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空间到情感政治——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述.pdf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集中体现了丁玲自“整风运动”以来写作作风的新变，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收获，依托新的文学生产、出版和评奖机制，迅速实现了“经典化”，但出版前后，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写作方式乃至作家立场等方面同样也面临诸多批评声音。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土改的具体时势中，将村庄构造为包含诸种话语形态的话语空间，并调用各类叙述策略，广泛开掘人物内心，最终生成了整体性的情感政治图景。因此，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无法为主导话语所涵容的话语样态和情感表达，小说结尾弥合性的抒情声音由此作为一种形式症候，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其与新兴文学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改叙述、话语空间、情感政治、“过程性”写写作与话语空间的生成抗战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大方针下，中共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国共政争的加剧和“联合政府”动议的落空，1946年春，部分地区的群众性斗争已超过“减租减息”的界限，特别是在新解放区，由于此前不存在“统一战线”的考量，运动迅速触及了地主的土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义即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改革运动随即在解放区展开，大批作家也以“土改工作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并通过写作把握和呈现亲历的土改现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这一时段最早书写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冯雪峰、陈涌和许杰等评论家随即捕捉到丁玲在写作方式、主体姿态和文学语言上的新变，并将小说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在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收获，然而，他们同样留意到小说携带的“杂音”，如“非典型”的地主形象、对地主家属和富农的“复杂性”及干部负面特质的呈现等等，对于这种张力关系的瞩目，也构成了小说阐释史上的重要议题。1 9 7 9 年，在一篇带有总结性质的回忆文章中，丁玲谈道：“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也就是说，小说的面貌与它所要处理的“斗争初期”的土改经验密不可分，在丁玲看来，人物的不完满恰恰是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的表征，背后则牵连着小说在生产机制上与一般“新文学”作品的差别。1946年初，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原本打算从延安前往东北的丁玲暂留张家口，五四指示下达后，7月至9 月，丁玲随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后参加了怀来县辛庄、怀来县东八里村和涿鹿县温泉屯的土改工作，1 1 月便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原计划写“斗争”“分地”“参军”三部分。1 9 4 7 年5 月，小说写到一半，丁玲感到“动摇了”，“想再下去多经历些群众斗争”，来弥补“生活和写作中的不足”，于是51现代中文学刊暂时搁笔，去冀中参加了半个月的土改复查，随后回到阜平抬头湾村。9 月，丁玲写完“闹斗争”后，把书稿交给周扬，在参加土地会议的过程中，她听到彭真的批评，并从侧面得知了周扬的负面评价，加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便“对继续写下去又有点动摇”。土地会议结束后，丁玲随沙可夫去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从当年1 2 月至1 9 4 8 年4 月，和学院师生一同参加土改，并在获鹿县宋村担任工作组长，负责五个村的土改工作，4 月底，她返回华北联大，又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前5 4 章进行修改和补充，同时写完了最后4 章。2在晚近的研究中，刘卓首先关注到小说写作过程的特殊性。她从俄译本前言中“将作品与如何理解新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表述谈起，指出“丁玲创作的逻辑是在于捕捉到新、变”，因此，小说是“围绕斗争地主”这个事件来写农民的成长”，而“农民主体性的建立”并不“仅仅依托在斗争关系之中”，而是“要落实在政治形式、话语形式的创新上”，由此，她最终把小说理解为“一个呈现各方矛盾关系的实验”，因应着“现实政治运动的复杂性和辩证性”。