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变局时代下青年群体的身份区隔与认同重组.pdf

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75摘要凸显悖反式修辞、内隐繁杂情感诉求的“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并非群体标签化、逆向标签化等现象的简易延展，而是变局时代中结构性矛盾的高阶聚合与脱域展演。基于对豆瓣小组等平台的互联网田野调查发现，“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的生成，包含着转型期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复合化建构过程：一方面，制度安排分化、阶层跃升滞缓等结构性力量作用下，部分青年群体的角色认知可能摇摆于“理想现实”之间，被动促成表征身份区隔与认同危机的“小镇做题家”标签；另一方面，风险共担、戏谑暗喻等自反性情感动员下，被牵引而出的“小镇做题家”标签则恰适地扮演着青年群体实现意义空间、身份认同脱域性重组的恰适工具。囿于网络技术携带的不确定性变量，青年群体可能在虚拟身份框架的寄居中加剧网络圈层化倾向，甚至激发出震荡网络秩序的风险势能。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变局时代社会文化变迁中诸多风险挑战的因应策略，这也是探讨群体身份认同、网络社会互动并发挥其积极社会建设效用的根本价值所在。关键词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小镇做题家”；身份认同；群体标签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5-0075-14DOI：10.13583/ki.issn1004-3780.2023.05.0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ZDA08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更新中的社会风险再生产与韧性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BSH041）。作者简介：赵时雨，博士，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张广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时雨 张广利一、引言于百年变局中的中国而言，网络群体标签并非一幅陌生罕有的异动群像。从“小粉红”到“躺平青年”，褒贬皆存的网络群体标签扮演着观测社会心态变迁的风向标。值得注意的是，“小镇做题家”等外显身份冲突、内蕴冗杂诉求的“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正在成为当前网络群体标签的主要面相，并引发广泛共鸣与争议。2022年5月以来，光明网、新华社、人民网便曾先后发文探讨“小“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变局时代下青年群体的身份区隔与认同重组76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镇做题家”“985 废物”等青年“矛盾式表达”，认为这些网络流行语反映出当下青年群体所普遍经受的时代挑战与繁杂情感。“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虽然构成了青年群体整合多样诉求、情感期盼的合理选项，但也时常于争议性话题语境中加剧情绪对垒，甚至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等思潮的隐性载体。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包含冗杂诉求与情感反馈的“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成为我们审思变局时代中社会结构变迁、青年心态动向的重要观测点。“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何以从某一网络社区内的专属称号，迅速扩展为公众议题，甚至异变为激扰网络社会秩序的舆论风险？该现象何以在宏观社会力量与微观情感动能的勾连中得以呈现？上述问题皆有待进一步探讨。二、研究回顾与研究设计（一）“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的概念辨析标签研究源发于贝克尔的标签理论，他将社会成员对于“初级越轨者”的形象定义或标定诠释为“贴标签”。随后，戈夫曼提出污名概念以指涉“受损的身份”1，将污名归置于歧视性标签范畴。显然，传统语境中的标签行为呈现着歧视他者的单向权力关系。而在网络时代，纵向的权力结构被铲平，公众开始在扁平化的信息场域中横向观望彼此并审视自我。用于界定他群或自我归类的“群体标签化”，大众群体自我污名或污名精英阶层的“逆向标签化”等标签现象开始得到广泛探讨2。期间，一种基于悖反式语汇设置、凸显身份冲突与困窘心态的标签话语，正在成为网络群体标签的新样态。如“小镇做题家”这一广受争议的群体标签，便是将象征常人或大众身份的“小镇考生”，与指涉名流或专才的“家”结合使用，在矛盾话语的自嘲中反衬出对于人生境遇的无奈。