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pdf

北大学播学传新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一李玮刘兴澳一、“媒介非使用”的概念意涵与研究价值随着连接节点的无节制增加，社交泛化引发了媒体倦怠，公私域的混同带来了交往压力，“逃离社交媒体”“断开连接”等现象逐渐显露并引起关注，有关“电子奶瓶”“数字戒毒”的批判不计其数，帮助人们脱离互联网、找回本真与自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万物皆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改变了过去以“媒介使用”（mediause)为核心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也从关注“媒介使用 转为关注“媒介不使用”（media non-use）（一）从“技术不使用”到“媒介不使用”对“媒介不使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技术不使用”（technology non-use）。“技术不使用”一词最早出现在2 0 世纪9 0 年代对数字技术使用的调查中，这些调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通信技术的使用具有有益性和可取性,因而将技术滞后者与技术抵制者的行为看作偏离正轨且具有抵制性的“不使用”。进入2 1世纪后，随着研究焦点从技术扩展到媒介领域，“媒介不使用”开始受【内容摘要】，在赛博化生存的今天，媒介连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压力，人与媒介的关系亦非纯粹的“使用”或“不使用”，而是充满着介于二者中间状态的“媒介非使用”媒介非使用，强调人与媒介互动过程中态度与行为的对立，而非统一，强调人对媒介逻辑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斥，而是改造。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实践，呈现出技术实践与想象实践两个面向：前者表现为编辑可见、身体重构、时空脱嵌，后者则以反向示意、慎言取向、塌补救为主要方式。【关键词】微信聊天；媒介非使用；可供性；技术实践；想象实践到关注。前人对媒介不使用的研究，总体存在两种研究面向、三种研究视角。从研究面向看，归纳研究关注用户产生媒介不使用行为的动因，认为其包含了外在技术因素和内在心理因素；策略研究则关注用户如何实现“媒介不使用”，并概括出情境规训、接口断开和话语替代等策略方法。从研究视角看，后采纳行为视角认为过去创新扩散研究只关注新技术的采纳者，建议同时应关注那些拒绝创新的后采纳行为；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认为用户离开媒介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政治经济学视角则着眼于媒介接触背后的经济结构，认为“用户只是被提供了一种控制自己连接的错觉”，反连接实践“不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变革，而是其恢复与维系”前人成果极具启发性，但仍存在有待补足之处：一是，媒介不使用行为常被视为迫于压力而产生的无奈行为，没有考虑到行动者的能动性，未脱离“使用一不使用”的二元思维；二是，多聚焦于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研究，对*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符号学进路研究”（项目编号：2 2 BXW003）、西研究生创新项目“可供性视阅下微信交往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项目编号：CX2023112）的研究成果。23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季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介非使用”研究微信聊大口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国内社交平台的考察也集中于关闭朋友圈用户的社交倦怠和自我呈现问题，对微信聊天这一嵌人程度更深也更广的媒介平台关注不多；三是，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经验和实践开展，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独有意涵及其与中国人线上交往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二）从“媒介不使用”到“媒介非使用”值得一提的是，“media non-use进人中国学界时，出现了“媒介不使用”和“媒介非使用”两种译法，其中，“媒介不使用”是在与“媒介使用”相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上述文献回顾就多以“媒介不使用”为主。