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pdf

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减雷振徐榕摘要：研究者在因果机制分析中常运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尝试实现对“因”何以致“果”的系统阐释。但“故事”与“案例”的差异、“叙述”与“论证”的混淆、“个例”与“通则”的区隔以及“微观”与“宏观”的断裂，共同阻滞着社会科学研究从经验事实转向科学因果，矮化了案例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弱化了案例研究方法在因果机制探索中的成效。在案例研究中，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挖掘具体包括如下环节：通过从经验事实中拆解核心事件，实现离散事实的系统化串联，促进不规则经验事实向规范的“典型过程”转化，从而形成基础机制命题；借助差异化过程比较实现非必要因素剔除和竞争性因素排除，提升因果机制的内部效度；依托情境和结构的关联分析进一步凝练科学因果，增强其外部效度，最终形成基于经验事实挖掘科学因果的操作化路径。关键词：经验事实；因果机制；过程；案例研究；研究方法中图分类号：C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 2 5 7-5 8 3 3（2 0 2 3）0 7-0 0 12-15作者简介：臧雷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徐榕，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引言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推进，传统研究中侧重单一研究对象（X或Y）的讨论，转向了对不同研究对象之间（X和Y）关联的探索。研究方法的发展使得这种探索又从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转入到因果性分析。因果性分析既包括因果关系的界定，即X是否为Y的原因，又包括因果机制的厘清，即明确X何以导致Y的过程。如波普尔所言，相较于获得充分原因（X、X2、X，等均为Y的原因），人们更希望得到的是造成结果的连续性“因果链条”，这也是为什么好的社会科学解释要求详细说明因果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对经验事实的深刻理解。同样，在国家治理中，从调查研究所获经验事实中凝练因果机制，能促进循证政策实践，加快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果机制探索和案例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当前，借助案例研究方法实现对机制“过*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演化与前沿探索研究”（项目编号：2 0 AZZ002）的研究成果。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7 页。1John Gerring,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2,2004,pp.341-3513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程”覆盖与挖掘的优势逐渐凸显。所谓“过程”，即所关注的经验事实从原因到结果的发展中，在关键行动者的特性及其能动行为影响下，形成有先后顺序、有逻辑关联的事件序列。通过对“过程”的剖析，可以系统解释X何以导致Y。但，案例研究方法借助“过程”提炼因果机制，也面临着挑战。如，对“过程”的研究，既面临着经验事实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挑战，还面临“还原论立场”的质疑，即社会现象被还原到基于心理动机、生理动机的微观解释，遮蔽了结构性或情境性因素，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这主要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经验事实”并不直接等同于研究中可用于挖掘因果机制的“过程”，前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难以直接进行科学比较和证伪。而当案例研究仅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复现，即使对经验事实的还原再生动、详尽，研究依然是以“案例为中心”（casecentered），没有做到“以理论为中心”（theory centered），研究中所形成观点难以促进一般理论的发展，对此案例的解释难以推广到彼案例，这就极大削弱了案例研究贡献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效果。如何从经验事实中凝练规范的、可证伪的科学表述的机制，影响着案例研究方法的推广和使用。2023年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倡导调查研究这一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如何将调查研究获得的经验事实转化为科学的因果，促进科学决策与治理能力提升，也需要科学方法论的引导。本文将聚焦如何将“经验事实”转化为“规范过程”，进而迈向“科学因果”，并给出操作化方案，实现案例研究方法科学性与有效性的提升。一、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究：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与挑战综合学者对机制定义的讨论，本文将因果机制定义为“在某些限制条件下，能够使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复现的核心要素的规律组合”，其核心目标是贡献于理论的构建、检验或修正。