湾民报所使用的汉文实际上是白话文)或者反向利用其作为“东洋文化的根本”而向总督府要求保存 因此如果将汉文的设科与废除仅放置于“民族性”的框架下考虑尚显片面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面向是汉文及其背后的儒学伦理其早已被吸收进日本文化的内部在此时又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构筑“明治国体”在日本本土明治初年并不存在“汉文科”从前江户藩学里遗留下来的那些经史内容被称为“古言”或“古言学”“汉文”是明治维新后与“和文”以及后来出现的“国语”作为对立项而被建构出来的概念从过去那种没有严密边界的古典书写传统被组织到明治国家的构造里来 如果说“国语”学者如上田万年一直视汉字/汉文为心腹大患将其看作“中国传统”因而是建构日本的“国语”与“国家”时不得不排除的障碍那么那些呼吁保留汉文教育的人他们焦虑的对象则是西方以及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而过于倾斜的“西化”保留汉文的理由即汉文是“东洋伦理的根底”而“东洋”()自然是“西洋”()的对应物 此时作为“东洋文化”的“汉文”复兴并不意味着向古典中华文化回归的复古主义而是一种被精心镶嵌至“明治国体”内部的、强调向天皇“忠孝一致”的近代型“新儒教主义”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台湾民报第 号刊文向总督府陈请保留汉文科的必要性参见李园会: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史第 页“东洋文化的根本”也是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呼吁保留汉文教育的标语由井上毅起草、元田永孚修正的教育敕语 尤能体现“明治国体”的精髓它一方面吸收了儒教五伦的诸种道德条目(“克忠克孝”“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一方面又折中了被废的中村正直草案里面承认个体道德的完成与以追求成功作为最高价值的功利主义这正是西国立志编(由中村翻译的明治时期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所普及的立身出世主义 但是与中村正直强调国家富强依靠的是个人的自主性不同井上毅明确地将天皇的权威置于国家的顶点:“井上草案的善的条目总括了作为天皇制国家的底边的村落共同体的淳风美俗知的条目则是总括了试图从这底边向天皇制国家的顶点上升的精英的立身出世主义的诸德目 君临其上调和二者之异质性的则是所谓皇祖皇宗之遗训所支撑的天皇的人格”因此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明治国体”本身就包含着“同化”于西洋与“同文”于东洋的双重构造它既包括解放个体欲望、吸收西方文明并与之竞争的部分也保留着儒教传统的忠孝一体、克己奉公的道德要求如此便很容易看出混合主义殖民策略与“明治国体”意识形态的同构性伊泽修二断言这是对台湾人最适合的教化方法因为双方都是尊奉“孔孟之道”的“同教之国”这里面存在着类似对译法的原理 他明确提出修身教育的基础必须是教育敕语认为敕语的精神与台湾的儒教大抵一致只唯独“我国体”于台湾人而言较难理解也就是说正如向“国语传习所”的甲科生们教授日语时使用汉字便可在视觉上令其理解意义一样教育敕语中的“儒教五伦”等道德内容也是“通诸不谬”的共识 对于殖民者而言这正是“同文”的优势需要着力耕耘的是将台湾人的思想导入“明治国体”的框架里面必须将效忠的顶点限定于天皇本人而无视儒家传统里还存在着高于现实皇权的“天”或“理”尤其是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支持的革命思想的合法性 因此在公学校读书科的汉文读本教材排除孟子一书正是由于孟子肯定“易姓革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教育敕语全文:“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 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 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 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 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前田爱幻景明治東京:岩波書店 年 頁参见伊沢修二伊沢修二選集長野县:信濃教育会 年 頁命”不符合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当日本殖民者使用汉字/汉文或儒学话语的时候实际上内含了对天皇“忠孝一致”的绝对要求这与台湾或者说当时中国大陆的儒学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在的冲突性如果只将汉文看作日据台湾的“本土传统”的话就会只关注到总督府在文教政策上怀柔的一面而忽视了汉文脉与儒教本身也内在于近代日本“明治国体”的构造 对于当时的台湾总督府来说在用武力占据台湾的同时教化政策的关键在于树立威信尤其是在表面“一视同仁”的官方话语下通过“六三法”台湾总督拥有了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为一身的绝对权力因此日据台湾施行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国内的独裁体制 在这样一种高压的殖民主义之下所谓“一视同仁”或者“同化为日本人”无疑是极为虚伪的说辞 