作为其参照对象的“媒介使用”，是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主要描述受众接触媒介内容的程度，可以从“时间”“空间”“媒介”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这一取向蕴含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接受。相比之下，“媒介不使用”则聚焦于行动者因社交倦怠、隐私风险或关系过载等问题而离开媒介或不使用媒介，这一取向背后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拒斥。关于“媒介非使用”的用法则出现在另外一些学者文章中。如,刘松吟、刘德寰明确使用了“非使用”概念，认为其可被视为一种能动性使用，并以“非联接”与“去联接”为表征：非联接状态的用户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以非使用的方式使用；去联接则通过较为彻底的方式断开社交联接的可能性。张小强、汪红春将非使用看作用户选择性地抵制、逃避、中断、减弱或重构与技术互动的行为方式，分为部分使用、完全脱离设计者的不使用、在设计者意图之外的使用。鲍默（EricP.S.Baumer）等人发现了那些具有不使用意愿但尚未做出不使用行为的行动者,指出在使用和不使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二元区分。可见，目前学界对此虽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但已有学者在尝试明晰这一概念。需强调的是，无论是Facebook、T w i t t e r、In s t a-gram还是微信，它们都构筑于互联网的技术底座之上，数字化生存的背景要求个体始终嵌人其中,彻底的断连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媒介化的社会实践并非必然是“向媒介逻辑臣服 的过程”，而常常表现为“媒介扩展社会实践者实践可能性的非决定 过程”。鉴于此，将“medianon-use译作“媒介非使用”将更具时代意义，我们因此也更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通过前文梳理可以发现，几个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的“媒介接触行为”与“媒介接触态度”上。在“媒介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与态度上的使用，行为与态度统一，体现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接受；在“媒介不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与态度上的不使用,行为与态度统一，体现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拒斥；而在“媒介非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上使用与态度上不使用,行为与态度不统一，为了缓解这种矛盾，行动者会积极改造媒介逻辑创造新的实践以求自洽（如图1所示）。综上，“媒介非使用”是指：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行动者通过使用媒介来达到不使用目的而构成的与媒介互动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居于“使用”与“不使用”中间，呈现出一种游离态。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行动者保持与媒介的互动，但希望通过这种互动传递出“不使用”“不在线”的态度；另一方面，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不代表他们完全接受媒介设计者所预设的媒介逻辑和行为逻辑，而是会立足于具体情境来对媒介进行创造性地使用、改变甚至颠覆。媒介使用媒介非使用媒介不使用行为行为上使用行为上使用行为上不使用态度态度上使用态度上不使用态度上不使用行为与态度的关系统一对立统一与媒介逻辑的关系接受改造拒斥媒介使用。游离媒介非使用游离媒介不使用图1“媒介使用”“媒介不使用”“媒介非使用”概念差异图厘清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观照到永久24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李新闻学与传播学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连接语境下的行动者具有能动意义的媒介实践，解除“使用一不使用”二元框架下的一些理论解释困境。譬如下班后不想回微信，回还是不回？再如，打开微信聊天的消息免打扰，设置QQ聊天的隐身状态以及朋友圈“三天可见”，是“使用”还是“不使用”？这些困境和实践若放在“媒介使用”或“媒介不使用”的范畴内似乎难以得到有力解释，但“媒介非使用”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其间的交叉地带。二、考察对象、理论进路与研究方法（一）以微信聊天平台为考察对象如前所述，前人研究总体上对使用者能动性的观照不足、对媒介实践文化本土性的意识不足、对国内社交平台的考察不足。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选取对人们日常生活嵌人程度更为深广的微信聊天平台，来考察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媒介非使用”实践。