31946年到1 9 4 8 年间，党的土改政策在调整和纠偏中动态发展，面对彼时变动不居又错综复杂的时势，如何在上下内外的联动关系中，因地、因时制宜地推进运动的展开，构成了政策演进的内在线索。因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不是在“有余裕”的状态下展开的，政策的调整、作家的下乡经历和小说的创作修改过程紧密穿插在一起，在这种“过程性”的写作中，丁玲需要对纷繁的现实经验予以迅捷的文学安排，将其转化为小说内部的形式构造。具体来看，斗争大会和农民“翻身”作为情节意义上的高潮，并不构成统摄小说的核心图景，丁玲最重要的设置，是将土改中的村庄构造为一个包含谣言、密谋、讨论和争辩的丰富而驳杂的话语空间，叙述者不断穿梭于戏台、合作社和学校等公共空间，追踪对话场景，展开对各色话语的勾勒，这些话语不仅关乎日常生活，也从不同角度参与着对政策的诠释，因此也形塑着土改运动的展开过程。换句话说，小说中最重要的行动并非传达或执行政策，而是围绕政策展开的倾听、思考、商讨和辩驳，正是通过对讨论场景的广泛书写，小说将土改的现实经验形式化为涵纳诸种话语形态的话语空间，政策和命令经由这一中间环节，才得以落实为斗争地主的实际行动。小说第八章集中呈现了土改政策进人村庄的最初形态：由顾涌赶回了大车而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地从灶头，从门后边转到地里，转到街头了。自然也有的是从别方面得到了更丰富的更确实的消息。他们互相传播，又加入一些自己的企望，事实便成了各种各式，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说“共产党又来帮穷人闹翻身，该有钱的人倒霉了！”4抽象的政策在成为百姓的日常表达时，经历着多重的“翻译”过程，“耳语”“消息”“企望”在村庄中积蓄和散播，并落实为“均贫富”式的读解，即把土改简单理解为旨在实现财产再分配的经济变革，而“阶级”“剥削”“压迫”等新名词尚未进人他们的视野。正如研究者普遍指出的，钱文贵并非典型的地主，他的土地不多，又在形式上进行了分家，派儿子钱义当兵，使自己成为“抗属”，从而主动规避被斗争的风险。由于讨论常常局限于家庭内部或个体之间，干部群众间的话语通道和更具公共性的话语空间尚未生成，这种难以破除的理解错位，恰恰构成了斗争无法发动的症结，而如何解开这一症结，则构成了小说此后的叙述重心。在第十章中，小说呈现了村干部们面对“土地改革问答”这一政策文本时的不同态度，由于性格、经验和工作方式的差别，他们“各有各的想法”，这种分歧难以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封闭读解得以弥合。作为参照，小说又刻画了下乡干部文采的形象，他以政策化身的面目出现，热衷于召开“干部会”，逐条解释“背熟了的”指示，但参会者转而在合作社开辟新的讨论空间，尽管村干部之间不乏争辩，但借由公共空间中的“众声喧哗”，抽象的政策开始落实为对村庄形势的具体分析，其面貌才逐渐清晰。而土改工作小组的介人则进一步助推了话语空间的开辟，但此时，讨论仍局限于干部内部，在群众大会上，文采试图借助“演说”实现政策的下达，而群众们虽然“对粮食，负担，向地主算账”了然于胸，但对“历史”“阶段”等新名词感到隔膜，“不能明了那与自己生活有什么联系”，文采“想从干部中能解决一切问题”，最终仍难以促成群众观念的真正转变。在单向的政策传递遭遇挫折后，小说借助“下到群众里面去”这一核心情节，集中书写了话语通道打开的具体过程。第二十四章“果树园”饶有意味地呈现了土改工作小组成员杨亮和农民郭全的交谈，尽管郭全对土改的理解尚未完全跳脱“均贫富”的维度，但随着杨亮的追问，政策的内涵在表述中渐趋丰满、明晰，正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话语互动中，杨亮从郭全身上体认到朦胧的政治意识，并将其进一步发掘、转化为“翻身”乃至“翻心”的主体动能。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也开始依托工作组解决各类纠纷，讨论场景更频繁地出现于干部群众之间，叙述者以总括的口吻谈道：52现代中文学刊已经不像前几天，每到一家去，主人总是客气的招呼着：“吃啦吗？”或者答应：“土地改革，咱也不知道闹精密没有，主任们说的全对着啦，穷人要翻身嘛！”他们也笑着说：“欢迎啦，咱们穷人不拥护共产党拥护谁！”可是也就只限于这末一点点简短的对话，不再往下说了。现在已经没有那末多的礼貌，他们叫着：“老杨，咱有个问题，你给批判批判吧！”或者就挨过身来，悄悄地说：“到咱家去吃饭吧，咱有几句悄悄话道叙道叙。：，5干部从与抽象政策的“同一性”中挣脱出来，通过“批判批判”“道叙道叙”这样的话语实践，楔人村庄的日常生活乃至伦理结构，成为勾连政策与地方社会的动态中介。在这一前提下，刘满的诉苦成为可能，借由他的生命经验与阶级革命话语的互通，土改运动的突破口才得以打开。同时，丁玲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段的土改运动面临的特殊政治形势，在小说中，相应的心理情态被描述为“变天”思想，即村民们虽然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但普遍担心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加之干部们陷于发动群众和害怕失控的两难，斗争仍难以彻底发动。在这一关节点上，干部章品出场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把章品塑造为无可争辩的权威，他一方面具备迅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对政策的把握又明显带有“左”的倾向，因此，他同样无法以命令化解困境，而仍然必须通过和群众、干部的讨论打开话语症结。