近些年来，因果机制分析中诸多新引进方法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这成为方法论学者关注的焦点。如，实验方法通过随机分配消减内生性以检验假定因果关系，但只能确定特定的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的共变关系，难以解释从X到Y的具体作用路径。加上社会科学中被研究的机制经常由模糊和抽象的概念组成，一些概念难以操作化，进一步限制了基于变量的统计方法作用的发挥，关注有限变量难以呈现由因到果的完整过程。相比之下，传统的案例研究方法立足于对经验事实的充分把握，依然可以对研究对象复杂过程和机制进行深人剖析，案例研究方法中的过程追踪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超越仅确定独立变量（X）和结果（Y）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因果机制的唯一方法。6Ingo Rohlfing,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An Integrative Framework,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2.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s:/ an effect is produced ora purposeis accomplished）作为机制最核心或最基础的定义，将其他含义（如机制应是依赖情境的解释、通用的解释、微观层面的解释等）视为围绕该核心概念的论点，在一些研究情境下，是真实存在的。格林对机制的定义一定程度上相近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运用。在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和库恩的科学革命学说的启发下，拉卡托斯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科学研究纲领”。所谓研究纲领，是一个由“硬核”和“保护带”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硬核”是不容反驳和改变的、稳定而确定的基本理论。“保护带”则由可以随时调整与改变，以应付反常情况的辅助性假设和应用理论构成。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格林将“产生效果或达到目的的途径或过程”作为机制的“硬核”，其他含义则作为环绕硬核的保护带”。参见 John Gerring,“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Thinking Inside the Box,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1,2008,pp.161-179；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5 年。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2 0 年，第2 页。14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当然，案例研究方法被用于剖析因果机制也面临挑战。如，研究者所面对的经验事实与最终要提炼的因果机制间难以形成直接关联。对经验现象发生过程进行细致观察的目标在于拉近研究者同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机制之间的距离，然而，实际上大部分案例研究过度聚焦于对经验现象的深人描绘或形成引人人胜的故事，没能从中靠近因果机制以贡献有效的知识增量，这与案例分析目标背道而驰。即使最终因果机制的解释中可能会包含案例关键时刻与特定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果机制就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和复现。这意味着，上述案例研究中经验事实与因果机制间出现了分隔，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故事”与“案例”的差异。经验事实即所谓的“故事”，具有明显的“不规则性”，自身存在着多个主体的复杂互动，包含大量各不相同的“噪声事件”（需要识别和剔除的、不会影响结果的事件），各种规律、制度、原则潜藏在看似不确定、随意的行动之下。由于“故事”的可比较性与可证伪性均较低，不同的“故事”间难以直接进行科学规范的比较，其分析过程难以规范操作和复现。而“案例”则蕴含着较清晰的从原因到结果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关键节点的规范组合，“案例”中所呈现的程序性过程与连接因果的中间环节均具有确定性，可作为不同案例间比较的基础和证伪的切人点，也可为其他研究者操作复现提供条件。“故事”与“案例”的差异，造成经验事实难以直接关联因果机制，而传统案例分析话语中所谓“讲好一个故事”，则可能进一步矮化案例研究方法的理论特性，弱化案例研究方法在因果机制探索中的成效。二是“叙述”与“论证”的混淆。案例研究中故事“叙述”与因果机制“论证”的混淆体现在：一方面，案例研究为了提升叙事生动性和完整性，过度注重对经验事实细节的还原。但解释性描述（e x p l a n a t o r y d e s c r i p t i o n）并不等同于因果分析，后者是要找出某一现象特定的“因”。另一方面，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叙述”的逻辑自洽作为因果机制存在的核心证据，这其实难以证明所预期的特定之“因”造成案例结果的出现。构建因果理论的规则之一是要“构建出能被证伪的理论”，仅依靠逻辑自洽的“叙述”，难以说明其他未呈现的要素不是导致由因到果的关键。