选择微信聊天平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微信作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实现了个体间的联结，构成了人们的“在世存有”，成为中国人的“基础设施”，其用户接入数与活跃度远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截至2 0 2 2 年，微信月活用户为12.9 9 亿，而同样主打社交的即时通讯工具QQ的月活用户仅为5.6 9 亿，新浪微博则为5.8 2 亿。另一方面，微信承载了微信聊天、朋友圈与视频号等诸多应用，其中微信聊天的社交属性最为凸显，用户可能会放弃朋友圈、视频号，但很少会放弃微信聊天。同时，微信提供了朋友圈和视频号移除功能，而微信聊天不能完全被移除，难实现物理隔绝式的“不使用”。即微信聊天更容易催生态度与行为的矛盾，更契合媒介非使用的内核。由此，本文关切的问题是,若将微信聊天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置于“使用一不使用”的谱系中，行动者会面临何种压力，又如何通过与媒介的互动能动地践行媒介非使用？（二）以“可供性理论”为解析框架从微信聊天中的交往生态来看，行动者总是与媒介保持密切互动：平台的技术装置为行动者搭建交往空间，聊天双方和多方的群组又为行动者施加约束,行动者则要在平台的技术装置和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中感知与行动。由此可见，微信聊天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都来自环境提供的某种可能性,媒介非使用实践亦不例外。因为媒介非使用强调的正是行动者如何在行为与态度的对立间达成与媒介的共处，并改造媒介逻辑，而这种“共处”和“改造”必然要基于媒介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来彰显。因此,可供性理论对人与环境的互动协调关系的强调，恰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整合力的解释框架。可供性理论最早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J.Gibson）提出，指“提供给动物行动的可能性，无论它提供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反映的是“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取决于行动者对环境的感知”。后经由设计学、传播学发展出感知可供性、传播可供性、想象可供性与平台可供性等分支理论。在2017年刘于思与潘忠党的一次访谈中，可供性理论被引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可供性也就演变为媒介和媒体的可供性，形成由媒介作为联结的中介，在多个元素之间生成的全新互动与存在方式。需强调的是，可供性不等同于功能，功能是静态的，默认了技术物独立于人而存在，而可供性是动态的，需在主客体的互动关系中显发出来。具体到微信聊天实践中，技术可供性和想象可供性催生了两对互动关系。技术可供性指行动者在接触某项技术时，该技术被用来达成某个事项的可能性；想象可供性则指行动者在与媒介接触时会对媒介产生某种期望与想象，而这些期望与想象会决定他们如何接近媒介。本文欲对想象可供性进行补充的是，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会在文化中认识自己和体认他25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介非使用”研究微信大新闻学与传播学人，并受到文化的制约，因此，除了对媒介技术的想象，行动者也会想象自身的行为是否合乎文化规范的要求，即对媒介和文化的想象共同构成了行动者的想象可供性。由此，微信聊天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会同时受到技术与想象提供的可能性的影响（如图2所示）。一方面，微信聊天架构于媒介技术之上，行动者会因媒介技术装置提供的可能性而采取行动。需注意的是，此时的媒介技术装置，其本质是一种感知想象的外显，且经由行动者的媒介技术使用，这种感知想象得到反向的验证与强化。譬如，“消息免打扰”这一技术装置，本质上是减少信息干扰这一感知想象的产物。此时,媒介技术装置表征了感知想象并发挥着显性作用，感知想象则发挥着隐性作用，在此实践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行动者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另一方面,技术并非万能，人的行动亦非总是技术的直接产物，当感知想象无法完全外显于技术时，感知想象就会直接作用于行动者实践，譬如行动者想象到截屏会带来风险，但技术尚未解决此类风险，行动者便会基于感知想象去创造新的实践。此时，感知想象发挥了显性作用,媒介技术发挥了隐性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是行动者与感知想象的互动。