又如“985废物”则是将表征名校、优等生的“985 高校学生”与污名词汇“废物”并列，在自我污名化、矮化中映衬出对发展现状与前景的消极预期。此类标签虽然在词汇选择、具体所指上有所区别，但共同传递出了部分青年群体游离于大众、精英身份，折返于现实、理想境况的焦灼心态。这种将具备对立关系的词汇组合使用并赋予崭新意涵，以悖反式表达增进语意张力的形式，普遍呈现于中西方传统语境。陈望道探讨“映衬”修辞时曾指出，“一件事物上两种辞格两个观点的映衬，作用都在将相反的两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说的一面分外鲜明”3。这与韦氏大学词典中被定义为“相互矛盾或不协调的词的组合”的“矛盾修辞法”，在结构、功能上别无二致4。因此应用于网络群体标签中的矛盾式话语，与映衬、矛盾式修辞实则具有同一本源，即通过遵循悖异法则、强调反义关联达成二元对立的表意结构，使得话语中的主体矛盾更为深刻、具有张力。据此，本研究将“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运用矛盾修辞形成悖反式语义张力的标签现象，称作“矛盾式”网络群体标签（以下简称“矛盾式”标签）。较之过往标签，“矛盾式”标签属于逆向标签化现象的复杂变体：一方面，“矛盾式”标签属于逆向标签化范畴。不同于传统认知中强势群体以“贴标签”方式污名弱势群体，逆向标签化恰恰指的是弱势群体通过为强势群体“贴标签”，或是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77以自我标签化的方式表达诉求或宣泄5。“矛盾式”标签同样是青年群体用于自我嘲讽、传递诉求的话语工具，因此在本质上是逆向标签化中的自我标签化形式。另一方面，相较逆向标签化，“矛盾式”标签存在多维度的属性流变。一是身份意指的饱满化，此类标签模板不再被框定于“屌丝”等抽象、空洞称谓之中，而是延展向了“小镇做题家”“985 废物”等映射身份、情感等丰富意涵的具象话语。二是圈群区隔的显著化，“985 废物”等新兴标签并非凭空产生于热议话题之侧，而是往往孕育于豆瓣小组、“微博超话”等青年文化圈层的持久互动之中，成为诸多圈群的文化符号。三是行为展演的动员化，争议性话题中的“小镇做题家”等标签，时常成为撩动青年群体心理深层空间、动员其参与情感叙事实践的集体符号，甚至不时在观念交锋、情绪对垒中掀起非理性网络思潮。由此可见，“矛盾式”标签是过往逆向标签化现象的延续与革新，并成为青年群体整合原子化情感与诉求的便捷工具。因而对于“矛盾式”标签的关注，既能为群体标签相关研究提供学术增长点，也得以借此观测变局时代下内蕴于青年流行话语中的结构性社会矛盾与能动性情感诉求，为破解青年群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提供基础。（二）面向网络群体标签的既有判读及其局限析解“矛盾式”标签的生成理路，需要以爬梳既有相关探讨为前提。在网络群体标签频繁引发共鸣、争议甚至是舆论失范的基础上，该议题得到了网络动员、舆论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等论域的广泛关注与审思。总的来看，有关“网络群体标签何以可能”的探讨，主要分作以下三种解释框架。一是结构作用论。群体标签研究始发于结构主义视角，有学者曾较早地将“蚁族”等弱势标签的产生，归结为转型期教育体制改革、就业观念偏差、高校育人模式等因素融合作用6。与之相似，也有观点将“小镇做题家”标签成因归结为教育不平等、地域不平等、阶层不平等三维度作用的集合7。二是主体型塑论。前一论断盛行的基础上，部分学者立足网络技术实践的微观视角予以补充。如谭文若认为“蚁族”等群体标签建构于自我范畴化、群体社会比较，以及强化内群凝聚力等机制之上8。蔡骐等人基于话语建构分析法，指出“小镇做题家”等标签生成于主体身份认同、自我污名等复合化的能动实践9。三是叠加建构论。作为对前两种论断的整合，不乏学者聚焦于网络标签、社会结构以及网络互动的叠加作用。李沁柯在强调原生家庭影响、教育竞争异化等影响的基础上，将网络情绪的渲染作用视作群体标签生成的重要补充力量10。郭小安更多地强调了网络标签的群体抗争意蕴，认为网络技术重构了传统强弱关系，网络标签便是二元对立语境中的抗争武器，它产生于对特定事件对公众集体记忆的激活11。此外，程军等人以情感因素为索引，将社会结构、网络动员中的情感力量视作群体标签的生成核心5。综上，学界就群体标签的生成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索，为“矛盾式”标签研究提供了丰富分析基础。与此同时，也存在两点不足之处：第一，对于群体标签、结构作用以及主体互动的关联性认知仍较为笼统。较之结构作用论、主体型塑论，叠加建构论已是相对成熟的解释框架。但是一些学者仅阐释了群体标签生成中宏观结构、网络技术的叠加效用，未能有机地将此类要素串联起来，系统78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解答群体标签何以在结构、技术的交互下被牵引而出。这不但可能造成网络群体标签的丰富意蕴被束之高阁，更会造成该领域研究的知识累进困难。第二，对于“矛盾式”标签的意涵解码局限于表层。显然，既有研究中不乏学者对“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予以探讨。然而他们时常仅以常规方式进行解读，未深入地挖掘该现象包含的矛盾式社会心态、情感动能，更是无从勾勒其系统性的生成理路。有鉴于此，亟须找寻一个中间变量来填补“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群体标签”三者间的逻辑沟壑，协助我们观测“矛盾式”标签生成过程中青年群体的复杂心理变奏过程与行为选择逻辑，指出具有契合性的应对策略。