其他学者也难以运用复制研究对逻辑自洽的“叙述”进行检验和证伪，以评估其解释力强弱，或难以将此作为基础实现进一步的知识生产，这就限制了知识生产的连续性。三是“个例”与“通则”的区隔。自然科学中的法则在非控制的自然状态下总能体现，而机制则只能在高度控制下（如控制实验）才能充分体现，即机制是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则。法则和机制的区别仅在于非控制自然状态下能够成立的程度。社会科学中的机制强调一系列主体和行为的组合能够“规律性地产生某个特定结果”。出于对社会科学独特性的考量，学者们认为机制因果优于自然状态下的覆盖率因果（强调解释的稳定性，现象的可复现），因果机制可以更好地解释X导致Y的具体逻辑，同时放宽对机制的确定性要求。但这种“超越”覆盖率因果、强调对单一事件的有效解释，并不能以对外部效度的过多栖牲为代价。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之一是必然联系（necessary connection），因果现象相伴而生，有其因必有其果。如果通过对过程的挖掘生成了关于因果机制的新解释，但这种解释却不具有可推广性，那么，这种知识生产的外部效度将大受挑战。区别于大样本研究，如何在案例研究中借助“个例”探究通则性的机制？如何评估为使所呈现的故事具有逻辑自洽性，对现象中实际包含的要素进行取舍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如何避免为了论证所预期的因果命题，选择并不典型的案例而导致“案例选择偏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呕需研究者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 0 11年第3 期。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 0 18 年第8 期。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 0 14 年，第96 一97 页。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2 0 2 0 年第2 期。4彼得赫斯特洛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陈云松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10 年，第2 7 页。6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 0 12 年第1期。Barbara Geddes,“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Analysis,Vol.2,1990,pp.131-150.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建构跨越“个例”与“通则”的方法论操作桥梁。四是“微观”与“宏观”的断裂。“还原主义”质疑从经验事实凝练因果机制的案例研究方法。以过程追踪方法为例，其被学者认为大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一种努力，以揭示问题现象的微观基础”。前文指出对案例细节描述可能被质疑是一种聚焦于微观还原主义的解释，不仅难以同宏观的结构与情境建立联系，反而导致微观与宏观的断裂。从个体层面描述潜在机制是否有助于改善社会层面的宏观解释，也是机制解释要回应的质疑。由于个体层面的机制可能使社会科学还原到基于纯粹的个体心理与生理动机的阐释，从而削弱方法的自主性，仅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忽视使能动性成为可能的结构背景，导致失去大局（losingthebigpicture），是需要避免的问题。上述四组关系中的矛盾，共同造成了经验事实与科学因果间的分隔，削弱案例研究方法挖掘因果机制的信度与效度。下文将系统阐述如何将案例中的“经验事实”转化为规范性的“过程”，以提升研究信度；如何进行科学的案例选择与比较，以及如何引人情境性和结构性因素，从而提升研究的效度。混沌现实的清晰化：经验事实拆解案例分析中通过经验事实提炼规范性的过程主要借助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经验事实拆解，即将所关注经验事实拆解为若干核心事件（节点）。一组事件（节点）以一定的顺序出现，构成了一个完整过程，从而使混沌的事实清晰化。二是经验事实再串联，即关注什么生成或串联了经验事实中的一系列核心事件（节点），其着眼于案例的核心线索以使离散的事实系统化。如此，实现从“故事”向“案例”的转化，避免对经验事实的“叙述”遮蔽“论证”的过程。（一）经验事实拆解：过程包括什么在经验事实拆解中，研究者不是分析X，Y的多个实例（大规模跨案例研究风格），而是分析XX,X，X4 Y的单个实例（类似于侦探工作）。关键是要找到其中关联原因和结果的核心事件，从而将混沌的经验事实清晰化为由事件组成的过程，构建连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链”，并详细分析每个环节。当经验事实的复杂性较低时，可以认为“过程=事件1十事件2+事件n”。即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或事件发生链，将经验事实拆解为事件，探索一个事件如何引发另一个事件。如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一书中，查尔斯蒂利视人际交易为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在他对社会与政治过程交易的描述与解释中把社会场所之间的互动作为起点，把场所之中的事件及其持久特征看作是互动的结果，通过挑选具有显著特征的片段、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力求找出循环出现的机制，以解释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再如，间断均衡理论会寻找导致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像外生的重大事件、政党轮替、领导层变更、政策倡导联盟活跃度等，从而实现对政策变迁现象的解释。