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作为方法——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pdf

从“作为方法的亚洲”（竹内好）到“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再到“亚洲作为方法”（陈光兴），一系列的“方法”理论力图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转而聚焦非西方地区的主体性和现代化进程。本文进一步提出“地区作为方法”的思考路径，尝试构建由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三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地区框架，并对俄罗斯文学与中日两国的文学关系进行概观，探讨在此框架下重新观照俄、日、中三国间文学现代性生成面貌的可能性。关键词：“方法”西方地区文学关系现代性一、引言 年，继 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美国政治思想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出版了论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部具有持续影响力同时也招致了无数批评的著述中，亨廷顿提出用文化和文明的分析框架重新勾勒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开启了以“文明”观察、理解，乃至预测当今世界格局的全新范式。所谓“文明”，在亨廷顿看来，更多地指向一种“文化实体”。他将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划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俄文学关系中的日本 中介 作用研究”（项目号：）的阶段性成果。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试图由此展现 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由西方文明独占支配地位过渡到多文明相互作用的阶段这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细节处，亨廷顿声称“用 东方 和 西方 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理由是“东方”和“西方”不具备固定参照点，“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在此几乎不必再重提萨义德早在 东方学（，）中即开启了有关“东方”的讨论。尽管亨廷顿的许多观点饱受争议，但其基本立场也不乏从西方内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正是基于同一立场，他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明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文明而非普适文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等观点。当然，就打破“西方东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意义而言，亨廷顿将西方特殊化的努力是重要的。无可否认的是，作为过去数十年来日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西方东方”的思维框架以及各自的概念分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拆解和重审。然而，即便在今日，作为常识性的知识背景和讨论的默认前提，“西方”仍然指涉“世纪的西欧和 世纪又加上了北美的所谓西方”2这一不无暧昧却相对稳定的场域。事实上，亨廷顿所探讨的“西方”也基本循此轮廓。尽管他从多个层面有力地论证了西方的衰落与“非西方”地区的复兴，试图阐明西方的中心地位业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变化，其关于文明冲突的一系列洞见也准确地预言了迄今二十余年间发生的种种国际事件，但是他未能预料到下述事实：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体系和知识生产领域中，西方的中心地位非但没有瓦 12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年，第 页脚注。酒井直树、花轮由纪子主编：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钱竞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第页。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解，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今时今日，作为近代以来帝国和殖民主义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历史“遗产”和“后遗症”，西方中心主义并非只是某种幻觉或者神话，而是几乎弥散于所有社会和学术领域中的客观存在，即便是以一种表面上难以觉察甚至看似相反的形式 如渗透到日常话语中的那些被视为政治正确的“中性”概念或措辞、在西方主流世界获得巨大声誉的少数族裔学者和作家的存在，等等。在讨论非西方国家的议题时，也很难想象能完全脱离与西方进行比较、协商的思考背景。甚至非西方社会时而暗涌、时而抬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舆情，也恰恰构成了对无可撼动的西方中心地位的反向回应和注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非西方学术研究领域，一面对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讨伐，另一面却无论在学术建制、知识生产还是评价指标上，仍习以为常地将西方作为绝对的参考坐标，最终仍滑向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共谋。面对上述现实，本文提出“地区作为方法”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尝试构建一个由俄罗斯、日本和中国这三个非西方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地区”研究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进一步探讨三国间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二、作为方法的地区：“俄、日、中”地区框架的可能性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状况和知识生产体制的挑战，本文主张的“地区”框架无疑是作为“西方”的反命题提出的。就字面而言，“地区西方”的形构也许很容易被视作对“西方东方”“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等所有类似的二元论的承 1今时今日，我们或许更能体会到阿什斯南迪在三分之一个世纪前所描绘的图景：“西方如今已无处不在，在西方之中，也在西方之外；在结构之中，也在思想之内。”