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隐喻”到“情感动员”——《黄河大合唱》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pdf

在全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时代背景下,黄河大合唱充分发挥音乐作品的感召力量,重新发现“黄河”这一民族隐喻,借助音乐符号的象征作用实现了音乐的政治表达。借助政治权威的认可,“保卫黄河”这一短促有力的号召响彻整个中国。同时,黄河大合唱对“民族形式”的创造与发明也形塑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新中国。从文本化经典到历史性经典,文艺制度的运作固然不可或缺,但黄河大合唱自身的艺术价值更具“先在”的规定性。黄河大合唱跳出了同时期救亡歌曲“质”与“量”不平衡的窠臼,被一代代中国人反复吟唱与歌咏,在彰显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的同时也构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关键词:黄河大合唱;“歌咏”;意识形态;情感动员作者简介:杨妮,延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引言1939 年 3 月,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歌咏之城 延安诞生。1939 年 4 月13 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公演,引起延安各界的强烈反响,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的一致称赞。此后,“凡是有人到延安参观、学习合唱,必唱黄河大合唱”1。在此之前,九一八纪念歌曲等抗战歌曲由于重复出现“起来”“打倒”等词语,造成了受众的审美疲劳,歌曲的政治动员功能显现出疲乏态势。缺乏鲜明的意向,概念化、公式化,脱离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情感需求是当时抗战歌曲普遍存在的问题。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叙事主体,生动自然地向人们揭示了抗争、动员、诉苦等主题。“这种自然的隐喻不仅消除了以往口号歌曲的生硬感,而且增添了天然的合法性和感召力。”2黄河大合唱超越了旧有的形式和内容,成为重构中华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文本。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究黄河大合唱在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音乐的象征、动员与认同等政治功能,建构革命意识形态,实现“保卫黄河”的情感动员。二、黄河:“民族隐喻”的全新载体“在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中,充分利用话语资源、夺取话语权并展开积极的话语实践,日益成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1935 年起,国民党每年祭祀黄帝,试图将“黄帝”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符号建构为民族的象征,并以此指称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自此,寻找一个全新的能够树立群体边界、维系群体内部凝聚力的“民族隐喻”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议题。黄河大合唱诞生以前,日本人佐藤弘站在侵略者的立场将黄河视为中国国民性的隐喻,提出黄河为中国带来“五千年水祸”的谬论,宣称黄河为“中国的悲哀”。2 在同时期以黄河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中,黄河也往往以饱受耻辱、伤痕累累的负面形象出现。2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赋予了黄河这一代表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重要文化符码以全新的形象与内涵。“以黄河喻中国 既发明了中国,又发明了黄河。”468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 词作者光未然结合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上行军的感受,将长诗黄河吟改写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53“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510在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文本中,黄河与中华儿女、民族精神等要素联结在一起,成为民族的象征,实现了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符号性建构。在抗战时期,黄河大合唱通过对“黄河”这一民族隐喻的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儿女”515建构出本民族共同的文化想象。个体之间的差异在“保卫黄河”515的民族之声中被暂时搁置,所有人以“我们是黄河的儿女”510的共同身份被请入民族共同体中。延安首演后,“保卫全中国”的响声迅速从陕甘宁边区的窑洞传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精神和意志得以伸张,“黄河”作为文化领导权的符号得以成功建构。三、合唱:“民族形式”的重新定义如果说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文本是建构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那么冼星海的作用,则在于使黄河与中国的双重发明过程具体可感”4。初稿完成后,面对不够“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质疑,冼星海也进行了反复思考与尝试,“我曾经想从昆曲中能找到一些适合民族风格的旋律,但又行不通,古老的曲调不能把黄河的气魄和作者的意图表达出来”6。考虑到词作者歌颂与赞美的创作意图,几经权衡之后,冼星海还是采用了“大合唱”,即康塔塔(cantata)这一大型声乐套曲形式来歌颂黄河。西方音乐的外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相结合的救亡歌曲能否被视作具有“民族形式”的音乐作品?这个问题可以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找到答案。毛泽东在该文中首次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并将其与“中国化”联系起来,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7534。