当然，若经验事实复杂程度较高，可能难以直接拆分为具体事件。查尔斯蒂利提出“过程一机制一事件”的三层次法来处理，其中，“事件是由社会生活有边界的数据流（bounded stream）所建构”，机制由一类界定的事件类别所组成，而经常发生的机制组合或序列则形成过程。此时可以认为“过程=机制1+机制2+机制n，而“机制=事件1+事件2+.+事件n”。Daniel Little,“Causal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4,Supplement,1995,pp.31-56.2Stale Gundersen,“Mechanism-based Explanations versus Autonomy in the Social Sciences,Sociological Bulletin,Vol.67,No.l,2018,pp.35-50.Jeffrey Checkel,Tracing Causal Mechanism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8,No.2,2006,pp.362-370.约翰吉尔林：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黄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12 8 页。45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 0 12 年第1期。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 0 0 8 年，第16 页。机制可以有多个层次，此处的机制处于较低的层次，是构成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结论的最终高阶因果机制。8Charles Tilly,“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No.1,2001,pp.79-95.16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2023年第7 期社会科学（二）拆解经验事实以构建过程中的核心关切将经验事实拆解为一连串核心事件从而构建规范性的过程中，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求，或者说从以下三方面评判拆解经验事实构建过程是否成功：一是事件之间的连贯性。事件的顺序对挖掘因果机制非常重要，在明确构成过程的关键事件的同时，还要努力厘清不同事件的发生顺序，因为定性“过程”的目的是推进对经验现象如何随时间展开的理论解释，必须超越概念上的连贯性，阐明时间上的连贯性。如果每个事件都逻辑地导向下一个事件，通过详细研究每一个联系间的因果逻辑，就能迈向整体的因果机制。当然，这区别于自然科学中机制的稳定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事件顺序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不同要素间的顺序可能发生变动。同时，对顺序的把握也需避免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即不能仅根据要素发生的时间前后就确定其因果联系。二是事件链的完整性。拆解经验事实中的核心事件从而建构科学规范的过程，需要保证所有的核心事件均能被把握，即事件链必须完整。瓦尔德纳强调了“完整性标准”（completenessstandard)：基于因果图，各节点及其连接方式足以共同得到结果；基于“事件一历史”图，每个特定案例研究中事件与因果图中节点间要建立对应关系；因果图中节点与其后因果机制的理论陈述及案例分析，足以推断事件实际上是由相关机制产生。但是，在串联事件及其顺序以构建完整过程时，确实可能存在部分环节信息不完整的问题，此种情况下，部分环节的信息缺失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的建构必然失败。有学者提出弥补“缺失”的三种方案，即将数据生成过程置于特定情境之中（c o n t e x t u a l i z e t h e d a t a g e n e r a t i o n p r o c e s s）、机制的间接测试（indirect tests of mechanisms）、详述因果链中的步骤的分析状态（specify the analytical status of steps in thecausal chain），在保持较高标准机制界定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缩小信息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此外，为了追求事件叙述的便利，研究者可能会选择对一个时间跨度较短、便于在研究成果中还原的经验事实进行研究。但事件链完整性的要求则须适度延长时间线，从而实现短期现象与长远趋势的结合。时间线的延长，可以避免忽略短期现象发生前的重要因素所致的过程不完整。当然，事件链也不能过度延长，否则可能出现“无限倒退”（infiniteregress）问题。4三是关键节点在过程中的重要性。拆解经验事实时，需要剔除一些“噪声事件”，以尽可能简化过程的核心架构，保证所拆解出的事件均能产生实质影响。霍根等指出：“一个关键节点是一个事件，在此之前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性，但在此之后这些可能性将永远消失，这取决于所选择的路径。”或者说，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或一个选择出现与否，应该能导致不同结果。如果没有替代结果，甚至可以认为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事件。