章品并非政策的化身，只有作为助推者，他的“老百姓要怎样，就能怎样”才不至于使运动偏离政策本意，也只有借助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激荡，他的主张才最终落实为助推斗争的动能。可以看到，在土改推进的过程中，农民们被广泛动员起来，并表现为从绒默到呐喊的转变，新政权的干部们也频繁讨论政策，在对“旧名词”的翻转和对“新名词”的诠释中，逐步推进运动的展开。“新名词”抵达乡村并获得其“在地感”的过程，也意味着一次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即依托话语空间的生成，搅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并以具身性的地方经验对政策条文加以动态“转化”。在小说中，政策的具体意涵难以被化约为单一的意识形态图景，通过话语空间中的讨论和辩驳，人们对土改的理解从“均贫富”拓宽为对压迫关系的自觉反抗，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的界限逐步明晰，“中央”军也是中国人”的国族观念也开始转化为对“新社会”“新中国”政治内涵的切身体认。正是在诸种话语的碰撞交汇中，工作才能展开，人物才能成长，政策才能落实为制度，远景才能实现为近景，革命与乡土之间并非“冲击一反应”式的二元关系，它们以相互“定义”的方式纠葛前进，小说因应这一历史情势，把土改中的乡村构造为涵纳诸种话语形态的话语空间，小说的土改叙述也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其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二、作为话语的情感经验与情感政治的生成通过对话语空间的构造，小说将土改运动的核心图景呈现为一种话语政治实践，即诸种话语经由讨论和辩证，最终通向阶级革命的话语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推进仅仅依赖理性思辨，通过调用自由间接引语、人物视角和紧贴人物感受等叙述方式，叙述者频繁介人人物内心，使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生成为小说内部的重要话语形态。而在大量心理描摹中，除了围绕政策的理性考量，情感维度更得以凸显，人物的转变常常落实为情感的改造、丰富或复苏。由此，情感不仅形塑着小说的诗学机制，也构成了小说着力呈现的对象，只有当对政策的思辨和话语创新落实为情感的更新乃至主体状态的转换，土改的构想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如上文所述，土改的推进使农民生发了从绒默到呐喊的转变，通过对个体苦难的倾诉，他们逐步获得同属一个阶级的集体感受。而除了聚焦在新政权、新政策下得以“开口”的人物，丁玲还特别注意新兴话语空间中的边缘人物，如女性干部和男性干部的妻子、作为地主家属的黑妮、阶级身份模糊的顾涌等。在文学语言层面，解放区另一位方向性作家赵树理的突破在于，其小说的叙述语言常常脱开“新文艺腔”，直接模拟农民或说书人口吻，从而构成对“新文学”固有位置、功能的撬动，并催生出新鲜的文学想象。经过延安时期的改造，丁玲的政治立场、主体姿态和小说写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以赵树理为参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样展现出对农民语言的熟稔，小说的叙述语言虽处于混杂状态，部分保持了既有的叙述风格，但丁玲积极调用自由间接引语、人物视角和紧贴人物感受等叙述方式，正如她在自述中谈到的：“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人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种“进入人物内心”的自觉追求使人物丰富的情感经验得以展露，从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土改运动图景。小说从富农顾涌回乡写起，巧妙地勾连起村庄内外的土改形势，并铺展开基本的人物架构：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快呵！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美慕，怎么自己也有这末一片好地呢？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基本方式，但53现代中文学刊“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好?快呵”显然并非出自叙述者的体验，而是叙述者紧贴人物感受生成的表达，“何时自己也能有这末一片好地呢”则作为人物的心理活动，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融人叙述之中。在小说中，顾涌的阶级身份始终难以被明晰地锚定于既有的政策框架之内，他常常为此陷人疑惧和排迥，极少在公共空间现身或介人讨论场景，但通过上述种种叙述方式的调用，他的话语并未在小说层面被没。临近结尾，叙述者又以大量自由间接引语带出了斗争大会后顾涌被说服、决定献地、转而产生顾虑并放弃的心理动因，尽管顾涌最终被认定为富农，但对他心理状态和情感经验的瞩目，则使划分标准本身成为了有待讨论和辩驳的“问题”。类似的叙述方式也出现在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刻画中。“美人计”一章讲述了地主钱文贵试图利用侄女黑妮与干部程仁的私情扰乱公共决策的故事，其中，黑妮的内心世界构成了重要的书写对象：她有时也为好奇心所驱使，想打听打听，究竞他们商量些什么呢？可是有时就赌气不去管他们，让他们鬼鬼崇崇的去闹吧。