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域下近现代中国两次变局的时代嬗变.pdf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作者简介 孙世浩（），男，长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红色文化、青年发展研究；王英杰（），女，满族，吉林伊通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第 卷第 期 年 月哈尔滨学院学报 文章编号 （）大历史观视域下近现代中国两次变局的时代嬗变孙世浩，王英杰（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摘要 变局是事物运动发展的等义语。近现代中国经历的两次变局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当千年封建制度行将就木之时，“两半”封建境遇下的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陵谷沧桑之间，中华民族文明依旧，新时代已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话语之变，是在现实发展阶段的时代之变，是文明兴微继绝的历史之变。置身大历史观视域下，能够更好地从古今硕变的历史渊源、文明局势的中外纵观、动力变革的人民力量等逻辑去理解两次变局的时代嬗变，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百年变局的多元整体性、相对稳定性、历史主动性和复兴必然性。关键词 百年变局；近现代史；大历史观；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党派、团体组织甚至先进个人在不断深化对世界大局和民族危局认识的基础之上，力图谋得民族和国家颓势的根本扭转，但均未能如愿。晚清“裱糊匠”李鸿章曾以“三千年未有大变局”概括彼时中国之于世界的现状。东方大国日渐衰微的同时，西方世界却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逐步变革上层制度，相继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对当今中国之于世界的关系作出极凝练的表述和富有前瞻性的判断。从首次提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到 年正式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的大局观在理论构建和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充分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审视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出发点。新时代是政治话语，更是历史分期标志。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向大历史观的转变。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指在历史长程中看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中、在国际的宽视野中看问题。时代一旦过去史实就已写就，但史观和历史的评价却刚刚开始。运用大历史观洞悉、研究近代以来的大局嬗变对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开辟时代新局有重要意义。一、大历史观的发展脉络和大变局观的哲学源起（一）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传统着眼于在历史过往中总结成就，分析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所谓独特，不是其他国家、其他党派否认历史的价值，而是就其特殊利益而言难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更无法从中汲取历史的营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等阐述是中国当代历史观念基本来源。这种不以剥削者话语解释世界的史观能够得以诞生和延续，不仅基于理论上的先进性更基于认识实践主体上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旧的、资本主义话语下的史观来解释历史，而是基于革命的和辩证的历史观来洞察世界。中国特色历史观基于“知”与“行”的一般规律，经历了实践与认识的反复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和判断原则中国化、时代化，最终形成大历史观。这一史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在新时代历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历史思维新的呈现与提升，代表着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现实态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念始终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而飞跃。革命年代，毛泽东将历史分析一般原则引入革命斗争，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在前进中写就新的历史。邓小平在组织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提出，“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初衷是为了更好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极具哲学思维的实用原则逐渐成为党分析历史的基本原则，并构成大历史观生成的理论先导和基础。评价人物、党史分期，都以这个方法论为基本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树立史观的意义，大历史观的提出继承党对待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又着重和深化了对待历史的广博视域，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间断性，在更广大的时空条件下分析、研究和解释历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守正创新，是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观的重要一步。（二）大变局观的哲学源起变局观之所以能够提出首先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考量。所谓变局，就是根据世界变幻、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抽离出的具有抽象规律性的认识。对变局这样一种“概数”概念做细致的历史细分，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与纠结变局的具体断代相比，充分认识变局观形成的源起特别是哲学渊源更有意义。对世界规律性的追问可以上溯至中国古代朴素哲学时代，不可谓不早。但变局观念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的核心考量，反而更强调“恒常”和“复归”，这种“复归”虽可维系统治基础，但不能否认已可见庸俗的、单纯的历史循环主义端倪。儒道两家最终都无可避免的走入到唯心主义的机械循环论并深陷其中，保守主义甚至成为弥合儒道两家分歧的纽带，且尤以儒家更甚，其封建道德的着眼对象由人和人交往演化为人和君主交往，并最终成为君主专制的寄生。分封制瓦解后对变局的认识就始终存在缺位。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介入迫使中国人开始“开眼”，并逐步接受变局下的世界。“自然抽象”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下实践对认识决定性变革的重要反映，实践的经验结晶 认识，都是由存在着的社会自然通过实践的方式抽象出的成果。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作为思想武器分析大局，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变局作为无可辩驳的客观存在是矛盾着的世界所外化出的一种基本表征，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抽象逻辑在历史演进中的现实体现；二是人们对变局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即变局观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也是党在新时代大局观产生和演化的规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分析、实践探索不断深化正体现这一规律。二、两次大变局时代嬗变的产生机理近代以来，两次大变局的出现都无疑是时代嬗变的直接结果。无论衰微日益还是复兴日进，就变局的产生机理而言，都应当从古今硕变的历史渊源、文明局势的中外纵观、动力变革的人民力 量 等 逻 辑 去 理 解 两 次 大 变 局 的 时 代嬗变。（一）古今硕变古代中国是文明延续和物质积聚的典范，中华文明的绵延是中国特色的根，具有重要现代意义。历史上中华文化与外界的沟通虽充斥摩擦，但都不构成能真正意义上的变局。