以此为标准，一些从经验事实中拆解出的看似重要的事件，实际并非关键节点。如，在对政策变迁过程的研究中就容易存在对“关键节点”概念的滥用。如何识别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件？一方面，我们以事件是否具有“改变”的力量为标准。如1Hans Berends,Fleur Deken,“Composing Qualitative Process Research,Strategic Organization,Vol.19,No.1,2021,pp.134-146.David Waldner,“What Makes Process Tracing Good?Causal Mechanisms,Causal Inference,and the Completeness Standard inComparative Politics,in Andrew Bennett,Jeffrey Checkel(eds.),Process Tracing: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26-152.Ezequiel Gonzalez-Ocantos,Jody LaPorte,“Process Tracing and the Problem of Missing Data,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Vol.50,No.3,2021,pp.1407-1435.“无限倒退”（infiniteregress），即无休止地寻找某一事件的前因，这反而可能会遮蔽一些关键节点的重要性，或者最终倒退回非重要的原因，从而影响我们对因果机制的挖掘。研究者所提出的关键前因停止规则、数据不足停止规则、关键节点停止规则、必要和充分原因停止规则、机制停止规则等可帮助我们控制事件链的恰当长度，应对这一问题。具体参见AjayVerghese,“The Problem of Infinite Regress:A Stopping Rules Approach,Sociological Theory,Vol.41,No.1,2023,pp.27-55John Hogan,Michael Howlett,Mary Murphy,“Re-think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s a Policy Punctuation:COVID-19 as aPath-clearing Policy Accelerator,Policy and Society,Vol.41,No.1,2022,pp.40-52.Jacob Ricks,Amy Liu,“Process-tracing Research Designs:A Practical Guide,PS: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Vol.51,No.4,2018,pp.842-846.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社会科学2023年第7 期在对时间性加以概念化时，休厄尔确定了“事件性（eventful）时间”，即认为偶然事件决定了历史进程。他指出，偶然事件具有“改变”的力量，不仅改变社会关系的表层，甚至还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核心；偶然事件会引发结构的转型，会产生作为现有结构变形的新结构。所以，事件是否引发了结构转型，可以帮助我们评判事件的关键程度。另一方面，前述时间线的延长同样可服务于检验事件的重要性。当时间线延长后，一些看似重要的事件可能变得不重要，一些看似改变了后续过程的重要事件，其实质可能只是对短期过程有重大影响，而并没有改变更长期过程的发展趋势。因此，充分考量长期趋势，可以更好识别和捕捉有突出意义的过程组成部分，发现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避免研究者过度聚焦于捕捉经验事实中一些小的经验片段（small empiricalvignettes），而忽视为潜在科学因果提供强有力证据的核心要件。综上，通过拆解出经验事实中的核心事件，从而将混沌的事实清晰化，可以有效地解答“过程包括什么”，同时基于事件间连贯性、事件链完整性、关键节点在过程中的重要性三条标准检验拆解的有效与否，可以为将经验事实转化为规范过程提供方法支撑。三、高离散事实的系统化：经验事实再串联仅从经验事实中拆解若干核心事件是不足的，甚至可能使本该致力于破解“黑箱”的因果机制探索制造更多“黑箱”。奥普警示我们，基于机制解释带来的困难是，发现的机制越多，产生的新黑箱也越多，解释就越不令人满意。如图1，中只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黑箱（XY），而中则可能有两个（XI和IY）。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对不同的事件（节点）的串联，找到贯穿经验事实的关键线索，在过程的构建中实现“离散事实的系统化串联”。XY（一个黑箱）XY（两个黑箱）2图1因果黑箱的增多示意找寻关键线索的要点在于对发挥重要作用的“行动者”（或更广泛意义的实体，substantiality）及其特征与行为的深入挖掘。一些学者在定义因果机制时，强调行动者及其特征与行为对机制形成的核心意义。赫斯特洛姆认为“机制性解释”的核心思想是，把解释的方法定位为寻找和确认一系列相互关联进而导致某种被解释现象的主体（entities）和行为（activities），如行动者和他们的行动。瓦尔德纳则强调因果机制是具有改变其环境能力的行动者或实体，因为它拥有不变的属性，在特定的情境中，传输物理力或信息来影响其他行动者或实体的行为。“过程理论”强调：如果一个过程与另一个过程交换一个守恒量，则两个过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果的。如，当我们向窗户扔一块石头时，我们的手臂首先将一个守恒的量，即能量转移到石头上，石头又将能量转移到窗户上，由于能量交换而窗户破碎。我们不仅要关注“手臂扔石头一石头飞出一石头击中窗户一窗户破碎”的完整环节，更要关注作为线索而贯穿整个过程的“能量传递”。