（，：，：，：）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续或简单替代。诚然，“所有的对抗性政治都带有一种讽喻，即它是依附在其敌对者身上的”1，这一点无须讳言。毋宁说，地区并非自律性的存在，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这个整体，反而正是透过西方这面巨大棱镜的折射，才获得了历史地理的定位和文化主体性。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西方作为地区不可或缺的他者，无处不在地潜藏于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有意忽视或抹杀西方在地区的历史、现实中的影响，一味强调地区的主体性，甚至复制和重构出一套东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绝非本研究的目的所在，也是本研究从一开始就极力避免的陷阱。从广义上来看，本研究应归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汪晖观察到 世纪 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区域转向：“这类研究一方面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在不同区域之间构成了比较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区域设定为一种新的、形态不同的主体，如亚太、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并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对区域进行观察。”2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国家行政区划的区域，另一类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性区域。如果按照这种划分，那么本研究显然接近后者。不过，本研究力图突显“方法”这一问题意识。在此，有必要先对“方法”的历史脉络做一番梳理。年，日本思想家、中国学研究者竹内好做了一场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演讲源自他一贯的问题关切，即以“亚洲”（主要指中国）作为观照日本的镜子，借以反省日本自身的种种问题。在论及现代化的类型时，竹内试图抛开日本学界历来沿用的西欧基准，而将中国作为参照对象，并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由于原封不动地引入了西欧的模式，引发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则以本民族的事物为中心，从而获得了更为纯粹的现代化。由此他 12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收入 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得出结论，提议日本应停止一味追随西欧的足迹，转而“以亚洲的原理为根基”1。事实上，这篇演讲延续了竹内自 世纪 年代便开始的对中日现代化模式的思考（例如 年发表的 中国的现代与日本的现代），论述框架也仍然基于其历来秉持的欧洲（西方）亚洲（中国）的二元对立架构。有意识地与竹内好的“方法”展开磋商的，是日本历史学者沟口雄三于 年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2。在同名论著中，他试图打破竹内好未能摆脱的“先进落后”二分模式，而将“中国”作为重新认识日本的媒介和契机。沟口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像以往日本学界所认为的对传统全盘加以否定，而是以固有传统为根基，走出了一条与欧洲、日本都不同的道路。而由此反观日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也并非对西欧的盲从，而同样脱胎于自身的前现代基础，是一种独特的自我革新。在这一点上，沟口得出了与竹内好相反的结论，认为西方的冲击并未摧毁中日两国前现代以来的结构，只是促成了一种蜕变和变形。最后，沟口强调指出，所谓以中国为方法，最终是以世界为目的。这即是说，并非以世界（欧洲）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而是把欧洲也作为多元化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反过来也完全可以由中国（亚洲）来认识、衡量欧洲。显然，与立足于东西对立的竹内的“方法”不同，沟口所持的“方法”本质上更近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当然，无论是借镜亚洲和中国以批判日本的竹内好，还是在重审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日本现代化加以肯定的沟口雄三，由于出发点都在于反思日本自身的问题，所以难免带有一种将作为参照体的亚洲和中国合理化、理想化的倾向。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则在沟口的上述著作启发之下，于 年提出“亚洲作为方法”。这一主张部分来源于其本人长年的知识实践和在地经验，如开办覆盖亚洲 12竹内好 方法、竹内好 、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年、第 頁。溝口雄三 方法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年。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的跨国学术刊物，以促进亚洲知识圈的互动和知识生产。概言之，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旨在将亚洲定位为主体，同时也将亚洲问题化，最终试图构建一个彼此参照的开放性视野和想象空间，“使亚洲社会可以透过彼此的对照，看到自身的困境，相互启发突围的方式，更为积极地走出新的可能性”1。在此，“方法”指的是一种突破既有限制与框架的“中介过程”。并且，陈光兴强调“亚洲作为方法”的核心意涵在于，既然对西方问题的持续焦虑不具有生产力，倒不如承认西方早已内在于我们的主体性构造之中，在此前提下，积极地将主体性进行多元转化，以便展开更具生产性、批判性的工作。而“亚洲作为方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亚洲经验的批判性研究，开启理解世界史的不同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不难发现，从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到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再到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一系列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一条非西方地区的主体性在约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的浮出轨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方法”意味着不再将西方作为讨论的前提与衡量标尺，而是关注非西方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性脉络，重新观照和理解整个地区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其次，在地区框架下，超越内部各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由以往习惯性地与西方进行互动，转向构建地区内部的交互对话，从而生发出新的契机与可能性。