在针对“民族形式”是什么的探讨中,民间立场始终是论争中的核心概念,化用西方声乐套曲形式的黄河大合唱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形式”也存在争议。“民间”一词具有一定的含混性,更多为地域界线所限制,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民族”更接近于地方性的民族性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民族形式”必须在“人民”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毛泽东所提倡的“民族形式”不仅是一个“文艺理论”概念,而且是一个“行为句式的(方案)一种具体的实践”,“民族形式意味着认识上的能动性,具有使惊醒振奋的情感动员功能”。8 因此,以其表现出的鼓舞群众、凝聚共识的效果而言,组织、反映民族呼声的黄河大合唱理应被视为“民族形式”。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抗击敌人的艺术武器,黄河大合唱对“民族形式”的深刻把握与当时的局势密不可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观看黄河大合唱并将其作为接待来宾的重要文艺作品,反映出中共中央对这一音乐作品所表达出的民族情感的认同与称许。四、情感:“意识形态”的激越表达抒情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方式,更是政治运动的重要实现方式。音乐作为流动的艺术,天然具有唤起情感的功能。以此为基础,音乐对情感的激发与唤起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黄河大合唱将人们的抗争精神、激情与音乐符号相结合,把时代精神与情感结构予以艺术性的呈现。黄河大合唱歌咏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与充满希望的新中国三个层次。歌词先是诉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唤起人们对过去繁荣昌盛的历史记忆,再具象化地表达备受压迫的屈辱现实。如,河边对口曲表现了无法还乡的两位劳苦群众在黄河边的对话511-13;黄河怨中女高音饱含悲愤情感从哭诉“黄河啊,你不要呜咽”,到控诉“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算!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还”512-15,层层渲染,逐步推进。黄河大合唱把个体的苦难经历化作民族苦难的隐喻,用历史辉煌与现实苦难的对比将人们对外敌的痛恨以及自强的志向彻底激发,用“怒吼吧,黄河”516的号召将人民的抗战激情推向最高潮。第 2 期杨妮:从“民族隐喻”到“情感动员”黄河大合唱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69 全曲情绪层层推进,把“保卫黄河”515的民族意志传唱至所有听众心中。黄河大合唱对情感的激发与唤起还在于歌与诗的并重。“这是一部诗化的交响大合唱。”9在延安初演的舞台上,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亲自朗诵。抗日救亡时期,朗诵诗与救亡音乐具有共通性。黄河大合唱正是歌与诗相结合的典范之作。黄河大合唱在最大限度地借助音乐符号引发听众情感期待的同时,实现了民族政治话语的情感化表达。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里,黄河大合唱从文本到音乐形式再到音乐编排均契合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抗争意识。情感性群众运动与文艺符号层面的情感话语相辅相成,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唱着“风在吼,马在叫”515,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五、结论黄河大合唱将“黄河”这一意象贯穿歌曲的始终。借助于音乐符号的象征功能,“黄河”从中国之殇转换为向世界发出怒吼的巨人形象,转换为中华民族的隐喻符号。被歌声集结的中华儿女在合唱的集体行动中被请入“中国”这一命运共同体之中。脱胎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合唱”经冼星海的创作在中国的土地上完成了对“新中国”这一全新历史主体的赞颂,成为反映民族呼声的“民族形式”。合唱参与者在充满仪式感的聚集与交流中生成内聚的力量,实现了对民族精神的强有力表达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寻求独立的时代呼声中,黄河大合唱重新发现了“中国”。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中表示,“群众歌曲似乎天生地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歌声更是时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1063。从“民族隐喻”到“情感动员”,黄河大合唱完美融合了政治倾向性和艺术形式美。从音乐本身看,黄河大合唱采取诗朗诵与音乐并重的艺术手段,借鉴西方音乐创造出中国大型声乐作品的巅峰之作。从政治角度看,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传播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典范之作。“声音在建构新的民族国家中与文学、视觉艺术一起,成为潜在的可用于动员的媒介之一。”11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黄河大合唱彰显出音乐同政治互动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参考文献:1 李小莹.严良堃与黄河大合唱N.中国艺术报,2005-08-19(014).2 罗雅琳.古今变奏与文明视野:黄河大合唱的新旧之辨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2):44-55.3 向德彩.革命歌谣中的阶级话语J.浙江学刊,2014(5):121-126.4 李杨.圣咏中国:黄河大合唱与延安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2):94-114.5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 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6 田冲.时代的颂歌:忆星海同志写黄河颂J.人民音乐,1981(3):33-36.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李玮.重新发明“中国”:论 19301940 年代中国的“民族形式”问题J.文艺争鸣,2020(5):124-133.9 苏夏.黄河大合唱的艺术分析J.人民音乐,1998(8):2-5.10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 李萍.图像如何被聆听:对古元 1940 年代几幅木刻作品的声音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2):180-192.(责任编辑周军伟)