因此，向机制的有效靠近需要瞄准贯穿经验事实的关键行动者：一方面发现行动者或其某类特征如何作为贯穿过程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需要把握行动者创造过程的能动性。挖掘串联经验事实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壁、费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 0 12 年，第94 一95 页。1Karl-Dieter Opp,“Explanations by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Problems,Advantages and Alternatives,Mind&2Society,Vol.4,No.2,2005,pp.163-178.彼得赫斯特洛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第2 页。David Waldner,“Process Tracing and Causal Mechanisms,in Harold Kincaid(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ocial4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65-84.Ingo Rohlfing,Christina Isabel Zuber,Check Your Truth Conditions!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ies ofCaus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s for Causal Inference,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Vol.50,No.4,2021,pp.1623-1659.18的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2023年第7 期社会科学建事件的过程再组织起来时，需从如下两方面出发：关键线索，从而将包含多个关键事件的过程再组织（一）对行动者的科学选择及其能动性的把握丰满的经验事实中必然包含多样的行动者，但不同行动者对经验事实的形成、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或对不同行动者的关注可能意味着对经验事实的差异性解读。因此，组织和串联过程的第一步即是对“核心行动者”的选择，这可能对过程的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资源动员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时认为，西方政府精英引导并发动黑人民权运动，而麦克亚当则指出，黑人社区内部的黑人教会、黑人大学以及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等内生组织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组织推动力。正是对行动者的差异性选择，导致二者所关注社会运动过程的巨大差异。选择关注的核心行动者后，则需挖掘其能动性。行动者推动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发展，机制的一部分是实体和行为的结合，若因果过程仅被简化成从一个事件连接至下一个事件的“因果箭头”，则会忽视行为的过程意义，因此，需要分析所关注的行动者如何能动性地组织和串联过程。这也契合于因果机制对能动性的强调，允许有自由意志个体的不确定行动对过程发展发挥实际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实验方法（对样本施加可控的干预）的补充，实验方法在研究因果关系时希望克服研究对象自主行为难以预料的干扰（破解“遵从性问题”），对行动者能动性的挖掘为研究对象提供了较大的行动空间，更好地实现案例研究对象的自我呈现。（二）明确行动者特征行动者特征的稳定性可以作为线索串联事件，这与机制解释核心路径之一“实体标准”密切相关，其强调在研究中确定实体（行动者）的本质属性和趋势，而经验结果则是这些实体与世界其他属性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如，尊严是人的一种属性，在不同情境中得到不同实现，当其受到某些文化和结构力量的触发时，会转换为具体的（如国家）道德秩序。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抗争的研究中指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民所持有的道义经济观是导致农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核心元素，他对农民生存与抗争过程的把握，始终离不开对农民道义特征的部析。对行动者不变特征的关注是为了实现对过程因果“变与不变”的兼顾。案例研究对过程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延续经验事实的动态性，充分挖掘行动者能动性，通过时间维度呈现过程中的“变”，服务于对“动力因”的挖掘。另一方面，对不变特征的关注实现其作为线索贯穿所建构的过程，成为解释过程何以重复的基础。此外，虽然持续变动的经验事实存在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但大量事实中实际潜藏着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要素。如，社会运动看似充满着“变”的可能，但不同运动中也会表现出近似于制度化的特征，其发生节点、抗争手段、功能发挥均内嵌于社会制度之中，因此，在“变”与“不变”间的平衡是从经验事实中挖掘线索以组织过程中的重要考量。