感知想象外技术可供性行动者媒介技术图2微信聊天中的两组互动关系2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技术可供性与想象可供性，聚焦于微信聊天中的行动者与媒介技术、行动者与感知想象两组互动关系，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面对技术提供的可供性，行动者如何基于技术逻辑能动地践行媒介非使用？第二，面对媒介和文化带来的想象可供性，行动者如何基于感知想象能动地践行媒介非使用？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究，本文希望从微信聊天这一经验性的媒介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媒介研究，试图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间看到一条中间道路社会形成论，进而回应近些年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三)以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来搜集研究素材。我们将访谈对象界定为日均使用微信2 小时以上、微信好友2 0 0人以上，并明显在微信聊天中感到媒介压力的个体，并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公开招募的方式筛选受访者（详见表1）。对他们进行3 0 一6 0分钟不等的半结构式访谈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过往的媒介使用经历与感受；第二部分涉及受访者在使用微信聊天过程中的交往互动体验、压力经历以及在他们眼中这种压力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涉及受访者面临压力时的压力管理方式以及这种实践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表1受访者信息表序号 编号身份年龄性别访谈方式1SA本科生在读20女语音通话2SB本科生在读22女语音通话3SC本科生在读21女语音通话4SD本科生在读20女语音通话5SE本科生在读19男语音通话6SF国企职工25女语音通话7SG硕士生在读24女语音通话8SH硕士生在读23男语音通话9SI硕士生在读24女语音通话10SJ求职者24女语音通话11SK事业单位职工23男面访12SL公务员25女语音通话13SM法律工作者28男面访14SN教培企业职工31男面访15SO高校教师35女语音通话16SP微商创业者45女面访访谈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当受访者到1 6 位26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季新闻学与传播学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时出现信息饱和，访谈样本的经验材料收集工作完成。所有访谈均通过腾讯会议或线下面谈进行，借助飞书软件转为文字稿并对照录音进行修正形成分析文本，最后借助质化分析软件Nvivo12辅助分析，以提炼核心主题形成结论。三、媒介非使用的技术实践：作为一种中介被使用的技术装置本部分讨论当感知想象外显于技术时，发挥显性作用的技术物如何促使个体能动性地践行媒介非使用。研究发现，微信聊天的技术装置与个体能动性的耦合催生了编辑可见、身体重构、时空脱嵌等媒介非使用实践，建构了一个有效疏解压力的松散交往空间。（一）编辑可见：“我一他”可见的中介化调控如前所述，微信聊天会带来连接压力。这实际上是一种“被看见”的压力，即可见性的问题。可见意味着看见的能力和被看见的权利，涉及看方与被看方。在线下的面对面交往中，当双方身体不在场时，彼此的不可见使得人们可以从“被看”状态中抽离出来。相比之，微信作为基础设施天然地将行动者推向了“可见”一方，这既缘于微信的“在世存有”属性营造了共在感，也因为微信聊天“永久在线”的属性意味着行动者更可能“被看见”更应该“在使用”。“可见”也意味着对对方行为的期待，一旦行动者处于相对于他者的“可见”范围内，他者总期待行动者作出相应的反应。正如受访者SJ、SF表示：“用QQ、微博等其他软件，不回别人消息很正常，因为我“并没有在线”，但“用微信聊天就不行，好像所有人会默认自己一直在线”。可见与否蕴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且具有监视意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媒介围绕权力的运作促使个体成为可见的对象，将其置于“权力局势”的制约之下。除了他人监视压力以外，行动者也会进行自我监视。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指出，他人的注视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只要自我对他人的视线有所察觉，可见性就可以成为对他者的想象一一“他人时刻注视着我”。换言之，自我会通过想象自己对他人具有可见性而感到压力，就像受访者SB、SK、SF、SO 都认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别人发微信不太可能一直不回”，否则，“会被认为是在装死”。面对始终被看见”的可见性难题，行动者会积极运用技术物来编辑自我在微信聊天中的“可见性”，以获得短暂的媒介非使用空间。第一，编辑他人可见性。即利用微信本身所提供的技术装置改变他人在自我视野范围内的可见程度。具体又分为降低他人可见性和提高他人可见性。