诗经 商 颂 出 典“命 于 下 国，封 建 厥福”，这种以封建为名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社会制度的主体，并使中国成为封建社会历时最长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生产力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更迭，资本话语取代政治话语，把中国古代思维中政治和经济长期颠倒的从属关系彻底颠倒过来。中国逐渐在世界的了解中远离世界、在世界的发展中停滞发展。近代以来，在殖民思潮和资本规律的驱使下，西方列强几乎必然的瓜分和蚕食中国。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局和转型阵痛由此出现。李鸿 章 在 同 治 十 一 年（）、十 三 年（）于 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筹议海防折 中两次提出“三千年未有大变局”。其以国土国防为切要，忧心于“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指出列强能够“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他已经看到变局的严峻性 “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却又不能不坚持维护清王朝“我皇上如天之度”岌岌可危的尊严权威。清末的境遇与中国古代其他王朝相比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其核心莫过于封建体系的变局和封建架构的解体。究其根本，无外乎是中国“两半”社会的“危局”。李鸿章并未意识到无论边防海患还是通商传教都不是这场变局的全部，而只是表象。勉强的涂饰第 期孙世浩，王英杰：大历史观视域下近现代中国两次变局的时代嬗变终究不能抵挡历史的洪流。近代中国纷乱复杂的局势为党的成立，为此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了最根本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敏锐感知当代世界指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不再是历史“困局”，而是时代“新局”。党的百年奋斗使中国远离积贫积弱，稳步发展。年中国 总量已超 万亿，人均 超 万美元。成绩斐然的中国经济只是新时代以来国家成就中的一部分，但足可说明新时代变局的“力量感”。正是这样的中国 秉持马克思主义、立足当代国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才使中华民族有足够底气实现伟大复兴。与古代中国相比新时代中国更有能力、有智慧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正是以此为契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诸多巨变，但就其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就其勤劳勤俭、平等友善的立身原则而言，中华文化的有益内核绝没有被抛弃。当代中国的变局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变局，是掌握自身命脉的变局，也是共谋世界福祉的变局。（二）中外博弈古代文明之间的交往络绎不绝，文明交流和碰撞从未止息。两汉时期形成的跨国贸易渠道“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以文化交流为宗旨的“遣唐使”“留学僧”等，都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政治互鉴打通渠道。封建王朝以来，以开放的姿态和世界对话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在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因此明清两朝对外交流随封建制度的没落而日渐萎缩。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碰撞陷入的沉寂，最终被列强以战争侵略方式打破。四次侵华战争、三百余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治权、经贸、文化等权利近乎全部沦于列强豪夺之下。中国被迫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臣服于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近代中国的对外局势完全陷入被动，“千年之变”因而产生。澎湃的世界洪流也曾把变革的先声传递到中国，但封闭自守的晚清朝廷，没能及时认识世界历史的时代命题，不仅拒绝加入到世界历史之中，更拒绝承认生产力变革的重要性，只能被时代抛弃。置身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大变局观，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论述。二战后，世界进入大规模热战休眠期和局部冷热战起伏期。世纪 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当今仍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政治标准，但也出现不少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阵营以沉重打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陷入低迷；新自由主义再度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政策集群之中；霸权主义和垄断思想甚嚣尘上，国际秩序面临改写和重建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代替零和博弈的新形态，也需要对国际关系给予更多包容和沟通。基于此，国内外复杂形势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近代以来两次大变局所体现出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封建统治走向没落后“西升东降”的趋势和复兴大业不可阻挡中的“东升西降”趋势。近现代东西方的“升”与“降”是不同文明碰撞后的文明形态选择，更阐释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西升东降”也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转变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基于资本主义快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言。“东升西降”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转变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虽然“东升西降”的趋势和西强东弱的地位暂时构成了世界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困境和弊病已经成为客观实际。解释“东西”“上下”“强弱”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着眼于社会演进的历史逻辑。由于封建终末的近代中国没有选择扭转日益倾颓的局势，没有选择科学的、真理的文明形态，导致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最终几乎滑落到文明史最低点。而西方则以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对漫长中世纪变革的趋向，在资本话语体系下获得实力、地位上的扭转。由此一来，东西方文明定型出“西升东降”总趋势，即使能够侥幸随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少数几个东方国家也在未来漫长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在党的带领下逐渐拥有了实现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制度和体制基础、文化和思想基础。新时代又把各方面条件进一步提升，民族复兴真正成为中国梦的内涵。如果近代中国是在世界的推搡中进入世界、了解世界，那么新时代中国将在主动推动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前进和发展。从被动进入到主动参与，不仅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更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强大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人不仅能够救中国，也能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实践者，让中国的行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三）动力变革从阶级意识的逻辑分析历史，人民意识是自我意识的首要因素，是变局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封建王朝的阶级大多早于封建王朝本身，往往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形成或产生雏形，阶级思想的深根固柢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维系，同时这个阶级基础也是构成漫长封建社会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这种趋向到晚清时已岌岌可危，并催生了清末的历次改革，这些由表及里的改革逐渐触及封建制度的内部核心，但始终没有打破阶级局限性。