以上我们系统阐述了将经验事实转化为规范性“过程”的具体步骤与关键要求：一是“核心事件拆解与过程建构”；二是“关键线索挖掘与过程再组织”。而且，研究者还可基于所挖掘过程中的核心事件，核心线索中行动者及其特征、能动性等元素对过程进行概念化，而非借助当前诸多机制解释中频繁使用的“扩散”“转换”等词语对过程进行概括。因为机制的最根本内涵是“产生效果或达到目的的途径或过程”，当我们完成经验事实向规范性过程的转化后，可以认为把握了造成社会事实的最基础“机制”。对规范过程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归纳建立基本的因果命题，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机制已经实现了对最终科学因果挖掘，因为过程的叙述并不等于因果分析，“叙述”与“论证”混淆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同时，需保障这一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于特殊个案，还能够得到复现（即破解“个例一通则”的区隔）。下文将围绕这些议题进一步讨论。Doug McAdam,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Derek Beach,Its all about Mechanisms-What Process-tracing Case Studies Should be Tracing,New Political Economy,2Vol.21,No.5,2016,pp.463-472.3Natalie B.Aviles,Isaac Ariail Reed,Ratio via Machina:Three Standards of Mechanistic Explanation in Sociology,SociologicalMethods&Research,Vol.46,No.4,2017,pp.715-738.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13 年。19从经验事实到科学因果：基于过程的因果机制探索2023年第7 期社会科学四、经验事实的因果挖掘：基于差异过程比较“做减法”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拆分和对拆分后的事实进行再组织串联，将其转化为规范的“过程”，有利于弥合“故事”到“案例”的断裂，并部分解决“叙述”与“论证”的混淆，从而获得基础“机制”，尝试建立基本的因果命题，但科学因果的有效提炼尚未结束。第一，单一过程难以实现结论的可证伪性，我们难以在一个过程内证明所提炼的核心事件或核心行动者确为造成研究对象最终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第二，因果解释的有效性需要通过比较呈现，在单一案例中我们难以有效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从而证明自身所挖掘因果解释的价值。这也是造成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挖掘因果机制中“叙述”与“论证”混淆、“个例”与“通则”区隔的原因，使因果解释力受到质疑。单一因果过程研究的局限，使通过多过程比较以进一步挖掘和检验科学因果受到重视，研究者越发强调应观察不止一个关于因果过程的实例。在多个过程间的比较中，基于演绎的认识论，对规范过程中所挖掘的基础机制或者说可能的因果命题进行科学检验，分析其局限和条件。但部分研究仅具有比较的意识，实践中常存在比较失灵或比较不当，而科学的多过程比较才能实现从作为模糊意识的比较到作为方法比较的转变。相对于“不规则”的经验事实，规范过程中的核心事件及构成核心线索的行动者特征和其能动性，可成为对多过程进行科学选择和科学比较的依据，从而为基于过程挖掘和检验科学因果提供支持。（一）“做减法”与因果机制优化随着实地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者可从田野和文献中比较全面而充分地掌握经验事实。但获得充分的经验资料，即使是其他研究者都没有发现的隐匿事实，仍然可能无助于研究者更有效提炼因果机制，甚至研究者可能会因不舍得剔除非必要信息而被案例“绑架”，使研究从同理论的对话倒退成对经验的陈述。进行多案例间比较的关键在于对基本因果命题“做减法”，这就需要遵循社会科学所提倡的奥卡姆剃刀原理一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是在历时性的纵向维度上对基础机制命题的简化，排除基础机制命题中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出现的非必要事件，或某一行动者及其所具有的某种特性。建立于理论基础上的、更简单的因果链条更具有竞争力，这并非意味着研究者视野的狭隘或资料的不丰富，而是体现研究者对理论的核心关切与核心立场。二是在共时性横向维度上排除同时存在的非必要元素，这可以帮助我们排除竞争性假设，证明从经验事实中所挖掘的因果命题的有效性。之后，研究者在核心事件与核心线索确认引致预期结果的基础机制命题之外，主要选择两类差异过程：第一类是某些核心事件未出现或行动者特征不一致（或行动者能动性不一致），但也出现预期结果的过程（I类差异过程），其有助于帮助我们辨析哪些是必要的因果条件，即，将某一核心要素若没有（if not）出现作为反事实，在过程的比较中考察其影响，从而确定某一要素对关联因果过程的必要性。此外，还可以将构成核心线索的行动者的特征、能动性如果不存在作为反事实，比较由其所致的过程差异。第二类是包含了基于其他竞争性理论和竞争性假设中的因素（事件或行动者及其特性），但缺失典型案例中的核心因素则结果未出现的案例。此类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其他竞争性的因果机制命题，发现研究中的核心事件（线索）是造成结果的更为必要的原因。即如果研究者所认为的某一要素不存在，即使竞争性要素存在，因果过程也无法建立。如，有Christine Trampusch,Bruno 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