降低他人可见性通常依靠“消息免打扰”“折叠置顶”“折叠群聊”来实现。有1 4位受访者表示，“消息免打扰”是自已使用频率最高的技术装置，借此可弱化他者在社交圈内的可见程度。“折叠置顶”和“折叠群聊”可以通过将多窗口叠合为单窗口来降低他人或信息在视野范围内的呈现可能，以留出更多自我空间。开了消息免打扰就不会有消息弹窗，也不会有大的“红点儿”，我要是不刻意去看，就不会直接让别人暴露在我的聊天框里。（SK)全都置顶再折叠之后界面看起来就很干净，可以让很多人和事不出现在我的视线内。（SE)有时候群太多，折叠起来就让我有一种很清静的感觉，至少我不会直接看到它们。（SD)提高他人可见性通常依靠“消息置顶”“关注群成员”“消息提醒”来实现。需强调的是，提高与降低他人可见性并不矛盾，譬如“关注群成员”需在“消息免打扰”功能之下进行设置，“消息置顶”后才能实现“折叠”。可以说，这类技术装置是通过“用加法做减法”的方式提高具有可见价值对象的可见性，帮助个体在繁杂海量的信息与社交关系中精准捕捉到自己所关心的人或事。免打扰是为了减少信息干扰，而置顶是为了告诉我哪些人和群有价值。（SH）27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群里重要的人可能就那么几个，我就会把那几个人设置成“关注的群成员”，重点关注。（SK)有个提醒功能，设置之后就会在几小时内提醒你这个人给你发消息了。（SC)第二,编辑自我可见性。即利用微信聊天本身所提供的技术装置改变自我在他人视野范围内的可见程度，主要依靠“群公告”和“消息撤回”来完成。被用于编辑自我可见性的“群公告”，是指行动者与群主或管理员协商后在群内发布公告，声称自己因某种原因要“下线”一段时间，以此实现自我在部分社会关系中保持低可见性。在这一段时间内忽略他者视线并不会引起外界的直接不满，因为行动者认为做出公开告知后，“不回复”与社交礼仪并不冲突。此外，“消息撤回”作为一种事后补救策略也可编辑自我可见性。在行动者看来，消息撤回后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当作事情没有发生（部分恶性事件除外），保持相安无事的默契。尽管消息撤回会留痕，看似提高了自我可见度，但这种痕迹本身也表明了“我不愿意发”和“我没有来过”的非使用态度。可以说，这两种策略分别在事前与事后赋予了自我在“我一他”关系中保持低可见度的合法性。如果不想让别人找到我，我可能会编个理由提前在群里告知，请大家这段时间别找我。这期间就算有人找我，我不回复也问题不大。（SE)撤回其实就暗示了“一切都没发生”“我没有来过”“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意思，除非有人没有眼色地一直问你发了什么。（SC)总言之，微信聊天的自有属性会带来可见性压力，但行动者可以通过媒介非使用行为编辑可见性，争取到更自如的交往空间。（二）身体重构：从姿态展演到中区实践在线下的面对面交往中，身体在场使行动者可以有效感知与把握其他在场者，避免交往“黑箱”的存在，与此同时，自我暴露的风险也更高。相比之下，线上的微信聊天既为行动者操纵自我呈现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其在“使用一不使用”间的游离提供了可能性。具言之，微信聊天的技术装置在促成媒介非使用上具有双重作用：通过姿态展演重构自我化身以传递某种意涵、通过中区实践获取他者信任以让自我退居深后台。于是，一个新的交往边界便形成了。首先，通过姿态展演重构自我化身以传递某种意涵。在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Wundt)那里，姿态是指社会动作的初始阶段。受冯特的影响,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 Mead)认为姿态作为社会行动的一部分会引起另一姿态的行动,从而在彼此间形成协调的互动沟通过程。徐辰烨、彭兰就曾指出，耳机作为线下交往的中介物会成为表达某种观念、情绪和态度的“姿态”，佩戴耳机代表着“不愿交流”，取下耳机代表着“愿意交流”。在微信聊天中，行动者往往也会借助技术物重构线上自我化身，表达“姿态”。具体来说，行动者通过对网名、头像、群昵称、微信状态的能动使用在线上建构理想的自我形象以表达“不使用”的姿态。其一，网名和群昵称多以忙碌和生病为主，如在网名后添加“生病中”“出差版”等字样；其二，头像多采用深色调的图片；其三，微信状态多选用“忙”“出差”“疲惫”等主题。受访者认为，上述实践中偏负面的状态呈现会让别人认为自己不好接近。有的人头像写的“勿扰”，或者有些人头像突然设置成全黑，我会觉得他可能是这段时间处于一个重大的情绪变动时期，我就不会去给他发消息。(SC)我会在自己昵称后面加个后缀，比如“生病版”“赶due版”，另外还可以设置“出差”“搬砖”的状态，表示“我很忙，我没空”。（SE）综上，微信聊天中的网名、头像、群昵称和微信状态作为一种“姿态”俨然成了线上人际交往的“前语言”。行动者希望借助对线上化身的塑造传达出“不好接近”“很忙”或“没空”的意涵并期待他者按照自己的预设做出某种反应，以此完成线上交往边界的建构。其次，通过中区实践获取他者信任以让自28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玮新闻学与传播学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我退居深后台。线上交往的低成本、低风险并不完全会让他者与自我保持理想的交往边界。访谈发现，作为一种“前台表演”的姿态展演蕴含着“前台虚假，后台真实”的道德感知，使其只能在部分情境中产生效力。因此,为了进一步强化刺激以操演自我呈现，行动者通常还会借助他人披露的策略建构中区以弥补姿态展演可信度弱化的缺憾，即通过他人发送有关“我”的“聊天截屏”进行自我披露以打造一个“真实”的线上自我。