8黑妮听到这些无礼的话，觉得太冤枉，便哭了，只想骂她姐姐，可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怎么能把这些事吵出去呢。不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公共空间中，黑妮都置身边缘，难以享有畅所欲言的机会，但她在土改运动中的情感经验并未付之阙如，叙述者嵌人大量自由间接引语，借以呈现黑妮的内心困境，并连带出阶级政治、家庭伦理与乡村共同体之间更为繁复的关联，从而使其在小说层面上与主导话语构成隐微参照。另一位重要的女性形象董桂花虽然担任妇联会主任，但在新政权中并无太多话语权，从未以村干部的身份参与政策讨论，“妇联会主任”一章集中讲述了她组织开展妇联工作的基本状况，并特别注重呈现她的心理情态：董桂花呢，她孤独的坐在一旁，她要告诉她们一些什么的欲望消失了。她陡的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懂得她为的是什么？董桂花第一次很早的离开了识字班，心里好像吃饱了什么一样的胀闷，又像饿过了时的那样空虚。10在第三人称的整体叙述中，叙述者紧贴董桂花的感受，展开了对其心理和情感状态的描摹。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和中共的话语谱系中，这种“孤独”“胀闷”“空虚”的情绪往往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形象互为表里，出现在这一情节中，多少显出与人物情感结构之间的距离，但叙述者不忘在上下文中阐明此种情绪的来由，并用“像吃饱了什么一样”“像饿过了时的那样”这些“及物”的日常经验加以修饰，从而使叙述语言及由此传达出的人物感受更为可信。也正因为有此铺垫，在土改工作组成员杨亮的耐心开导下，董桂花心结的打开才获得了较为坚实的情感支撑，阶级政治和干部队伍内部的性别问题也在一种动态的结构关系中获得了被表述的可能。在风景描写中，丁玲同样调用类似的叙述方式。“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集中呈现了新鲜的劳动气象：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醒起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的果树园子里，便飘逝着清朗的笑声。读者可以分辨出这是小说叙事者的声音，这段描写也显然出自叙事者的视角。但这一章中更大量的描写则紧贴人物感受展开，下面两段即分别借助了老农李宝堂以及地主李子俊的女人的视角：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也和大地一同醒了过来如同一个气巧忽然发现许多金元一样，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着眼呢。12她已经看见那个穿浅蓝布衫的黑妮，正挂在一棵大树上，像个啄木鸟似的，在往下边点头呢。树林又像个大笼子似的罩在她周围。这时她的二嫂也像一个田野间的兔子似的跳了过来，把篮子抢了过去.3“金元”“啄木鸟”“大笼子”“田野间的兔子”这几个喻体即生成于人物李宝堂以及李子俊女人的感受中。随后，在呈现村民们欢庆收获的群像时，叙述者同样介入众人的内心世界：有些本来只跑来瞧瞧热闹的，却也动起手来。河流都已冲上身来了，还怕溅点水沫吗？大伙儿都下了水，人人有份，就没有什么顾忌，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啦！14在以第三人称交待基本情况后，叙述视角的出发点迅速切换至小说人物，“人人有份，就没有什么顾忌”即出自人物的判断，而“河流都已冲上身来了，还怕溅点水沫吗”“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啦”则以类似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在更细微的语调层面落实了人物的情感状态。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在村庄的公共空间中，仍然存在不少难以直接发声的边缘人物，正是通过对各类叙述策略的调用，叙述者得以频繁介人人物内心，从而呈现更为完整、驳杂的土改运动图景，而诸种情感经验也作为小说内涵的重要话语，与人物的讨论、辩驳共同构成“众声喧哗”的话语空间。同时，对农民内心世界的观照和语言描写一起，形塑着更为丰满的主体形象，构成了主体转变和成长的经验支撑，并表征着作家本人主体姿态的更新，即由对“现代孤独个体”内面心灵的瞩目，拓展为对新兴历史主体情感经验的体认和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不仅频繁介人边缘人物内现代中文学刊54心，将他们的情感经验发掘为小说内部的重要话语，在对各类人物的呈现中，情感维度同样得以凸显，工作的推进、斗争的展开最终都依托和落脚于情感的转变。“分歧”一章首次集中呈现了村干部们讨论、争辩的场景，叙述者总结道：总之，大家的思想是否就一致了呢，不一定，大家也并不明白明天该办些什么事，但大家都轻松了好些，他们的情感结在一体了。他们都有一种气概，一种赴汤蹈火的气概。1 5回顾讨论过程，村支书张裕民集中阐述了对政策的理解，试图以此回应论争焦点，即“斗争谁”的问题，但最终促动工作向前推进而非陷于延岩的并非这一阐释本身，而是同为党员的政治认同，更重要的则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跳黄河一起跳”的情感联结。当土改工作组成员杨亮出场时，叙述者的介绍同样颇有意味，杨亮此前在边区政府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具备“爱读书”“爱用脑子”“肯思想”等特质，但叙述者转而凸显他对农村实际工作的渴望：尤其使他愿意去的是这里有一种最淳朴的感情，使他的冷静的理智，融汇在群众的热烈的浪潮之中，使他感觉到充实和力量。