而身份认同便是一个能够担负起该角色的额外变量。（三）“矛盾式”标签的生成与青年身份认同的变奏身份认同即“identity”，兼具“识别”与“认同”两层含义。个体通过与他者、他群的横向比较，以识别自我身份、确认自我社会位置，并认同其身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便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实现过程。因此，身份认同即对于“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等自我存在性问题的反思性回答。社会学领域中，身份认同广泛应用于青年网络身份认知等议题。身份认同也时常被置入网络群体标签研究，被视作是标签生成的重要环节，即青年为追寻身份认同而创设标签。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青年主体对“矛盾式”标签往往持一种游离于“身份否定身份认同”间的自我对抗姿态。以“小镇做题家”为例，青年群体一方面以“小镇”“做题”等符号彰显其平庸、常人身份，另一方面又以“家”等卓越、精英头衔对抗其大众身份。冲突式的身份表达意味着青年群体并非对该标签抱以单向认同，而是持以情感割裂、身份交叉的矛盾态度。本研究试图重拾身份认同理论，通过厘清“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复杂关联，还原“矛盾式”标签的生成理路。身份认同理论主要经历了三重范式的流变：首先，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即认为人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感触世界与他者的统一体。如威廉詹姆斯将自我分作“主我”“宾我”12，以表达自我的积极知觉与被动感觉；其次，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强调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如 20 世纪初库利以“镜中我”指出了自我认知过程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作用，认为自我是与他人交互时的反射性视像13。在此基础上，米德指出自我身份建构来源于符号性的社会交互实践14。以谢里夫为代表人物的群际冲突理论，同样强调了客观利益关系对于个体身份认同形成的显著作用15。布迪厄为弥合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分歧，提出惯习理论强调身份认同是一种“身份化”的社会结构16，指出了建构、结构作用的交融关联。吉登斯也曾强调，现代社会的个体身份认同来自“结构性自反性”要素的合力。一方面，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控制愈加丧失，个体需要以选择自我身份的方式重新组织身份图式，以加强对生活的控制17。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对于涂尔干分工论中以社会生产结构决定身份、角色的传统认知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进一步提出“结构行动”互为资源、基础的二重性循环逻辑，如果我们将身份认同视作某种社会事实，同样可以发现身份认同产生于结构性因素、自反性行动的交互。显然，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个体身份认同是结构与行动的结合物，这也为我们判读“矛盾式”标签指引了逻辑路向。身份认同视野中，“矛盾式”标签的生成，包蕴着青年群体破除身份区隔宰制、完成身份认同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79脱域性重建的建制化逻辑：一方面，变局时代中的制度、文化、阶层等社会结构力量作用下，部分青年群体被型塑为区隔于“城市人小镇人”“成功者平庸者”之列的他者，“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便成为表征其认同危机及矛盾心态的生动画像；另一方面，风险共担、戏谑暗喻等自反性情感动员下，被牵引而出的“小镇做题家”标签恰适地扮演着青年群体统合冗杂情感、诉求，实现身份认同与意义空间脱域性重建的时代公器。囿于群体标签的逆向规训与宰制，青年群体可能在身份框架的寄居中加剧网络圈层化倾向，甚至促发出震荡网络秩序的舆论风险势能。本文主要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图1 本研究分析框架（四）研究方法本文以“小镇做题家”这一典型的“矛盾式”标签为例，主要运用互联网田野与文本分析法，将互联网田野选定为豆瓣平台讨论小组以及微信、微博相关话题讨论区，通过对相关主体文本话语结构的分析，考察促成“矛盾式”标签的社会逻辑。这一研究设计取决于对“小镇做题家”标签形成过程及其群体构成的考量。“小镇做题家”源自豆瓣平台“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网友发帖，指代擅长苦读、应试却缺乏一定资源与视野的来自小城市或小镇的青年学生。该小组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大量在读或毕业于“985”“211”高校的学生往往自称“废物”并分享失意感悟。