在受访者看来，相较于“自说自话”的前台展演，“经他人之口”的聊天截屏再现了交往的原始情境、暴露了“隐藏行为”，更具令人信服的后台色彩。因而行动者倾向于将后台推向前台形成“中区”，自己则退居“深后台”以控制“中区”和“前台”，此时的“中区”成了他者眼中的“后台”。这一过程，即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意义上的“建构中区”。之前有个追求者一直烦我，我就找朋友伪造了聊天记录，大概意思是说“我是个海王”，然后装作不小心截屏发给那个人，卡在两分钟内撤回,之后没几天，那人就不找我了。（SF）发“聊天截图”最容易获取信任，就好像是让对方偷窥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SK)正因为他人披露作为一种“中区实践”具有后台色彩，他者会更容易相信展演者的行为是真实的而非表演的。这正如梅罗维茨所言：“中区就是新的前台，但又具有后台偏向的风格。”有意思的是，他者以为对方的“后台”展露无遗，实际上尚未意识到自己仍停留在对方的“中区”，进而忽视了“深后台”的隐秘控制性。由此，行动者基于微信聊天的技术可供性，划分了理想的交往边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不使用的目的。（三）时空脱嵌：从“入”到“出”的媒介实践因接人了生活服务与日常消费等功能，微信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早已内嵌人个体的生活中。一方面，面对社会结构性的压力与风险，微信聊天的信息属性与社交属性会使个体积极主动地嵌人其中以获取资源应对风险，这是主动嵌人。另一方面，节点化的个体进人平台后，与个体有社会关联的其他节点可能会对个体产生约束作用，此时的个体缺乏行为自主性，需根据他人的要求来协调自我行为，这是被动嵌人。当被动嵌人的束缚感高于主动嵌人的获得感时，微信聊天便会挤占日常生活和塑造用户使用习惯。有受访者表示：“微信聊天不再是聊天工具，似乎成了工作平台，几乎要2 4小时去处理消息”（SB、SM），“我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看到消息弹窗会下意识地点开，这个习惯很不好”（SC、SJ）。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他们会积极地创造新的媒介实践以寻求短暂脱嵌，从“使用”滑向“不使用”，最终在“非使用”中找到合适的落脚点。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认为媒介对生活的嵌人与建构不仅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不能将二者割裂看待。本研究发现，脱嵌的媒介实践也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上，行动者主要采用两种媒介实践以控制时间。第一，语音回应,即行动者通过发送语音以实现在时间中的游猎。其原理有二：一是微信聊天语音功能的初衷是供用户在不能或不便发送文字时使用，发送语音就暗含着发送者正处于“不方便回复”的状态之意；二是语音中语速的轻重缓急等情境要素更能凸显行动者正处于“忙碌”的状态，向对方传达“暂时无法持续在线”的信息，尽管这种情境可能是伪造的。第二，定点回应，即行动者选择特定时间对他者做出回应。其原理在于，微信聊天的内在技术逻辑不会直接暴露交往主体是否已读消息，这为行动者提供了“已读不回”的可能性。于是，行动者可以大胆地设置特定时间点集中处理信息以将“连续的时间流”切割为“条块的时间段”，让自己从时间嵌人中脱离出来。有时候消息太多，我就会回复语音，并且语气表现得很勿忙，让对方觉得我连打字的时间都没有，自然就没时间回他消息了。（SE）29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玮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媒介非使用”研究微信聊大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非工作时间，他们（同事、领导）就算发了什么东西，我一律不回，我会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信息。（SC)在空间维度上，行动者主要采用截断消息源的方式实现对空间的控制。这源于微信提供了“聊天消息提示开合”的技术装置，借此可以截断所有的消息提示。不同于可见性的调试，这一技术装置清楚地划分了微信聊天空间与其他生活空间的界限，保证了生活空间的连续性。受访者SK、SG 均表示：“我关闭了微信未打开时消息通知，只有主动点开微信的时候才能看到别人的消息，否则聊天消息很容易干扰到我做其他的事情。”由此，微信聊天作为社会结构性压力和人际关系性压力双重作用下的新嵌人点，建构着交往行动者的时空感知。“急促”的时间体验和“压迫”的空间体验迫使行动者在“不完全离开”和“不主动进人”的间隙中践行媒介非使用行为，完成了从“人”到“出”的媒介实践。四、媒介非使用的想象实践：作为一种中介被感知的社会文化线上交往的“线索滤除”特征使构筑于技术特性之上的微信媒介环境更具不确定性。当技术物无法消不确定性，行动者便会基于想象开创新的实践。本部分将讨论感知想象无法完全外显于技术时，发挥显性作用的感知想象如何塑造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方式，这一过程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又会发生何种碰撞。