他本来就是农村出身的，因为工作脱离了十来年，现在再反身到这里面，就更能体会这些感情，这是他在管理图书工作上所不能找到的。1 6区别于科层化、体制化色彩较强的图书馆工作，农村对杨亮的吸引根源于对“感情”的激发，也正是因为注重对感性经验和人心的体察，他才善于以情感动员的方式，顺畅地完成政策落实，并进一步激活被动员者的情感动能。而情感维度同样构成了文采转变的核心线索。作为下乡干部，文采的工作常常无功而返，其症结即在于和群众存在着情感隔膜，他抱持着“农民本来就落后”的观念，自满于以“教条”来“吓唬”他们并博得“尊敬”。基于这一固化的情感结构，当他试图“下到群众里面去”时，也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切割纷繁的生活样态，而难以翻转自身对“现实”的整体认知，湟论真正介人改造自我和世界的行动。但土改形势的推进终于使他生发了转变的契机：他以前曾被这深邃的林地所眩惑。他想着这真是读书的圣地呵！也想着是最优美的疗养所在。可是今天呢，他被欢愉的人们所吸引住了。他们敏捷，灵巧，他们轻松，谈谐，他们忙而不乱，他们谨慎却又自如。平日他觉得这些人的笨重，呆板，枯燥，这时都只成了自己的写真。17“风景”的意涵和观看者的主体状态在这里发生了翻转，此前，对文采而言，果树园印证着身处特定位置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田园”想象，而面对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和崭新的劳动场景，文采对农民的偏见翻转为对自身主体状态的省察，一种新的情感由此产生。自此，虽然文采对于“和群众的生疏”仍“不肯多所思虑”，但也开始尝试深入群众，为他们的斗争出谋划策，最终“被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纠正了很多自高自大”。除了土改干部，小说同样在情感层面书写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侯忠全老头”一章着力刻画了侯忠全因遭受压迫而产生的情感创伤，他的“精神和感情”都“让吸血者俘虏了去”。而在斗争大会后，小说写道：这是他没有，也不敢想的，他应该快活，他的确快乐，不过这个快乐，已经不是他经受得起的，他的眼泪因快乐而流了出来，他活过来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不是那末一个死老头了。1 8对侯忠全而言，“翻身”不仅意味着经济状况的好转，更重要的是使他挣脱被剥削的命运，“恢复”为一个情感丰沛的“人”。而这种情感层面的解放不仅体现在侯忠全身上，在斗争大会的情节中，情感同样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人们只有一个感情一一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19农民们受压迫的记忆被唤醒，并表现为集体情感的凝聚、升温，最终推动了压迫关系的破除，使土改的阶段性远景成为现实的可能。在中秋节的欢庆中，翻身农民携带着“极度欢乐”“极有意义”的“情感”投身其间，并以“说不出来的感情”迎接着去前线筑工事的新任务，从而在新的时势中保卫革命成果，继续推进革命的展开。可以看到，在小说中，情感的涌动、联结根源于话语的革新、激荡，但只有依托情感的“动力学”，话语才能获得激荡的动能，并最终落实为朝向远景的政治实践，土改运动的参与者也才能在认知结构和情感状态的更新、翻转中获得成长为新兴历史主体的可能。通过对个体心灵世界的发掘和对集体情感经验的呈现，叙述者完成了情感与政治的互文性表达，也使小说构造的话语空间最终通向了情感政治的图景。三、形式症候与土改文学的难题对人物情感的细致描摹使村庄土改的整体图景得以展露，也使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无法为既有政策和阶级话语所涵容的话语样态和情感表达，小说的张力乃至裂隙随之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陡然密集的抒情声音作为一种弥合策略，在症候的意义上提示55现代中文学刊我们进一步关注生成中的文学规范与小说的情感政治图景及其内涵的微观诗学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公”与“私”是小说中一组重要的话语形态，在两者的辩证中，农民的集体情感被唤醒，并逐步获得明晰的阶级意识，但他们的情感动能很大程度上仍依托土地私有的欲望。“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最后写道：参加的人一加多，那些原来有些怕的，好像怀了什么鬼胎的人，便也不在乎了。大伙儿都下了水，人人有份，就没有什么顾忌，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啦！20对村民而言，土改所依托的阶级观念和土地制度远景仍是朦胧的，在对评地过程的书写中，作者更着意呈现了村干部之间因私利而爆发冲突的情景。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土地改革的长时段视野中，唤醒农民受压迫的集体记忆和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望、进而形成同属一个阶级的连带感，这一过程仍只是开端，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把这种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望翻转为全新的革命意识，即超越“私有制”及其背后的情感观念，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层面建设一套新型的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和伦理结构。