“小镇做题家”网帖出现后旋即引发组内热议，其成员开始自嘲为“小镇做题家”，表达对原生家庭、生活困窘与迷茫前景的感慨。2020 年 6 月 3 日，微信公众号文章小镇做题家：一个 211 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获得超过10万阅读量后，“小镇做题家”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即“破圈”，并于2022年7月在微博“明星考编”话题中再次触碰公众敏感点、掀起舆论争议。大量挣扎于自我认知困境的小城镇青年学子或持有相近感知的青年群体，开始于各大平台中坦露经历、形成广泛的群体认同，其后在人民网、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中，“小镇做题家”正式从部分群体的自嘲转变为社会公共议题。80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显然，作为流行标签的“小镇做题家”，经历了从单一圈层互动到平台广泛延展、群体构成泛化的形成过程。鉴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矛盾式”标签的社会生成机理，主要探讨广义的“小镇做题家”，因此既包括活跃于豆瓣平台中的小城镇青年学子，也包括对该标签具有自我认同感或近似感触的青年网民。在资料收集上，同时采用豆瓣、微信及微博平台的相关文本，并作出一定的使用区分：一方面，选取豆瓣平台“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镇做题家”小组讨论区，以“小镇做题家”为关键词从中检索出 1219 篇网帖，并人工筛选出 302 篇相关文本。豆瓣小组中的“小镇做题家们”是处于身份认知困境的众多小城镇青年学子的缩影，通过对该群体话语互动的持久追踪，能够还原其较真实的心理活动与行动策略，有助于剖析型塑“小镇做题家”标签的客观、静态的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筛选微信、微博平台中“小镇做题家”话题相关互动内容，并将具有代表性的留言予以编码作为分析样本。三、身份区隔与认同危机：“矛盾式”标签的结构性型塑身份认同一般基于文化、地域、阶层等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异质性要素展开，个体在与他人的多向度对比中完成自我认知及社会定位。这一过程中，个体可能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文化、阶层等要素作用下，被筛选、区隔为不同类别社会成员并具备不同权利资源18。在这种身份系统支配下，被区隔于“理想身份”藩篱之外的个体或群体，便可能呈现出存在性焦虑、身份挣扎心态等认同危机倾向19。基于互联网田野及文本考察发现，随着转型期社会结构更迭加剧，身处时代变局处境中的小镇青年学子等部分青年群体，往往在文化制度、同侪竞争、阶层变迁等领域的差异性群体对照中，呈现出游离于“城市人小镇人”“成功者平庸者”的角色困惑。这一逻辑路向下，“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的涌现，正是变局时代下青年群体经受身份区隔与认同危机的客观后果。（一）制度安排分化与困窘的“非法者”身份认同并非自由意志表达，而是诞生于特定社会权力结构。户籍制度作为社会权力的集中表现，构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基础坐标轴。制度安排作用下，小镇青年学子等部分青年群体即便考入大城市名校、实现物理空间迁移，仍可能被孤立于户籍政策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范畴之外，促成“合法的认同”缺失下的认同危机。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背景下，城乡发展频率不同步、局部领域资源配置失衡往往是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其中户籍制度对于青年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户籍差异不仅体现为居住地不同，更是在经济水平、发展视野、社会资源获取等生活变迁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小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小镇做题家”成为社会公共议题，以“小镇做题家”自嘲的群体愈发庞大、泛化。显然，当前语境中“小镇做题家”所指群体不应再局限于豆瓣圈层之中，而广泛指向网络平台中对“小镇做题家”具有认同感的广大青年群体。因此本研究探讨的“小镇做题家”群体，指的是出身平庸、擅长应试的小城镇青年学子，以及与其持有近似感触的部分青年网民。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81镇做题家”的话语也印证了制度安排的资源分配悬殊：“自己是从比较偏僻的地方考出来的，到了大学之后就发现自己和其他同学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很难弥补的，比如谈吐、视野、资源等”（网友“Lw7”）。因此考取名校、落户城市，往往成为他们的理想境况与身份愿景。然而囿于城市的特定制度安排，部分出身小城镇的名校学子仍可能被区隔于“市民身份”之外，难以达成理想的境遇变迁目标。