（一）反向示意：“低度膨胀”的超语言表达在微信聊天的线上交往中，神态、表情等非语言符号趋于弱化，以文字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则占据着交流的主导地位，这一媒介环境势必会建构行动者的感知想象进而影响其媒介接触行为。前人研究显示，微信聊天中的行动者经常会感到文字传递意义的无力感，故而需要借用叠字叠词来强化意义，提升语言的情绪阈值。这种语言和背后思想、情感的不匹配带来的语言贬值现象被称为“语言的通胀”，产生的具体行为则被看作“情感补偿”。譬如要表达开心，不再使用两个字的“哈哈”，而需要采用多字叠加的“哈哈哈哈哈”。在对微信聊天语言通胀和语义磨损的环境想象中，行动者的“真情实意”往往需要更多高膨胀度的语词来表达,反过来,更多低膨胀度的语词就意味着“敷衍”，这种“敷衍”在接受者那里一般会被解码为“对方缺乏继续聊天的兴趣”。当那些膨胀程度较低且不足以实现情感补偿的语词被有意识地使用，便会被当作表意间接的“超语言”来传达暂停聊天的意图，并最终促成媒介非使用。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肌理是，一方面，中国人侧重维系关系而非断绝关系，所以这种“敷衍”不会被不给面子地直接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在传播中体现为意在言外“澄怀味象 等超语言状态”的中国高语境文化，要求接收者能“通过身心体认获得超越于语言的默会知识”。这就使得，这些附着了少量程度副词和语气助词的语词，成为“中止对话”的一种“完美表达”。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跟你说，“笑死”“哈哈哈”“这样啊”“是嘛”的时候，多半就是不想再继续聊天了。（SK)微信里的这种叠词叠字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我可以礼貌地去表示我不想再继续聊天了，但线下就不行，我不可能和别人面对面地一直“哈哈哈”。(SH)现在大家聊天都要说“笑不活了”“暴风吸入”，还要用“呢”“哈”“捏”这些词，反而那些说“哈哈”“好的”的人会被认为比较高冷。（SC)需强调的是，借“低度膨胀”的语词去传达“暂停聊天”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前文所述的“姿态”，不过这种姿态并非技术装置的直接产物，而是行动者超越了技术本身的逻辑和环境的制约，在对技术和文化的想象中能动挪用“语言通胀”现象的产物。此时人与媒介的状态30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玮新闻学与传播学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研究既非完全接受媒介逻辑下的媒介使用，也非完全拒斥媒介逻辑下的媒介不使用，而是一种“消极的使用”或“积极的不使用”，即媒介非使用。（二）慎言取向：“以屏为媒”下的风险想象线下交往中语言符号稍纵即逝，若不实时录制就难以保存，而线上语言符号可被长期储存于设备和云端，使得其可能被转换为图像留存、传播甚至篡改。截屏恰好提供了将文本转为图像的实现路径。作为一种视觉修辞，图像运用了框架、视角和表征等多种空间认知因素，利用“有图有真相”的心理预设，重塑了编码者的符号权力。因此，截屏图像的诱惑在于它有着极强的拟真性，正如杜璇、刘于思所言的那样，“媒介技术的意识形态解构了截屏的本真性，除非拥有足够的理由，否则人们很少去质疑图像的真实性”，同时，微信聊天截屏中的头像、昵称、备注和聊天内容等信息再现了原始互动情境，反而凸显了信息的真实性。简言之，截屏的内容不论实际真假，都可能会被接收者看作真的。此外，这种“以屏为媒”的交往环境具有强烈的单向性，行动者无法得知清楚自己的数字痕迹会传向何方。这种拟真性与单向性时刻影响着行动者的想象感知。在行动者的想象中，自身的言行举止始终存在着被公开的风险，且公开的内容会被当作“事实”传播，但他们却不知道风险何时会到来。这种对风险的想象会营造出一种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意义上“全景视”的监视，最终建构着行动者的交往实践。为避开“想象的风险”，微信聊天中的行动者会呈现出明显的慎言取向。“慎于言”“讷于行”是自古以来的训诫。新书大政有载：“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微信聊天中亦如此,智者可以敏锐地感知到微信聊天的技术风险，谨言慎行；而愚者感知不到风险又乐于言语，因此容易引来灾祸。其根本在于，愚者缺乏适应微信聊天交往文化的能力和想象技术风险的意识,因而在想象可供性中获取行动的可能性便要小于智者。除“截屏”的图像风险之外，“转发”的文本链接风险同样会被行动者洞察进而管理自已的行为。比如，受访者SJ表示：“我以后要考公务员，有时候想在网上开个玩笑，但是怕被转发出去让人曲解，以后政审时候被人挖出来拿去举报，索性我就不发了。”此外，鉴于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总是力求平衡性，个人总会按照特定情境中的通用标准来行动，和他人行为不一致也常被行动者想象为一种风险。微信聊天中的行动者在感知到了这一“想象的风险”后，一般会有三种实践：一是做一个看客而不发表意见（即潜水），二是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即站队），三是用被圈内人称为“私有知识”的“符码缩写”谨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三种基于想象的实践共同点在于，为免于祸从口出，均放弃明确表达自已态度，这也合乎“谨慎少言，言则合礼”的慎言观。