“裱糊匠”李鸿章的表面裱糊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是飘摇的国家，实际是裱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无论改革与否，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都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无论能否洞见变局，封建阶级统治者都不可能解决变局，而只能被变局所拖曳。能否成功的发动人民群众是两次变局的最大区别，李鸿章的晚清朝廷就是局限在不敢发动群众。阶级局限性是清王朝灭亡的最深层次原因之一，阶级固化直接导致其无法把握先进的革命动力，也没有足够的革命勇气。谁能真正代表人民，把握人民及其所属阶级的脉搏就能走向成功。能否发动群众这一变革的根本核心力量，是两次变局的根本差异，反本溯源，近代中国率先看到了变局，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应变，而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说到底就是代表先进阶级，敢于与群众同向而行，阶级上的先进性实际体现为人民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注重人民性，在抗洪抗震和海外撤侨一线、在新冠阻击战中，都突显党的人民情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底气和实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当且必须从人民中汲取向上力量。“只 有 人 民，才 是 创 造 世 界 历 史 的 动力。”新时代中国不仅能够把握人民立场的自我意识，同样深谙“世界历史”命题的世界意义。马克思全面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指出在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世界历史开始形成。历史不会因外在影响而停下，只有正视历史并参与其中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新时代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在世界变局中实现更大飞跃。正因为近代以来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都未正确认识生产力变革下的世界历史转向，才没能赶上世界；正因为世界历史理论的彻底、科学，才能支撑起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复兴。当今时代，历史归于世界历史，“危”与“机”相伴而生，以世界历史眼光审视世界、以世界意识思考变局，就能破变局之困，大步赶上世界。三、新时代大变局的显著特征（一）变局的多元整体性多元整体性是大变局的显著特征之一。所谓多元，首先是指变局所具有的复杂内涵，理解变局不能只考量单一国际关系范畴，这是我们党从大历史观视角审视问题的有益成果，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和仁人志士屡次错失变局中的“机”，一个根源就是各自为营，只从眼前出发，从自身视角考量变局，结果只能是得不到变局的真实特性。新时代的大变局不仅是外交、国防、内政上的变局，也是文化实力、科技水平乃至生态健康较量上的变局。另外，多元也指出了变局的两方面潜在趋向 “危”“机”并存。如何对待和行动，变局就会获得不同的结果。所谓整体，一方面是指上述若干部分所构成的变局统一体形态，另一方面变局的整体性是指这个变局不能够脱离我们所立足的现实国情、党情、社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并最终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二）变局的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之一，主要强调生产关系虽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这种发展又总是保持相对的稳定。既然所谓变局产生正是基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调整而起，那么变局就也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只看到变局之变而忽略其中相对稳定的发展机遇，不可取，更不明智。我们党对于相对稳定性的变局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等不稳定因素，战备的实际情况迫使无法进行更加稳定的发展。但事实上，立足于在相对稳定中寻求发展本就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不能等到“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更加注重稳定发展，既看到世界的动荡和影响世界大局的不稳定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又明确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基本面已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在和平环境谋求发展是重要任务，而想要谋求和平的国际大局首先就是要发展。据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得以提出并不断丰富。新时代大变局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也标志着我们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既坚持把巩固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视为要义，又正视变局中的不稳定因素。（三）变局的历史主动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系统梳理了党领导下四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革命性实践。每一次革命实践尽管形式不同、内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大业在历史主动精神驱动下进行的伟大实践。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历史合力论不是单纯的强调历史的合力价值而第 期孙世浩，王英杰：大历史观视域下近现代中国两次变局的时代嬗变否认历史主动性。把握历史主动，绝不是为历史总趋向下的“躺平”寻找理论渊源。历史总会给人以一定的能动空间，发挥历史主动性，是面对新时代大变局必须秉持的态度。（四）变局的复兴必然性“两个大局”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大命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作为当今时代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决定性地把“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从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实际开展的现实过程。统筹“两个大局”，要认识当代中国“两个大局”的内在逻辑。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要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外部环境前提，只有稳住变局才能开辟复兴战略全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之中，充分考虑百年变局给复兴全局带来的风险挑战。新时代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期，复兴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并终将构成百年变局无可辩驳的归宿，走再曲折的道路都不能真正阻挡复兴的前途，中国梦的实现和大变局的挑战不可分割。四、结语大历史观能够给予我们洞察历史风云的宏大眼光。变局是恒常的话题，近代以来两次大变局的提出都基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境遇，多元整体性、相对稳定性、历史主动性、复兴必然性都是新时代变局的独有的显著特征。近代以来能够摒弃私利的国之大者，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有了底气和保证。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时民族正处于倾颓之际，没能够把握住机遇。当今世界，时代的境遇已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和底气带领中国人民在变局中求发展、谋复兴。参考文献 杨 凤 城 以 大 历 史 观 统 领 中 共 党 史 教 育 与 教 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邓小平文选：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 南京：金陵书局，毛泽东选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陈立新 世界变局与历史观的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责任编辑：张瞳光?，?（，）：，“”，“”，“”，：；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