以北京、深圳等特大城市为例，即便在当地获得研究生学历仍可能难以达到落户标准，直接影响其购房、教育、养老等资源的获取。“我大约是拿不到北京户口了毕竟对于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自己的下一代能享受好一点的教育资源。可惜现在看来，还得靠他们自己努力，我是能力有限了”（网友“盏下尘”）。作为制度排斥的结果，此类青年学子可能处于缺失合法性认同的“非法身份”状态。卡斯特认为，“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20。因此当部分小镇学子无法获得城市户口等制度保障、缺失“合法的认同”时，便可能将身份区隔感内化于自己的行为、观念与身体之中，促成其“非法性”身份感知与认同危机。“我说自己是小镇做题家真的是抬举自己了，说小村做题家还差不多，毕竟城镇与农村的差异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户口上”（网友“李辉煌 1994”）。基于制度区隔产生的“他者”形象与“体制外”角色感知，使这些青年学子陷入一种折返于“市民镇民”的矛盾化认同危机窘境。差异性制度安排及其催生的身份认知困惑，助推部分青年群体产生了“小镇做题家”的矛盾感知与自我嘲弄。（二）文化结构脱嵌与焦灼的“漂泊者”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面相，内蕴着个体的文化改造过程。随着转型期社会流动加速，社会成员往往身处多个文化体系，初始文化可能与外部文化形成差异或矛盾。包括小城镇学子在内的部分青年群体，同样可能在文化场域切换中面临文化结构脱榫困局，并促成“小镇做题家”这一矛盾身份认知。传统乡土社会的互惠网络与生存秩序，建构于血缘、地缘等稳定性文化符号之上，居于熟人圈层的个体在集体意识下承受庇护与约束。随着我国转型速率抬升、个体化趋势愈发显著，传统社会联结所供给的集体支持感，可能在市场力量、社会流动等多向拉扯下式微。而小城镇青年群体涌向大城市名校的空间流动，也是一次跳脱出乡土熟人交往框架、跻身城市生存场域的现代化身份变迁实践。居于异乡陌生人社会的青年学子，可能在旧有文化环境与社会联结的退场下，被动、独自地应对风险挑战，产生孤独感、焦灼感等负向社会体验。“我父母在老家的人脉广，我一回来就能进不错的单位。之前我一直坚决地回绝他们，坚持要去北京工作。可经历了这次找不到实习的打击以后，我觉得去大城市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回家”（网友“觞樨”）。此外，于异乡求学的青年群体可能在与新式文化联结的接续中存在困阻，为重建交往结构与社会联结，需要以突出既有文化符号为前提。然而大城市、小城镇间的文化旨趣存在诸多迥异，在消费、生活、学习等日常实践中，小城镇青年群体不易与大城市同伴实现文化身份的契合。“去上海读书以后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冲击力，我们这些通过高考挤破头上来的，和那些从外国语中学保送上来的孩子，从外貌言行到思维方式，就是有种莫名的差距”（网友“hq”）。小城镇青年群体的82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旧有文化身份可能被看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劣势文化符号，并在歧视性、压制性目光中品尝到自我弱势化的情感体验。囿于旧有文化联结的断裂、新式文化联结的接续困难，一些奋斗于异乡的小城镇青年学子往往怀揣社会联结的期盼，成为游荡于城乡两侧的文化秩序之中的“漂泊者”。社会排斥下的不安全感，以及文化分裂下的焦灼感等结构性现实，可能使得他们发现自己成为无法和“成功的世界”与“传统的世界”同一化的人21。面向“小城小镇”出身的慨叹，以及对“大城市”的向往与融入的无力，“小镇做题家”便成为部分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缺失下矛盾情感的清晰写照。（三）功绩惯习规训与倦怠的“苦修者”竞争能力既是个体实现阶层流动的前置要素，也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构成。为避免于功绩社会的内卷化竞逐中陷入劣势，部分先赋性资源匮乏的青年群体仅能凭借自我工具化以维续竞争力，在奋进角逐与倦怠焦虑的矛盾生存态度中徘徊。传统社会生产与分工旨在满足基本的社会互补及交换，由此维持着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与秩序。然而在工具理性膨胀、劳动异化显著的现代加速社会中，数字化绩效管理成为维持社会高速产出与再生产的支配逻辑，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作功绩社会22。这种推崇竞争、抛弃个性化意义的社会中，学习、工作开始被降格为维持基础生命的劳动，社会成员需要培塑出自我挤压、自我工具化的内耗式生存心态23，从而在纯粹的同一性内卷与竞争中争取有利位置。于同样被卷入功绩社会洪流的小城镇青年学子来讲，自我工具化的苦修实践时常成为其奋斗历程的重要构成。“初中开始就每天五六点起床，晚上十点下课，日日夜夜都在做题。初中每周放半天假。高中则是每个月两天，同样是从早到晚做题。我没有时间留给我自己和我的爱好。我没有爱好”（网友“但愿我能化作夜”）。为考入大城市名校、摆脱资源劣势境遇，这些青年学子需要穷尽时间精力以精修学业、反复自我施压。