借由“方法”，地区在被建构成主体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联结内部个体间关系的媒介空间，提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基本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的“地区作为方法”即是植根于上述问题脉络。而与此前的“方法”不同的是，本研究不仅关注地区的主体性，同时也希望将西方积极地纳入对话和思考的框架之中，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结构，而非独断的机制。具体而言，“地区作为方法”是在承认西方中心主义仍渗透于地区的历史叙事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尝试对其进行抵抗和突破的范式。这要求在处理地区内部的议题时，一方 1陈光兴：去帝国 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年，第 页。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面对西方中心主义保持警觉，摒弃“中心边缘”“冲击回应”1等两极化范式，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和相互参照的问题场域，另一方面对地区内部的民族主义和基于本质主义的反西方话语进行审慎的判断，时刻意识到西方作为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他者”，与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和交互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包含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三个相邻的非西方国家的地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重新勾画出三国内部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图景。下文将对俄、日、中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简要的概观，以检视本研究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三、概观俄、日、中三国“文字之交”就通行的基本定论而言，日本现代文学大致以明治二十年代（年代前后）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则于“五四”前后（）拉开序幕2。本文将包含上述时期及其前后的过渡期，统称为中日现代文学的生成期，以此作为考察范围。众所周知，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史转折时期，两国文学相继发生了语言与文体的革新、文学思潮的变迁等。而相比这些直观可见的变化，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具体过程更值得注意。钱理群等在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中指出：“五四 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就是因为它在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学，吸收、借鉴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取得密切联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毫不含糊、毫不妥协的坚决态度”3。这一指摘的关键之处在于触及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 123众所周知，列文森（）在描述西方对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历史的深刻影响时，提出了极富争议性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可参阅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相关汉字词的选择上，中文“现代”在日文里通常对应“近代”，“现代文学”在日文中则对应“近代文学”。为避免歧义，本文统一采用中文术语“现代现代文学”（英文则对应“”）。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维度，即在空间层面（而非时间层面）与世界文学发生横向的对话。显而易见，这一维度并非中国文学所独有，而同样存在于日本文学现代性之中。中日两国在现代文学的生成期，都汲取了大量的外国文学、思想和文化资源。其中，在以西欧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之外，俄罗斯文学占据了尤为重要的一席。近代日本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一般认为始自俄国虚无党题材作品的译介1。在 世纪、年代爆发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热潮中，带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纪 年代初，在风靡一时的政治小说热潮中涌现了一批俄国虚无党题材的翻译作品，如杣田策太郎的 鲁国奇闻 烈女之疑狱（）、西河通彻的 露国虚无党事情（）、川岛忠之助的 虚无党退治奇谈（）、宫崎梦柳的 虚无党实传记 鬼啾啾（）等。有研究者指出：“此类俄国虚无党小说，与其说在当时的政治小说中担负着自由民权思想的教化功能，不如说是鼓动一种反体制的叛逆情绪和实施行为的作品，因此在文学上恐怕并未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2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退潮，虚无党小说的热度也迅速消减。但以此为契机，原本关注英、法、德、美等西方文学的明治文学界，从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学。比如屠格涅夫的小说 父与子 便作为“虚无党”一词的出处引起了关注3。123学者陈建华曾谈及清末中国对于俄国虚无党小说的译介，认为“虚无党小说在中国清末的流行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译介现象”（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事实上，日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正肇始于虚无党小说，并对晚清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关研究可参阅如下：中村忠行 晩清於虚無党小説（天理大学学報 年第期），森川登美江 清末小説点描：虚無党描小説（大分大学経済論集 年第期），李艳丽 晚清俄国小说译介路径及底本考 兼析“虚无党小说”（载 外国文学评论 年第期）。