老师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看到大家都在回“谢谢老师”，那我也得马上跟上去和大家回复一样的，我只要和大家一样,没有特立独行就好。（SA）我和朋友在微信聊天里吐槽别人都用缩写或者代号，只有我们几个经常用的人才知道啥意思，别人就算看到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SO)慎言是从古至今通用的准则。吊诡的是，微信聊天这一技术平台本意在于提升沟通效率、激发表达欲望，促成媒介使用，但对截屏图像与文本转发的风险想象，加剧了行动者的慎言取向，最终在“使用”与“不使用”的游离中促成了媒介非使用行为。（三）塌补救：“受众并置”中的脸面维护在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拟剧论”和梅洛维茨“媒介情景论”的基础上，丹娜博伊德(DanahBoyd）提出了“情境塌”（collapsedcontext）概念，用以指线上个体进行表演之际会存在“想象的受众”，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展示而是为受众展示，但社交媒体将多重受众并置在一个情境中，个人难以运用合适的手31现代传播2 0 2 3 年第6 期（总第3 2 3 期）李新闻学与传播学刘兴澳：从技术实践到想象实践介非使用”研究微信大段来进行有效的自我呈现，从而带来表达上的紧张与焦虑感。在中国语境下，情境塌不仅是情境并置和冲突的过程，也是关系并置和脸面受损的过程,这种挑战和冲突使得在行动者的期望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微信聊天中呈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脸面是中国人行动的核心要素，行动者总是力图做出迎合社会圈的行为，以此获得想象的受众心中的序列地位，进而获得脸面；但另一方面，微信聊天组建的低门槛很容易将具有异质性的他者汇聚在一起，使得想象的受众和其他受众发生并置，同时，微信聊天框的堆叠式排列也容易带来信息误发的风险，这均会使行动者难以在“想象的受众面前开展理想表演，并感到“丢脸”或“没面子”。对此，行动者会寻找途径去区隔重叠的情境，以实现“塌情境的再分离”。但相比于朋友圈的“三天可见”、QQ的好友分组而言，微信聊天缺乏有效“区隔情境”的技术手段，目前仅有“撤回”功能可以在“情境塌”后补救丢失的脸面。但该功能只能处理两分钟以内的消息，是一种事后补救脸面的措施,难以在事前有效预防风险，容易在行动者印象中形成一种“高风险，低保障”的想象感知。这种想象的可供性会让行动者越发不愿意在微信聊天中发送消息，好在事前降低情境塌带来的脸面受损风险。但当丢脸行为确已发生后，“解脱”是中国人另一平衡心理的机制，即为自己找台阶，托辞一般都是：“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不会再说话了。”我的好友和群太多了，有些群里我都不知道加了哪些人，我也很难去核查他们身份，所以我就基本不在里面说话。（SN)撤回也不顶什么大用呀，即使撤回也有可能被人看到，况且两分钟后就不能撤回了。（SP)有一次我在学生家长群发了一个恶趣味的内容，后来我心想反正脸都丢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不发言、不说话是最好的。（SG)综上，面对微信聊天自身技术在“区隔情境”上的乏力，行动者基于想象的可供性，要么选择不发言以降低脸面受损风险，要么选择自寻托辞来寻回脸面。无论是事前的“不愿发消息”，还是事后作为托辞的“以后不再说话了”，都呈现出行动者对媒介态度的变化，即从使用一端向不使用一端滑动，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对媒介的接触，于是便促成了媒介非使用。五、结语：通往社会形成论的媒介非使用实践研究本文沿着“社会形成论”这一中间道路来开展人与技术相处模式的探索性研究。从社会形成论的路径来看，技术的后果来自混合的“可供性”，一边是来自技术所提供的性能结构，一边是人们如何以一种意外的、创新的方式利用这些可供性。这一路径试图在“行动者一媒介技术一社会文化”间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框架，既避免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也避开了社会建构论的偏失，以此回应媒介研究中“不以媒介文本、媒介内容或组织为研究起点，而是关注实践”的实践转向，并在对实践的观照中凸显出“社会文化”这一要素的独特作用与重要价值。研究发现，行动者在面对压力之际并非“刺激一反应”式地逃离媒介，而是介于“使用一不使用”之间能动地践行媒介非使用。具体而言，基于内置技术逻辑的技术实践和感知媒介与文化的想象实践共同构成了微信聊天中的媒介非使用行为。一方面，通过对微信提供的“消息免打扰”“折叠”和“微信状态”等技术装置的挪用，行动者践行了编辑可见、身体重构和时空脱嵌的媒介非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对媒介技术风险和文化规范的想象，催生了反向示意、慎言取向和塌补救的媒介非使用行为。可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