丁玲固然囿于具体历史时段和工作经验的限制，无法就这一面向做更为充分的展开，但对此种情感状态的描摹已暗示出上述改造的难度与复杂性。在“性别”与“阶级”的话语脉络中，小说对“妇女翻身”的问题做出了更为明晰的回答，即只有依托阶级革命，个人、家庭和阶级的利益才能统一为整体，女性也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但同时，小说对几位男性干部的刻画却颇有意味，似乎对这一主导逻辑构成了某种“反拨”。在“好赵大爷”一章中，面对索要红契失败和打骂老婆的情形，张裕民分别评价道：“不，女人是不拿枪打仗的，女人的本领可多呢，人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嘿哼“男不与女斗，老夫老妻了，打架也不像样，给人家笑话。”2 2李子俊老婆的计谋根源于对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而张裕民则将其背后的阶级对抗结构置换为对“女人”这一性别身份的负面指认。面对赵得禄对其妻子“人穷志短”“蠢婆子死落后”的评价，张裕民也并未细致分梳这一话语所携带的“暴力”，而仅仅在大事化小的意义上消矛盾，所借助的仍是刻板的性别话语。显然，在这两位男性干部身上，陈旧的性别意识并未随着阶级革命的推进自然消亡，甚至同为女性的村干部周月英也把黑妮指认为“狐狸精”，更显现出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政权更替间的某种错位。在刘满诉苦的情节中，叙述者在着力刻画刘满的阶级意识被唤醒的同时，也屡屡聚焦于他的妻子，面对妻子的劝慰，刘满以“没有理会”咒骂和“恶狠狠”的目光予以回应，小说最后，刘满“被所有的人叫着”成为评地委员会成员，并带领村民奔赴前线，他从一个被压迫者转变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小说并未安排妻子的再次出现，或许也透露着丁玲对其前景不置可否的悬搁。上述种种情节或情节的空缺、矛盾的悬置并非小说着力呈现的面向，但丁玲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小说中对革命与性别问题的关注，这些“穴余”的细节使小说以阶级解放促成性别解放的主导话语不再严丝合缝，也提示着在革命的“大政治”中，推动更为细腻的人伦关系的重塑，在此刻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在“决战”情节后，小说用一章的篇幅交代了顾涌的心理转变。他从“就不献地”转而意识到“在新社会里生存，是只有更容易的”，因此愿意主动献地，但来到农会时，却面临无人搭理的窘境。叙述者这样呈现人物的感受：顾涌仍不敢走过去，远远地看了半天，那里边的人全认识，全是些好人，要是单独在一块，和谁也敢说。如今他们在一道，他们结成了一气，后边又有几个区上同志撑腰，好像那些人就忽然高大了，他们成了有势力的人，他们真就成了办公事的人，也不寒伦，也不客气，有说有笑的，他们就谁也没有看见他，就让他老站在远远的.3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中，顾涌同样受钱文贵等地主恶霸的剥削，但压迫关系的整体性破除仍未使他摆脱尴尬的处境，对他而言，革命似乎意味着新秩序甚或新的等级关系的确立，他则被“离弃”于朝向解放的队伍之外。而这一处境的症结在于阶级成分的认定：大伙对于他的成份，争论很多，有人还想把他订成地主，有人说他应该是富裕中农，结果把他划成了富农，应该拿他一部份地关于划成分的问题，工作组和干部们也曾起了一些争执。杨亮的意见是交给农会去划，但时间却不允许他们这末办。2 4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下，如何更为妥帖地认定剥削事实和阶级划分的关系，对村干部而言仍是一个难以完满解决的问题，通过对顾涌心理的描摹，小说在给出“结论”的同时，也“忠实”地呈现了这一难题。1952年，丁玲谈及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土地改革运动里的我经历的一切问题，一切斗争，和所有的人物，仍旧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我继续生活在一个剧烈斗争的运动里，那些人物命令我写，在斗争中我体味着一些新鲜东西催促着我，使我兴奋激动，我按搽不住不去抓住它，把它向人们宣传。”2 5 生活、斗争与写作的“同一性”所带来的情感动能，也构成了丁玲此后屡次返顾的创作经验，1 9 5 5 年，她进一步阐56现代中文学刊发道：“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总之，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2 6 也就是说，小说对人物情感的广泛开掘，首先依托于作者持续的情感动能，但在大部分篇幅中，叙述者极少进行叙述干预，并不直接展露自身的情感或立场，丁玲由现实催生的情感在小说中转化为了介人人物内心的具体叙述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斗争的推进，叙述者的抒情声音开始浮出文本表层，特别是从“翻身乐”至结尾的几章中，这一抒情声音变得十分密集。小说临近结尾的段落这样写道：而对河的村庄，不，不只是村庄，县城南关的农民也同样的敲起锣鼓来了。呵！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呵！什么地方都是在这一个多月当中换了一个天地！世界由老百姓来管，那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因难呢。