新谷敬三郎 概観日本文学、福田光治剣持武彦小玉晃一編 欧米作家日本近代文学北欧南欧篇、東京：教育出版、年、第 頁。如 年 月 日 朝野新闻 刊登的一则评论 鲁国虚无党之景况，当中提到“虚无党”一词为屠格涅夫氏小说 父与子 中首创，具体可参阅：安田保雄 、福田光治剣持武彦小玉晃一編 欧米作家日本近代文学北欧南欧篇、東京：教育出版、年、第 頁。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最早的俄罗斯文学译作是 年月东京法木书屋出版的普希金的长篇小说 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即今中译 上尉的女儿），译者是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系毕业的高须治助。根据李定的数据，“日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始于 年，至十九世纪末已译出作品 余种，二十世纪初年译作量平均在 种”1。太田三郎关于明治以降日本翻译文学（英、法、德、美、俄五国文学）年翻译作品数目的统计图表显示，从 年到 年约四十年间，英国文学的年译作量都位列第一，而逐年增长的俄罗斯文学译作量自 年起超过英国文学，此后直到 年代中期均居首位。2明治文坛代表作家如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森欧外、田山花袋、上田敏、德富芦花等，都曾翻译（多为转译）过俄罗斯文学作品，同时也通过翻译实践摸索现代文学的新文体与创作方法。小森阳一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俄国和近代日本之间，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点，比如：“在后发型的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使用的核心概念几乎都是外来语，并时常在西欧式的事物与迄今为止的自身这二者间展开精神上的拉锯战”3换言之，传统的失落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是 世纪俄国与日本在面对强势引进的西欧文化时的共通问题。正是这些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焦虑，催生了其对于俄罗斯文学异乎寻常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肄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系的二叶亭四迷（），不仅在俄罗斯文学影响下创作了被视为日本现代文学开篇之作的小说 浮云（）4，其翻译的屠格涅夫 猎人笔记 中的短篇 幽会（），还对日本 1234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收入智量等：俄国文学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太田三郎 翻訳文学、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 第 卷、東京：岩波書店、年。小森陽一 発刊寄、福井勝也 日本近代文学 終焉 体験 問題触、東京：出版、年、第頁。正如小田切秀雄所言，日本现代文学以“明治二十年六月二叶亭四迷的 浮云 第一篇刊行”（二葉亭四迷 日本近代文学成立、東京：岩波書店、年、第 頁）作为正式确立的标志，这已成为诸种文学史著述的一致定论。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高尔基、安特莱夫等俄国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的重要文论相继得到译介。不过，明治时期外语教育的重心是以英文为首的西欧发达国家语言，所以缺乏精通俄语的人才1。因此，除了二叶亭四迷、濑沼夏叶等少数直接由俄文原文进行翻译的译者以外，此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大多转译自英文等西欧语言。直到明治末大正初期以后，升曙梦、米川正夫、中村白叶、神西清等学者才相继成为从事俄罗斯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中坚。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升曙梦（），他不仅堪称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划时代的开拓者2，在中国早期对俄罗斯文学的引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纪 年代，升曙梦撰述的有关俄罗斯文学的评介文章曾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频见报章3。年，小说月报 第 卷号外 俄国文学研究 专号中，刊载了一篇陈望道翻译的论文 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文末有一段关于原作者升曙梦的简短介绍：“升曙梦是日本当代文坛中一个最伟大的俄国文学介绍者；他以研究俄国文学为全生事业，与俄国文学造就极深，关于俄国文学的著作与译作也极丰富。当今日本文坛既没有一个人不受俄国文学的刺激与暗示，像升曙梦这一类伟大的介绍家，在日本自然是文坛的奇功异勋者了。但同时也可以称为我们东亚文坛里的奇功异勋者，因为我们中国现在似乎还没有这一伟大的俄国文学底介绍者。”此外，郑振铎在其撰写的中国首部俄国文学史著作 俄国文 123关于日本近代的俄语教育，可参阅如下：渡辺雅司 語、語文学研究 年第期；杉山秀子 日本語教育（戦前）、駒澤大学論集 年第期。关于升曙梦的研究可参阅如下：和田芳英 文学者昇曙夢芥川龍之介論考、大阪：和泉書院、年；田代俊一郎 原郷奄美 文学者昇曙夢時代、福岡：書肆侃侃房、年。关于升曙梦在五四时期的译介情况，可参阅孙乃修 屠格涅夫与中国 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的相关章节“升曙梦及其俄国文学论著”（上海：学林出版社，年，第 页）。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学史略（）的附录 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 中，也开列了升曙梦的两本著述：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东京新潮社，）和 露国近代文艺思想史（东京大仓书店，）。冯雪峰翻译的 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 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等升曙梦的文艺理论著述，也相继由北新书局出版。其中所介绍的最新的俄苏文艺理论，对于此一时期高涨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明治维新后日本重点关注的对象是西欧，倾力译介了大批西欧文学作品，但俄罗斯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 例如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日本写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文学的启示，托尔斯泰对日本白桦派文学的影响，苏联文艺理论与日本普罗文学、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关联等 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其他外国文学难以比肩的。