“作为农村出身的“985 废物”，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大的努力，才能达到别人的起点而已。学习仍然是最好的出路，没有之一”（网友“逆袭的老杨”）。以苦修学业赢得成绩的机械式“功绩惯习”，成为了这些青年群体面对内卷桎梏、资源失衡挑战的取胜路径。然而，倦怠与焦虑往往成为维续功绩惯习所附带的高昂成本。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指出，“这种竞争能量的总动员却付出了它的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存在于那些感到自己遭受屈辱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人群的后竞争的脆弱症中”24。绩效管理监控下，焦虑、倦怠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能量，社会成员为避免被学校、市场淘汰，而只得内化消极感触、寻求新的竞争力增长点。于小镇学子等青年群体而言，竞争引致的倦怠与焦虑，可能随着竞争平台的延展、竞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而更为剧烈。“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每一个老师每一位家长都在告诉你，高考就是你奋斗的终点，你考好了人生就一片光明了，可是现实呢”（网友“照堃”）。为消解同侪压力、在不确定性境遇中获取稳定状态，这些青年群体需要保持苦修与内耗惯习。在绩效竞争、内卷与焦虑的循环往复中，即便对“做题”的意义、对未来进取方向产生怀疑与迷惘，又往往仅能以“家”的称号进行自我疗愈，“小镇做题家”标签正是这种矛盾情感的恰适凝合。（四）阶层跃升滞缓与消退的“英雄诗”阶层水平是个体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身份组成的关键维度。囿于阶层流动结果与自我期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83待的冲突，包括小城镇青年学子在内的部分青年群体可能难以形成理想的阶层身份认同，继而促成了“小镇做题家”式的失意慨叹。社会学视野中，默顿笔下“制度化手段文化目标”间的协调与平衡25，维续着资源流动与社会活力，我国语境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改变命运”等经验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这一逻辑的印证。“从小父母和老师的教育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好大学就可以飞上枝头当凤凰”（网友“偶然”）。因此微观意义上看，以升学等手段改变人生际遇是小城镇青年学子的奋进向标。宏观意义上，此类境遇跃升者的显著社会流动，更是成为相对弱势阶层击破资源匮乏限制的成功表征或英雄符号。然而，升学式流动的路径在不同时代节点中效果不同。改革开放初期阶层变迁以结构性流动为主，高考制度等基础体制变革往往引发大规模流动，“知识改变命运”便是一些青年群体以考学打破城乡二元限制的具身性写照与经验归纳。随着社会变革平稳化，阶层变迁转变为相对性流动，阶层跃升有赖于社会资本、竞争资质、社会机遇、流动动机等“先赋性资本后致性努力”因素的 叠合。26此外，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成熟化，致使高等学历成为“求职入场券”而非“阶层流动的 良币”27。面临学历贬值、先赋性资本薄弱等挑战的小城镇青年学子，往往无法依据其先辈经验实现显著阶层流动，更是难以于短期内弥补与城市同辈群体间的代际阶层差异。作为其结果，小城镇青年学子可能逐步消减对地位跃升的遐想空间，丧失对于理想身份认同的追逐权。贝克尔认为，由于人文价值消解、资本主义膨胀等现代性危机，陷入虚无主义的西方青年无法在日常行动中感触到象征改变命运的英雄主义28，英雄符号在自身生活、发展困境中消磨殆尽。回到我国语境中，小城镇青年学子并非如西方青年般丧失对于文化体系的信任，而是在仿照先辈的流动挑战中日渐妥协。他们踌躇于如何寄托心中的理想信念，茫然于如何在流动滞缓的境遇中阐述自我的“英雄诗”。“从小到大老师家长给我们灌输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结果到社会上，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孩子，顶着厚厚的瓶盖眼镜，弓着背去996。我们奋斗了 20 年的知识，啥都变不了”（网友“感觉自己萌萌哒”）。当前我国语境的“英雄诗”并非完全消散，较之传统的考学路径不通，而在网络直播等新兴领域中的一夜暴富的“英雄诗”却仍在诉说。“宇宙的尽头都是直播带货，一堆名校的人分一杯网红的羹，因为来钱真的快”（网友“江湖骗子”）。“带货一哥”“直播一姐”蕴含的世俗性成功符号，不断反向撩拨、刺痛着部分青年群体的疲惫内心。显然，“小镇做题家”的自我形象感知，便是作为对世俗性成功学的反衬。其中“小镇做题者名家”的矛盾式语汇设置，也仿佛是无法挥写自我“英雄诗”的自嘲。四、情感聚合与认同重组：“矛盾式”标签的能动性生产在结构性作用下，“小镇做题家”等“矛盾式”标签成为部分青年群体于身份区隔、认同危机下的客观写照。在此基础上，主动贴上“小镇做题家”标签发起风险共担、戏谑暗喻等自反性情感动员，成为他们实现身份认同脱域性网络重组、重构自我存在意义的恰适路径。