2 7叙述者虽仍由土改工作队员的感受写起，但与上文列举的各类叙述方式有别，“不，不只是村庄”的急切表达和最后的感显然出自叙述者的直接抒情，借助由“地方”到“世界”的扩展，小说在强烈的抒情声音中收束情节并悬置了诸种难题。在变动不居的时势中，小说敏锐地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经验转化为话语空间和情感政治的图景，从而最大限度地为流动的现实“赋形”，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各类话语样态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张力乃至裂隙，在这个意义上，当叙述者无法给出完满的解决时，抒情便构成了弥合性的叙述策略，并作为一种形式症候，显影了“过程性”写作的难题和小说与生成中的文学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在对小说的讨论中，钱理群首先关注到它与新兴的文学生产方式及文学体制的关联：“细心的读者、研究者不难从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看出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方式的产生。”这种新的“生产、流通方式”，是指一部小说的出版“牵动这么多的中共党的领导干部，甚至要由最高领袖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干预”，并且这种干预并非基于个人兴趣，而是意味着“文学艺术已经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流通方式上体现为由“市场驱动”变为“国家计划。2 8正是由于小说的“生产、流通方式”高度内在于新兴的文学体制，小说发表后的即时评论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或学术研究，而是合力建构新兴文学规范的尝试。许杰的评论文章写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他将小说定位为讲述新中国“创造”和“诞生”过程的“伟大的叙事诗”，因为其中包含着对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历史主体和土地政策的深度把握。具体来看，“生活经验”和“客观现实”通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成为具体的文学形态，“正确的思想意识”和“高强”的“艺术造形”的配合，使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变动中的现实、指明了远景并对读者产生教育意义。2 9与许杰将小说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文本不同，冯雪峰在捕捉到小说从“社会和生活的基础”及“斗争的发展”出发去塑造人物、并认可其遵循了“现实主义创造典型性格的方法”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了黑妮形象塑造的不成功，认为这种“把人物的心理脱离社会而孤立起来”的写法背后有旧现实主义的影响。30许杰和冯雪峰的评论构成了小说所置身的重要历史语境，一方面，随着新政权和新兴文学规范的确立，他们得以站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展开论断，这一“时间差”所带来的小说与评论之间的张力也为诸多研究者所瞩目，并由此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和“旧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3 1 而另一方面，1949年后，土改仍在广大南方地区持续进行，“建国”作为一个政治事实仍处在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上述评论所依托的文学规范同样尚未定型，借助对小说的讨论，他们试图在新的历史阶段和远景想象中，建构一种更具可能性的文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土改小说的生产、流通乃至“经典化”过程，都是在与党的政策和具体时势的碰撞中调校而成的，其“现实”判断也始终以一种“未来”感觉作为依托。在1 9 7 9 年的回忆文章中，丁玲谈道：“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眼就成为英雄。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3 2 应该说，丁玲对小说人物的“不完满”是有所自觉的，并将其视为忠于“现实生活”的表征，“现实”一方面构成了作家努力汲取并转化为文学形式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被文学写作中提出的问题或方案所搅动，政策、生活与文学始终处于相互修正的联动关系之中，由此生成的张力因而也不应被简单“锁定”为家与国、革命与乡土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1949年后，丁玲进一步在文论中阐发了写作与现实的关联，尤其注重“情感”的中介位置。在到群众中去落户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在那里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严肃的人，热情的人，理解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私心的人，我们慷慨地、勇敢地把力量拿出来，我们也将会得到最多的、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贫乏了，我们就富有了一切生活中多彩多样的人的心灵的、生动的生命57现代中文学刊上接第4 9 页）的跃动。”