混合主义的折中方式能否实现“同化”的口号对总督府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殖民体制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因此在公学校日语教育使用直接法以后所出现的汉文科废止论争里时任总督府民政局长的后藤新平最后在台湾的教育政策上选择了“无方针主义”实际上可以将之看作为了缓和政治统治的压力而维持混合主义的现状四、结 语从务实的角度来重新梳理“同化”与“同文”的双重逻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在 年“国语科”与“汉文科”分别成立以前严格来说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同化”的办法 此时的日语教育还处于摸索期尚未言文一致的、仅作为口语的“国语科”还不足以承载“同化”的使命“国语传习所”为了与传统书房争夺生源不得不加上汉文课程 公学校虽然在试验言文一致的日语教育时企图废除汉文科也未能如愿 因此采用混合主义教育政策在根本上取决于此时期的言/文关系可以说是“自然”甚至是无奈之举日本殖民者利用“同文”无非是在匮乏所谓“国语”的情况下以一种台湾人可以理解的形式来灌输“国体意识”因此公学校的汉文科功能类似于对译法时期的“教育汉文体”已经是一种根据殖民者的需要而改造过的汉文 在看到“同文”话语向儒教折中的怀柔一面的同时不应忽视殖民和被殖民两方在儒教观念上存在着的根本分歧 台湾总督府对任何可能诱发台湾人革命意识的儒学 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思想不遗余力地芟除殆尽将其收束到“忠孝一致”的“国体论”上 年以后公学校汉文科从独立成科到逐渐消失恰说明一旦“同化”的载体也就是所谓“国语”成型“同文”的利用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而且总督府还对“同文”所隐含的对中国的向往之情严加防范因为作为“国语”的日语之成立是建立在排斥自身汉文传统的基础上并将此汉文传统外在化为“中国”而实现的 也就是说从前可视作“同文同教”的东西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清晰化在慢慢消失混合主义的殖民教育政策也就走向了更加明确的“同化”的方向台湾人对于日本殖民者从“同文”到“同化”的双轨并行的殖民语言政策从言/文关系的角度也可归纳出三种相应的抵抗方式 在汉文方面由台湾人经营的书房仍在维系汉字教育士绅阶层亦纷纷成立古典诗社如日据时期三大诗社瀛社、栎社、南社定期集会赋诗以维系一线斯文于不坠连横以古典汉文撰写台湾通史以明其志 在闽南话方面保存母语的危机感促使蔡培火力求推广闽南话罗马字以赖和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则尝试进行闽南语“方言写作”从所谓“国语”角度认识到日语教育对民族认同的严重危害台湾知识分子在艰难处境下仍坚持参与祖国的“国语运动”以台湾民报为载体而开展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便是要将“五四”白话文引入台湾用现代中国的“国语文”对抗殖民者的日语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究其根本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早期阶段“同化”与“同文”以一种逐渐趋向冲突的形式共存着 对于总督府来说不管是“同化”或“同文”都不过是维持殖民秩序的手段而已由于其中都存在可能颠覆殖民统治的威胁性因素所以必须要对其内容进行不断的筛选和过滤以符合“国体”的需要 殖民者的目的并非“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而是为了把台湾人规训为忠于天皇的“帝国臣民”与此同时在教育敕语所代表的“明治国体”的结构内部也存在着既要向西洋文明“同化”又要保留东洋伦理的“同文”构造诉求再加上由“作为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天皇率领日本国统治世界的使命”就导向了“大亚细亚主义”乃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在“和汉”的传统里将“汉”外在化又选择性地保留汉字以及将部分儒教传统融入“国体”向西洋的“国语”与“国家”同化又坚信自身“万世一系”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明治日本就是在上述这种和、汉、洋相互混合妥协的结构中迈入近代化进程并试图发展出“东洋的原理”与欧阳月姣:“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页西方对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向中国扩张所使用的“大亚细亚主义”就位于殖民台湾初期诞生的混合主义的延长线上 在“脱亚入欧”的基底之上强调“汉字是东亚五亿乃至六亿生灵思想交通的利器”既是伊泽修二在日据台湾实施日语教育后的经验之谈也是当时认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的共识 这背后隐含的是日本在东亚地区持续扩张之际相对于其他企图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它所具有的理论上的所谓“优先权”(责任编辑:刘 奎)“”:“”“”:“”.“”“”.“”.“”.:“”台湾研究集刊 年第 期伊沢修二伊沢修二選集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