与此同时，囿于网络技术携带的不确定性变量，“矛盾式”标签可能以型塑机械化共同体、解构化空间及弱势性伦理84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的方式，对青年群体发起逆向规训，甚至牵引其发起激扰网络秩序的舆论风险。（一）风险共担：认同式团结编织与机械化共同体统合风险共担指的是营造紧张氛围以吸附他者关注，形成集体感以共同抵御不确定性损失、稀释焦虑。当前部分青年群体往往群聚于网络场域中，通过聚合焦虑话语、整合情感能量来共担风险冲击，这与其面临的风险挑战高度相关：从风险环境上看，现代社会中的不可预估性风险显著增多，家庭资本、竞争能力有限的小城镇青年群体更可能受到失业等风险威胁；从风险承受上看，现代性带来了制度体系、生活场所、社会角色迅速更替，人们难以形成稳固联结的团体以对抗风险，从而陷入迷茫、孤独与焦虑。面临处境切换、身份流变等挑战，小城镇青年学子同样无法被乡土或城市的文化规则、社会联结所接受，他们生存于弗洛姆与波伏瓦的“逃避自由追寻自由”之间，感受着现代风险引致的本体性不安全感与存在性焦虑。如何形成团体以对抗风险？卡斯特给出了答案，即基于认同编织社会联结。卡斯特认为，认同是行动者基于一定社会属性，进行自我辨别、建构自我意义的过程，它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292-3 这意味着现代生活世界中基于观念、情感、语汇等流动性元素建立的认同联结，正在取代血缘、地缘等传统身份符号，成为构筑社会团结的新要素。正如豆瓣平台“小镇做题家”小组中，近 5000名青年网民正是通过共享坎坷经历与失意情绪，广泛召集了同乡、同校或身处相似境遇的“做题家”。他们在观点、情绪交互中搭建起承认彼此身份、旨趣的意义框架与群体秩序，消解风险社会中内卷竞争、阶层流动不畅等不确定性冲击带来的消极感触，这便是认同式团结的组建过程。与之相近，当象征风险的争议性事件发生时，一些有相近感触的青年群体便会啸聚微信、微博等平台，投入“小镇做题家”身份发起风险共担动员，以形成认同式团结对抗风险、缓释焦虑。比如在近期“青年失业话题”讨论中，“青年失业率上升”等讯息一经报道，自称“小镇做题家”的部分网民便群聚于相关评论区，就失业率增长、前景不明而发出慨叹：“眼底映出，一阵浓烟，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网友“张文龙”）。其他“做题家们”则在评论、转发与点赞中，对于失业风险追加修辞式的情感渲染，激活着部分青年群体的风险意识，并感召其涌入“小镇做题家”身份以形成负向情感的和鸣共奏。他们在话语交互中传递认知体验与情感认知，形成共担风险集体意识与群体联结，共享着“小镇做题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分发的社会支持感与安全感。正如部分“小镇做题家”感慨的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这就是坚强活着的我们”（网友“沐泽”）。诸多青年认领着“小镇做题家”身份以形成认同式团结、分摊风险焦虑，并推动着这一“矛盾式”标签的型塑与破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身集体以稀释现代焦虑的互动实践，同样内隐着营造风险幻象的可能。弗洛姆在 逃避自由 中曾指出，人们为逃避现代性带来的焦虑、孤独等特殊的“自由”而涌入群体时，是以让渡自我独立性为代价，在群体规范的压制下制造出充斥极权主义、外显机械趋同的彼此30。这意味着盲目寻求集体感的逃避机制无法使人们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与安全感，甚至可能触发群体暴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青年群体逃入“小镇做题家”标签以实现诉求、情感的高度统合时，钳制其生活质量、发展机遇的诸多挑战，可能在群体话语交互中被建构、夸大为单向度的风险臆测，部分青年网民甚至以随意污名他者的方式宣泄焦虑。如相关专家就“青年失业率”话题表达积极预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85期时，部分“小镇做题家”仍以挑战性话语予以质疑但却获得其他网民点赞支持。当“小镇做题家们”基于经验知识臆断开展风险建构，将意味着“专家系统”这一吉登斯口中“对抗风险的良方”的信用破产31，更是可能将“风险生产者”的身份，任意安插在专家等象征精英群体的对象身上。（二）戏谑暗喻：拒斥性认同型塑与解构化空间增量戏谑暗喻指的是以幽默诙谐的话语形式间接表达诉求与情绪。该方式时常出现于青年群体的网络表达中，以期通过迂回方式表示诉求与情感，这主要产生于两个维度的因素：一方面，部分青年群体在变动社会中的切实诉求。“小镇做题家”走红于 2022 年 7 月，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期与动荡变革期叠合之际，国内利益格局呈现为一定的结构紧张状态32。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等结构性矛盾，是这一特殊时期不可避免的客观后果。因此，部分青年群体深刻感触到双重相对剥夺感，即纵向自我参照下因未能实现预期目标而失落，横向对照下因部分群体借助原有优势、机遇顺势而起感到不公平。另一方面，戏谑暗喻式话语能够实现低成本的有效表意。较之污名式的攻击话语，戏谑暗喻则往往是玩世不恭地表达意见、宣泄不满。它作为一种基于自嘲、反讽而展开的软抵抗，能够在传递诉求、情感时规避失范性舆论携带的风险变量。基于此，戏谑暗喻往往成为部分青年群体的重要网络动员方式。一方面，从网络社区的话语交互上看，豆瓣等平台中“小镇做题家”的相关讨论小组，便是以“985废物引进计划”的戏谑话语命名。