3 3 在丁玲看来，“深人群众”并非意味着对政策的机械执行或对现实的“客观”记录，只有在情感层面与群众达成互通，才有可能创作出与人民情感世界交相呼应的作品，“所谓深人生活最终要达成一个经由感情互相激发而产生的水乳交融的状态”。3 4而另一方面，在逐步稳定为文学规范并由特定的文学体制所支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中，“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联通着“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的目的，在这一标准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纷繁的话语形态，特别是对于人物情感的广泛开掘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本裂隙，或许并不说明它更“现实”或更“真实”，而恰恰意味着写作者尚未以革命的阶级意识主动创造理想的典型人物，只是记录了“自在”的社会现实与情感状态。这种参差构成了丁玲继续改造自身写作的动因，并在日后的创作中表现为更尖锐的困境，也反过来折射出新兴文学规范的理论和实践尚未解决的难题注释：1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日报1979年7 月1 8 日。2参见丁玲：序桑乾河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哈尔滨：光华书店，1 9 4 8 年；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日报1 9 7 9 年7 月1 8 日。3刘卓光明的尾巴？一一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现代中文学刊2 0 1 4年第6 期。杂志（上海）1 9 2 4 年5 月1 日，第1 0 卷第5 期；陈碧云：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女青年月刊，1 9 3 3 年1 1 月，第1 2 卷第9 期。28爱伦凯：妇女运动，林范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29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第3 2 页。30爱伦凯：恋爱与结婚，朱舜琴译，上海：社会改进社，1 9 2 3 年，第1 6 1、1 6 3 页。31丁母回忆录，第2 7 2、2 5 8、2 9 6 页。32有关晚清女性“嗜学随妊”举动的整理和分析参见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6 年，第2 5 一2 6 页。33杨联芬：“娜拉”走后：弃儿创伤与解放的误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6 年第5期；张凌江：扭曲的母神一一现代女作家“拒绝4、5 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哈尔滨：光华书店，1948年，第3 2 页；第1 9 2 页。6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日报1979年7 月1 8 日。7一2 4 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哈尔滨：光华书店，1 9 4 8 年，第1 一2 页；第1 6 3 页；第1 6 6 页；第2 9 一3 1 页；第2 1 0 页；第2 1 1 页；第2 1 6 页；第221页；第5 9 页；第6 0 页；第2 2 0 页；第3 2 5 页；第3 1 0 页；第2 2 1 页；第1 8 4 页；第1 8 8 页；第3 2 3页；第3 2 3 页。25丁玲：在旅大小平岛苏军疗养院的一次讲话，丁玲文集第9 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 9 9 5 年，第7 2 页。26丁玲：一点经验，文艺学习1 9 5 5 年第2 期。27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哈尔滨：光华书店，1948年，第3 5 6 页。28钱理群：1 9 4 8：天地玄黄，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1 8 7 一1 8 8 页。29许杰：论桑干河上小说月刊1 9 4 9 年3 卷2 期。30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 9 5 2 年第1 0 号。31参见袁红涛：“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一一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 期。32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日报1979年7 月1 8 日。33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文艺报1 9 5 3 年第2 0 号。34程凯：“深人生活”的难题一一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