正如新谷敬三郎所言：“从明治以来直至今日，对日本文学产生持续而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并非欧美文学，而是俄罗斯文学在日本人的文学、思想及其背后更为重要的精神生活中，俄罗斯人的文学观念所施加的影响力，尽管并非总在正面的方向上发挥着作用，但确是不可估量的。”1较之日本的情形，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影响之深，更是不遑多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始于晚清。年，清末首批赴日留学生戢翼翚根据前述高须治助的日译本（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将普希金的 上尉的女儿 转译为中文，题名为 俄国情史，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这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最早的译作单行本2。从时间上看，如果以辛亥革命为分 12新谷敬三郎 概観日本文学、福田光治剣持武彦小玉晃一編 欧米作家日本近代文学北欧南欧篇、東京：教育出版、年、第 頁。在此之前，年月 中西闻见录 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则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 俄人寓言，被认为是最早引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此外还有 年收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译的 俄国政俗通考 中的三篇克雷洛夫语言。具体可参阅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二章“清末民初到中俄文学关系 从 俄人寓言 到克雷洛夫寓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水岭，在此之前俄罗斯文学尚未引起太多关注，仅有少量主要由日译本转译而来的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虚无党小说1。与明治日本的情形相类似，戊戌变法后晚清政治小说的译介和创作也一度掀起了热潮。虽说其间存在着显见的影响关系，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政治小说是自由民权运动中诞生的产物，多承载着创作者（本身多为从政者）的民权思想和政治主张，因此在运动本身落幕后，政治小说也便不再有人问津；与之相反，在清末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潮中，政治小说被视作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的利器而大加倡导。首倡者梁启超断言“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矣”2，大力鼓吹政治小说的政治功用性。数年后，梁启超更是在影响深远的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极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虽然政治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中国亦很快不复流行，但借助小说（文学）以“改良群治”的内核并未随之消失，而是继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注脚，被“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所承继。无论是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 这一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论中呼吁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还是后来常被征引的鲁迅关于写作目的的著名自述“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都共同传达了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期的基本理念和旨归。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文学被引介进来。“五四”前后更出现了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热潮。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文艺理论、思潮开始得到大 12345清末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译介数量还很少，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日本的中介作用。如李定指出：“五四 以前中国人自主选择、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可以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的媒介主要是日语，这与早期从日译本转译西书是一脉相承的清末的俄国文学译者不少人就是留日学生，不少译作发表或出版于日本”（李定 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第 页）。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收入 饮冰室合集，香港：中华书局，年，第 页。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入 饮冰室合集，香港：中华书局，年，第页。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 新青年 年月第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入 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年，第 页。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规模的引介。“据统计，五四以前，从 到 年，我国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含单行本和报刊译文）共为 种不过这一时期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在全部外国文学作品中译本（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其中作品译本的单行本所占比例还不足。到五四前后出现了明显转折，移译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风气。自 年底至 年，我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单行本 余种，其中俄国文学作品 种，占翻译总数的 左右。”1这些数据足以表明“五四”时期对俄罗斯文学的特别关注。