日常实践中，“小镇做题家们”彼此之间正是不断通过相关的话题设置，动员彼此加入自我矮化式话语互动。另一方面，从随机议题的话语情境上看，当涉及社会精英的争议性话题浮现，自称“小镇做题家”的部分青年群体便频频以戏谑暗喻传递意见与情绪。当“小镇做题家”群体受到部分媒体、网民嘲讽时，一些“小镇做题家”又以自嘲“小镇错题集”“乡村草稿纸”来表达无奈与怨怼。“他们211985是小镇做题家，那我是啥？山村草稿纸？”（网友“建洪”）在“小镇做题家”戏谑暗喻的效仿中，他们以自我嘲弄的方式将作为精英的他者置于对立面，又在幽默的话语交互中传导、增强着价值导向与情感认知，刻写着彼此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印记。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卡斯特意义上的拒斥性认同，即“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294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是通过划定一定的边界来建构“抵抗的战壕”，建构集体式的抵抗力量以对抗外部压力。在戏谑暗喻、拒斥性认同作用下，居于异乡与社会体系边陲的“小镇做题家”，在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竞争与放弃的夹缝间，构筑起了一个专属于该群体的独立社会单元，实现着自我意义与生活经验的脱域性重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传递诉求、宣泄负向情感的“小镇做题家”标签，却也可能在戏谑文本的生产、拒斥性认同的衍生中，悄然型塑出解构权威的风险空间。一方面，具备较强幽默属性的戏谑暗喻，并非内核简易的娱乐文化狂欢，而是包蕴扁平话语结构的解构性草根文化。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它更是能够以嵌入日常舆论实践的方式，随意挤压、消解既有权力结构。在稀松平常的嬉笑怒骂中，悄然创造一种稀释权威、去神圣化的戏谑空间33。另一方面，溶于戏谑暗喻中的拒斥性认同，是一种基于支配性制度而构筑的防御性认同，它实则在划分自我边界的同时逆转着其原有的价值判定，是“被排除者对于排除他的人所进行的排除”296。因此以“小镇做题家”身份表达戏谑话语、形成拒斥性认同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浸润于解构性文化空间、累积消极情绪的过程。不断催生出86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包裹怨怼、湮没理性思维的话语激流，反向地消解该舆论场域作为“社会排气孔”的优势效用。（三）道义援护：同情性认同激活与弱势性伦理衍生道义援护指的是通过文本等形式制造弱势符号，以吸纳他者的同情感、激发针对“强者”的愤怒感。这一方式之所以频频浮现在部分青年群体的网络互动中，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第一，文化结构断裂、阶层跃升滞缓等遭遇下，部分青年群体在与他者的对照中，深刻体验着作为“非法者”等相对弱势角色的事实；第二，在我国的道义文化环境中，关怀弱势群体具有较强的合法性。民本论、德性论中“以民为粹”“锄强扶弱”等朴素道德观，皆强调着协助弱者以对抗强者，是我国民众世代沿袭的日常行为准则。“同情弱者可能是人的天性，也是表现自己品德高尚的廉价手段。谴责强者，也可能是人的天性，更可能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为自己在心理上讨回点公道”34；第三，网络后真相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事件的真相往往产生于大众话语的拼贴与重构35。较之事件的真实内容，基于情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立场更能够成为主导舆论生产、走向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道义援护构成了部分青年群体的关键动员策略。一方面，部分青年群体时常在作为“小镇做题家”舆论阵地的豆瓣等平台中，强化群体内部的弱势姿态。“弱的认同意味着恪守某一自我形象，缺乏随环境变化而修正生活故事的能力”36。这些青年群体正是在交互感叹“努力无用”、自称“废物”的反复性日常实践中，日渐夯实了作为弱势者的“小镇做题家”身份。另一方面，在网络偶发议题迸现时，“小镇做题家”符号所凸显的弱势意蕴可能旋即将作为网络哄客、散众吸附，一同对抗被建构的“强者”。“在特权眼中，我的努力，不过是他们嘲笑讥讽的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并不可笑真正可笑的，不过是那些享有特权而不努力的人”（网友“Ayoung”）。在“小镇做题家”的弱势话语输出中，与其怀揣相似境遇、情感认知的其他网民，可能在默契共情中涌入其中互相驰援作为弱者的彼此，“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符号象征的弱者底色也将进一步深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伯克意义上的同情性认同37，通过交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