究其原因，“五四”前夕发生的十月革命通常被认为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契机，而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的影响密不可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和文艺思潮进行积极引介的氛围，极大地刺激和感染了在日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在 日本之托尔斯泰热（）一文中，对日本文坛的托尔斯泰研究盛况大为感慨，并由之反观国内的情形，写道：“且日本对于世界之文学家思想家，如柏格森、倭根（即奥伊肯）、达阿儿（即泰戈尔）、尼采等，莫不精研其学说，介绍其思想，固不独于托翁已也，特于此等其热炽之度较为稍逊耳。返以观吾国文学界思想界之销沉，冷寂若死，人之举国若狂以研究之人物学说，吾则能举其名者盖鲜。噫！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此岂细故也哉！”2实际上，有感于邻国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碰撞下激发出来的活力，急于改变国内文艺界萧条局面的焦切心态，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包括李大钊在内，此一时期开始积极推动俄罗斯文学译介与传播的主力，如鲁迅、周作人、田汉、瞿秋白、耿济之等，几乎都曾负笈于日本。他们在早年留学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对俄罗斯文学接受语境的熏染，回国后不仅大量译介了升曙梦等日本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与评介文章，也积极地撰写了不少有关俄罗斯文学作品与思潮的著述。比如田汉的论文 俄罗斯文学思潮 12汪介之：“论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载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期。李大钊：“日本之托尔斯泰热”，收入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之一瞥（），周作人的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瞿秋白与蒋光慈合著的文学史著作 俄罗斯文学（）等，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特别是在 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1的鲁迅，曾毕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因篇幅所限，此不赘述2。四、结语众所周知，俄、日、中三国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相继从西方汲取了宝贵的文学和思想资源。而 世纪后半期俄国与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率先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也因而进入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借鉴的楷模3。由此可见，西方不仅是直接促成非西方地区现代化发生的关键外部力量，也是间接推进现代化在非西方地区内部流通的历史动因。如此一来，现代化过程中本国与西方的“影响被影响”关系成了三国学界的关注热点，这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盘踞于现代性话语场中的西方本位主义，使现代性的内涵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遮蔽了现代性的多元性。而本研究则尝试在俄、日、中地区框架之下，考察俄罗斯文学如何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辐射源”4参加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两国文学现代性的 123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入 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年，第 页。关于鲁迅生平的翻译活动，可参阅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年）。关于俄罗斯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可参阅冯雪峰：“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载 人民文学 年创刊号）、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年）。年，康有为在 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就提道：“大地之中，变法二骤强者，唯俄与日也。”（收入 康有为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酒井直树、花轮由纪子主编：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钱竞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第页。回顾历史，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早期阶段历来被等 同 于“欧 化”或“西化”借用酒井直树的说法，因为西方始终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辐射源”，于是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便成了缺乏合法性的“私生子”。地区作为方法 兼论俄、日、中三国比较文学研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不仅限于文学领域，还涉及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诸个方面。但文学领域的现代化，也即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不仅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全方位变化的缩影。尤其中日现代文学的诞生期，既是文学领域由古典向现代转化的时期，又是本土固有体制和秩序全盘崩解、新的体制和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考察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与两国文学的交涉、影响，是观照俄、日、中这一地区框架内部现代性的生成和流通面貌的极佳视角。本文仅作为研究的开端和导论，提出“地区作为方法”的思考路径，今后将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议题展开考察。作者简介：王胜群，女，年月生，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目前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和省部级课题项，出版专著部，并在 外国文学研究 野草 名古屋大学国语国文学 等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